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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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代表整個秘密警察局的“單位”或“公司”等稱呼。
“小組”是弗朗克的點子，他稱之為“最後防線”。
一個在“公司”裡占有戰略地位卻隐形的極機密單位。
所有文件，包括預算備忘錄，都未曾提及，因此不可能被滲透。
而其任務便是監控國家安全。
弗朗克有權做這樣的事。
他需要預算主任與秘書長來建立這個隐形結構，但他們都是老同事，都是一同與敵人交戰數十回的戰友。
第一年，“小組”成員包括古爾博和三名精挑細選的同事。
接下來的十年間，人數增加到十一人，其中有兩名老派的行政秘書，其餘則都是專業間諜獵人。
組織結構隻有兩個層級，古爾博是組長，通常每天都會和每個組員會面，組裡重視效率更甚于背景。
形式上，國安局秘書長手下有一大串人都是古爾博的上司，他得每個月上交報告給他們，但實際上他被賦予的是一個具有特權的獨特職位。
他——而且隻有他——能決定将秘密警察的頂頭上司放到顯微鏡下檢視。
隻要他願意，他也能将維涅的人生搞得天翻地覆。
（他也确實做到了）他可以自行啟動調查，或是進行電話監聽，而無須作任何解釋，甚至無須向上級報告。
他效法的對象是在美國中情局扮演類似角色的傳奇人物詹姆斯·安格頓11，而且兩人也有私交。
“小組”成了“單位”内部一個微型組織——不屬于、平行且淩駕于國安局其他部門。
這也産生了地理位置的影響。
“小組”的辦公室在國王島，但為了安全考慮，幾乎整個團隊都從總局搬到東毛姆區一間有十一個房間的公寓裡。
該公寓已悄悄改造為防禦式辦公室，二十四小時都有人駐守，因為忠心耿耿的秘書伊蓮娜·巴登布爾克就住在最靠近入口處的兩個房間裡。
她是個難能可貴的同事，深得古爾博的信任。
在組織裡，古爾博與手下雇員皆是不見天日——他們的資金由一筆專款供應，但隸屬于警察局或司法部的國安局正式架構中卻完全沒有他們的存在。
他們的任務是處理最敏感的敏感事務，就連國安局局長也不知道這些秘密中的秘密。
因此到了四十歲，古爾博已經爬到一定的地位，采取行動無須向任何人報備，并可以對任何人啟動調查。
古爾博很清楚“特别分析小組”有可能變成一個政治敏感的單位，因此工作内容的描述故意含糊不清，書面記錄少之又少。
一九六四年九月，首相埃蘭德簽署一道命令，明确指示撥款給“特别分析小組”，因為其任務對于保障國家安全十分重要。
在某日的下午會議中，國安局副局長弗朗克提到了十二件性質類似的事，這便是其中之一，于是文件蓋上了“極機密”章，歸入國安局的特殊機密檔案。
首相的簽字代表“小組”已是合法機構，第一年的預算為五萬兩千克朗。
古爾博心想，預算這麼低倒是高明的手法。
如此一來，設立這個小組顯得隻是例行公事。
更廣義地說，首相簽字表示他認為确實需要有個單位來負責“内部人員管控”。
同時也可以解釋為首相準許成立一個團體，順便監視國安局以外一些特别敏感的人物，其中包括首相自己在内，也正因為如此而産生了潛在的嚴重政治問題。
古爾博發現杯中的威士忌喝光了。
他并不貪杯，隻不過這一天和這一趟行程着實漫長。
人生至此，他已經不覺得多喝一兩杯威士忌有何要緊。
于是他又倒了一點點格蘭菲迪威士忌。
他所遭遇過最敏感的問題，當然就是帕爾梅事件。
古爾博還記得一九七六年選舉當天的每個細節。
那是瑞典在現代曆史上第一次選出保守派政府，最令人遺憾的是首相由費爾丁擔任，而不是遠比他更勝任的哥斯塔·波曼12。
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帕爾梅被打敗了，為此古爾博大可松一口氣。
在國安局走廊上的午休閑談中，大夥曾不止一次談論帕爾梅擔任首相的合适度。
一九六九年，維涅遭到解職，因為他說帕爾梅可能是頗具影響力的克格勃幹員。
單位内部不少人有同感，以當時的氣氛而言，他的想法在單位裡根本不受争議。
隻可惜他卻是在訪問北博滕時，與拉希南逖郡長公開讨論此事。
拉希南逖驚訝不已，立刻向部長報告，維涅也随即被召見，與部長一對一進行說明。
令古爾博喪氣的是，帕爾梅可能與俄國方面接觸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答。
盡管“小組”努力不懈試圖發掘真相，找出關鍵證物，卻一直毫無所獲。
在古爾博看來，這并不代表帕爾梅是清白的，而是他特别狡猾聰明，不太可能和其他蘇俄間諜犯同樣的錯。
帕爾梅讓他們年複一年遭受挫敗。
到了一九八二年，當他第二度當上首相，他的問題再次浮現，後來斯維亞路響起刺客的槍聲後，這事便不再重要了。
一九七六年是“小組”麻煩不斷的一年。
國安局内部——也就是真正知道“小組”存在的少數幾人當中——出現了不少批評聲音。
過去十年間，有六十五名國安局雇員因為被認定政治立場不可靠而遭到解雇，然而其中大多數都一直提不出證據，因此有些非常資深的人員開始懷疑“小組”是被一群偏執的陰謀論者所把持。
有個案子涉及國安局于一九六八年聘雇的一名人員，古爾博個人認為他不勝任，如今回想起來仍讓古爾博忿忿不平。
那人是貝格林巡官，瑞典陸軍中尉，後來才被發現是蘇軍情報單位GRU的上校。
古爾博曾分别四次試圖趕走貝格林，但每次都受阻。
直到一九七七年，連“小組”以外的人也開始懷疑貝格林，局面才有所轉變。
這件事成了瑞典秘密警察史上最大的一宗醜聞。
七十年代前期，對“小組”的批評與日俱增，到七十年代中，古爾博曾聽到多人提議删減預算，甚至有人認為根本不需要這樣一個部門。
有批評就表示“小組”的未來受到質疑。
那一年，恐怖主義的威脅成了國安局優先處理的目标。
就間諜活動而言，這是他們曆史上悲慘的一章，主要應付的都是與阿拉伯或親巴勒斯坦分子鬼混的迷途青年。
秘密警察内部的大問題是應該賦予人員管控組多大的特權去調查瑞典境内的外國公民，或者繼續由移民組負責管理。
由于這場堪稱秘密的官僚内鬥，“小組”覺得有必要派出一名可靠的同事，以加強管控——其實就是監視——移民組的人員。
這項任務落在一個年輕人身上，他于一九七〇年進入國安局，無論就身家背景或政治忠誠度來看，都絕對有資格與“小組”的人員共事。
他利用空閑時間加入一個所謂“民主聯盟”的組織，社會民主派的媒體則稱之為極右派團體。
在“小組”裡面，這不構成障礙，因為還有另外三人也是民主聯盟成員，而且聯盟的成立，“小組”其實提供不少助力，也貢獻了一部分資金。
這名年輕人便是通過該組織獲得“小組”的注意與網羅。
他名叫古納·畢約克。
劄拉千科實在太走運了，一九七六年選舉日那天走進馬爾姆警局尋求庇護時，受理人剛好是這個叫畢約克的年輕警官，他當時是移民組的主管，而且已經和最高秘密組織牽上線。
畢約克馬上意識到劄拉千科的重要性，便中斷談話，并将這個叛逃者安置在大陸飯店的房間内。
畢約克緊急通報的人是古爾博，而不是他在移民組那個有名無實的上司。
他打電話時，投票站剛剛關閉，所有迹象都顯示帕爾梅輸定了。
古爾博也剛回到家，正在看電視上的選舉報道。
聽到年輕警官的激動陳述，一開始他還半信半疑。
後來他開車到大陸飯店——距離他今天待的房間不到兩百五十米遠——便接手掌控了劄拉千科事件。
那天晚上，古爾博的一生起了巨變。
“機密”的概念有了全新的分量。
他随即察覺到有必要為這名叛逃者建立一個新架構。
“小組”是弗朗克的點子，他稱之為“最後防線”。
一個在“公司”裡占有戰略地位卻隐形的極機密單位。
所有文件，包括預算備忘錄，都未曾提及，因此不可能被滲透。
而其任務便是監控國家安全。
弗朗克有權做這樣的事。
他需要預算主任與秘書長來建立這個隐形結構，但他們都是老同事，都是一同與敵人交戰數十回的戰友。
第一年，“小組”成員包括古爾博和三名精挑細選的同事。
接下來的十年間，人數增加到十一人，其中有兩名老派的行政秘書，其餘則都是專業間諜獵人。
組織結構隻有兩個層級，古爾博是組長，通常每天都會和每個組員會面，組裡重視效率更甚于背景。
形式上，國安局秘書長手下有一大串人都是古爾博的上司，他得每個月上交報告給他們，但實際上他被賦予的是一個具有特權的獨特職位。
他——而且隻有他——能決定将秘密警察的頂頭上司放到顯微鏡下檢視。
隻要他願意，他也能将維涅的人生搞得天翻地覆。
（他也确實做到了）他可以自行啟動調查，或是進行電話監聽，而無須作任何解釋，甚至無須向上級報告。
他效法的對象是在美國中情局扮演類似角色的傳奇人物詹姆斯·安格頓11，而且兩人也有私交。
“小組”成了“單位”内部一個微型組織——不屬于、平行且淩駕于國安局其他部門。
這也産生了地理位置的影響。
“小組”的辦公室在國王島，但為了安全考慮，幾乎整個團隊都從總局搬到東毛姆區一間有十一個房間的公寓裡。
該公寓已悄悄改造為防禦式辦公室，二十四小時都有人駐守，因為忠心耿耿的秘書伊蓮娜·巴登布爾克就住在最靠近入口處的兩個房間裡。
她是個難能可貴的同事，深得古爾博的信任。
在組織裡，古爾博與手下雇員皆是不見天日——他們的資金由一筆專款供應，但隸屬于警察局或司法部的國安局正式架構中卻完全沒有他們的存在。
他們的任務是處理最敏感的敏感事務，就連國安局局長也不知道這些秘密中的秘密。
因此到了四十歲，古爾博已經爬到一定的地位，采取行動無須向任何人報備，并可以對任何人啟動調查。
古爾博很清楚“特别分析小組”有可能變成一個政治敏感的單位，因此工作内容的描述故意含糊不清，書面記錄少之又少。
一九六四年九月，首相埃蘭德簽署一道命令，明确指示撥款給“特别分析小組”，因為其任務對于保障國家安全十分重要。
在某日的下午會議中，國安局副局長弗朗克提到了十二件性質類似的事，這便是其中之一，于是文件蓋上了“極機密”章，歸入國安局的特殊機密檔案。
首相的簽字代表“小組”已是合法機構，第一年的預算為五萬兩千克朗。
古爾博心想，預算這麼低倒是高明的手法。
如此一來，設立這個小組顯得隻是例行公事。
更廣義地說，首相簽字表示他認為确實需要有個單位來負責“内部人員管控”。
同時也可以解釋為首相準許成立一個團體，順便監視國安局以外一些特别敏感的人物，其中包括首相自己在内，也正因為如此而産生了潛在的嚴重政治問題。
古爾博發現杯中的威士忌喝光了。
他并不貪杯，隻不過這一天和這一趟行程着實漫長。
人生至此，他已經不覺得多喝一兩杯威士忌有何要緊。
于是他又倒了一點點格蘭菲迪威士忌。
他所遭遇過最敏感的問題，當然就是帕爾梅事件。
古爾博還記得一九七六年選舉當天的每個細節。
那是瑞典在現代曆史上第一次選出保守派政府，最令人遺憾的是首相由費爾丁擔任，而不是遠比他更勝任的哥斯塔·波曼12。
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帕爾梅被打敗了，為此古爾博大可松一口氣。
在國安局走廊上的午休閑談中，大夥曾不止一次談論帕爾梅擔任首相的合适度。
一九六九年，維涅遭到解職，因為他說帕爾梅可能是頗具影響力的克格勃幹員。
單位内部不少人有同感，以當時的氣氛而言，他的想法在單位裡根本不受争議。
隻可惜他卻是在訪問北博滕時，與拉希南逖郡長公開讨論此事。
拉希南逖驚訝不已，立刻向部長報告，維涅也随即被召見，與部長一對一進行說明。
令古爾博喪氣的是，帕爾梅可能與俄國方面接觸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答。
盡管“小組”努力不懈試圖發掘真相，找出關鍵證物，卻一直毫無所獲。
在古爾博看來，這并不代表帕爾梅是清白的，而是他特别狡猾聰明，不太可能和其他蘇俄間諜犯同樣的錯。
帕爾梅讓他們年複一年遭受挫敗。
到了一九八二年，當他第二度當上首相，他的問題再次浮現，後來斯維亞路響起刺客的槍聲後，這事便不再重要了。
一九七六年是“小組”麻煩不斷的一年。
國安局内部——也就是真正知道“小組”存在的少數幾人當中——出現了不少批評聲音。
過去十年間，有六十五名國安局雇員因為被認定政治立場不可靠而遭到解雇，然而其中大多數都一直提不出證據，因此有些非常資深的人員開始懷疑“小組”是被一群偏執的陰謀論者所把持。
有個案子涉及國安局于一九六八年聘雇的一名人員，古爾博個人認為他不勝任，如今回想起來仍讓古爾博忿忿不平。
那人是貝格林巡官，瑞典陸軍中尉，後來才被發現是蘇軍情報單位GRU的上校。
古爾博曾分别四次試圖趕走貝格林，但每次都受阻。
直到一九七七年，連“小組”以外的人也開始懷疑貝格林，局面才有所轉變。
這件事成了瑞典秘密警察史上最大的一宗醜聞。
七十年代前期，對“小組”的批評與日俱增，到七十年代中，古爾博曾聽到多人提議删減預算，甚至有人認為根本不需要這樣一個部門。
有批評就表示“小組”的未來受到質疑。
那一年，恐怖主義的威脅成了國安局優先處理的目标。
就間諜活動而言，這是他們曆史上悲慘的一章，主要應付的都是與阿拉伯或親巴勒斯坦分子鬼混的迷途青年。
秘密警察内部的大問題是應該賦予人員管控組多大的特權去調查瑞典境内的外國公民，或者繼續由移民組負責管理。
由于這場堪稱秘密的官僚内鬥，“小組”覺得有必要派出一名可靠的同事，以加強管控——其實就是監視——移民組的人員。
這項任務落在一個年輕人身上，他于一九七〇年進入國安局，無論就身家背景或政治忠誠度來看，都絕對有資格與“小組”的人員共事。
他利用空閑時間加入一個所謂“民主聯盟”的組織，社會民主派的媒體則稱之為極右派團體。
在“小組”裡面，這不構成障礙，因為還有另外三人也是民主聯盟成員，而且聯盟的成立，“小組”其實提供不少助力，也貢獻了一部分資金。
這名年輕人便是通過該組織獲得“小組”的注意與網羅。
他名叫古納·畢約克。
劄拉千科實在太走運了，一九七六年選舉日那天走進馬爾姆警局尋求庇護時，受理人剛好是這個叫畢約克的年輕警官，他當時是移民組的主管，而且已經和最高秘密組織牽上線。
畢約克馬上意識到劄拉千科的重要性，便中斷談話，并将這個叛逃者安置在大陸飯店的房間内。
畢約克緊急通報的人是古爾博，而不是他在移民組那個有名無實的上司。
他打電話時，投票站剛剛關閉，所有迹象都顯示帕爾梅輸定了。
古爾博也剛回到家，正在看電視上的選舉報道。
聽到年輕警官的激動陳述，一開始他還半信半疑。
後來他開車到大陸飯店——距離他今天待的房間不到兩百五十米遠——便接手掌控了劄拉千科事件。
那天晚上，古爾博的一生起了巨變。
“機密”的概念有了全新的分量。
他随即察覺到有必要為這名叛逃者建立一個新架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