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謀求均衡（1101—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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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的主要原因，但與這些學者的觀點不同，我認為原因在于，随着徽宗積累更多的經驗，他的一些想法也慢慢改變了。
試圖為朝廷增加多樣性，并親自管理那些不可避免的黨争，在徽宗看來收效甚微，因此，他逐漸失去了當初那種對政治過程的熱情。
我認為這并不是由于人事上的變動，更有可能是他自己改變了想法。
［60］ 曾布也是這樣認為的。
1101年末，他試圖向弟弟曾肇解釋，徽宗為什麼對哪類官員留在朝廷改變想法。
在較早的一封信中，曾肇表示擔心，“善人端士”都已經離開了朝廷，而取代他們的人大部分曾在改革派手下任職。
曾肇提醒兄長，他之前曾竭力反對章惇和蔡卞等改革派，就不應當期待這些人的追随者現在會與他合作。
因此，如果改革派重新掌權，對于整個曾氏家族将是一場災難。
曾布在回複時強調徽宗真心希望“破朋黨之論”，“調一士類”。
但令徽宗失望的是，保守派不願意妥協，對神宗朝的所有事情仍然一味诋毀。
［61］ 即使認同徽宗已得出結論，将長期對立的兩派努力拉到一起，合作無間，這也是不值得的。
可能仍然有人會問，為什麼徽宗最後選擇了改革派而不是保守派呢。
對此，我認為有必要對比一下蔡京與陳瓘。
在受道學（朱熹的新儒家流派）深刻影響的傳統史學中，陳瓘是這一時期最受尊重的人。
［62］他被視為非常正直的人，始終堅定不移地支持正确的事情。
他任職前兩年呈遞給徽宗的四十多篇奏疏被作為範本保存下來，在本書中，也多次引用這些奏疏——例如反對章惇、蔡卞、蔡京、曾布、安惇和向太後的親戚的奏疏，支持鄒浩和龔夬的奏疏，如何解釋火星之行失常現象警告的奏疏，關于徽宗去弟弟的王府觀看靈芝的錯誤的奏疏，關于計劃擴建景靈宮的錯誤的奏疏，以及關于節儉之必要的奏疏。
還有一些奏疏提出了一般性的建議，其中一份建議徽宗閱讀司馬光的史學巨著《資治通鑒》；他還在一份奏疏中告訴徽宗，漢唐四十多位皇帝中，隻有三位值得效仿：漢文帝、漢宣帝和唐太宗，這三位皇帝都是在年輕時登上皇位，而且都具有令人欽佩的品格：漢文帝為人節儉，宣帝同情百姓，唐太宗善于納谏。
［63］陳瓘還分析了過去數十年的幾次政治逆轉，稱王安石在1076年的隐退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因為從那以後，神宗改變了早年極端的派系鬥争的做法，開始将保守派召回朝中。
因此，如果徽宗真心希望“紹聖”，就應當遵循神宗的最終方向，而不是他開始時的改革計劃。
［64］ 陳瓘的奏疏言辭中肯，文字優美，徽宗似乎很喜歡這個人。
徽宗第一次罷免陳瓘是在1100年十月，主要是因為他批評向太後的親戚，指責向太後把持朝政，從而惹惱了太後。
為了讓陳瓘知道自己仍然很欣賞他，徽宗派人給他送去了一百兩黃金的厚禮。
五個月後，徽宗把他召回京城，但沒有任命他繼續做“言事官”，因此他的奏疏不像以前那麼多了。
但隻要他寫了奏疏，就會直言不諱，措辭激烈。
徽宗為什麼最後會決定甯願與蔡京而不是陳瓘合作呢？從徽宗的角度看，他們二人的重要區别是，蔡京為人很積極，總是告訴徽宗他能做到的事，而陳瓘卻非常消極，更願意指出徽宗不應該去做的事。
陳瓘對大多數帝王的評價都不高，他不希望徽宗花費巨資，哪怕是做好的事情。
蔡京曆來被人诟病，因為他知道如何與徽宗打交道，也知道什麼事情會吸引徽宗，但這一點肯定不完全是缺點。
陳瓘與一些保守派似乎總是缺乏這種基本的人際交往技巧。
盡管陳瓘向徽宗呈遞了大量奏疏，但顯然沒有意識到，徽宗對那些極度誇張的奏疏反應冷淡，甚至對那些用嚴厲措辭譴責别人的奏疏會很生氣。
難道陳瓘不知道，應當根據聽衆的實際情況對信息傳達方式進行調整嗎？換句話說，他是否認為，不能因為皇帝剛剛即位，年輕而富有野心，就用一種不同的說法來講述事實？還有一種不太讨巧的可能性是，陳瓘更在意的是打動保守派同僚，而不是說服徽宗。
不幸的是，蔡京在同一時期的奏疏都沒有存世，因此無法進行直接的對比。
但我們知道，在任命蔡京後不久，徽宗就推出了一些重大的民生和教育措施。
在徽宗宣布任命蔡京之前，兩人似乎就一起讨論過要完成哪些大業。
而且，如果将一個很強勢的官員放在首相的位置，讓他來按照自己認為适當的方式來處理朝政，徽宗就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皇帝職責中的禮儀與文化上了。
徽宗逐漸得出結論，聯合元豐、元祐黨人的政府是行不通的，這一結論所産生的後果将在第四章逐漸顯現，包括在1102年的年中任命蔡京為宰相，以及随後更多采取一些比較獨裁的政策。
［1］《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七，632頁。
［2］《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六，619—620頁。
［3］曾布似乎一直對人們的議論比較敏感。
1100年六月，曾布還沒當上宰相時，從龔原那裡聽說，徽宗跟陳瓘說，他懷疑曾布與宦官劉友端往來密切。
曾布随即追問龔夬、韓忠彥、黃履和他的弟弟曾肇，想了解徽宗的原話是什麼。
《曾公遺錄》卷九，315頁。
《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六，601頁。
［4］《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七，634—636頁。
［5］《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七，635—637頁。
［6］《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七，639頁。
［7］《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八，645—651頁。
［8］《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八，657—658頁。
［9］《宋朝諸臣奏議》卷十一，101—103頁。
關于長久以來勸誡統治者不要沉迷于狩獵的曆史，參見M.Chang2007:45—50和JackChen（陳威）,ThePoeticsofSovereignty:OnEmperorTaizongoftheTangDynasty,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AsiaCenter,2010,pp.35—37。
［10］皇帝在很多社會都被作為替罪羊，參見DeclanQuigley,“Introduction:TheCharacterofKingship.”inTheCharacterofKingship,editedbyDeclanQuigley,Oxford:Berg,2005,pp.1—23。
［11］第六章對這個傳統進行了更多的分析。
［12］《全宋文》第109冊，358頁。
［13］關于這兩次日食，參見《宋會要輯稿·瑞異二》，葉3a—4b。
關于把各種有色氣體解釋為北極光的說法，參見XuZhentao,DavidW.Pankenier,andYaotiaoJiang,EastAsian/Archaeoastronomy:HistoricalRecordsofAstronomicalObservationofChina,JapanandKorea,Amsterdam:GordonandBreachSciencePublishers,2000,pp.183—187,204。
［14］見《全宋文》第85冊，86頁；第104冊，208—210頁；第108冊，227—230頁；第120冊，304—305頁；第129冊，25—28、228—229頁；第131冊，176頁。
［15］《全宋文》第129冊，25—28頁，或《宋朝諸臣奏議》卷四十四，464—465頁。
［16］《宋史》卷六十，1307—1313頁。
《能改齋漫錄》卷十一，327頁。
［17］關于基于每個人出生之日的本命，參見第五章。
［18］《宋朝諸臣奏議》卷四十四，467頁；或《全宋文》第108冊，227—228頁。
［19］《宋朝諸臣奏議》卷四十四，468頁。
［20］《宋史》卷三百四十五，10966頁。
［21］《全宋文》第85冊，86頁。
［22］關于北宋時期利用吉兇征兆批評掌權者的政治手段，參見DouglasEdwardSkonicki（侯道儒）博士論文,“Cosmos,StateandSociety:SongDynastyArgumentsconcerningtheCreationofPoliticalOrder.”HarvardUniversity,2007。
王安石明确反對漢朝的谶緯之學的思想，因為它們通常被用作政治攻擊的手段。
［23］《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九，687頁。
《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2206頁。
英譯參見AriLevine,DividedbyCommonLanguage:FactionalConflictinLateNorthernSongChina,p.150。
［24］《宋朝諸臣奏議》卷三十六，360頁。
《全宋文》第93冊，254—255頁。
［25］《全宋文》第129冊，37頁。
［26］《宋會要輯稿·禮三七》，葉66a—68a。
［27］關于宋朝時期供奉先帝塑像的曆史，參見PatriciaEbrey,“PortraitSculptureinImperialAncestralRitesinSongChina.”T’oungPao83,1997,pp.42—92。
［28］《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百零四，7404頁；卷三百零八，7486頁。
《揮麈錄·前錄》卷一，29—30頁。
《宋會要輯稿·禮一三》，葉3a—b。
［29］《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百六十三，葉7a—b頁；卷三百六十四，葉27b—28a。
《宋大诏令集》卷一百四十三，519頁。
［30］《宋史》卷一百零九，2623頁。
《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六，604—605頁。
［31］有的資料說請求奏疏是由蔡京起草的，有的說是韓忠彥起草。
參見《玉海》卷一百，葉27b；《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六，604頁。
［32］我們從其他資料得知，景靈東宮和景靈西宮共有2320個房間單位，分配到每個皇帝名下的殿堂占地面積基本均衡，每位皇帝及其皇後共有300個房間單位。
參見第一章注17。
［33］《玉海》卷一百，葉28a。
《宋朝事實》卷六，100—103頁。
［34］《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六，605頁。
《全宋文》第129冊，32—35、48—50、56—57頁。
［35］《宋史》卷十九，363、367頁。
《玉海》卷一百，葉28a。
保守派的畫像後來被撤掉了。
［36］有關宋朝之前的時期，參見HowardWechsler（魏侯暐）,OfferingsofJadeandSilk:RitualandSymbolintheLegitimationoftheT’angDynasty,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85,pp.107–22。
關于宋朝的做法和争議，參見YamauchiKōichi（山内弘一），“StateSacrificeandDaoismduringtheNorthernSong.”MemoirsoftheResearchDepartmentoftheToyoBunko58,2000,pp.1–18朱溢《從郊丘之争到天地分合之争—唐至北宋時期郊祀主神位的變化》，《漢學研究》第27卷第2号，2009年，267—300頁；《唐至北宋時期的大祀、中祀和小祀》，《清華學報》第39卷第2号，287—324頁。
［37］《宋史》卷一百，第2449—2453頁。
《宋會要輯稿·禮三》，葉26a—b。
參見JosephMcDermott（周紹明）ed.,StateandCourtRitualinChina,Cambridge,U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
［38］《宋史》卷三百四十三，10919—10920頁。
《宋會要輯稿·禮
試圖為朝廷增加多樣性，并親自管理那些不可避免的黨争，在徽宗看來收效甚微，因此，他逐漸失去了當初那種對政治過程的熱情。
我認為這并不是由于人事上的變動，更有可能是他自己改變了想法。
［60］ 曾布也是這樣認為的。
1101年末，他試圖向弟弟曾肇解釋，徽宗為什麼對哪類官員留在朝廷改變想法。
在較早的一封信中，曾肇表示擔心，“善人端士”都已經離開了朝廷，而取代他們的人大部分曾在改革派手下任職。
曾肇提醒兄長，他之前曾竭力反對章惇和蔡卞等改革派，就不應當期待這些人的追随者現在會與他合作。
因此，如果改革派重新掌權，對于整個曾氏家族将是一場災難。
曾布在回複時強調徽宗真心希望“破朋黨之論”，“調一士類”。
但令徽宗失望的是，保守派不願意妥協，對神宗朝的所有事情仍然一味诋毀。
［61］ 即使認同徽宗已得出結論，将長期對立的兩派努力拉到一起，合作無間，這也是不值得的。
可能仍然有人會問，為什麼徽宗最後選擇了改革派而不是保守派呢。
對此，我認為有必要對比一下蔡京與陳瓘。
在受道學（朱熹的新儒家流派）深刻影響的傳統史學中，陳瓘是這一時期最受尊重的人。
［62］他被視為非常正直的人，始終堅定不移地支持正确的事情。
他任職前兩年呈遞給徽宗的四十多篇奏疏被作為範本保存下來，在本書中，也多次引用這些奏疏——例如反對章惇、蔡卞、蔡京、曾布、安惇和向太後的親戚的奏疏，支持鄒浩和龔夬的奏疏，如何解釋火星之行失常現象警告的奏疏，關于徽宗去弟弟的王府觀看靈芝的錯誤的奏疏，關于計劃擴建景靈宮的錯誤的奏疏，以及關于節儉之必要的奏疏。
還有一些奏疏提出了一般性的建議，其中一份建議徽宗閱讀司馬光的史學巨著《資治通鑒》；他還在一份奏疏中告訴徽宗，漢唐四十多位皇帝中，隻有三位值得效仿：漢文帝、漢宣帝和唐太宗，這三位皇帝都是在年輕時登上皇位，而且都具有令人欽佩的品格：漢文帝為人節儉，宣帝同情百姓，唐太宗善于納谏。
［63］陳瓘還分析了過去數十年的幾次政治逆轉，稱王安石在1076年的隐退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因為從那以後，神宗改變了早年極端的派系鬥争的做法，開始将保守派召回朝中。
因此，如果徽宗真心希望“紹聖”，就應當遵循神宗的最終方向，而不是他開始時的改革計劃。
［64］ 陳瓘的奏疏言辭中肯，文字優美，徽宗似乎很喜歡這個人。
徽宗第一次罷免陳瓘是在1100年十月，主要是因為他批評向太後的親戚，指責向太後把持朝政，從而惹惱了太後。
為了讓陳瓘知道自己仍然很欣賞他，徽宗派人給他送去了一百兩黃金的厚禮。
五個月後，徽宗把他召回京城，但沒有任命他繼續做“言事官”，因此他的奏疏不像以前那麼多了。
但隻要他寫了奏疏，就會直言不諱，措辭激烈。
徽宗為什麼最後會決定甯願與蔡京而不是陳瓘合作呢？從徽宗的角度看，他們二人的重要區别是，蔡京為人很積極，總是告訴徽宗他能做到的事，而陳瓘卻非常消極，更願意指出徽宗不應該去做的事。
陳瓘對大多數帝王的評價都不高，他不希望徽宗花費巨資，哪怕是做好的事情。
蔡京曆來被人诟病，因為他知道如何與徽宗打交道，也知道什麼事情會吸引徽宗，但這一點肯定不完全是缺點。
陳瓘與一些保守派似乎總是缺乏這種基本的人際交往技巧。
盡管陳瓘向徽宗呈遞了大量奏疏，但顯然沒有意識到，徽宗對那些極度誇張的奏疏反應冷淡，甚至對那些用嚴厲措辭譴責别人的奏疏會很生氣。
難道陳瓘不知道，應當根據聽衆的實際情況對信息傳達方式進行調整嗎？換句話說，他是否認為，不能因為皇帝剛剛即位，年輕而富有野心，就用一種不同的說法來講述事實？還有一種不太讨巧的可能性是，陳瓘更在意的是打動保守派同僚，而不是說服徽宗。
不幸的是，蔡京在同一時期的奏疏都沒有存世，因此無法進行直接的對比。
但我們知道，在任命蔡京後不久，徽宗就推出了一些重大的民生和教育措施。
在徽宗宣布任命蔡京之前，兩人似乎就一起讨論過要完成哪些大業。
而且，如果将一個很強勢的官員放在首相的位置，讓他來按照自己認為适當的方式來處理朝政，徽宗就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皇帝職責中的禮儀與文化上了。
徽宗逐漸得出結論，聯合元豐、元祐黨人的政府是行不通的，這一結論所産生的後果将在第四章逐漸顯現，包括在1102年的年中任命蔡京為宰相，以及随後更多采取一些比較獨裁的政策。
［1］《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七，632頁。
［2］《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六，619—620頁。
［3］曾布似乎一直對人們的議論比較敏感。
1100年六月，曾布還沒當上宰相時，從龔原那裡聽說，徽宗跟陳瓘說，他懷疑曾布與宦官劉友端往來密切。
曾布随即追問龔夬、韓忠彥、黃履和他的弟弟曾肇，想了解徽宗的原話是什麼。
《曾公遺錄》卷九，315頁。
《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六，601頁。
［4］《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七，634—636頁。
［5］《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七，635—637頁。
［6］《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七，639頁。
［7］《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八，645—651頁。
［8］《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八，657—658頁。
［9］《宋朝諸臣奏議》卷十一，101—103頁。
關于長久以來勸誡統治者不要沉迷于狩獵的曆史，參見M.Chang2007:45—50和JackChen（陳威）,ThePoeticsofSovereignty:OnEmperorTaizongoftheTangDynasty,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AsiaCenter,2010,pp.35—37。
［10］皇帝在很多社會都被作為替罪羊，參見DeclanQuigley,“Introduction:TheCharacterofKingship.”inTheCharacterofKingship,editedbyDeclanQuigley,Oxford:Berg,2005,pp.1—23。
［11］第六章對這個傳統進行了更多的分析。
［12］《全宋文》第109冊，358頁。
［13］關于這兩次日食，參見《宋會要輯稿·瑞異二》，葉3a—4b。
關于把各種有色氣體解釋為北極光的說法，參見XuZhentao,DavidW.Pankenier,andYaotiaoJiang,EastAsian/Archaeoastronomy:HistoricalRecordsofAstronomicalObservationofChina,JapanandKorea,Amsterdam:GordonandBreachSciencePublishers,2000,pp.183—187,204。
［14］見《全宋文》第85冊，86頁；第104冊，208—210頁；第108冊，227—230頁；第120冊，304—305頁；第129冊，25—28、228—229頁；第131冊，176頁。
［15］《全宋文》第129冊，25—28頁，或《宋朝諸臣奏議》卷四十四，464—465頁。
［16］《宋史》卷六十，1307—1313頁。
《能改齋漫錄》卷十一，327頁。
［17］關于基于每個人出生之日的本命，參見第五章。
［18］《宋朝諸臣奏議》卷四十四，467頁；或《全宋文》第108冊，227—228頁。
［19］《宋朝諸臣奏議》卷四十四，468頁。
［20］《宋史》卷三百四十五，10966頁。
［21］《全宋文》第85冊，86頁。
［22］關于北宋時期利用吉兇征兆批評掌權者的政治手段，參見DouglasEdwardSkonicki（侯道儒）博士論文,“Cosmos,StateandSociety:SongDynastyArgumentsconcerningtheCreationofPoliticalOrder.”HarvardUniversity,2007。
王安石明确反對漢朝的谶緯之學的思想，因為它們通常被用作政治攻擊的手段。
［23］《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九，687頁。
《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2206頁。
英譯參見AriLevine,DividedbyCommonLanguage:FactionalConflictinLateNorthernSongChina,p.150。
［24］《宋朝諸臣奏議》卷三十六，360頁。
《全宋文》第93冊，254—255頁。
［25］《全宋文》第129冊，37頁。
［26］《宋會要輯稿·禮三七》，葉66a—68a。
［27］關于宋朝時期供奉先帝塑像的曆史，參見PatriciaEbrey,“PortraitSculptureinImperialAncestralRitesinSongChina.”T’oungPao83,1997,pp.42—92。
［28］《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百零四，7404頁；卷三百零八，7486頁。
《揮麈錄·前錄》卷一，29—30頁。
《宋會要輯稿·禮一三》，葉3a—b。
［29］《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百六十三，葉7a—b頁；卷三百六十四，葉27b—28a。
《宋大诏令集》卷一百四十三，519頁。
［30］《宋史》卷一百零九，2623頁。
《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六，604—605頁。
［31］有的資料說請求奏疏是由蔡京起草的，有的說是韓忠彥起草。
參見《玉海》卷一百，葉27b；《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六，604頁。
［32］我們從其他資料得知，景靈東宮和景靈西宮共有2320個房間單位，分配到每個皇帝名下的殿堂占地面積基本均衡，每位皇帝及其皇後共有300個房間單位。
參見第一章注17。
［33］《玉海》卷一百，葉28a。
《宋朝事實》卷六，100—103頁。
［34］《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六，605頁。
《全宋文》第129冊，32—35、48—50、56—57頁。
［35］《宋史》卷十九，363、367頁。
《玉海》卷一百，葉28a。
保守派的畫像後來被撤掉了。
［36］有關宋朝之前的時期，參見HowardWechsler（魏侯暐）,OfferingsofJadeandSilk:RitualandSymbolintheLegitimationoftheT’angDynasty,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85,pp.107–22。
關于宋朝的做法和争議，參見YamauchiKōichi（山内弘一），“StateSacrificeandDaoismduringtheNorthernSong.”MemoirsoftheResearchDepartmentoftheToyoBunko58,2000,pp.1–18朱溢《從郊丘之争到天地分合之争—唐至北宋時期郊祀主神位的變化》，《漢學研究》第27卷第2号，2009年，267—300頁；《唐至北宋時期的大祀、中祀和小祀》，《清華學報》第39卷第2号，287—324頁。
［37］《宋史》卷一百，第2449—2453頁。
《宋會要輯稿·禮三》，葉26a—b。
參見JosephMcDermott（周紹明）ed.,StateandCourtRitualinChina,Cambridge,U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
［38］《宋史》卷三百四十三，10919—10920頁。
《宋會要輯稿·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