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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所繪制，然而，記憶永遠是不完美的。
在通過文字記錄了解宋徽宗時，我們同樣需要注意，這些資料能告訴我們什麼信息，又不能告訴我們什麼内容。
《宋會要》是最主要的政府文件彙輯，其中收錄了七千多份徽宗批閱過的文件原文或概要，包括呈遞給皇帝的奏章或皇帝頒布的诏書。
此外，還有徽宗宣稱自己親筆創作的大量詩歌、書法與繪畫作品，甚至包括他寫給一位道士的很多親筆信。
許多寶貴的資料收錄在徽宗朝官員的文集，以及宋徽宗身後數十年間編纂的筆記小說裡。
有關徽宗在世最後二十年發生的事件，《三朝北盟會編》是内容非常豐富的史料，它引用大量的第一人稱叙述，其中很多原始資料已經不存于世了。
所有資料首先要根據各自的情況進行理解。
例如，诏書與詩歌中使用的語言，受到長期以來形成的習慣影響。
另外一項挑戰是，對宋徽宗帶有偏見的一些史料，需要找到适當的方式加以利用。
很多曆史學家緻力于研究社會與經濟史，他們已習慣從被扭曲的原始資料中努力發現婦女、農民與商人等方面的有用信息，因為即使是帶有偏見的觀察者也可能提到一些基于準确信息的細節。
對宮廷的研究同樣如此，可能經常要以不同于原作者與編纂者設想的方式去閱讀原始資料。
例如，彈劾皇帝寵臣的奏章對于研究被指責的人來說，可能不是很好的資料來源，但對研究統治者收到了哪些信息而言，這就是最好的資料。
筆記常常是我們研究人格特質時的唯一資料來源，就算這些筆記來自虛假的謠言，也可能會包含某些真實資料。
在本書中，我盡量仔細核查那些坊間廣為流傳的宋徽宗故事的依據，因為我知道很多故事是基于謠言和傳聞（參見附錄A）。
在接下來的章節中，讀者将了解到宋徽宗參與的許多活動：頒布诏書、主持儀式、與宗教大師對話、炫耀自己的寶藏、與大臣們一起賦詩等。
與當時的人們一樣，今天的讀者可能也想知道，宋徽宗的活動中有多少隻是按照宮廷官員提供的腳本在公衆面前的表演，又有多少反映了他本人的真實感情。
這些問題不好回答，而且對于今天的政治人物也有同樣的疑問。
我們對宋徽宗說過的話和做過的事，也就是他公衆的一面，比對他的想法或真實感覺了解得多得多，這是不争的事實。
我盡可能通過叙述事件和細節，将我所看到的資料介紹給讀者，盡管這些事件和細節影響了我對宋徽宗的認識，但我通常會讓讀者做出自己的推論。
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我得到了大量的幫助。
首先，我參考了許多有才華的學者的論著。
宋史在今天是一個相當成熟的領域，除了有關宋朝政府、宗教與藝術比較綜合的著作之外，關于宋徽宗參與道教、進行樂制改革、慈善事業、創建學校制度、園林建築、繪畫與畫院、宋金聯盟、宋金戰争與宰相蔡京，以及很多其他專題都有引人注目的研究。
我對這些學者論著的感激會體現在注釋中。
假如不是從這麼多現代學者的著作中獲益，那麼，對我而言，要涉及如此廣泛的話題就會困難得多。
我能夠專心緻力于此項目，時間也同樣重要。
在我忙于研究宋徽宗生平的這幾年裡，有三次可以用整年的時間專注研究與寫作，而不用教學。
對這些寶貴的時間，我很感謝約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會（theJohnSimonGuggenheimFoundation）、蔣經國基金會，以及德國洪堡基金會（theAlexandervonHumboldtFoundation）。
洪堡基金會的基金使我能夠在明斯特大學的漢學研究所度過一年的時光，本書的大部分就是在那裡寫的。
在華盛頓大學，中國研究項目（theChinaStudiesProgram）與曆史系資助了研究的差旅費和繪圖費用，并提供了研究生的協助。
在項目接近尾聲時，佩頓·加納利（PeytonCanary）和段曉琳幫助整理了詳細書目，補充了許多論著信息，馬歇爾·阿格紐（MarshallAgnew）繪制了地圖。
我也感謝閱讀章節草稿并給予建議、鼓勵的各位同仁。
當我需要意見反饋時，賈志揚（JohnChaffee）、張勉治（MichaelChang）、艾朗諾（RonaldEgan）、葛平德（PeterGolas）、蓋博堅（KentGuy）、蔡涵墨（CharlesHartman）、黃士姗（SusanHuang）、史樂民（PaulSmith）和德野京子都慨然撥冗相助。
出版社的兩名匿名評論者也提供了寶貴的建議。
我的丈夫湯姆為我提供了非專業意見，在三個階段毅然閱讀了全部書稿。
在通過文字記錄了解宋徽宗時，我們同樣需要注意，這些資料能告訴我們什麼信息，又不能告訴我們什麼内容。
《宋會要》是最主要的政府文件彙輯，其中收錄了七千多份徽宗批閱過的文件原文或概要，包括呈遞給皇帝的奏章或皇帝頒布的诏書。
此外，還有徽宗宣稱自己親筆創作的大量詩歌、書法與繪畫作品，甚至包括他寫給一位道士的很多親筆信。
許多寶貴的資料收錄在徽宗朝官員的文集，以及宋徽宗身後數十年間編纂的筆記小說裡。
有關徽宗在世最後二十年發生的事件，《三朝北盟會編》是内容非常豐富的史料，它引用大量的第一人稱叙述，其中很多原始資料已經不存于世了。
所有資料首先要根據各自的情況進行理解。
例如，诏書與詩歌中使用的語言，受到長期以來形成的習慣影響。
另外一項挑戰是，對宋徽宗帶有偏見的一些史料，需要找到适當的方式加以利用。
很多曆史學家緻力于研究社會與經濟史，他們已習慣從被扭曲的原始資料中努力發現婦女、農民與商人等方面的有用信息，因為即使是帶有偏見的觀察者也可能提到一些基于準确信息的細節。
對宮廷的研究同樣如此，可能經常要以不同于原作者與編纂者設想的方式去閱讀原始資料。
例如，彈劾皇帝寵臣的奏章對于研究被指責的人來說，可能不是很好的資料來源，但對研究統治者收到了哪些信息而言，這就是最好的資料。
筆記常常是我們研究人格特質時的唯一資料來源，就算這些筆記來自虛假的謠言，也可能會包含某些真實資料。
在本書中，我盡量仔細核查那些坊間廣為流傳的宋徽宗故事的依據，因為我知道很多故事是基于謠言和傳聞（參見附錄A）。
在接下來的章節中，讀者将了解到宋徽宗參與的許多活動：頒布诏書、主持儀式、與宗教大師對話、炫耀自己的寶藏、與大臣們一起賦詩等。
與當時的人們一樣，今天的讀者可能也想知道，宋徽宗的活動中有多少隻是按照宮廷官員提供的腳本在公衆面前的表演，又有多少反映了他本人的真實感情。
這些問題不好回答，而且對于今天的政治人物也有同樣的疑問。
我們對宋徽宗說過的話和做過的事，也就是他公衆的一面，比對他的想法或真實感覺了解得多得多，這是不争的事實。
我盡可能通過叙述事件和細節，将我所看到的資料介紹給讀者，盡管這些事件和細節影響了我對宋徽宗的認識，但我通常會讓讀者做出自己的推論。
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我得到了大量的幫助。
首先，我參考了許多有才華的學者的論著。
宋史在今天是一個相當成熟的領域，除了有關宋朝政府、宗教與藝術比較綜合的著作之外，關于宋徽宗參與道教、進行樂制改革、慈善事業、創建學校制度、園林建築、繪畫與畫院、宋金聯盟、宋金戰争與宰相蔡京，以及很多其他專題都有引人注目的研究。
我對這些學者論著的感激會體現在注釋中。
假如不是從這麼多現代學者的著作中獲益，那麼，對我而言，要涉及如此廣泛的話題就會困難得多。
我能夠專心緻力于此項目，時間也同樣重要。
在我忙于研究宋徽宗生平的這幾年裡，有三次可以用整年的時間專注研究與寫作，而不用教學。
對這些寶貴的時間，我很感謝約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會（theJohnSimonGuggenheimFoundation）、蔣經國基金會，以及德國洪堡基金會（theAlexandervonHumboldtFoundation）。
洪堡基金會的基金使我能夠在明斯特大學的漢學研究所度過一年的時光，本書的大部分就是在那裡寫的。
在華盛頓大學，中國研究項目（theChinaStudiesProgram）與曆史系資助了研究的差旅費和繪圖費用，并提供了研究生的協助。
在項目接近尾聲時，佩頓·加納利（PeytonCanary）和段曉琳幫助整理了詳細書目，補充了許多論著信息，馬歇爾·阿格紐（MarshallAgnew）繪制了地圖。
我也感謝閱讀章節草稿并給予建議、鼓勵的各位同仁。
當我需要意見反饋時，賈志揚（JohnChaffee）、張勉治（MichaelChang）、艾朗諾（RonaldEgan）、葛平德（PeterGolas）、蓋博堅（KentGuy）、蔡涵墨（CharlesHartman）、黃士姗（SusanHuang）、史樂民（PaulSmith）和德野京子都慨然撥冗相助。
出版社的兩名匿名評論者也提供了寶貴的建議。
我的丈夫湯姆為我提供了非專業意見，在三個階段毅然閱讀了全部書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