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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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症已經牢牢攫住了他們。
1982年2月，《今日新聞》第一次針對同性戀者充滿神秘色彩的新癌症進行了報道。
該報聲稱，那些染病的丹麥年輕男性免疫系統有缺陷，原因在于“從事性行為時的衛生習慣不良，男同性戀者更易遭到惡性病毒感染”。
也許，跟其他人相比，男同性戀者并沒有特别肮髒。
但他們還是怕得要死。
他們害怕接受陌生醫生的診斷，不隻被要求檢查陰莖，還有口腔、直腸，最後不得不承認——對，就是承認，像犯人對警方認罪那樣——承認他們就是同性戀者。
他們有各式各樣的理由感到害怕。
同性戀者受到的待遇極差，遭人輕蔑，也得不到好的醫療看護，有時甚至得不到看護。
整個社會也感受到，這全新的、前所未見的傳染病是非比尋常的嚴重威脅。
不隻是同性戀者，所有人都有可能感染。
要是沒能及時控制病源并徹底隔離起來，疫情将一觸即發。
假如隻有死娘炮、愛用針筒的瘾君子或娼妓被傳染，那倒還無所謂。
隻要無辜的大衆安全無虞，就沒有什麼好顧慮的。
但是，《快捷報》在1985年5月21日的标題，可謂一針見血。
《下一個就是你！》 你，就是你，還在看報紙。
你隻是個平凡的瑞典人，沒有怪異的性癖好，沒有嗑藥，更不是非洲人。
你可能隻是偶爾上一下窯子，找找妓女，然後就……中镖了。
這些正常而平凡的瑞典人當中也流傳着傳染源！但大家卻仿佛視而不見，等到病入膏肓，則為時晚矣。
1985年11月26日，《哥特堡郵報》刊登一篇報道，指出一對夫婦（丈夫是警員，太太是護士）非常害怕會在工作時感染HTLV-Ⅲ型病毒。
它的标題寫着：“我們一被感染，就隻能抛家棄子。
” 直到1985年秋天，大衆其實已經慢慢了解到病毒傳染的主要途徑，但報道卻隻字未提。
這對夫妻的恐懼其實毫無醫學根據可言。
記者試圖将此疾病描繪成對居住在郊區别墅，樸實、無辜的瑞典中産階級家庭最可怕的威脅，還不忘添油加醋，來點煽情的描述：别墅中，小臘腸狗還高興地蹦蹦跳跳，咖啡壺還在爐上冒着熱氣，小尤漢還在爸爸腿上爬上爬下，直到……直到“黑死病”爆發。
要怎樣才能發現？要怎樣才能保護自己？ 曆史學家卡琳·尤漢遜（KarinJohannisson）在《醫學眼》一書中，講述人類曆史上對疾病各種不同的成見與定見。
即使對追蹤生物性病原的科技與知識日新月異，這些定見仍然牢不可破。
最常見的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乃是“疾病本身就是一種懲罰”。
《舊約》多次提到，上帝決意懲罰不遵守戒律的人民，針對個人或整個民族降下各種瘟疫與麻風病。
他還一度讓以色列全境陷入瘟疫，隻為懲罰大衛王本人的一意孤行。
大衆應該要唾棄并遠離那不潔、有罪的病人，否則，上帝立刻會遷怒到所有人身上…… 疾病、罪孽與不潔的關聯相當緊密。
罪孽直接導緻疾病，進而使人不潔。
要想回到潔淨之身，唯有康複一途。
想要康複，就必須獲得饒恕；想獲得饒恕，就必須洗心革面，改過向善。
或像那位來自哥特堡的本特·畢格森牧師在《晚報新聞》訪談中所說的：“如果艾滋病是針對同性戀者，使他們生病，讓他們覺醒、回頭，那艾滋病不失為一項福音。
…… “罹患艾滋病的同性戀者，如果能夠徹底覺悟，了解到身為同性戀者是最大的罪過，那麼我們可以這麼說，艾滋病完成了一項使命，它傳達了上帝的信息。
” 拉斯穆斯在班特畢業公演上義憤填膺、高聲朗讀的正是這段文字。
即使在宗教影響力日漸式微的今天，“疾病就是天譴”的成見仍以各種不同的形式持續出現。
得病，代表自作孽，不可活！ 疾病，就是個人生活的寫照。
因此，病人應該被視為罪有應得，所有苦痛都是自作自受。
或者如卡琳·尤漢遜所寫的：“疾病總是被賦予道德含義，象征着失敗、衰退，甚至背棄。
” 最後還可以被視為大自然撥亂反正、穩定秩序的手段。
上述所有觀點，完全适用于20世紀80年代艾滋病爆發時的輿論。
《瑞典日報》一篇社論的作者憂慮不安地問，基督徒行聖餐
1982年2月，《今日新聞》第一次針對同性戀者充滿神秘色彩的新癌症進行了報道。
該報聲稱，那些染病的丹麥年輕男性免疫系統有缺陷，原因在于“從事性行為時的衛生習慣不良，男同性戀者更易遭到惡性病毒感染”。
也許，跟其他人相比，男同性戀者并沒有特别肮髒。
但他們還是怕得要死。
他們害怕接受陌生醫生的診斷，不隻被要求檢查陰莖，還有口腔、直腸，最後不得不承認——對，就是承認，像犯人對警方認罪那樣——承認他們就是同性戀者。
他們有各式各樣的理由感到害怕。
同性戀者受到的待遇極差，遭人輕蔑，也得不到好的醫療看護，有時甚至得不到看護。
整個社會也感受到，這全新的、前所未見的傳染病是非比尋常的嚴重威脅。
不隻是同性戀者，所有人都有可能感染。
要是沒能及時控制病源并徹底隔離起來，疫情将一觸即發。
假如隻有死娘炮、愛用針筒的瘾君子或娼妓被傳染，那倒還無所謂。
隻要無辜的大衆安全無虞，就沒有什麼好顧慮的。
但是，《快捷報》在1985年5月21日的标題，可謂一針見血。
《下一個就是你！》 你，就是你，還在看報紙。
你隻是個平凡的瑞典人，沒有怪異的性癖好，沒有嗑藥，更不是非洲人。
你可能隻是偶爾上一下窯子，找找妓女，然後就……中镖了。
這些正常而平凡的瑞典人當中也流傳着傳染源！但大家卻仿佛視而不見，等到病入膏肓，則為時晚矣。
1985年11月26日，《哥特堡郵報》刊登一篇報道，指出一對夫婦（丈夫是警員，太太是護士）非常害怕會在工作時感染HTLV-Ⅲ型病毒。
它的标題寫着：“我們一被感染，就隻能抛家棄子。
” 直到1985年秋天，大衆其實已經慢慢了解到病毒傳染的主要途徑，但報道卻隻字未提。
這對夫妻的恐懼其實毫無醫學根據可言。
記者試圖将此疾病描繪成對居住在郊區别墅，樸實、無辜的瑞典中産階級家庭最可怕的威脅，還不忘添油加醋，來點煽情的描述：别墅中，小臘腸狗還高興地蹦蹦跳跳，咖啡壺還在爐上冒着熱氣，小尤漢還在爸爸腿上爬上爬下，直到……直到“黑死病”爆發。
要怎樣才能發現？要怎樣才能保護自己？ 曆史學家卡琳·尤漢遜（KarinJohannisson）在《醫學眼》一書中，講述人類曆史上對疾病各種不同的成見與定見。
即使對追蹤生物性病原的科技與知識日新月異，這些定見仍然牢不可破。
最常見的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乃是“疾病本身就是一種懲罰”。
《舊約》多次提到，上帝決意懲罰不遵守戒律的人民，針對個人或整個民族降下各種瘟疫與麻風病。
他還一度讓以色列全境陷入瘟疫，隻為懲罰大衛王本人的一意孤行。
大衆應該要唾棄并遠離那不潔、有罪的病人，否則，上帝立刻會遷怒到所有人身上…… 疾病、罪孽與不潔的關聯相當緊密。
罪孽直接導緻疾病，進而使人不潔。
要想回到潔淨之身，唯有康複一途。
想要康複，就必須獲得饒恕；想獲得饒恕，就必須洗心革面，改過向善。
或像那位來自哥特堡的本特·畢格森牧師在《晚報新聞》訪談中所說的：“如果艾滋病是針對同性戀者，使他們生病，讓他們覺醒、回頭，那艾滋病不失為一項福音。
…… “罹患艾滋病的同性戀者，如果能夠徹底覺悟，了解到身為同性戀者是最大的罪過，那麼我們可以這麼說，艾滋病完成了一項使命，它傳達了上帝的信息。
” 拉斯穆斯在班特畢業公演上義憤填膺、高聲朗讀的正是這段文字。
即使在宗教影響力日漸式微的今天，“疾病就是天譴”的成見仍以各種不同的形式持續出現。
得病，代表自作孽，不可活！ 疾病，就是個人生活的寫照。
因此，病人應該被視為罪有應得，所有苦痛都是自作自受。
或者如卡琳·尤漢遜所寫的：“疾病總是被賦予道德含義，象征着失敗、衰退，甚至背棄。
” 最後還可以被視為大自然撥亂反正、穩定秩序的手段。
上述所有觀點，完全适用于20世紀80年代艾滋病爆發時的輿論。
《瑞典日報》一篇社論的作者憂慮不安地問，基督徒行聖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