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謀求均衡（1101—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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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聞迩日傳聞道路之言，有姓賈中貴人臂鹞鹘入後院捕逐禽鳥，臣未之信。
……豈有仁者之君而務遊畋者乎？……恐負宗廟社稷之靈……豈複有暇逐禽獸為樂乎？ ——摘自江公望1100年的上疏 登基的第二年，徽宗面臨着更多挑戰，他需要履行比第一年更多的禮儀職責。
這一年不僅有向太後的葬禮，還要修建擺放哲宗畫像的大殿，以及第一次舉行郊祀祭天。
徽宗履行這些職責時，試圖建立一個現在被稱為“聯合政府”的機構，即在朝中吸納對立雙方的成員一起合作。
他在中樞機構保留了溫和的保守派韓忠彥與溫和的改革派曾布，但很多不那麼溫和的人也被任命為朝官。
1101年三月，敢于直谏的陳瓘被召回京城，任命為著作郎［1］。
徽宗曾經說過，不會讓陳瓘在京外留任太久，他果然履行了承諾。
這段時期呈遞給徽宗的大量奏疏都保留了下來，尤其是一些保守派起草的奏疏。
這有助于我們想象身處徽宗的皇宮内，看看他都接收到哪些信息和想法。
上疏之人指出了哪些問題？他們是如何表達事态的緊迫性的？為解決他們發現的問題，他們提出了什麼樣的建議，或是反對做什麼事情？ 聯合政府 曾布在擔任次相一年半多的時間裡，不斷告訴徽宗要繞開朋黨之争，采納雙方的最佳想法，并任用與兩派都有往來的官員，隻要他們還能做出妥協。
盡管還有幾位官員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但曾布似乎沒能将很多人拉攏到自己一邊，相反，兩派都覺得他是一個見風使舵的投機分子。
曾布被任命為尚書右仆射的最初幾個星期，徽宗聽到了很多反對這一任命的意見。
台谏官陳次升指責曾布用心險惡、濫用職權、輕視同僚與提拔親友，等等。
曾布還被指責與蔡卞關系密切。
［2］對于這些批評，曾布絲毫不敢掉以輕心，而是盡可能地在徽宗身上做工作，準備回應。
［3］1101年正月，向太後去世後不久，徽宗派曾布前去負責修建向太後的陵墓。
曾布知道，在他離開皇宮期間，很容易受到别人的攻擊，便事先提醒徽宗，但徽宗告訴他無須擔心。
1101年六月，正如曾布所料，針對他的批評非常猛烈。
谏官陳祐連上幾封奏疏，列舉曾布的種種過錯。
曾布回到京城後，開始收集這些奏疏，想一一反駁。
同時，他提醒徽宗，自己早就料到這種事情會發生。
他還告訴徽宗，保守派想驅逐他，這樣他們就能“複行元祐之政，則更不由陛下聖意不回也”。
徽宗回答說：“安有是理！若更用蘇轼、轍為相，則神宗法度無可言者。
”［4］ 1101年一整年，徽宗始終支持曾布，經常将那些彈劾曾布的官員罷官免職，而支持被罷免者的官員則常常向徽宗進谏，試圖使徽宗改變聖意。
六月十五日，陳祐被貶至地方任職後，谏官江公望在一次上朝時問徽宗，陳祐說過什麼話冒犯了皇上，徽宗回答說，陳祐希望貶逐曾布，并任命李清臣接替他的職務。
徽宗補充說：“如此何可容旦夕？”江公望提醒徽宗說，“陛下臨禦以來，易三言官，逐七谏臣，非天下所期望。
”［5］ 1101年的年中，徽宗罷免了兩府的兩位保守派官員（範純禮和安焘），同時迫切地想更多了解可以成為替代人選的改革派官員。
七月初三上朝時，徽宗要求大臣們提供兩份名單，一份是在元祐年間诋毀神宗朝政的官員，另一份是可以提拔為朝官的地方官。
作為回應，曾布鼓勵徽宗保持兩派聯合的态度，不要偏向元祐派或紹述派。
他引用了另一位官員江公望的建議：“左不可用轼、轍，右不可用京、卞。
”［6］ 陳瓘一直等了好幾個月才開始攻擊曾布。
八月初三，他交給曾布一封批評的信，随後按照官方流程向皇上呈遞。
徽宗看到這封信後，對曾布說：“如此報恩地邪？”曾布對信中提到的幾件事進行了辯解。
一件是在撰修神宗實錄時采用了王安石的《日錄》。
對曾布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資料來源，因為它記錄了神宗與大臣們日常面對面的談話。
徽宗說：“卿一向引瓘，又欲除左右史，朕道不中，議論太偏，今日如何？”曾布隻好承認自己看錯了人。
韓忠彥和在場的大臣主張将陳瓘貶至州郡任職。
徽宗提出要更嚴厲地懲罰陳瓘時，韓忠彥和陸佃都進行勸阻，說：“瓘之言誠過當，若責瓘，則瓘更以此得名，曾布必能容瓘。
”［7］曾布原本希望通過提拔一些知名的反對派，讓他們支持他的聯合政府戰略，但在陳瓘身上，曾布顯然并沒有成功。
幾天後，徽宗對兩名大臣說：“元祐人逐大半，（陳瓘）尚敢如此。
曾布以一身當衆人擠排，誠不易。
卿等且以朕意，再三慰勞之。
”當天晚些時候，曾布獨自拜見徽宗。
徽宗向他透露，自己已不願意再保持中立，并對曾布說“先朝法度，多未修舉”，而且“元祐小人，不可不逐”。
但曾布仍然不想放棄，他試圖通過自責來讓徽宗息怒。
徽宗随即問他：“卿何所畏？卿多随順元祐人。
”顯然，一些改革者對徽宗說過，曾布與保守派走得太近。
曾布否認自己懼怕任何人，但承認很少有人像他這樣獨立。
不過曾布對徽宗說：“若言臣随順及畏元祐人，不知聖意謂為如何？”徽宗笑道，自己是因為别人問起才提到這件事。
［8］ 上天示警 徽宗的身邊從來都不缺乏建議。
大臣們可以說，他們聽到了關于徽宗做了某事的謠傳，但他們并不相信皇上真的做過，以此來間接地批評徽宗。
正如本章開頭的題詞中所示，江公望就是使用這種策略批評了狩獵的問題。
顯然，像徽宗這樣恪于職守的統治者不應當把時間浪費在獵殺鳥獸上面。
在江公望看來，狩獵的唯一正當理由是為祭祀祖先獲取一些肉食。
他還提出了兩條反對狩獵的理由：第一，這件事很危險；第二，這件事也很昂貴，因為一旦有人捕獲了一隻鳥，皇帝就得進行賞賜。
把錢花在這些事情上，對于那些通過艱辛勞作為朝廷提供資金的庶民百姓而言，是很不尊重的。
最後，他在奏疏中鼓勵徽宗畋獵于“仁義之場”，遊觀于“六經之囿”。
由于儒家自古以來一直反對皇家狩獵，徽宗也許并沒有把江公望的奏疏太放在心上。
［9］ 徽宗在位最初兩年半裡收到的措辭最為強烈的奏疏，是根據天象示警危言聳聽地進谏重新考慮官員任命等決定。
在這一點上，上疏者繼承了周朝和漢朝以來的悠久傳統，就是讓統治者成為天象異常的替罪羊。
［10］批評者及皇帝做出回應時使用的語言都有固定的模式，但這也不會阻止各個派系利用這些征兆達到自己的目的，或是将自己的意圖強加于這些征兆之上。
［11］按照要求，徽宗應當謙恭地回應這些奏疏，并心甘情願地承擔責任。
徽宗登基三個月後，司天監預測到了一次日食，盡管當時的日食預測已經非常準确，但人們仍然期待徽宗宣布，他将日食視作上天的警示。
曾肇代拟了一份诏書，表示徽宗已經為即将到來的事件受到了适度的懲罰。
皇帝在诏書中說，天象異常不可能毫無意義，“凡朕躬之阙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風俗之美惡，朝廷之德澤有不下究；闾閻之疾苦有不上聞，鹹聽直言，毋有忌諱”。
［12］ 在随後的兩年中，還出現了幾次異常星相，例如，七月份發生了一次火星之行失常（偏移軌道），次年（1101年）正月，天空中出現赤氣（可能是北極光）。
［13］韓宗武、陳瓘、鄒浩、朱肱、江公望、曾肇、王觌和任伯雨等官員評論這些現象的奏疏都保存了下來。
［14］例如，陳瓘在查詢了曆代史書中的星相專著後，于1100年七月向皇帝呈遞了一份長篇奏疏。
他認為，在日食之後緊跟着出現火星之行失常是非常不吉利的。
他引用了漢代儒學大師董仲舒的話：“國家将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最後，陳瓘還上奏說，仁宗編纂了一部關于曆朝災異的書，名為《洪範政鑒》，共十二卷。
陳瓘稱，每當天象發生變化，仁宗就會查閱這本書。
他認為這本書可能還在皇宮中，建議設法找到它。
［15］ 任伯雨的上疏是關于赤氣的。
在前幾位皇帝在位時（以及先前的朝代中）也有過幾次五色之氣的報告，但似乎并未有一緻的解釋。
《宋史》中記錄的最近一次觀測到這種現象是在1088年和1099年。
神宗在位期間（1069年十一月），王珪将赤氣解釋為吉兆，預示着皇帝很快就會有一個皇子降生，并在宮廷宴會上賦詩一首。
［16］然而，發生在徽宗統治第一年年底的這次赤氣，任伯雨确信是一個可怕的警示，“蓋天之于人君，猶父之于其子，愛之深則教之至，數有滅異，或者欲陛下戒懼以謹厥初欤”？ 正歲之始，建寅之月，其卦為“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月居正首，日為壬戌。
是陛下本命，［17］而赤氣起于莫夜之幽。
以一日言之，日為陽，夜為陰。
以四方言之，東南方為陽，西北方為陰。
以五色推之，赤為陽，黑與白為陰。
以事推之，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德為陽，兵為陰。
……此宮禁陰謀，下幹上之證也。
漸沖正西，散而為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證也。
［18］ 任伯雨在奏疏中旁征博引，想要引起皇上的警惕。
他從日期、方位和氣體顔色等方面進行了分析。
為了表明每種迹象都預示着兇兆，他還借用陰陽、五行及本命的概念。
此外，他又引用《漢書·五行志》作為權威來證實這種負面的預測，并指出唐朝在赤氣經常出現的時期政府不斷衰落。
紅色本身并非不吉利，反而常與喜慶聯系在一起，因此有些官員将赤氣解釋為一種吉兆。
又過了半個月，向太後駕崩後，任伯雨另上一疏來反駁這些官員的觀點： 未半月，果有皇太後上仙之禍，其為災變，亦已明矣。
今來亳州、兖州、河中府奏言：因建置道場，獲此祥應。
且赤氣所起，天下皆見，如何敢移易方位，增添景象，公肆欺谀，以愚群聽？竊以天人之際，道固幽遠，災祥之出，殆不虛示。
豈佞夫纖人，敗壞大體，詭辭異說，指災為祥，以輕侮天命，幻惑人主？［19］ 根據《宋史》記載，任伯雨在擔任“言事官”的半年中，共上一百零八份奏疏。
其他大臣建議他少寫一些，但他不為所動。
［20］ 1101年六月，京城裡一座與皇室往來密切的宮觀遭到雷擊後被燒毀。
王觌在上疏中提到，徽宗對這場火災的迅速反應是立刻前去舉行了一場道教儀式：“陛下夜不俟旦，申敕攸司，于延福宮設醮謝咎。
”他稱贊徽宗對天意立即做出回應的誠意，但暗示徽宗沒有采取正确的行動。
王觌引用漢代經典，指出一旦統治者不能辨明賢人和小人、背離正确軌道，也不夠節儉時，就會發生火災。
他認為，除非徽宗能看到自己在這些方面的不足，否則，吉兆就不會顯示，而兇兆則會經常出現。
［21］ 徽宗在位前兩年所接到的報告征兆的奏疏，現存的大部分是保守派提出的警告。
［22］然而，奏疏措辭和策略卻是兩派都慣常采用的，這一比例也隻是反映了改革派與保守派奏疏留存下來的數量差異。
1102年中，改革派殿中侍禦史錢遹彈劾曾布：“況日食、地震、星變、旱災，豈盛時常度之或愆，乃柄臣不公之所召，人神共怒，天地不容。
”［23］當然，徽宗仍是最終負責的人，因為是他任命了曾布，但他也可以通過罷免曾布輕而易舉地扭轉局勢。
徽宗登上皇位最初兩年，祥瑞的記錄非常少。
1100年九月，有人報告稱，在徽宗繼位前居住的府第（已改為龍德宮）裡長出了象征吉祥的靈芝，徽宗随後親自乘坐皇家馬車前去拜訪他的弟弟趙似，陳瓘和陳師錫都因為這件事上疏皇帝，想必是有人向皇上報告了這個吉兆，但陳師錫以此來提醒徽宗，不要将這類事情太放在心上。
盡管他承認這種現象是因為聖人的存在而傳遞的吉兆，但他想對徽宗強調，前朝皇帝都叮囑大臣不要針對吉兆上疏，因為最好不要過于自信，而要認為目前還未臻于完美：“甘露降，醴泉出，麟鳳至，朱草生，理之自然，物之遂性耳。
佞人乃謂之祥瑞，稱頌歸美，以驕帝王之心，祖宗所以戒之。
”［24］ 而陳瓘則采用了另一種策略，他在奏疏中說：“伏聞車駕将幸蔡王外第，都下之人老幼相傳，歡呼鼓舞，願瞻天表。
人心所歸，于此可見。
”讓老百姓面睹聖顔是沒有問題的，但應當是為值得的事情，比如為百姓祈福。
如果徽宗不謹慎的話，人們就會傳言說他隻對吉兆感興趣，那麼“天下之人将有不遠萬裡而獻芝者矣”。
［25］ 那麼，這些奏疏對徽宗産生了什麼樣
……豈有仁者之君而務遊畋者乎？……恐負宗廟社稷之靈……豈複有暇逐禽獸為樂乎？ ——摘自江公望1100年的上疏 登基的第二年，徽宗面臨着更多挑戰，他需要履行比第一年更多的禮儀職責。
這一年不僅有向太後的葬禮，還要修建擺放哲宗畫像的大殿，以及第一次舉行郊祀祭天。
徽宗履行這些職責時，試圖建立一個現在被稱為“聯合政府”的機構，即在朝中吸納對立雙方的成員一起合作。
他在中樞機構保留了溫和的保守派韓忠彥與溫和的改革派曾布，但很多不那麼溫和的人也被任命為朝官。
1101年三月，敢于直谏的陳瓘被召回京城，任命為著作郎［1］。
徽宗曾經說過，不會讓陳瓘在京外留任太久，他果然履行了承諾。
這段時期呈遞給徽宗的大量奏疏都保留了下來，尤其是一些保守派起草的奏疏。
這有助于我們想象身處徽宗的皇宮内，看看他都接收到哪些信息和想法。
上疏之人指出了哪些問題？他們是如何表達事态的緊迫性的？為解決他們發現的問題，他們提出了什麼樣的建議，或是反對做什麼事情？ 聯合政府 曾布在擔任次相一年半多的時間裡，不斷告訴徽宗要繞開朋黨之争，采納雙方的最佳想法，并任用與兩派都有往來的官員，隻要他們還能做出妥協。
盡管還有幾位官員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但曾布似乎沒能将很多人拉攏到自己一邊，相反，兩派都覺得他是一個見風使舵的投機分子。
曾布被任命為尚書右仆射的最初幾個星期，徽宗聽到了很多反對這一任命的意見。
台谏官陳次升指責曾布用心險惡、濫用職權、輕視同僚與提拔親友，等等。
曾布還被指責與蔡卞關系密切。
［2］對于這些批評，曾布絲毫不敢掉以輕心，而是盡可能地在徽宗身上做工作，準備回應。
［3］1101年正月，向太後去世後不久，徽宗派曾布前去負責修建向太後的陵墓。
曾布知道，在他離開皇宮期間，很容易受到别人的攻擊，便事先提醒徽宗，但徽宗告訴他無須擔心。
1101年六月，正如曾布所料，針對他的批評非常猛烈。
谏官陳祐連上幾封奏疏，列舉曾布的種種過錯。
曾布回到京城後，開始收集這些奏疏，想一一反駁。
同時，他提醒徽宗，自己早就料到這種事情會發生。
他還告訴徽宗，保守派想驅逐他，這樣他們就能“複行元祐之政，則更不由陛下聖意不回也”。
徽宗回答說：“安有是理！若更用蘇轼、轍為相，則神宗法度無可言者。
”［4］ 1101年一整年，徽宗始終支持曾布，經常将那些彈劾曾布的官員罷官免職，而支持被罷免者的官員則常常向徽宗進谏，試圖使徽宗改變聖意。
六月十五日，陳祐被貶至地方任職後，谏官江公望在一次上朝時問徽宗，陳祐說過什麼話冒犯了皇上，徽宗回答說，陳祐希望貶逐曾布，并任命李清臣接替他的職務。
徽宗補充說：“如此何可容旦夕？”江公望提醒徽宗說，“陛下臨禦以來，易三言官，逐七谏臣，非天下所期望。
”［5］ 1101年的年中，徽宗罷免了兩府的兩位保守派官員（範純禮和安焘），同時迫切地想更多了解可以成為替代人選的改革派官員。
七月初三上朝時，徽宗要求大臣們提供兩份名單，一份是在元祐年間诋毀神宗朝政的官員，另一份是可以提拔為朝官的地方官。
作為回應，曾布鼓勵徽宗保持兩派聯合的态度，不要偏向元祐派或紹述派。
他引用了另一位官員江公望的建議：“左不可用轼、轍，右不可用京、卞。
”［6］ 陳瓘一直等了好幾個月才開始攻擊曾布。
八月初三，他交給曾布一封批評的信，随後按照官方流程向皇上呈遞。
徽宗看到這封信後，對曾布說：“如此報恩地邪？”曾布對信中提到的幾件事進行了辯解。
一件是在撰修神宗實錄時采用了王安石的《日錄》。
對曾布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資料來源，因為它記錄了神宗與大臣們日常面對面的談話。
徽宗說：“卿一向引瓘，又欲除左右史，朕道不中，議論太偏，今日如何？”曾布隻好承認自己看錯了人。
韓忠彥和在場的大臣主張将陳瓘貶至州郡任職。
徽宗提出要更嚴厲地懲罰陳瓘時，韓忠彥和陸佃都進行勸阻，說：“瓘之言誠過當，若責瓘，則瓘更以此得名，曾布必能容瓘。
”［7］曾布原本希望通過提拔一些知名的反對派，讓他們支持他的聯合政府戰略，但在陳瓘身上，曾布顯然并沒有成功。
幾天後，徽宗對兩名大臣說：“元祐人逐大半，（陳瓘）尚敢如此。
曾布以一身當衆人擠排，誠不易。
卿等且以朕意，再三慰勞之。
”當天晚些時候，曾布獨自拜見徽宗。
徽宗向他透露，自己已不願意再保持中立，并對曾布說“先朝法度，多未修舉”，而且“元祐小人，不可不逐”。
但曾布仍然不想放棄，他試圖通過自責來讓徽宗息怒。
徽宗随即問他：“卿何所畏？卿多随順元祐人。
”顯然，一些改革者對徽宗說過，曾布與保守派走得太近。
曾布否認自己懼怕任何人，但承認很少有人像他這樣獨立。
不過曾布對徽宗說：“若言臣随順及畏元祐人，不知聖意謂為如何？”徽宗笑道，自己是因為别人問起才提到這件事。
［8］ 上天示警 徽宗的身邊從來都不缺乏建議。
大臣們可以說，他們聽到了關于徽宗做了某事的謠傳，但他們并不相信皇上真的做過，以此來間接地批評徽宗。
正如本章開頭的題詞中所示，江公望就是使用這種策略批評了狩獵的問題。
顯然，像徽宗這樣恪于職守的統治者不應當把時間浪費在獵殺鳥獸上面。
在江公望看來，狩獵的唯一正當理由是為祭祀祖先獲取一些肉食。
他還提出了兩條反對狩獵的理由：第一，這件事很危險；第二，這件事也很昂貴，因為一旦有人捕獲了一隻鳥，皇帝就得進行賞賜。
把錢花在這些事情上，對于那些通過艱辛勞作為朝廷提供資金的庶民百姓而言，是很不尊重的。
最後，他在奏疏中鼓勵徽宗畋獵于“仁義之場”，遊觀于“六經之囿”。
由于儒家自古以來一直反對皇家狩獵，徽宗也許并沒有把江公望的奏疏太放在心上。
［9］ 徽宗在位最初兩年半裡收到的措辭最為強烈的奏疏，是根據天象示警危言聳聽地進谏重新考慮官員任命等決定。
在這一點上，上疏者繼承了周朝和漢朝以來的悠久傳統，就是讓統治者成為天象異常的替罪羊。
［10］批評者及皇帝做出回應時使用的語言都有固定的模式，但這也不會阻止各個派系利用這些征兆達到自己的目的，或是将自己的意圖強加于這些征兆之上。
［11］按照要求，徽宗應當謙恭地回應這些奏疏，并心甘情願地承擔責任。
徽宗登基三個月後，司天監預測到了一次日食，盡管當時的日食預測已經非常準确，但人們仍然期待徽宗宣布，他将日食視作上天的警示。
曾肇代拟了一份诏書，表示徽宗已經為即将到來的事件受到了适度的懲罰。
皇帝在诏書中說，天象異常不可能毫無意義，“凡朕躬之阙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風俗之美惡，朝廷之德澤有不下究；闾閻之疾苦有不上聞，鹹聽直言，毋有忌諱”。
［12］ 在随後的兩年中，還出現了幾次異常星相，例如，七月份發生了一次火星之行失常（偏移軌道），次年（1101年）正月，天空中出現赤氣（可能是北極光）。
［13］韓宗武、陳瓘、鄒浩、朱肱、江公望、曾肇、王觌和任伯雨等官員評論這些現象的奏疏都保存了下來。
［14］例如，陳瓘在查詢了曆代史書中的星相專著後，于1100年七月向皇帝呈遞了一份長篇奏疏。
他認為，在日食之後緊跟着出現火星之行失常是非常不吉利的。
他引用了漢代儒學大師董仲舒的話：“國家将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最後，陳瓘還上奏說，仁宗編纂了一部關于曆朝災異的書，名為《洪範政鑒》，共十二卷。
陳瓘稱，每當天象發生變化，仁宗就會查閱這本書。
他認為這本書可能還在皇宮中，建議設法找到它。
［15］ 任伯雨的上疏是關于赤氣的。
在前幾位皇帝在位時（以及先前的朝代中）也有過幾次五色之氣的報告，但似乎并未有一緻的解釋。
《宋史》中記錄的最近一次觀測到這種現象是在1088年和1099年。
神宗在位期間（1069年十一月），王珪将赤氣解釋為吉兆，預示着皇帝很快就會有一個皇子降生，并在宮廷宴會上賦詩一首。
［16］然而，發生在徽宗統治第一年年底的這次赤氣，任伯雨确信是一個可怕的警示，“蓋天之于人君，猶父之于其子，愛之深則教之至，數有滅異，或者欲陛下戒懼以謹厥初欤”？ 正歲之始，建寅之月，其卦為“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月居正首，日為壬戌。
是陛下本命，［17］而赤氣起于莫夜之幽。
以一日言之，日為陽，夜為陰。
以四方言之，東南方為陽，西北方為陰。
以五色推之，赤為陽，黑與白為陰。
以事推之，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德為陽，兵為陰。
……此宮禁陰謀，下幹上之證也。
漸沖正西，散而為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證也。
［18］ 任伯雨在奏疏中旁征博引，想要引起皇上的警惕。
他從日期、方位和氣體顔色等方面進行了分析。
為了表明每種迹象都預示着兇兆，他還借用陰陽、五行及本命的概念。
此外，他又引用《漢書·五行志》作為權威來證實這種負面的預測，并指出唐朝在赤氣經常出現的時期政府不斷衰落。
紅色本身并非不吉利，反而常與喜慶聯系在一起，因此有些官員将赤氣解釋為一種吉兆。
又過了半個月，向太後駕崩後，任伯雨另上一疏來反駁這些官員的觀點： 未半月，果有皇太後上仙之禍，其為災變，亦已明矣。
今來亳州、兖州、河中府奏言：因建置道場，獲此祥應。
且赤氣所起，天下皆見，如何敢移易方位，增添景象，公肆欺谀，以愚群聽？竊以天人之際，道固幽遠，災祥之出，殆不虛示。
豈佞夫纖人，敗壞大體，詭辭異說，指災為祥，以輕侮天命，幻惑人主？［19］ 根據《宋史》記載，任伯雨在擔任“言事官”的半年中，共上一百零八份奏疏。
其他大臣建議他少寫一些，但他不為所動。
［20］ 1101年六月，京城裡一座與皇室往來密切的宮觀遭到雷擊後被燒毀。
王觌在上疏中提到，徽宗對這場火災的迅速反應是立刻前去舉行了一場道教儀式：“陛下夜不俟旦，申敕攸司，于延福宮設醮謝咎。
”他稱贊徽宗對天意立即做出回應的誠意，但暗示徽宗沒有采取正确的行動。
王觌引用漢代經典，指出一旦統治者不能辨明賢人和小人、背離正确軌道，也不夠節儉時，就會發生火災。
他認為，除非徽宗能看到自己在這些方面的不足，否則，吉兆就不會顯示，而兇兆則會經常出現。
［21］ 徽宗在位前兩年所接到的報告征兆的奏疏，現存的大部分是保守派提出的警告。
［22］然而，奏疏措辭和策略卻是兩派都慣常采用的，這一比例也隻是反映了改革派與保守派奏疏留存下來的數量差異。
1102年中，改革派殿中侍禦史錢遹彈劾曾布：“況日食、地震、星變、旱災，豈盛時常度之或愆，乃柄臣不公之所召，人神共怒，天地不容。
”［23］當然，徽宗仍是最終負責的人，因為是他任命了曾布，但他也可以通過罷免曾布輕而易舉地扭轉局勢。
徽宗登上皇位最初兩年，祥瑞的記錄非常少。
1100年九月，有人報告稱，在徽宗繼位前居住的府第（已改為龍德宮）裡長出了象征吉祥的靈芝，徽宗随後親自乘坐皇家馬車前去拜訪他的弟弟趙似，陳瓘和陳師錫都因為這件事上疏皇帝，想必是有人向皇上報告了這個吉兆，但陳師錫以此來提醒徽宗，不要将這類事情太放在心上。
盡管他承認這種現象是因為聖人的存在而傳遞的吉兆，但他想對徽宗強調，前朝皇帝都叮囑大臣不要針對吉兆上疏，因為最好不要過于自信，而要認為目前還未臻于完美：“甘露降，醴泉出，麟鳳至，朱草生，理之自然，物之遂性耳。
佞人乃謂之祥瑞，稱頌歸美，以驕帝王之心，祖宗所以戒之。
”［24］ 而陳瓘則采用了另一種策略，他在奏疏中說：“伏聞車駕将幸蔡王外第，都下之人老幼相傳，歡呼鼓舞，願瞻天表。
人心所歸，于此可見。
”讓老百姓面睹聖顔是沒有問題的，但應當是為值得的事情，比如為百姓祈福。
如果徽宗不謹慎的話，人們就會傳言說他隻對吉兆感興趣，那麼“天下之人将有不遠萬裡而獻芝者矣”。
［25］ 那麼，這些奏疏對徽宗産生了什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