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謀求均衡（1101—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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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葉58a。
［39］《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六，656—667頁。
《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八，661—663頁。
［40］《宋史》卷三百四十三，10919頁。
關于在唐代進行祭祀時需要用的器具，參見VictorXiong,Sui-tangChang’an:AStudyintheUrbanHistoryofMedievalChina,pp.146—147。
［41］《宋會要輯稿·輿服一》，葉20a；樂三，葉24a—b。
這些音樂都沒有存世。
關于在這些儀式上演奏的音樂，參見JosephS.C.Lam,“Huizong’sRitualandMusicalInsignia.”JournalofRitualStudies19,no.1,2005,pp.1—18。
［42］《揮麈錄·後錄》卷一，61—63頁。
另參見《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八，661—663頁。
關于大赦，參見《宋朝事實》卷五，79—80頁。
［43］财政收入不足似乎是所有前現代政府的常見問題。
然而，如果與後來的明朝相比，宋朝的處境看起來更加岌岌可危，因為明朝的疆域更廣袤。
參見ScarlettJang,“TheEunuchAgencyDirectorateofCeremonialandtheMingImperialPublishingEnterprise.”inCulture,Courtiers,andCompetition:TheMingCourt（1368–1644）,editedbyDavidM.Robinson,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AsiaCenter,2008,p.122。
［44］關于宋朝政府财務狀況的概覽，參見Hon-chiuWong博士論文,“GovernmentExpendituresinNorthernSungChina,960—1270.”UniversityofPennsylvania,1975RobertHartwell,“TheImperialTreasuries:FinanceandPowerinSongChina.”BulletinofSung-YuanStudies20,1988,pp.18—89PeterGolas,“TheSonFisicalAdministration.”inCambridgeHistoryofChina,editedbyJohnChaffeeandDenisTwichett,即刊；汪聖铎《兩宋财政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ChristianLamouroux,Fiscalité,comptespublicsetpolitiquesfinancièresdanslaChinedesSong（960—1276）:lechapitre179duSongshi,Paris:InstitutdesHautesédutesChinoises,2003,pp.104—120；對中國學者近期關于這一主題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幫助的介紹。
有關财政收入的數字，參見汪聖铎《兩宋财政史》，678—683頁。
關于皇家藏庫，另參見梅原郁《宋代的内藏與左藏——君主獨裁的财庫》；包偉民《宋代的朝廷錢物及其貯存的諸庫務》，《杭州大學學報》1989年第4期，135—143頁；朱鴻《宋代内庫的财政管理述論》，《西北大學學報》1991年第4期，69—74頁。
赫若貝（“TheImperialTreasuries:FinanceandPowerinSongChina”,p.71）提供了1093年的數字，但計量單位是一種理論上的銀公斤（theimaginaryunitofthesilverkilo）。
如果使用第20頁上的兌換比率，兌換後1093年的總收入達132586387貫（已考慮稅收等因素）。
參見《全宋文》第95冊，237—238頁。
關于建造皇家陵墓的費用和在三年一次郊祭上賞賜的禮品開銷，參見RobertHartwell,“TheImperialTreasuries:FinanceandPowerinSongChina”,pp.46-50。
［45］朱瑞熙《宋代的宮廷制度》，64頁。
［46］RobertHartwell,“TheImperialTreasuries:FinanceandPowerinSongChina”,p.71. ［47］《東京夢華錄注》卷一，42—46頁。
周寶珠《宋代開封研究》，189頁。
RobertHartwell,“TheImperialTreasuries:FinanceandPowerinSongChina.”p.23. ［48］《東京夢華錄注》卷一，47頁；RobertHartwell,“TheImperialTreasuries:FinanceandPowerinSongChina.”p.70；《文獻通考》卷二十五，葉244b。
［49］RobertHartwell,“TheImperialTreasuries:FinanceandPowerinSongChina.”pp.28-31. ［50］PeterGolas,“TheSongEconomy:HowBig?”BulletinofSong-YuanStudies20,1988,pp.90-94.RobertHartwell,“TheImperialTreasuries:FinanceandPowerinSongChina.”p.38.（但赫若貝在第60頁上說，到了1069年，皇帝“監管政府總收入大約23%的收入和花費”。
） ［51］RobertHartwell,“TheImperialTreasuries:FinanceandPowerinSongChina.”pp.38,43-48,57,65. ［52］《曾公遺錄》卷九，281、288、303、305、309頁。
《宋史》卷十九，360頁。
［53］《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六，615、626頁。
《宋史》三百五十五，11194頁。
《全宋文》第108冊，341—343頁。
［54］《全宋文》第102冊，388—389頁。
［55］《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七，642頁。
［56］《全宋文》第129冊，64—65頁。
RobertHartwell,“TheImperialTreasuries:FinanceandPowerinSongChina.”pp.36,55,70,72.赫若貝認為将地方上的盈餘轉入内藏庫是很平常的做法。
［57］《全宋文》第129冊，63—68頁。
［58］《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八，650頁。
［59］許将在徽宗朝一直在尚書省任職，直到1104年八月，是當時任期最長的一位大臣，但他似乎很少采取什麼立場。
［60］很多中國曆史學家認為向太後的駕崩能解釋政策為什麼會變化，其中一個原因也許是，人們曆來認為禀性難移。
因此，中國的傳記作家往往會選擇那些看起來基本一緻的事件：一個充滿勇氣的人從小就很勇敢，描述一位貪官不會提到他早年的慷慨。
關于中國的傳記傳統，參見DenisTwitchett（杜希德）,“ChineseBiographicalWriting.”inHistoriansofChinaandJapan,editedbyW.G.BeasleyandE.G.Pulleyblank,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61,pp.95—114；“ProblemsinChineseBiography.”inConfucianPersonalities,editedbyArthurF.WrightandDenisTwichett,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62,pp.24-42；TheWritingofOfficialHistoryundertheT’ang【《唐代官修史籍考》，黃寶華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Cambridge,U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2,pp.62-83。
然而在西方，至少追溯到羅馬時期，關于統治者的傳記就有着非常不同的傳統。
2世紀時，普魯塔克刻畫了複雜的、前後不一緻和性格有缺陷的人物。
他常常通過關注一些瑣碎的行為和不起眼的階段，試圖描述一些重要人物有人性的一面，列舉出改變他們性格的偶發事件，從而說明那些有影響的經曆和轉折點。
後世的歐洲傳記家也汲取并發展了這些傳統。
關于西方的傳記傳統，參見HermioneLee,Biography:AVeryShortIntroduction,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9。
［61］《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2197—2198頁；《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七，639—641頁。
這封信的英文譯文參見PatriciaEbrey,AccumulatingCulture:TheCollectionsofEmperorHuizong,pp.58-59。
［62］關于對陳瓘的贊譽，參見《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十三，葉16a—24a；《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七，葉3a—7b。
毫無疑問，由于明代小說《水浒傳》将陳瓘刻畫為一名品格高尚的谏者形象，使他的名望得到提升，尤其是在第97、100、101、106和108章。
關于道學對宋史編纂的影響，參見CharlesHartman,“BibliographicNotesonSongHistoricalWorks:TopicalNarrativesfromtheLongDraftContiuationoftheComprehensiveMirrorthatAidsAdministration（Hsützu-chiht’ung-chiench’ang-pienchi-shihpen-mo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byYangChung-liang楊仲良andRelatedTexts.”JournalofSung-YuanStudies28,1998,pp.177–200“TheMakingofaVillain:Ch’inKueiandTao-hsueh.”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58,1998,pp.59–146“TheReluctantHistorian:SunTi,ChuHsi,andtheFallofNorthernSung.”T’oungPao89,2003,pp.100–148以及“ATextualHistoryofCaiJing’sBiographyintheSongshi.”inEmperorHuizongandLateNorthernSongChina:ThePoliticsofCultureandtheCultureofPolitics,2006,pp.517–564；LiChoying（李卓穎）andCharlesHartman,“PrimarySourcesforSongHistoryintheCollectedWorksofWuNe.”JournalofSong-YuanStudies41,2011,pp.295–341. ［63］《全宋文》第129冊，62、38頁。
［64］《全宋文》第129冊，45—46頁。
［39］《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六，656—667頁。
《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八，661—663頁。
［40］《宋史》卷三百四十三，10919頁。
關于在唐代進行祭祀時需要用的器具，參見VictorXiong,Sui-tangChang’an:AStudyintheUrbanHistoryofMedievalChina,pp.146—147。
［41］《宋會要輯稿·輿服一》，葉20a；樂三，葉24a—b。
這些音樂都沒有存世。
關于在這些儀式上演奏的音樂，參見JosephS.C.Lam,“Huizong’sRitualandMusicalInsignia.”JournalofRitualStudies19,no.1,2005,pp.1—18。
［42］《揮麈錄·後錄》卷一，61—63頁。
另參見《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八，661—663頁。
關于大赦，參見《宋朝事實》卷五，79—80頁。
［43］财政收入不足似乎是所有前現代政府的常見問題。
然而，如果與後來的明朝相比，宋朝的處境看起來更加岌岌可危，因為明朝的疆域更廣袤。
參見ScarlettJang,“TheEunuchAgencyDirectorateofCeremonialandtheMingImperialPublishingEnterprise.”inCulture,Courtiers,andCompetition:TheMingCourt（1368–1644）,editedbyDavidM.Robinson,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AsiaCenter,2008,p.122。
［44］關于宋朝政府财務狀況的概覽，參見Hon-chiuWong博士論文,“GovernmentExpendituresinNorthernSungChina,960—1270.”UniversityofPennsylvania,1975RobertHartwell,“TheImperialTreasuries:FinanceandPowerinSongChina.”BulletinofSung-YuanStudies20,1988,pp.18—89PeterGolas,“TheSonFisicalAdministration.”inCambridgeHistoryofChina,editedbyJohnChaffeeandDenisTwichett,即刊；汪聖铎《兩宋财政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ChristianLamouroux,Fiscalité,comptespublicsetpolitiquesfinancièresdanslaChinedesSong（960—1276）:lechapitre179duSongshi,Paris:InstitutdesHautesédutesChinoises,2003,pp.104—120；對中國學者近期關于這一主題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幫助的介紹。
有關财政收入的數字，參見汪聖铎《兩宋财政史》，678—683頁。
關于皇家藏庫，另參見梅原郁《宋代的内藏與左藏——君主獨裁的财庫》；包偉民《宋代的朝廷錢物及其貯存的諸庫務》，《杭州大學學報》1989年第4期，135—143頁；朱鴻《宋代内庫的财政管理述論》，《西北大學學報》1991年第4期，69—74頁。
赫若貝（“TheImperialTreasuries:FinanceandPowerinSongChina”,p.71）提供了1093年的數字，但計量單位是一種理論上的銀公斤（theimaginaryunitofthesilverkilo）。
如果使用第20頁上的兌換比率，兌換後1093年的總收入達132586387貫（已考慮稅收等因素）。
參見《全宋文》第95冊，237—238頁。
關于建造皇家陵墓的費用和在三年一次郊祭上賞賜的禮品開銷，參見RobertHartwell,“TheImperialTreasuries:FinanceandPowerinSongChina”,pp.46-50。
［45］朱瑞熙《宋代的宮廷制度》，64頁。
［46］RobertHartwell,“TheImperialTreasuries:FinanceandPowerinSongChina”,p.71. ［47］《東京夢華錄注》卷一，42—46頁。
周寶珠《宋代開封研究》，189頁。
RobertHartwell,“TheImperialTreasuries:FinanceandPowerinSongChina.”p.23. ［48］《東京夢華錄注》卷一，47頁；RobertHartwell,“TheImperialTreasuries:FinanceandPowerinSongChina.”p.70；《文獻通考》卷二十五，葉244b。
［49］RobertHartwell,“TheImperialTreasuries:FinanceandPowerinSongChina.”pp.28-31. ［50］PeterGolas,“TheSongEconomy:HowBig?”BulletinofSong-YuanStudies20,1988,pp.90-94.RobertHartwell,“TheImperialTreasuries:FinanceandPowerinSongChina.”p.38.（但赫若貝在第60頁上說，到了1069年，皇帝“監管政府總收入大約23%的收入和花費”。
） ［51］RobertHartwell,“TheImperialTreasuries:FinanceandPowerinSongChina.”pp.38,43-48,57,65. ［52］《曾公遺錄》卷九，281、288、303、305、309頁。
《宋史》卷十九，360頁。
［53］《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六，615、626頁。
《宋史》三百五十五，11194頁。
《全宋文》第108冊，341—343頁。
［54］《全宋文》第102冊，388—389頁。
［55］《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七，642頁。
［56］《全宋文》第129冊，64—65頁。
RobertHartwell,“TheImperialTreasuries:FinanceandPowerinSongChina.”pp.36,55,70,72.赫若貝認為将地方上的盈餘轉入内藏庫是很平常的做法。
［57］《全宋文》第129冊，63—68頁。
［58］《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八，650頁。
［59］許将在徽宗朝一直在尚書省任職，直到1104年八月，是當時任期最長的一位大臣，但他似乎很少采取什麼立場。
［60］很多中國曆史學家認為向太後的駕崩能解釋政策為什麼會變化，其中一個原因也許是，人們曆來認為禀性難移。
因此，中國的傳記作家往往會選擇那些看起來基本一緻的事件：一個充滿勇氣的人從小就很勇敢，描述一位貪官不會提到他早年的慷慨。
關于中國的傳記傳統，參見DenisTwitchett（杜希德）,“ChineseBiographicalWriting.”inHistoriansofChinaandJapan,editedbyW.G.BeasleyandE.G.Pulleyblank,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61,pp.95—114；“ProblemsinChineseBiography.”inConfucianPersonalities,editedbyArthurF.WrightandDenisTwichett,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62,pp.24-42；TheWritingofOfficialHistoryundertheT’ang【《唐代官修史籍考》，黃寶華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Cambridge,U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2,pp.62-83。
然而在西方，至少追溯到羅馬時期，關于統治者的傳記就有着非常不同的傳統。
2世紀時，普魯塔克刻畫了複雜的、前後不一緻和性格有缺陷的人物。
他常常通過關注一些瑣碎的行為和不起眼的階段，試圖描述一些重要人物有人性的一面，列舉出改變他們性格的偶發事件，從而說明那些有影響的經曆和轉折點。
後世的歐洲傳記家也汲取并發展了這些傳統。
關于西方的傳記傳統，參見HermioneLee,Biography:AVeryShortIntroduction,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9。
［61］《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2197—2198頁；《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七，639—641頁。
這封信的英文譯文參見PatriciaEbrey,AccumulatingCulture:TheCollectionsofEmperorHuizong,pp.58-59。
［62］關于對陳瓘的贊譽，參見《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十三，葉16a—24a；《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七，葉3a—7b。
毫無疑問，由于明代小說《水浒傳》将陳瓘刻畫為一名品格高尚的谏者形象，使他的名望得到提升，尤其是在第97、100、101、106和108章。
關于道學對宋史編纂的影響，參見CharlesHartman,“BibliographicNotesonSongHistoricalWorks:TopicalNarrativesfromtheLongDraftContiuationoftheComprehensiveMirrorthatAidsAdministration（Hsützu-chiht’ung-chiench’ang-pienchi-shihpen-mo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byYangChung-liang楊仲良andRelatedTexts.”JournalofSung-YuanStudies28,1998,pp.177–200“TheMakingofaVillain:Ch’inKueiandTao-hsueh.”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58,1998,pp.59–146“TheReluctantHistorian:SunTi,ChuHsi,andtheFallofNorthernSung.”T’oungPao89,2003,pp.100–148以及“ATextualHistoryofCaiJing’sBiographyintheSongshi.”inEmperorHuizongandLateNorthernSongChina:ThePoliticsofCultureandtheCultureofPolitics,2006,pp.517–564；LiChoying（李卓穎）andCharlesHartman,“PrimarySourcesforSongHistoryintheCollectedWorksofWuNe.”JournalofSong-YuanStudies41,2011,pp.295–341. ［63］《全宋文》第129冊，62、38頁。
［64］《全宋文》第129冊，45—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