第五章 崇奉道教（110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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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2,pp.61–70。
［44］《茅山志》卷二十六，葉11a（《道藏》第5冊，668頁下欄）。
《全宋文》第129冊，187頁；第163冊，398頁；第164冊，44、50、62、73、84、94、111、117、122頁。
《茅山志》卷四，葉2a（《道藏》第5冊，569頁上欄）。
［45］包括鮑菊隐和EdwardDavis在内的一些學者指出，官員和文人往往去學習自己如何施行道教的驅魔儀式，而不是求助于道士。
相比之下，徽宗和大多數外行信徒一樣，都轉向專業人士尋求幫助，而不是親自掌握這些儀式和其他一些技能。
JudithM.Boltz,“NotbytheSealofOfficeAlone:NewWeaponsinBattleswiththeSupernatural.”InReligionandSocietyinT’angandSungChina,EditedbyPatriciaBuckleyEbreyandPeterN.Gregory,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1993,pp.241—305.EdwardL.Davis,SocietyandtheSupernaturalinSongChina,pp.54—66. ［46］水陸法會是一種很受歡迎的佛教超度儀式。
參見EdwardL.Davis,SocietyandtheSupernaturalinSongChina,pp.236—241，以及他引用的相關資料。
［47］《全宋文》第164冊，83—84頁。
《茅山志》卷三，葉15a—b（《道藏》第5冊，567頁中欄）。
這裡提到的歲律可能就是後來的“政和五禮新儀”。
徽宗希望将佛教儀式排除在歲律編纂外的努力将在第九章讨論。
［48］《全宋文》第164冊，84頁。
［49］《全宋文》第129冊，186—187頁。
《茅山志》卷十一，葉13a—b（《道藏》第5冊，605頁中欄）。
［50］IsabelleRobinet,TaoismMeditation:TheMao-shanTraditionofGreatPurity,Albany,NY:SUNYPress,1993,pp.97—117（p.105引用）LiviaKohn,ed.DaoismHandbook,p.201KristoferSchipperandFranciscusVerellen,eds.TheTaoistCanon,pp.1043—1045. ［51］關于道教經典中的圖示，參見Shih-shanSusanHuang（黃士珊）,PicturingtheTrueForm:DaoistVisualCultureinMedievalChina,Cambridge,MA:HarvardAsiaCenter,2012. ［52］《全宋文》第129冊，188頁；第164冊，66、84、85、94、97、101、104、112頁。
［53］《全宋文》第129冊，189—190頁；第166冊，387—388頁。
［54］盡管我不懷疑笪淨之最後呈遞給徽宗的是一份類似于遺囑的奏疏，但并不認為可能有後世的道教曆史學家對這封信作了“修飾”，使之看起來不應由道教為徽宗的奢華承擔任何責任。
［55］《全宋文》第137冊，303—304頁。
《茅山志》卷二十六，葉13b—15b（《道藏》第5冊，669頁下欄至670頁中欄）。
［56］參見EdwardH.Schafer,PacingtheVoid:T’angApproachestotheStar,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7FarzeenBaldrian-Hussein,“AlchemyandSelf-CultivationinLiteraryCircleoftheNorthernSongDynasty—SuShi（1037—1101）andHisTechniquesofSurvival.”CahiersD’ExtremeAsie9（1996—1997）15—53。
［57］蔡絛注意到了這一點，并将宋徽宗與秦始皇、漢武帝進行對比。
（《鐵圍山叢談》卷一，6頁）。
［58］《宋會要輯稿·崇儒六》，葉34b；李麗涼《北宋神霄道士林靈素與神霄運動》，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109—110頁。
［59］《曆世真仙體道通鑒》卷五十一（《道藏》第5冊，394頁下欄至395頁下欄）、卷五十二（《道藏》402頁中、下欄，403頁下欄）。
還有一些也記載于正統的曆史資料中，如《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2143—2144頁。
［60］關于慶祝皇帝誕辰日的風俗，參見PatriciaBuckeleyEbrey,“TheEmperorandtheLocalCommunityintheSongPeriod.”載《中國の曆史世界：統合のシステムと多元的發展》，東京：東京都立大學出版會，2002年；那波利貞《唐代社會文化史研究》，創文社，1974年，28—34頁CharlesDavidBenn,“ReligiousAspectofEmperorHsuan-tsung’sTaoistIdeology.”inBuddhistandDaoistPracticeinMedievalChineseSociety,EditedbyDavidW.Chappell,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1987,pp.136—137StanleyWeinstein,BuddhismundertheT’ang,U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7,pp.54【斯坦利·威斯坦因《唐代佛教》，張煜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MarkHalperin,OutoftheCloister:LiteratiPerspectivesonBuddhisminSungChina,960—1279,Cambridge,MA:HarvardAsiaCenter,2006,pp.130—138汪聖铎《宋代政教關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510—534頁；《冊府元龜》卷二，葉6b—8b。
［61］《冊府元龜》卷二，葉6b—26a朱瑞熙等《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431—433頁。
關于宮廷中精心準備的宴席，參見《東京夢華錄箋注》卷九，225—229頁。
［62］《宋會要輯稿·禮五》，葉15a—b。
關于這一制度，參見竺沙雅章《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82年，83—109頁，尤其是95—97頁。
［63］《宋會要輯稿·禮五》，葉15b—16a、23a—24a。
［64］《宋會要輯稿·禮五》，23b；汪聖铎《宋朝禮與道教》，《國際宋代文化研讨會論文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年，227—228頁。
［65］會稽有一座寺廟和一座道觀。
道觀位于州治以東三裡之處，内設有本命殿（《會稽志》卷七，葉3a）。
在福州，崇甯/天甯寺是一個主要的景點，位于城南的一座山頂上。
（《三山志》卷三十八，葉25a—b[p.8069]）。
新安選擇的寺廟規模也比較大，有一座13層的佛塔，底座是100間殿堂（《新安志》卷三，葉16b—17a）。
四明共有四座崇甯/天甯寺觀：三座是道觀，其中一座位于州治所在地，另兩座分别位于兩個縣城。
（《四明志（延祐）》卷十八，葉30a、38a、38b；卷十六，葉13a）。
關于一座佛教寺廟改建為崇甯寺的故事，參見MarkHalperin,OutoftheCloister:LiteratiPerspectivesonBuddhisminSungChina,960—1279,pp.134—137。
［66］《全宋文》第104冊，34—36頁。
這座道觀位于今浙江滁州。
［67］《宋會要輯稿·禮五七》，葉24a—b。
［68］MichelStrickman,“TheLongestDaoistScripture,”pp.341—342. ［69］《金箓齋投簡儀》卷九，葉1（《道藏》第9冊，133頁下欄）。
PietVanderLoon（龍彼得）,TaoistBooksintheLiberariesofSungPeriod,p.39. ［70］《金箓齋投簡儀》（《道藏》第9冊，133頁上、中欄）KristoferSchipperandFranciscusVerellen,eds.TheTaoistCanon,pp.995—996.唐代劍《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3年，47頁）認為有一部三卷的著作和五部單卷著作，名稱都是以“金箓”開頭，是由張商英負責編纂的，這些典籍都現存于道藏中。
［71］KristoferSchipperandFranciscusVerelleneds.,TheTaoistCanon,p.1039.陳國符《道藏研究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284—285頁。
《道藏》第5冊，765—772頁。
［72］《全宋詩》卷1494,17067頁。
［73］《全宋詩》卷1494,17064—17065頁。
《步虛詞》中有三首詩的翻譯參見PatriciaBuckleyEbrey,“EmperorHuizongasaDaoist”,InstituteofChineseStudiesVisitingProfessorLectureSeries（III）,HongKong:InstituteofChineseStudies,ChineseUniversityofHongKong,pp.47—90。
［74］KristoferSchipper,“AStudyofBuxu（步虛）:TaoistLiturgicalHymnandDance,”inStudiesofDaoistRitualsandMusicofToday,editedbyPen-YehTsaoandDanielP.L.Law,HongKong:TheChineseMusicArchive,ChineseUniversityofHongKong,1989,pp.110,119—120. ［75］須江隆《唐宋期における祠廟の廟額封号の下賜について》，《中國：社會と文化》1994年，119頁。
《宋會要輯稿》中列出的764個廟宇并沒有完全囊括在徽宗在位二十多年間授予廟額的所有神祠。
在十二個碑文提到被授予廟号的神祠中，隻有五個被列入了《宋會要輯稿》。
韓森也發現，《宋會要輯稿》所列湖州的神祠比她從别處得知的數量還要少。
ValerieHansen,ChangingGodsinMedievalChina,1127—1276,pp.79—80. ［76］《宋會要輯稿·禮二十》，葉100b—101a。
［77］《全宋文》第138冊，第319—320頁。
關于可以對《宋會要輯稿》簡短記載進行補充的其他長篇碑文的例子，參見《全宋文》第154冊，279—281頁和《宋會要輯稿·禮二十》，葉121b—122a；《全宋文》第167冊，73—74頁和《宋會要輯稿·禮》二十之七十b；《全宋文》第167冊，75—76頁和《宋會要輯稿·禮二十》，葉25b。
［78］《宋會要輯稿·禮二十》，葉7b。
［79］鄭振滿和丁荷生（KennethDean）《福建宗教碑銘彙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11頁。
關于此碑文的翻譯全文，參見HughR.Clark,“FangLue,‘InscriptionfortheTempleofAuspiciousResponse,’”inHawai’iReaderin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editedbyVictorH.Mair（梅維恒）,NacyS.Steinhardt（夏南悉）,andPaulR.Goldin,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2005,pp.392—98. ［80］《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三》，葉23a。
［81］《宋會要輯稿·禮二十》，葉9b—10a。
韓森列出了一些碑文，其中提到了後來的诏書要求對應當受封的神靈進行系統上報。
ValerieHansen,ChangingGodsinMedievalChina,1127—1276,pp.90—91,n.13. ［82］參見BrianE.McKnight,LawandOrderinSongChina,Cambridge,U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2,pp.75—79。
［83］《禮記》13.9a—b，參照JamesLegge,LiChi,BookofRites,vol.1,HongKong:HongKongUniversityPress,1967,pp.237—238。
［84］《宋會要輯稿·刑法二》，葉48b。
關于中國的摩尼教，參見SamuelN.C.Lieu（劉南強）,ManichaeisminCentralAsiaandChina,Leiden:E.J.Brill,1998。
［85］《宋會要輯稿·刑法二》，葉50a，《禮二〇》，葉14b—15a。
［86］《宋會要輯稿·刑法二》，葉43b—44a。
［87］《宋會要輯稿·刑法二》，葉61b—62a、63b、64a—b。
［44］《茅山志》卷二十六，葉11a（《道藏》第5冊，668頁下欄）。
《全宋文》第129冊，187頁；第163冊，398頁；第164冊，44、50、62、73、84、94、111、117、122頁。
《茅山志》卷四，葉2a（《道藏》第5冊，569頁上欄）。
［45］包括鮑菊隐和EdwardDavis在内的一些學者指出，官員和文人往往去學習自己如何施行道教的驅魔儀式，而不是求助于道士。
相比之下，徽宗和大多數外行信徒一樣，都轉向專業人士尋求幫助，而不是親自掌握這些儀式和其他一些技能。
JudithM.Boltz,“NotbytheSealofOfficeAlone:NewWeaponsinBattleswiththeSupernatural.”InReligionandSocietyinT’angandSungChina,EditedbyPatriciaBuckleyEbreyandPeterN.Gregory,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1993,pp.241—305.EdwardL.Davis,SocietyandtheSupernaturalinSongChina,pp.54—66. ［46］水陸法會是一種很受歡迎的佛教超度儀式。
參見EdwardL.Davis,SocietyandtheSupernaturalinSongChina,pp.236—241，以及他引用的相關資料。
［47］《全宋文》第164冊，83—84頁。
《茅山志》卷三，葉15a—b（《道藏》第5冊，567頁中欄）。
這裡提到的歲律可能就是後來的“政和五禮新儀”。
徽宗希望将佛教儀式排除在歲律編纂外的努力将在第九章讨論。
［48］《全宋文》第164冊，84頁。
［49］《全宋文》第129冊，186—187頁。
《茅山志》卷十一，葉13a—b（《道藏》第5冊，605頁中欄）。
［50］IsabelleRobinet,TaoismMeditation:TheMao-shanTraditionofGreatPurity,Albany,NY:SUNYPress,1993,pp.97—117（p.105引用）LiviaKohn,ed.DaoismHandbook,p.201KristoferSchipperandFranciscusVerellen,eds.TheTaoistCanon,pp.1043—1045. ［51］關于道教經典中的圖示，參見Shih-shanSusanHuang（黃士珊）,PicturingtheTrueForm:DaoistVisualCultureinMedievalChina,Cambridge,MA:HarvardAsiaCenter,2012. ［52］《全宋文》第129冊，188頁；第164冊，66、84、85、94、97、101、104、112頁。
［53］《全宋文》第129冊，189—190頁；第166冊，387—388頁。
［54］盡管我不懷疑笪淨之最後呈遞給徽宗的是一份類似于遺囑的奏疏，但并不認為可能有後世的道教曆史學家對這封信作了“修飾”，使之看起來不應由道教為徽宗的奢華承擔任何責任。
［55］《全宋文》第137冊，303—304頁。
《茅山志》卷二十六，葉13b—15b（《道藏》第5冊，669頁下欄至670頁中欄）。
［56］參見EdwardH.Schafer,PacingtheVoid:T’angApproachestotheStar,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7FarzeenBaldrian-Hussein,“AlchemyandSelf-CultivationinLiteraryCircleoftheNorthernSongDynasty—SuShi（1037—1101）andHisTechniquesofSurvival.”CahiersD’ExtremeAsie9（1996—1997）15—53。
［57］蔡絛注意到了這一點，并将宋徽宗與秦始皇、漢武帝進行對比。
（《鐵圍山叢談》卷一，6頁）。
［58］《宋會要輯稿·崇儒六》，葉34b；李麗涼《北宋神霄道士林靈素與神霄運動》，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109—110頁。
［59］《曆世真仙體道通鑒》卷五十一（《道藏》第5冊，394頁下欄至395頁下欄）、卷五十二（《道藏》402頁中、下欄，403頁下欄）。
還有一些也記載于正統的曆史資料中，如《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2143—2144頁。
［60］關于慶祝皇帝誕辰日的風俗，參見PatriciaBuckeleyEbrey,“TheEmperorandtheLocalCommunityintheSongPeriod.”載《中國の曆史世界：統合のシステムと多元的發展》，東京：東京都立大學出版會，2002年；那波利貞《唐代社會文化史研究》，創文社，1974年，28—34頁CharlesDavidBenn,“ReligiousAspectofEmperorHsuan-tsung’sTaoistIdeology.”inBuddhistandDaoistPracticeinMedievalChineseSociety,EditedbyDavidW.Chappell,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1987,pp.136—137StanleyWeinstein,BuddhismundertheT’ang,U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7,pp.54【斯坦利·威斯坦因《唐代佛教》，張煜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MarkHalperin,OutoftheCloister:LiteratiPerspectivesonBuddhisminSungChina,960—1279,Cambridge,MA:HarvardAsiaCenter,2006,pp.130—138汪聖铎《宋代政教關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510—534頁；《冊府元龜》卷二，葉6b—8b。
［61］《冊府元龜》卷二，葉6b—26a朱瑞熙等《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431—433頁。
關于宮廷中精心準備的宴席，參見《東京夢華錄箋注》卷九，225—229頁。
［62］《宋會要輯稿·禮五》，葉15a—b。
關于這一制度，參見竺沙雅章《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82年，83—109頁，尤其是95—97頁。
［63］《宋會要輯稿·禮五》，葉15b—16a、23a—24a。
［64］《宋會要輯稿·禮五》，23b；汪聖铎《宋朝禮與道教》，《國際宋代文化研讨會論文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年，227—228頁。
［65］會稽有一座寺廟和一座道觀。
道觀位于州治以東三裡之處，内設有本命殿（《會稽志》卷七，葉3a）。
在福州，崇甯/天甯寺是一個主要的景點，位于城南的一座山頂上。
（《三山志》卷三十八，葉25a—b[p.8069]）。
新安選擇的寺廟規模也比較大，有一座13層的佛塔，底座是100間殿堂（《新安志》卷三，葉16b—17a）。
四明共有四座崇甯/天甯寺觀：三座是道觀，其中一座位于州治所在地，另兩座分别位于兩個縣城。
（《四明志（延祐）》卷十八，葉30a、38a、38b；卷十六，葉13a）。
關于一座佛教寺廟改建為崇甯寺的故事，參見MarkHalperin,OutoftheCloister:LiteratiPerspectivesonBuddhisminSungChina,960—1279,pp.134—137。
［66］《全宋文》第104冊，34—36頁。
這座道觀位于今浙江滁州。
［67］《宋會要輯稿·禮五七》，葉24a—b。
［68］MichelStrickman,“TheLongestDaoistScripture,”pp.341—342. ［69］《金箓齋投簡儀》卷九，葉1（《道藏》第9冊，133頁下欄）。
PietVanderLoon（龍彼得）,TaoistBooksintheLiberariesofSungPeriod,p.39. ［70］《金箓齋投簡儀》（《道藏》第9冊，133頁上、中欄）KristoferSchipperandFranciscusVerellen,eds.TheTaoistCanon,pp.995—996.唐代劍《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3年，47頁）認為有一部三卷的著作和五部單卷著作，名稱都是以“金箓”開頭，是由張商英負責編纂的，這些典籍都現存于道藏中。
［71］KristoferSchipperandFranciscusVerelleneds.,TheTaoistCanon,p.1039.陳國符《道藏研究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284—285頁。
《道藏》第5冊，765—772頁。
［72］《全宋詩》卷1494,17067頁。
［73］《全宋詩》卷1494,17064—17065頁。
《步虛詞》中有三首詩的翻譯參見PatriciaBuckleyEbrey,“EmperorHuizongasaDaoist”,InstituteofChineseStudiesVisitingProfessorLectureSeries（III）,HongKong:InstituteofChineseStudies,ChineseUniversityofHongKong,pp.47—90。
［74］KristoferSchipper,“AStudyofBuxu（步虛）:TaoistLiturgicalHymnandDance,”inStudiesofDaoistRitualsandMusicofToday,editedbyPen-YehTsaoandDanielP.L.Law,HongKong:TheChineseMusicArchive,ChineseUniversityofHongKong,1989,pp.110,119—120. ［75］須江隆《唐宋期における祠廟の廟額封号の下賜について》，《中國：社會と文化》1994年，119頁。
《宋會要輯稿》中列出的764個廟宇并沒有完全囊括在徽宗在位二十多年間授予廟額的所有神祠。
在十二個碑文提到被授予廟号的神祠中，隻有五個被列入了《宋會要輯稿》。
韓森也發現，《宋會要輯稿》所列湖州的神祠比她從别處得知的數量還要少。
ValerieHansen,ChangingGodsinMedievalChina,1127—1276,pp.79—80. ［76］《宋會要輯稿·禮二十》，葉100b—101a。
［77］《全宋文》第138冊，第319—320頁。
關于可以對《宋會要輯稿》簡短記載進行補充的其他長篇碑文的例子，參見《全宋文》第154冊，279—281頁和《宋會要輯稿·禮二十》，葉121b—122a；《全宋文》第167冊，73—74頁和《宋會要輯稿·禮》二十之七十b；《全宋文》第167冊，75—76頁和《宋會要輯稿·禮二十》，葉25b。
［78］《宋會要輯稿·禮二十》，葉7b。
［79］鄭振滿和丁荷生（KennethDean）《福建宗教碑銘彙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11頁。
關于此碑文的翻譯全文，參見HughR.Clark,“FangLue,‘InscriptionfortheTempleofAuspiciousResponse,’”inHawai’iReaderin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editedbyVictorH.Mair（梅維恒）,NacyS.Steinhardt（夏南悉）,andPaulR.Goldin,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2005,pp.392—98. ［80］《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三》，葉23a。
［81］《宋會要輯稿·禮二十》，葉9b—10a。
韓森列出了一些碑文，其中提到了後來的诏書要求對應當受封的神靈進行系統上報。
ValerieHansen,ChangingGodsinMedievalChina,1127—1276,pp.90—91,n.13. ［82］參見BrianE.McKnight,LawandOrderinSongChina,Cambridge,U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2,pp.75—79。
［83］《禮記》13.9a—b，參照JamesLegge,LiChi,BookofRites,vol.1,HongKong:HongKongUniversityPress,1967,pp.237—238。
［84］《宋會要輯稿·刑法二》，葉48b。
關于中國的摩尼教，參見SamuelN.C.Lieu（劉南強）,ManichaeisminCentralAsiaandChina,Leiden:E.J.Brill,1998。
［85］《宋會要輯稿·刑法二》，葉50a，《禮二〇》，葉14b—15a。
［86］《宋會要輯稿·刑法二》，葉43b—44a。
［87］《宋會要輯稿·刑法二》，葉61b—62a、63b、64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