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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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時，會不會被傳染啊？
報紙标題拟得相當暧昧，而且意有所指——“無辜的基督徒，也可能會感染艾滋病”。
除了《瑞典日報》外，其他媒體也不遺餘力，非将病患分為“有罪的”與“無辜的”兩大類不可。
其實，他們一直在這樣做。
一名孩童接受輸血時感染艾滋病，其中一家晚報指稱：“現在，不該發生的事發生了：艾滋病又奪走了一條無辜的小生命！” 由基督教會主辦的《每日時報》更是搶先一步，将整件事蓋棺論定，而且斬釘截鐵，絕不讓步：“撇開因為輸血、生産，或合法夫妻關系所導緻的艾滋病病例，我們其實可以發現，每一個艾滋病患的行為舉止，都是罪孽深重、不可饒恕的。
” 要怎樣才能保護自己？要怎樣才能把瘟疫範圍限制在那些人身上？ 就是那些罪孽深重的人身上。
否則，下一個就是你了。
《快捷報》在描述病因時，選擇刊出一對擁吻中異性戀年輕夫妻的照片，場景相當浪漫，绮麗而引人遐思。
照片旁的附注是：“額頭上輕輕一吻，不會有傷害的。
”然後該報選擇用一個秃頭、盯着色情海報的老頭的背影象征同性戀者，附注是：“輕率的匿名同志性行為，将導緻罹病風險大增。
” 還有其他正本清源的辦法嗎？一定要想辦法阻止那些同志無法進行所謂的“同志性行為”才行！ 非常不幸地，不得不采取與法律保障個人自由相抵觸的緊急措施——強制檢驗、列表管制、監控、隔離——但這一切都是為了社會大衆的福祉着想。
包括韓甯·謝斯壯與雷夫·希爾博斯基等法學泰鬥都知道，這種呼聲嚴重抵觸大衆對司法的見解。
但他們還是順水推舟，将強制檢驗合法化，并制定嚴刑峻法。
“此處雖有明顯的利益抵觸，”雷夫·希爾博斯基不痛不癢地說，“我們不得不選擇相對錯誤較少的措施并予以執行。
” 他的同事韓甯·謝斯壯則表示：“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放棄對這個人的保護，以保護全體社會大衆免受他所帶原的絕症傳染。
” 那些進行所謂“同志性行為”的同性戀，他們居然沒有染病！而且他們還是帶原者！太可怕了！要是這些帶原的鼠輩還能自由自在，到處亂跑，要不了多久，整個社會就會被疾病瓦解了。
不，不能信賴他們。
報紙雜志上，一篇辯論文章的作者故意用反诘法質問：“我們為什麼需要将這五千個帶原者全部隔離起來？”随後又自答：“因為我們不能保證，這些人都能潔身自愛，不亂搞不安全的性行為，不再傳染給别人……同性戀者對性行為的依賴恐怕比異性戀者還要難控制！很難相信這些人的性行為是以‘感情’為基礎。
想想看，每個同性戀者每年都有成打的性伴侶，所以我們不能假設他們會安分守己……” 染病的人，居然還要分為“有罪的”與“無辜的”兩類。
有人被傳染，有人負責傳染給别人。
《晚報新聞》專訪市中心諾曼區警局的警員漢斯·史特倫德，該警局目前正全力掃蕩轄區内的同志性愛夜店。
專訪标題一語道破——“傳播艾滋病的人，就是兇手”。
總之，那些被傳染的同性戀者不算受害者。
他們是兇手。
不要對兇手太仁慈，不必對他們溫柔。
我們要保護自己不受傷害，這是天經地義、與生俱來的權利。
讓我們再度引用史學家卡琳·尤漢遜的說法：“首先，所有疾病史都證明，所有病因诠釋與相同的‘代罪羔羊’症候群，都為放逐、強制隔離與管制等措施提供了道德依據。
” 現在的情況正是如此。
徹底分裂的社會。
包括政治人物、公務員、醫生與警方在内的衆多政府機構人員，都要求對傳染源采取嚴厲的檢驗措施——先站穩腳跟，把帶原者通通揪出來，借此保護社會上衆多無辜的小市民，将病菌徹底殲滅。
1986年，醫生莉塔·提柏林與托畢揚·雷汀在《瑞典日報》辯論文章中提出建議，設置艾滋病社區，強制隔離病人，任他們自生自滅，就像中世紀處理黑死病患的辦法一樣。
約拿·伯格倫德是隆德市急診醫院病毒學家與主治醫師，他認為應該對全瑞典人口進行強制檢驗，将帶原者列表管制。
他甚至沉重而嚴肅地建議，在病人身上刺上刺青，使他們無所遁形，就像希特勒統
除了《瑞典日報》外，其他媒體也不遺餘力，非将病患分為“有罪的”與“無辜的”兩大類不可。
其實，他們一直在這樣做。
一名孩童接受輸血時感染艾滋病，其中一家晚報指稱：“現在，不該發生的事發生了：艾滋病又奪走了一條無辜的小生命！” 由基督教會主辦的《每日時報》更是搶先一步，将整件事蓋棺論定，而且斬釘截鐵，絕不讓步：“撇開因為輸血、生産，或合法夫妻關系所導緻的艾滋病病例，我們其實可以發現，每一個艾滋病患的行為舉止，都是罪孽深重、不可饒恕的。
” 要怎樣才能保護自己？要怎樣才能把瘟疫範圍限制在那些人身上？ 就是那些罪孽深重的人身上。
否則，下一個就是你了。
《快捷報》在描述病因時，選擇刊出一對擁吻中異性戀年輕夫妻的照片，場景相當浪漫，绮麗而引人遐思。
照片旁的附注是：“額頭上輕輕一吻，不會有傷害的。
”然後該報選擇用一個秃頭、盯着色情海報的老頭的背影象征同性戀者，附注是：“輕率的匿名同志性行為，将導緻罹病風險大增。
” 還有其他正本清源的辦法嗎？一定要想辦法阻止那些同志無法進行所謂的“同志性行為”才行！ 非常不幸地，不得不采取與法律保障個人自由相抵觸的緊急措施——強制檢驗、列表管制、監控、隔離——但這一切都是為了社會大衆的福祉着想。
包括韓甯·謝斯壯與雷夫·希爾博斯基等法學泰鬥都知道，這種呼聲嚴重抵觸大衆對司法的見解。
但他們還是順水推舟，将強制檢驗合法化，并制定嚴刑峻法。
“此處雖有明顯的利益抵觸，”雷夫·希爾博斯基不痛不癢地說，“我們不得不選擇相對錯誤較少的措施并予以執行。
” 他的同事韓甯·謝斯壯則表示：“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放棄對這個人的保護，以保護全體社會大衆免受他所帶原的絕症傳染。
” 那些進行所謂“同志性行為”的同性戀，他們居然沒有染病！而且他們還是帶原者！太可怕了！要是這些帶原的鼠輩還能自由自在，到處亂跑，要不了多久，整個社會就會被疾病瓦解了。
不，不能信賴他們。
報紙雜志上，一篇辯論文章的作者故意用反诘法質問：“我們為什麼需要将這五千個帶原者全部隔離起來？”随後又自答：“因為我們不能保證，這些人都能潔身自愛，不亂搞不安全的性行為，不再傳染給别人……同性戀者對性行為的依賴恐怕比異性戀者還要難控制！很難相信這些人的性行為是以‘感情’為基礎。
想想看，每個同性戀者每年都有成打的性伴侶，所以我們不能假設他們會安分守己……” 染病的人，居然還要分為“有罪的”與“無辜的”兩類。
有人被傳染，有人負責傳染給别人。
《晚報新聞》專訪市中心諾曼區警局的警員漢斯·史特倫德，該警局目前正全力掃蕩轄區内的同志性愛夜店。
專訪标題一語道破——“傳播艾滋病的人，就是兇手”。
總之，那些被傳染的同性戀者不算受害者。
他們是兇手。
不要對兇手太仁慈，不必對他們溫柔。
我們要保護自己不受傷害，這是天經地義、與生俱來的權利。
讓我們再度引用史學家卡琳·尤漢遜的說法：“首先，所有疾病史都證明，所有病因诠釋與相同的‘代罪羔羊’症候群，都為放逐、強制隔離與管制等措施提供了道德依據。
” 現在的情況正是如此。
徹底分裂的社會。
包括政治人物、公務員、醫生與警方在内的衆多政府機構人員，都要求對傳染源采取嚴厲的檢驗措施——先站穩腳跟，把帶原者通通揪出來，借此保護社會上衆多無辜的小市民，将病菌徹底殲滅。
1986年，醫生莉塔·提柏林與托畢揚·雷汀在《瑞典日報》辯論文章中提出建議，設置艾滋病社區，強制隔離病人，任他們自生自滅，就像中世紀處理黑死病患的辦法一樣。
約拿·伯格倫德是隆德市急診醫院病毒學家與主治醫師，他認為應該對全瑞典人口進行強制檢驗，将帶原者列表管制。
他甚至沉重而嚴肅地建議，在病人身上刺上刺青，使他們無所遁形，就像希特勒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