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登基（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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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關系了，她們可能已經料到，過去逢迎她們的一些人會把注意力轉向更有前程的主子，比如很快将成為新皇後的徽宗年輕的妻子。
向太後并不關心兒媳劉氏，與劉氏相比，她更喜歡孟氏。
孟氏出身書香門第，一進宮就修習婦道。
不過太後倒也承認，孟氏與劉氏的競争二人都有責任，因為她們的脾氣都有點大，但她仍然認為孟氏被廢不合規矩，因為廢黜孟氏的向太後手诏是僞造的。
她本人都沒有見過這份诏書，更别說親筆寫了。
［28］ 向太後對這件事一直耿耿于懷，她曾與韓忠彥和曾布讨論，但兩位大臣都不贊成她的想法。
兩人同徽宗商量這件事時，徽宗讓他們對太後解釋，從原則上講，弟弟不能改變哥哥遺孀的地位。
［29］韓忠彥的行狀中記下了大臣、太後與徽宗之間的讨論： 初欽聖皇太後垂簾共政，而故相章申公敦猶未去位。
公與申公簾對，皇太後曰：“登極之恩慱矣，無所不被。
廢後孟氏可複也。
”公退謂申公曰：“有故事乎？事體之間無所傷乎？”曰：“無傷。
”及以事對，上曰：“複孟氏則可，而皇太後欲複孟氏而廢劉氏，奈何？複一廢一，則上累永泰，豈小哉？公等執政也，其執之。
”公曰：“陛下之言乃谟訓也，其敢不執！”退見皇太後。
皇太後盛以廢複為言，不可易。
公援引古今，具道其所以然，以死争之。
皇太後之議遂格。
［30］ 在曾布的政治日記中，向太後堅持認為皇帝隻能有一位皇後，這是自古以來的規矩。
不過，隻有章惇支持這種觀點，其他大臣都保持沉默。
另一位大臣蔣之奇進而争辯道，廢黜劉氏相當于将哲宗的錯誤彰顯于衆，而且徽宗作為小叔子，改變兄長遺孀的地位也不合禮儀。
太後隻好妥協，勉強同意立兩位皇後。
1100年六月二十三日，在郊壇宣布孟氏恢複皇後的身份。
［31］ 數月後，曾布開始擔心，太後是否真如承諾的那樣，盡早放棄參政。
五月初九，徽宗的第一個皇子出生，曾布提醒徽宗，“陛下已生子，皇太後弄孫，無可垂簾之理”。
徽宗答道，攝政本來就不是太後的意願，況且她也降下手诏，等哲宗靈位供奉在太廟以後就會還政，這也就是一兩個月後的事了。
曾布趁機向徽宗解釋權力的複雜性。
他警告徽宗，太後身邊的親随可能不希望她失去朝中影響力，徽宗應該提防他們制造事端。
徽宗盡管不相信嫡母會這麼容易受騙，但答應保持警惕。
［32］接着，曾布要徽宗提前做出決定，在太後還政後，哪些事情應當繼續向她禀報。
徽宗說，除了親王和公主的事，其他事宜都不用向太後報告。
曾布這才感到寬慰。
在這場對話的最後，曾布請求徽宗一定不要将前述他們說的事告訴别人。
他引用了一句著名的古文：“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33］接着又說道：“願陛下更賜垂意，此語稍洩露，臣實無所措身矣。
”徽宗答道：“會得，會得！此豈可漏者？！”［34］顯然，曾布并不信任太後身邊的那些人，可能也不信任太後本人。
很多曆史學家在描述宋代的政治史時，假設向太後是在徽宗登基第一年做決策的人，也正是她召回了很多保守派。
他們假定，向太後的觀點肯定與她的婆婆高氏十五年前攝政時很相似，然而仔細研究史料就會發現，情況并非如此。
向太後的作用相對較小，而且下文會提到，她更感興趣的是把改革派蔡京留在京城，而不是召回某一位保守派。
［35］ 黨争 徽宗剛登上皇位，就為自己定下了一項任務，即改善已使一代人受到影響的殘酷的派系鬥争。
一開始，他對自己能做到的事情想得有些天真。
從理論上講，皇帝擁有所有的權力：他可以頒布法律，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任命或罷免官員。
但實際上，他必須做通官員的工作，因為他們有各種方法抵制自己不希望實施的舉措。
同時，每天都要與相互之間強烈不滿的官員打交道，徽宗不得不學會如何篩選、評估他們提出的常常相互矛盾的建議。
在徽宗登上皇位之前的三十年，宋朝有三次皇位的更替導緻數十位政府最高官員被罷免：第一次是神宗繼位；第二次是小皇帝哲宗繼位，高太後攝政；第三次是哲宗在祖母去世後開始親政。
哲宗在世最後六年被罷免的官員把徽宗繼位視為他們恢複朝官的機會，那些在哲宗最後幾年支持徽宗繼位的官員，也下定決心要坐穩位置。
同其他許多時代和地方一樣，宋代的宮廷政治也主要集中在京城。
絕大部分政府官員在京外任職，基本上不會去争奪朝中的影響，而位于中央核心職位上的幾百名京官，通常會将出京任職視為流放，是被迫離開實權職位。
盡管爬上中央政府核心職位上的官員大多曾經在地方任職，但他們一旦爬到官僚機構的上層，就幾乎都不願意再回到地方上三百多個府州軍監（或二十六路）擔任基層管理職務了。
研究宋朝這段時期的政治，有一種方式是從兩個主要的政治舞台入手，大緻可以定義為朝廷和文人輿論圈。
定期拜見皇帝的幾十位朝中官員組成了一個小團體——兩府宰輔、谏官和台官，以及朝廷主要機構與部門的負責人——在那些定期向皇帝報告的事情上有着最直接的影響力。
這些事大部分與人事任命有關，比如應當任命和提拔誰，誰應該被罷免和降職。
同時，對從軍事行動到稅務改革等方面的重要舉措，皇帝也要明确授權。
朝廷決定的都是一些至關重要的事件，關系到很多人的前程；這些事件可能還會導緻重大開銷，或影響不同行業的經濟命運。
毫不奇怪，很多人對朝廷發生了什麼事情以及誰在朝廷有影響抱有極大的興趣。
通過官方公告、口口相傳或是書信往來等方式，朝廷的決策往往會快速傳播開來。
［36］ 與朝廷形成主要競争的另一個權力中心是一個很不具體的群體，被稱為“外議”、“公論”、“文人”或“士大夫”。
在某種意義上，這些詞語指的是一些受過教育但沒在官府任職的人士所談論的事情。
但是這個群體并不限于那些沒有官職的人，事實上，“言官”與表達那些外圍觀點有密切的聯系。
對于這些擔任谏官或台官的人而言，批評政府的政策、方案和官員行為就是職責所在。
谏官和台官的很多奏疏在那些對政治感興趣的人士中廣為流傳，而奏疏的作者通常也希望能像影響皇帝及其主要幕僚一樣，影響這部分對政治感興趣的群體，這類奏疏往往都言辭犀利。
作者自稱具有道德合法性，而他們反對的那些人則被貼上自私、不道德、邪惡和谄媚等标簽。
他們很少考慮到品德高尚的人對形勢的分析也可能會迥然不同，認定某項建議不明智則提出建議的人肯定也人格低劣；如果某個政客品格低下，那無論他提出什麼建議都是有害的。
［37］這不是在朝廷商議國是時的語言，也未必是文人與親朋好友談論政治時的語言，而是作為一類指控書式的奏疏，顯然，皇帝讀起來也不會很愉悅。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大的政治分歧都在新政的支持派和反對派之間産生。
1069年，在徽宗出生的十多年前，神宗與宰相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政。
這些政策涉及政府事務的方方面面，從科舉考試制度到平民百姓的差役。
新政中争議最大的是對農民實施青苗法、将勞務換為稅收的募役法，以及征收商業稅并使政府參與貿易的市易法。
［38］ 事實證明，推行新政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每次有新政策宣布，曾為神宗的父祖效力的前朝老臣就猛烈抨擊。
反對派認為，新政并非一系列能使政府更适應經濟發展的新措施，隻是一個失控的官僚機構在不停地頒布新法。
在這些批評者看來，王安石與新政支持者未能很好地理解儒家的一個原則，即良政要依賴良吏而非良法。
此外，激怒反對派的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們無法在不危及自己仕途的前提下表達對新政的批評意見。
在神宗的認可下，王安石将反對新法的朝官相繼調出京城。
自漢代以來，确保對政策批評的通道暢通就一直是中國政府機構的一條基本原則，因此，迫使反對者噤聲被視為逾越了政治合法行為的界線。
對新政持反對意見的朝廷重臣司馬光也在1071年辭官，退隐洛陽（開封以西170公裡），随後，他周圍很快聚集了許多對政府發展方向感到不滿的人。
另一位名人蘇轼，我們在第一章提到過，他是徽宗的姑父王诜的朋友，也遭到貶谪，出京擔任了一系列的州級職務。
1080年，蘇轼的很多詩詞被認為暗含譏諷，因此被罷官流放。
［39］ 宋神宗支持新政，首先是希望增加政府收入，從而對北方毗鄰的契丹和黨項發起進攻，收複唐代（618—907）曾經控制但後來又失去的領土。
政府已經将過半的收入都用于軍費開支，但仍在部署軍隊上感到吃力，難以對敵軍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1080年，為儲備實施新政産生的盈餘物資，新的元豐庫建成，到了1082年已存儲八百萬貫。
［40］然而，前方軍事行動的進展卻令人失望。
1081—1082年，宋軍與黨項族西夏國在西北部（今甘肅境内）開戰，奪回了六座城寨，但卻損失了六十萬大軍。
［41］ 神宗駕崩後的1085年，高太後召回反對新法的重臣司馬光，當時他已經六十多歲，疾病纏身。
很多官員也被召回京城，包括蘇轼和他的弟弟蘇轍。
當時的新年号是元祐，所以在此期間複官的那些人又被稱為“元祐派”或“元祐黨人”。
［42］在這段時期，王安石推行的新政并沒有根據政策自身的優缺點逐條進行考慮，而是被全盤廢除。
很快，神宗在位時建立的整個财政體系幾乎全部被破壞，到1086年四月王安石去世時，他的大部分新政措施都被推翻。
王安石的追随者們也受到了無情的攻擊，尤其是呂惠卿和章惇二人都被罷官放逐。
同時，改革派還受到了文字獄的迫害。
蔡确被指控诽謗太後，被貶到偏遠的南方，沒幾年就去世了。
［43］ 一旦保守派的政敵被驅逐，他們也就無法再維持保守派内部的團結了，很快，保守派之間就開始争鬥，幾乎與之前針對改革派一樣殘酷。
1091年，蘇轼從地方調回京城任職沒幾年，就因為寫了一首詩而被學者程頤指責為行為不端。
［44］ 1093年，哲宗開始親政。
他召回了一些改革派，而這些人一回來就立刻罷免了八年前驅逐他們的那些人，甚至還想要懲罰已經去世的人。
在他們的強烈要求下，哲宗同意毀掉司馬光墓前的禦碑。
［45］ 徽宗被推上皇位時，章惇、曾布和蔡卞三人都在場，他們都認為自己才是改革派的領導者。
由于蔡卞被王安石招為女婿，他的身份比别人更特殊。
然而，到了11世紀90年代末，這三位改革運動的領導者彼此之間幾乎不存在什麼認同，他們在哲宗面前表現得更像是對手而非盟友。
在哲宗朝廷之外的人看來，任職朝廷的官員可能像是一個有凝聚力的派系，但隻有在朝中圈内的人才清楚這種種的仇恨、嫉妒和彼此的個性沖突。
沒有哪兩個人能一直處于同一戰線，甚至連蔡卞和蔡京兩兄弟也做不到。
［46］ 當然，中國曆史上存在殘酷黨争的也不隻是宋朝。
至少在漢代、唐代和明代都有黨争，而且，在其他君主政體下，宮廷中主要派别間的激烈鬥争也并不鮮見。
［47］通常來說，執政大臣掌權的時間越長，他招緻的批評和樹敵也就越多。
這就是徽宗不得不面對的、生活中的政治現實。
減少或克服這些敵對行為，對徽宗來說是一種挑戰。
在位培訓 徽宗登基後幾個星期内實施的大部分活動都出于禮制規定。
哲宗去世後第二天，新皇帝宣布大赦，減輕那些被哲宗降職、停職和貶谪官員的懲罰。
同一天，朝廷派一名使者前往遼國皇宮，宣布哲宗駕崩和徽宗繼位。
同時，哲宗駕崩的消息還要通知各州官員、士兵和普通民衆。
衆多官員奉命操辦哲宗的葬禮，由章惇總其責。
兩天後，給哲宗看病的太醫被免職和罰俸。
次日，徽宗追封生母，并派人尋找她的親戚。
再往後一天（正月十七日），徽宗召回了之前的兩個老師傅楫和朱绂，二人都是在兩個月前受鄒浩事件（在第一章提到）牽連而被貶斥。
第二天，哲宗的一些私人物品被賜予他身邊的幾位重要官員。
又過了一天（正月十九日），徽宗的哥哥趙佖被加封為陳王。
三天後的正月二十二日，徽宗的幾個弟弟也被賜予新封号。
［48］ 比這些例行法令更重要的，是為重要崗位挑選合适的官員。
徽宗登基的最初幾個月中，他一再被告誡，統治天下的秘訣是在關鍵職位上任命品行端正和才能出衆的官員，尤其是谏官、台官和二府大臣。
徽宗的幕僚向他保證，一旦他将适當人選安排到位，就可以無為而治了。
大臣們也向宋朝初期的皇帝提出過類似的建議，主張無為而治，這可以理解為以一種禮貌的方式表示“讓我們來替你管理朝中事務吧”。
［49］ 徽宗首先任命了一批被哲宗貶谪的官員。
他顯然對這些人的大緻情況了如指掌，也聽過反對他們被貶的争論。
而且，他登基時頒布的大赦已經解除了對這些人的懲罰。
徽宗對保守派的興趣，讓他所繼承的兩府中的改革派大臣感到了威脅，這毫不意外。
章惇和蔡卞強調要保留哲宗的政策，把诋毀神宗或哲宗的人排除在政府之外。
［50］然而，徽宗還是一再對保守派表現出興趣。
正月十九日，哲宗去世僅七天，徽宗就要二府大臣準備一份有資格擔任高級官職的人員名單，其中包括此前任職的人。
第二天，這份名單準備好時，徽宗與二府大臣逐一讨論了上面的人員。
根據曾布的記載，徽宗看起來很了解這些人，對于要任用哪些人，也有自己的見解： 丁亥，赴早臨，遂乞奏事，以前執政及從官等姓名面奏，呂惠卿居首。
上遽指之曰：“且令在邊。
”次至韓忠彥，上雲：“此當召。
”……及黃履，上雲：“此三人（韓忠彥、李清臣和黃履）皆可召。
”［51］ 黃履由于為鄒浩辯解而被免，鄒浩則是因為反對冊封劉氏為皇後惹惱了哲宗。
下一位讨論的是安焘，然後是蔣之奇。
上亦雲：“當召，複兼學士見阙。
”［52］又及葉祖洽，餘雲：“在朝無所附麗，亦可用。
”上許之。
至呂嘉問、蹇序辰輩，餘亦雲：“陛下必已知此人。
”上雲：“知。
” 次及葉濤，餘雲：“嘗為中書舍人，有氣節，敢言，可用。
”次邢恕并朱服三人，［53］上亦知其反複，夔獨指濤雲：“唯此人可用。
” 他們接着又議論了八個人，選出五名任用，其中包括曾布的弟弟曾肇。
曾布解釋說，他的弟弟沒有加入任何派系，當初被罷免隻是因為在編纂史書。
讨論結束後，大臣們又去拜見了太後，太後表示“并上所取舍，皆合公議”。
曾布試圖恭維一下太後：“皇帝、皇太後洞照人材如此，臣等更無可言者。
”［54］ 這些初步任命中蘊含的政治含意未能逃過蔡卞和章惇的注意。
曾布試圖寬慰蔡卞，說他至少可以指望着皇上不會把蘇轼或蘇轍召回來。
向太後并不關心兒媳劉氏，與劉氏相比，她更喜歡孟氏。
孟氏出身書香門第，一進宮就修習婦道。
不過太後倒也承認，孟氏與劉氏的競争二人都有責任，因為她們的脾氣都有點大，但她仍然認為孟氏被廢不合規矩，因為廢黜孟氏的向太後手诏是僞造的。
她本人都沒有見過這份诏書，更别說親筆寫了。
［28］ 向太後對這件事一直耿耿于懷，她曾與韓忠彥和曾布讨論，但兩位大臣都不贊成她的想法。
兩人同徽宗商量這件事時，徽宗讓他們對太後解釋，從原則上講，弟弟不能改變哥哥遺孀的地位。
［29］韓忠彥的行狀中記下了大臣、太後與徽宗之間的讨論： 初欽聖皇太後垂簾共政，而故相章申公敦猶未去位。
公與申公簾對，皇太後曰：“登極之恩慱矣，無所不被。
廢後孟氏可複也。
”公退謂申公曰：“有故事乎？事體之間無所傷乎？”曰：“無傷。
”及以事對，上曰：“複孟氏則可，而皇太後欲複孟氏而廢劉氏，奈何？複一廢一，則上累永泰，豈小哉？公等執政也，其執之。
”公曰：“陛下之言乃谟訓也，其敢不執！”退見皇太後。
皇太後盛以廢複為言，不可易。
公援引古今，具道其所以然，以死争之。
皇太後之議遂格。
［30］ 在曾布的政治日記中，向太後堅持認為皇帝隻能有一位皇後，這是自古以來的規矩。
不過，隻有章惇支持這種觀點，其他大臣都保持沉默。
另一位大臣蔣之奇進而争辯道，廢黜劉氏相當于将哲宗的錯誤彰顯于衆，而且徽宗作為小叔子，改變兄長遺孀的地位也不合禮儀。
太後隻好妥協，勉強同意立兩位皇後。
1100年六月二十三日，在郊壇宣布孟氏恢複皇後的身份。
［31］ 數月後，曾布開始擔心，太後是否真如承諾的那樣，盡早放棄參政。
五月初九，徽宗的第一個皇子出生，曾布提醒徽宗，“陛下已生子，皇太後弄孫，無可垂簾之理”。
徽宗答道，攝政本來就不是太後的意願，況且她也降下手诏，等哲宗靈位供奉在太廟以後就會還政，這也就是一兩個月後的事了。
曾布趁機向徽宗解釋權力的複雜性。
他警告徽宗，太後身邊的親随可能不希望她失去朝中影響力，徽宗應該提防他們制造事端。
徽宗盡管不相信嫡母會這麼容易受騙，但答應保持警惕。
［32］接着，曾布要徽宗提前做出決定，在太後還政後，哪些事情應當繼續向她禀報。
徽宗說，除了親王和公主的事，其他事宜都不用向太後報告。
曾布這才感到寬慰。
在這場對話的最後，曾布請求徽宗一定不要将前述他們說的事告訴别人。
他引用了一句著名的古文：“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33］接着又說道：“願陛下更賜垂意，此語稍洩露，臣實無所措身矣。
”徽宗答道：“會得，會得！此豈可漏者？！”［34］顯然，曾布并不信任太後身邊的那些人，可能也不信任太後本人。
很多曆史學家在描述宋代的政治史時，假設向太後是在徽宗登基第一年做決策的人，也正是她召回了很多保守派。
他們假定，向太後的觀點肯定與她的婆婆高氏十五年前攝政時很相似，然而仔細研究史料就會發現，情況并非如此。
向太後的作用相對較小，而且下文會提到，她更感興趣的是把改革派蔡京留在京城，而不是召回某一位保守派。
［35］ 黨争 徽宗剛登上皇位，就為自己定下了一項任務，即改善已使一代人受到影響的殘酷的派系鬥争。
一開始，他對自己能做到的事情想得有些天真。
從理論上講，皇帝擁有所有的權力：他可以頒布法律，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任命或罷免官員。
但實際上，他必須做通官員的工作，因為他們有各種方法抵制自己不希望實施的舉措。
同時，每天都要與相互之間強烈不滿的官員打交道，徽宗不得不學會如何篩選、評估他們提出的常常相互矛盾的建議。
在徽宗登上皇位之前的三十年，宋朝有三次皇位的更替導緻數十位政府最高官員被罷免：第一次是神宗繼位；第二次是小皇帝哲宗繼位，高太後攝政；第三次是哲宗在祖母去世後開始親政。
哲宗在世最後六年被罷免的官員把徽宗繼位視為他們恢複朝官的機會，那些在哲宗最後幾年支持徽宗繼位的官員，也下定決心要坐穩位置。
同其他許多時代和地方一樣，宋代的宮廷政治也主要集中在京城。
絕大部分政府官員在京外任職，基本上不會去争奪朝中的影響，而位于中央核心職位上的幾百名京官，通常會将出京任職視為流放，是被迫離開實權職位。
盡管爬上中央政府核心職位上的官員大多曾經在地方任職，但他們一旦爬到官僚機構的上層，就幾乎都不願意再回到地方上三百多個府州軍監（或二十六路）擔任基層管理職務了。
研究宋朝這段時期的政治，有一種方式是從兩個主要的政治舞台入手，大緻可以定義為朝廷和文人輿論圈。
定期拜見皇帝的幾十位朝中官員組成了一個小團體——兩府宰輔、谏官和台官，以及朝廷主要機構與部門的負責人——在那些定期向皇帝報告的事情上有着最直接的影響力。
這些事大部分與人事任命有關，比如應當任命和提拔誰，誰應該被罷免和降職。
同時，對從軍事行動到稅務改革等方面的重要舉措，皇帝也要明确授權。
朝廷決定的都是一些至關重要的事件，關系到很多人的前程；這些事件可能還會導緻重大開銷，或影響不同行業的經濟命運。
毫不奇怪，很多人對朝廷發生了什麼事情以及誰在朝廷有影響抱有極大的興趣。
通過官方公告、口口相傳或是書信往來等方式，朝廷的決策往往會快速傳播開來。
［36］ 與朝廷形成主要競争的另一個權力中心是一個很不具體的群體，被稱為“外議”、“公論”、“文人”或“士大夫”。
在某種意義上，這些詞語指的是一些受過教育但沒在官府任職的人士所談論的事情。
但是這個群體并不限于那些沒有官職的人，事實上，“言官”與表達那些外圍觀點有密切的聯系。
對于這些擔任谏官或台官的人而言，批評政府的政策、方案和官員行為就是職責所在。
谏官和台官的很多奏疏在那些對政治感興趣的人士中廣為流傳，而奏疏的作者通常也希望能像影響皇帝及其主要幕僚一樣，影響這部分對政治感興趣的群體，這類奏疏往往都言辭犀利。
作者自稱具有道德合法性，而他們反對的那些人則被貼上自私、不道德、邪惡和谄媚等标簽。
他們很少考慮到品德高尚的人對形勢的分析也可能會迥然不同，認定某項建議不明智則提出建議的人肯定也人格低劣；如果某個政客品格低下，那無論他提出什麼建議都是有害的。
［37］這不是在朝廷商議國是時的語言，也未必是文人與親朋好友談論政治時的語言，而是作為一類指控書式的奏疏，顯然，皇帝讀起來也不會很愉悅。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大的政治分歧都在新政的支持派和反對派之間産生。
1069年，在徽宗出生的十多年前，神宗與宰相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政。
這些政策涉及政府事務的方方面面，從科舉考試制度到平民百姓的差役。
新政中争議最大的是對農民實施青苗法、将勞務換為稅收的募役法，以及征收商業稅并使政府參與貿易的市易法。
［38］ 事實證明，推行新政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每次有新政策宣布，曾為神宗的父祖效力的前朝老臣就猛烈抨擊。
反對派認為，新政并非一系列能使政府更适應經濟發展的新措施，隻是一個失控的官僚機構在不停地頒布新法。
在這些批評者看來，王安石與新政支持者未能很好地理解儒家的一個原則，即良政要依賴良吏而非良法。
此外，激怒反對派的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們無法在不危及自己仕途的前提下表達對新政的批評意見。
在神宗的認可下，王安石将反對新法的朝官相繼調出京城。
自漢代以來，确保對政策批評的通道暢通就一直是中國政府機構的一條基本原則，因此，迫使反對者噤聲被視為逾越了政治合法行為的界線。
對新政持反對意見的朝廷重臣司馬光也在1071年辭官，退隐洛陽（開封以西170公裡），随後，他周圍很快聚集了許多對政府發展方向感到不滿的人。
另一位名人蘇轼，我們在第一章提到過，他是徽宗的姑父王诜的朋友，也遭到貶谪，出京擔任了一系列的州級職務。
1080年，蘇轼的很多詩詞被認為暗含譏諷，因此被罷官流放。
［39］ 宋神宗支持新政，首先是希望增加政府收入，從而對北方毗鄰的契丹和黨項發起進攻，收複唐代（618—907）曾經控制但後來又失去的領土。
政府已經将過半的收入都用于軍費開支，但仍在部署軍隊上感到吃力，難以對敵軍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1080年，為儲備實施新政産生的盈餘物資，新的元豐庫建成，到了1082年已存儲八百萬貫。
［40］然而，前方軍事行動的進展卻令人失望。
1081—1082年，宋軍與黨項族西夏國在西北部（今甘肅境内）開戰，奪回了六座城寨，但卻損失了六十萬大軍。
［41］ 神宗駕崩後的1085年，高太後召回反對新法的重臣司馬光，當時他已經六十多歲，疾病纏身。
很多官員也被召回京城，包括蘇轼和他的弟弟蘇轍。
當時的新年号是元祐，所以在此期間複官的那些人又被稱為“元祐派”或“元祐黨人”。
［42］在這段時期，王安石推行的新政并沒有根據政策自身的優缺點逐條進行考慮，而是被全盤廢除。
很快，神宗在位時建立的整個财政體系幾乎全部被破壞，到1086年四月王安石去世時，他的大部分新政措施都被推翻。
王安石的追随者們也受到了無情的攻擊，尤其是呂惠卿和章惇二人都被罷官放逐。
同時，改革派還受到了文字獄的迫害。
蔡确被指控诽謗太後，被貶到偏遠的南方，沒幾年就去世了。
［43］ 一旦保守派的政敵被驅逐，他們也就無法再維持保守派内部的團結了，很快，保守派之間就開始争鬥，幾乎與之前針對改革派一樣殘酷。
1091年，蘇轼從地方調回京城任職沒幾年，就因為寫了一首詩而被學者程頤指責為行為不端。
［44］ 1093年，哲宗開始親政。
他召回了一些改革派，而這些人一回來就立刻罷免了八年前驅逐他們的那些人，甚至還想要懲罰已經去世的人。
在他們的強烈要求下，哲宗同意毀掉司馬光墓前的禦碑。
［45］ 徽宗被推上皇位時，章惇、曾布和蔡卞三人都在場，他們都認為自己才是改革派的領導者。
由于蔡卞被王安石招為女婿，他的身份比别人更特殊。
然而，到了11世紀90年代末，這三位改革運動的領導者彼此之間幾乎不存在什麼認同，他們在哲宗面前表現得更像是對手而非盟友。
在哲宗朝廷之外的人看來，任職朝廷的官員可能像是一個有凝聚力的派系，但隻有在朝中圈内的人才清楚這種種的仇恨、嫉妒和彼此的個性沖突。
沒有哪兩個人能一直處于同一戰線，甚至連蔡卞和蔡京兩兄弟也做不到。
［46］ 當然，中國曆史上存在殘酷黨争的也不隻是宋朝。
至少在漢代、唐代和明代都有黨争，而且，在其他君主政體下，宮廷中主要派别間的激烈鬥争也并不鮮見。
［47］通常來說，執政大臣掌權的時間越長，他招緻的批評和樹敵也就越多。
這就是徽宗不得不面對的、生活中的政治現實。
減少或克服這些敵對行為，對徽宗來說是一種挑戰。
在位培訓 徽宗登基後幾個星期内實施的大部分活動都出于禮制規定。
哲宗去世後第二天，新皇帝宣布大赦，減輕那些被哲宗降職、停職和貶谪官員的懲罰。
同一天，朝廷派一名使者前往遼國皇宮，宣布哲宗駕崩和徽宗繼位。
同時，哲宗駕崩的消息還要通知各州官員、士兵和普通民衆。
衆多官員奉命操辦哲宗的葬禮，由章惇總其責。
兩天後，給哲宗看病的太醫被免職和罰俸。
次日，徽宗追封生母，并派人尋找她的親戚。
再往後一天（正月十七日），徽宗召回了之前的兩個老師傅楫和朱绂，二人都是在兩個月前受鄒浩事件（在第一章提到）牽連而被貶斥。
第二天，哲宗的一些私人物品被賜予他身邊的幾位重要官員。
又過了一天（正月十九日），徽宗的哥哥趙佖被加封為陳王。
三天後的正月二十二日，徽宗的幾個弟弟也被賜予新封号。
［48］ 比這些例行法令更重要的，是為重要崗位挑選合适的官員。
徽宗登基的最初幾個月中，他一再被告誡，統治天下的秘訣是在關鍵職位上任命品行端正和才能出衆的官員，尤其是谏官、台官和二府大臣。
徽宗的幕僚向他保證，一旦他将适當人選安排到位，就可以無為而治了。
大臣們也向宋朝初期的皇帝提出過類似的建議，主張無為而治，這可以理解為以一種禮貌的方式表示“讓我們來替你管理朝中事務吧”。
［49］ 徽宗首先任命了一批被哲宗貶谪的官員。
他顯然對這些人的大緻情況了如指掌，也聽過反對他們被貶的争論。
而且，他登基時頒布的大赦已經解除了對這些人的懲罰。
徽宗對保守派的興趣，讓他所繼承的兩府中的改革派大臣感到了威脅，這毫不意外。
章惇和蔡卞強調要保留哲宗的政策，把诋毀神宗或哲宗的人排除在政府之外。
［50］然而，徽宗還是一再對保守派表現出興趣。
正月十九日，哲宗去世僅七天，徽宗就要二府大臣準備一份有資格擔任高級官職的人員名單，其中包括此前任職的人。
第二天，這份名單準備好時，徽宗與二府大臣逐一讨論了上面的人員。
根據曾布的記載，徽宗看起來很了解這些人，對于要任用哪些人，也有自己的見解： 丁亥，赴早臨，遂乞奏事，以前執政及從官等姓名面奏，呂惠卿居首。
上遽指之曰：“且令在邊。
”次至韓忠彥，上雲：“此當召。
”……及黃履，上雲：“此三人（韓忠彥、李清臣和黃履）皆可召。
”［51］ 黃履由于為鄒浩辯解而被免，鄒浩則是因為反對冊封劉氏為皇後惹惱了哲宗。
下一位讨論的是安焘，然後是蔣之奇。
上亦雲：“當召，複兼學士見阙。
”［52］又及葉祖洽，餘雲：“在朝無所附麗，亦可用。
”上許之。
至呂嘉問、蹇序辰輩，餘亦雲：“陛下必已知此人。
”上雲：“知。
” 次及葉濤，餘雲：“嘗為中書舍人，有氣節，敢言，可用。
”次邢恕并朱服三人，［53］上亦知其反複，夔獨指濤雲：“唯此人可用。
” 他們接着又議論了八個人，選出五名任用，其中包括曾布的弟弟曾肇。
曾布解釋說，他的弟弟沒有加入任何派系，當初被罷免隻是因為在編纂史書。
讨論結束後，大臣們又去拜見了太後，太後表示“并上所取舍，皆合公議”。
曾布試圖恭維一下太後：“皇帝、皇太後洞照人材如此，臣等更無可言者。
”［54］ 這些初步任命中蘊含的政治含意未能逃過蔡卞和章惇的注意。
曾布試圖寬慰蔡卞，說他至少可以指望着皇上不會把蘇轼或蘇轍召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