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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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決定将畢約克納入“劄拉千科小組”。
這是合理的決定，因為畢約克已經知道劄拉千科的存在，将他納入總比冒着風險将他排除在外的好。
于是畢約克從移民組調到東毛姆警局的一間辦公室裡。
在接下來一連串的戲劇性發展中，古爾博打一開始就決定隻告訴國安局的一個人，那就是已經大緻了解“小組”活動的秘書長。
秘書長将消息壓了幾天後，向古爾博解釋說叛逃事件太重大，非得報告國安局局長，政府也必須知情。
那時候，新任國安局局長知道内部有一個“特别分析小組”，至于“小組”真正的工作内容卻隻有模糊概念。
他最近剛上任，負責收拾一般稱為“資訊局事件”13的殘局，而且已準備在警界平步青雲。
秘書長曾私下告訴局長，說“小組”是政府下令成立的秘密單位，可以不依循正常作業程序，外人也不得質疑。
隻要問題可能得到令人不快的答案，這位局長便從來不問，相當于默許了。
他接受這個事實：有這麼一個名叫“特别分析小組”的玩意，而且他什麼都不能過問。
古爾博滿意地接受了現況。
他下令要求絕對保密，就連國安局局長在辦公室談論此事也得特别謹慎。
局長也同意由“特别分析小組”來處置劄拉千科。
即将卸任的首相當然無須告知。
由于政局變天，新任首相費爾丁忙得團團轉，整個心思都放在任命部長以及與其他保守黨派協商上面。
一直到新政府成立一個月後，局長才帶着古爾博開車到首相辦公室所在地羅森巴特，向新任首相報告。
古爾博根本不贊成告訴政府，但局長堅持立場——若不向首相報告，在憲法上站不住腳。
古爾博憑着三寸不爛之舌想說服首相别讓劄拉千科的相關消息洩漏出他的辦公室，他堅稱沒有必要讓外交部長、國防部長或其他政府官員知情。
蘇聯一名重要的情報分子向瑞典尋求庇護，這讓費爾丁十分心煩，便開始說起為了公平起見，他必須與聯合政府另外兩黨黨魁商議。
古爾博早就料到首相會反對，隻好亮出手上的王牌。
他低聲解釋，如果首相這麼做，他逼不得已隻得立刻辭職。
這個威脅讓費爾丁的心遲疑了起來，古爾博的意思是萬一消息外洩，俄國派出暗殺小隊來解決劄拉千科，首相必須負全責。
假如負責劄拉千科安全的人自認為非辭職不可，如此意外揭露的信息将成為首相的政治災難。
費爾丁仍不太能掌握自己的角色，隻好應允。
他批準由“小組”負責劄拉千科的安全并進行盤問，也下令有關劄拉千科的消息不能傳出首相辦公室，這道命令立刻歸入機密檔案。
費爾丁簽下命令不隻證明他知情，也限制他與任何人讨論。
簡單地說，他可以把劄拉千科抛到一旁去。
但費爾丁要求讓他辦公室的一個人知情，一個由他特别挑選的内閣成員。
此人将負責聯系那個叛逃者的相關事宜。
古爾博勉強同意了。
他預料應付一個内閣成員應該沒有問題。
局長很滿意。
如今劄拉千科事件有了憲法的保障，也就是說他背後有人撐腰。
古爾博也很滿意。
他好不容易拉起了封鎖線，也就是說他将能掌控大量信息。
劄拉千科隻由他一人控制。
回到東毛姆辦公室後，他坐到桌前寫下知道劄拉千科一事的人員名單：他自己、畢約克、“小組”的行動負責人漢斯·馮·羅廷耶、副組長弗德利克·克林頓、“小組”的秘書伊蓮娜·巴登布爾克和負責搜集與分析劄拉千科可能提供的情報的兩名警員。
未來幾年内，這七個人将成為“小組”中的特别小組，他暗自稱之為核心團隊。
“小組”以外，知情的除了國安局局長與秘書長之外，還有首相與一名内閣成員，總共十二人。
如此重大的秘密竟隻有這麼少人知情，真是前所未見。
想到這裡，古爾博的臉色一沉。
還有第十三個人。
畢約克最初會見劄拉千科時，有一名律師畢爾曼陪同。
讓畢爾曼進入特别小組是絕對不可能，他不是真正的秘密警察——其實也不過就是國安局的菜鳥——也沒有必備的經驗與技能。
古爾博考慮了各種做法，最後決定小心地将他引出局外。
他威脅利誘雙管齊下，一邊恐吓畢爾曼隻要他敢洩漏隻字半句，就以叛國罪關他一輩子，另一邊又答應替他的未來鋪路，甚至還利用甜言蜜語讓畢爾曼自我膨脹。
他安排畢爾曼進一家頗具名望的律師事務所，并讓他案子一宗接着一宗地忙不停。
唯一的問題在于畢爾曼實在太不長進，無法好好把握機會。
十年後他離開事務所，自行開業，也就是後來在歐登廣場那間律師事務所。
接下來的幾年間，古爾博一直都小心翼翼地監視着畢爾曼，由畢約克負責。
直到八十年代末，蘇聯面臨瓦解，劄拉千科也不再處于優先地位，他才停止監控畢爾曼。
一開始，“小組”将劄拉千科視為突破帕爾梅謎團的關鍵，因此古爾博對他展開長時間盤問時，首先提及的便是帕爾梅。
然而案情有所突破的希望很快便破滅，因為劄拉千科從未在瑞典執行過任務，對這個國家毫無所悉。
不過他倒是聽說過俄國間諜“紅色躍行者”的傳聞，可能是某個替KGB工作的瑞典高官或其他北歐國家的政治人物。
古爾博列出一串與帕爾梅有關的人名：卡爾·黎波姆、皮埃爾·肖裡、史坦·安德森、馬裡塔·厄夫史考等等。
終其一生，古爾博一再地追着這份名單，卻始終找不到答案。
古爾博轉眼間成了大人物。
他在傑出戰士的專屬俱樂部受到禮遇，這個俱樂部的成員不僅彼此熟識，交情也建立在私人情誼與信任之上，而不是通過官方渠道與官僚體系。
此外他還見到安格頓，并在倫敦某間秘密俱樂部與英國軍情六處的首腦共飲威士忌。
他成了精英分子。
他永遠無法将自己的豐功偉業告訴任何人，即使是死後的回憶錄也一樣。
而且他無時無刻不擔心敵人會發現他的海外之行，擔心自己引人注意，擔心自己可能無意間引領俄國人找到劄拉千科。
如此說來，劄拉千科倒是他的最大敵人。
第一年裡，這個叛逃者住在小組名下一間不為人知的公寓，任何記錄或公開數據上都沒有他的名字。
“劄拉千科小組”成員以為還有充分的時間來計劃他的未來。
直到一九七八年春天，他才拿到一本名為卡爾·阿克索·波汀的護照和一段費心設計的個人經曆——這個僞造的背景卻有瑞典檔案記錄為證。
但那時已經太遲了。
劄拉千科已經搞上那個原姓休蘭德的蠢妓女阿格妮塔，而且還漫不經心地說出自己的真實姓名。
古爾博開始覺得這個俄國叛徒腦子不太對勁，還懷疑他是故意想暴露身份，仿佛是需要一個舞台。
否則他如此愚蠢的行為又該作何解釋？ 一會兒是妓女，一會兒是酗酒，一會兒又和保镖等等發生暴力沖突惹麻煩。
劄拉千科曾三次因酒醉鬧事遭瑞典警方逮捕，還有兩次則和酒吧鬥毆有關。
每次“小組”都得謹慎地出面保釋他，并确保相關文件從此消失，記錄也得加以修改。
古爾博派畢約克二十四小時守着劄拉千科，這不是簡單的任務，但别無他法。
本來一切都可以很順利。
到了八十年代初，劄拉千科冷靜下來開始适應。
但他始終沒有抛棄那個妓女阿格妮塔，更糟的是他還生了兩個女兒卡米拉和莉絲。
莉絲·莎蘭德。
古爾博不悅地念着這個名字。
這兩個女孩九歲或十歲時，他對莉絲就有不好的感覺，不用精神科醫生診斷也看得出來她不正常。
畢約克的報告說她對父親很兇惡、有攻擊性，似乎一點也不怕他。
她話不多，卻有上千種方式表達她對事情的不滿。
她将會是個麻煩，但古爾博做夢也想不到這麻煩竟會如此巨大。
他最害怕的是莎蘭德家裡的情況會導緻社會福利人員寫出一篇提到劄拉千科這個名字的報告，因此他
這是合理的決定，因為畢約克已經知道劄拉千科的存在，将他納入總比冒着風險将他排除在外的好。
于是畢約克從移民組調到東毛姆警局的一間辦公室裡。
在接下來一連串的戲劇性發展中，古爾博打一開始就決定隻告訴國安局的一個人，那就是已經大緻了解“小組”活動的秘書長。
秘書長将消息壓了幾天後，向古爾博解釋說叛逃事件太重大，非得報告國安局局長，政府也必須知情。
那時候，新任國安局局長知道内部有一個“特别分析小組”，至于“小組”真正的工作内容卻隻有模糊概念。
他最近剛上任，負責收拾一般稱為“資訊局事件”13的殘局，而且已準備在警界平步青雲。
秘書長曾私下告訴局長，說“小組”是政府下令成立的秘密單位，可以不依循正常作業程序，外人也不得質疑。
隻要問題可能得到令人不快的答案，這位局長便從來不問，相當于默許了。
他接受這個事實：有這麼一個名叫“特别分析小組”的玩意，而且他什麼都不能過問。
古爾博滿意地接受了現況。
他下令要求絕對保密，就連國安局局長在辦公室談論此事也得特别謹慎。
局長也同意由“特别分析小組”來處置劄拉千科。
即将卸任的首相當然無須告知。
由于政局變天，新任首相費爾丁忙得團團轉，整個心思都放在任命部長以及與其他保守黨派協商上面。
一直到新政府成立一個月後，局長才帶着古爾博開車到首相辦公室所在地羅森巴特，向新任首相報告。
古爾博根本不贊成告訴政府，但局長堅持立場——若不向首相報告，在憲法上站不住腳。
古爾博憑着三寸不爛之舌想說服首相别讓劄拉千科的相關消息洩漏出他的辦公室，他堅稱沒有必要讓外交部長、國防部長或其他政府官員知情。
蘇聯一名重要的情報分子向瑞典尋求庇護，這讓費爾丁十分心煩，便開始說起為了公平起見，他必須與聯合政府另外兩黨黨魁商議。
古爾博早就料到首相會反對，隻好亮出手上的王牌。
他低聲解釋，如果首相這麼做，他逼不得已隻得立刻辭職。
這個威脅讓費爾丁的心遲疑了起來，古爾博的意思是萬一消息外洩，俄國派出暗殺小隊來解決劄拉千科，首相必須負全責。
假如負責劄拉千科安全的人自認為非辭職不可，如此意外揭露的信息将成為首相的政治災難。
費爾丁仍不太能掌握自己的角色，隻好應允。
他批準由“小組”負責劄拉千科的安全并進行盤問，也下令有關劄拉千科的消息不能傳出首相辦公室，這道命令立刻歸入機密檔案。
費爾丁簽下命令不隻證明他知情，也限制他與任何人讨論。
簡單地說，他可以把劄拉千科抛到一旁去。
但費爾丁要求讓他辦公室的一個人知情，一個由他特别挑選的内閣成員。
此人将負責聯系那個叛逃者的相關事宜。
古爾博勉強同意了。
他預料應付一個内閣成員應該沒有問題。
局長很滿意。
如今劄拉千科事件有了憲法的保障，也就是說他背後有人撐腰。
古爾博也很滿意。
他好不容易拉起了封鎖線，也就是說他将能掌控大量信息。
劄拉千科隻由他一人控制。
回到東毛姆辦公室後，他坐到桌前寫下知道劄拉千科一事的人員名單：他自己、畢約克、“小組”的行動負責人漢斯·馮·羅廷耶、副組長弗德利克·克林頓、“小組”的秘書伊蓮娜·巴登布爾克和負責搜集與分析劄拉千科可能提供的情報的兩名警員。
未來幾年内，這七個人将成為“小組”中的特别小組，他暗自稱之為核心團隊。
“小組”以外，知情的除了國安局局長與秘書長之外，還有首相與一名内閣成員，總共十二人。
如此重大的秘密竟隻有這麼少人知情，真是前所未見。
想到這裡，古爾博的臉色一沉。
還有第十三個人。
畢約克最初會見劄拉千科時，有一名律師畢爾曼陪同。
讓畢爾曼進入特别小組是絕對不可能，他不是真正的秘密警察——其實也不過就是國安局的菜鳥——也沒有必備的經驗與技能。
古爾博考慮了各種做法，最後決定小心地将他引出局外。
他威脅利誘雙管齊下，一邊恐吓畢爾曼隻要他敢洩漏隻字半句，就以叛國罪關他一輩子，另一邊又答應替他的未來鋪路，甚至還利用甜言蜜語讓畢爾曼自我膨脹。
他安排畢爾曼進一家頗具名望的律師事務所，并讓他案子一宗接着一宗地忙不停。
唯一的問題在于畢爾曼實在太不長進，無法好好把握機會。
十年後他離開事務所，自行開業，也就是後來在歐登廣場那間律師事務所。
接下來的幾年間，古爾博一直都小心翼翼地監視着畢爾曼，由畢約克負責。
直到八十年代末，蘇聯面臨瓦解，劄拉千科也不再處于優先地位，他才停止監控畢爾曼。
一開始，“小組”将劄拉千科視為突破帕爾梅謎團的關鍵，因此古爾博對他展開長時間盤問時，首先提及的便是帕爾梅。
然而案情有所突破的希望很快便破滅，因為劄拉千科從未在瑞典執行過任務，對這個國家毫無所悉。
不過他倒是聽說過俄國間諜“紅色躍行者”的傳聞，可能是某個替KGB工作的瑞典高官或其他北歐國家的政治人物。
古爾博列出一串與帕爾梅有關的人名：卡爾·黎波姆、皮埃爾·肖裡、史坦·安德森、馬裡塔·厄夫史考等等。
終其一生，古爾博一再地追着這份名單，卻始終找不到答案。
古爾博轉眼間成了大人物。
他在傑出戰士的專屬俱樂部受到禮遇，這個俱樂部的成員不僅彼此熟識，交情也建立在私人情誼與信任之上，而不是通過官方渠道與官僚體系。
此外他還見到安格頓，并在倫敦某間秘密俱樂部與英國軍情六處的首腦共飲威士忌。
他成了精英分子。
他永遠無法将自己的豐功偉業告訴任何人，即使是死後的回憶錄也一樣。
而且他無時無刻不擔心敵人會發現他的海外之行，擔心自己引人注意，擔心自己可能無意間引領俄國人找到劄拉千科。
如此說來，劄拉千科倒是他的最大敵人。
第一年裡，這個叛逃者住在小組名下一間不為人知的公寓，任何記錄或公開數據上都沒有他的名字。
“劄拉千科小組”成員以為還有充分的時間來計劃他的未來。
直到一九七八年春天，他才拿到一本名為卡爾·阿克索·波汀的護照和一段費心設計的個人經曆——這個僞造的背景卻有瑞典檔案記錄為證。
但那時已經太遲了。
劄拉千科已經搞上那個原姓休蘭德的蠢妓女阿格妮塔，而且還漫不經心地說出自己的真實姓名。
古爾博開始覺得這個俄國叛徒腦子不太對勁，還懷疑他是故意想暴露身份，仿佛是需要一個舞台。
否則他如此愚蠢的行為又該作何解釋？ 一會兒是妓女，一會兒是酗酒，一會兒又和保镖等等發生暴力沖突惹麻煩。
劄拉千科曾三次因酒醉鬧事遭瑞典警方逮捕，還有兩次則和酒吧鬥毆有關。
每次“小組”都得謹慎地出面保釋他，并确保相關文件從此消失，記錄也得加以修改。
古爾博派畢約克二十四小時守着劄拉千科，這不是簡單的任務，但别無他法。
本來一切都可以很順利。
到了八十年代初，劄拉千科冷靜下來開始适應。
但他始終沒有抛棄那個妓女阿格妮塔，更糟的是他還生了兩個女兒卡米拉和莉絲。
莉絲·莎蘭德。
古爾博不悅地念着這個名字。
這兩個女孩九歲或十歲時，他對莉絲就有不好的感覺，不用精神科醫生診斷也看得出來她不正常。
畢約克的報告說她對父親很兇惡、有攻擊性，似乎一點也不怕他。
她話不多，卻有上千種方式表達她對事情的不滿。
她将會是個麻煩，但古爾博做夢也想不到這麻煩竟會如此巨大。
他最害怕的是莎蘭德家裡的情況會導緻社會福利人員寫出一篇提到劄拉千科這個名字的報告，因此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