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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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克與精神科醫師泰勒波利安之間的關系，他也尚未觸及核心。
最後他關上電腦，上床睡覺。
一躺下來，馬上覺得可以輕松安穩地睡個好覺，幾星期以來他第一次有這種感覺。
故事已在他的掌控中。
不管還有多少問題無解，他掌握的資料也已足以引爆所有新聞頭條。
盡管夜已深，他還是拿起電話，打算告訴愛莉卡最新進展。
但及時想起她已離開《千禧年》，頓時又感到難以成眠。
列車于晚間七點半抵達斯德哥爾摩中央車站，一名男子提着棕色公文包，小心翼翼地下車，在旅客人海中站了一會兒，觀察周遭環境。
第二天上午八點剛過，他從拉赫爾姆出發，中途到歌德堡找一位老友吃午飯，之後又繼續乘車往斯德哥爾摩。
他已經兩年沒到首都來，其實他壓根不打算再來。
雖然大半輩子都在這裡生活工作，卻始終沒有歸屬感，尤其退休後每回來一次，這種感覺便又強烈一分。
他緩步穿越車站，在連鎖便利商店買了晚報和兩根香蕉，還停下腳步看着兩名戴頭巾的伊斯蘭教女子從身邊匆匆經過。
他并不反對女人戴頭巾，别人想要奇裝異服，他無所謂，但是她們非得在斯德哥爾摩市中心作這樣的打扮，讓他很不舒服。
他認為，這種裝扮出現在索馬裡要合适得多。
他走了三百米到瓦薩街老郵局旁邊的福雷斯飯店，前幾次來都住在這裡。
這家飯店地點好又幹淨，而且不貴——因為是自己付錢，得考慮到這點。
他提前一天以艾佛特·古爾博的名義訂了房間。
上樓進房後，他直接去了浴室。
到他這個年紀，經常得上廁所，晚上能一覺到天亮都已經是幾年前的事了。
上完洗手間，他脫下帽子——那是一頂窄邊的墨綠色英式氈帽——松開領帶。
他身高一百八十四厘米、體重六十八公斤，身材瘦而結實，身穿犬牙格紋夾克和暗灰色長褲。
他打開棕色公文包，拿出兩件襯衫、一條領帶和内衣褲，收進抽屜櫃，然後将外套和夾克挂到門後的衣櫥内。
現在上床還太早，出門散步又嫌太晚，反正他也不是很喜歡散步。
他坐到旅館房間必備的椅子上，環顧房内之後打開電視，關掉音量，省得非聽不可。
他想打電話到櫃台點杯咖啡，最後覺得太晚了便作罷，轉而打開迷你酒吧，将少許約翰尼·沃克牌蘇格蘭威士忌倒在玻璃杯中，并加入極少量的水。
他翻開晚報，細讀每一則關于搜捕尼德曼與莎蘭德一案的報道。
過了一會兒，他拿出一本皮面筆記本，記下一些東西。
前國安局高級行政官員古爾博現年七十八歲，已退休十三年。
但情報人員從來不會真正退休，隻是隐身幕後罷了。
戰後，十九歲的古爾博投身海軍，一開始隻是預備軍官，後來才開始接受軍官訓練。
但他并未如自己預期的那樣被指派一般的海上任務，而是前往卡爾斯克魯納擔任海軍情報系統的訊号追蹤員。
這項工作他完全能勝任，多半隻是查探波羅的海對面的情況，但他覺得單調而無趣。
不過他倒是在軍中的語言學校學會了俄語和波蘭語。
這些語言能力是他于一九五〇年被網羅成為秘密警察的原因之一，當時擔任秘密警察局第三處處長的正是那個無懈可擊的喬治·圖林。
古爾博剛進去的時候，共有九十六名秘密警察，總預算兩百七十萬克朗。
而他一九九二年退休時，秘密警察的預算已超過三億五千萬克朗，至于有多少雇員他不知道。
古爾博一生都奉獻給國王陛下——說得更正确一些，應該是這個社會民主福利國——的情報單位，這其實很有諷刺性，因為選舉時他總是一次又一次地投給溫和黨，隻有一九九一年那次故意不支持溫和黨。
他認為卡爾·比爾特5是現實政治6的禍害。
因此投給了英瓦爾·卡爾森7。
“瑞典最傑出的政府”統治幾年下來，更證實了他最深的恐懼。
溫和黨政府開始執政時，正值蘇聯垮台，依他之見，無論在面對東方新興的政治機會，或是在利用間諜的藝術方面，沒有哪一個政府像瑞典這樣手足無措。
比爾特政府不但以财政為由削減蘇聯方面的人事，還同時卷入波斯尼亞與塞爾維亞的國際糾紛——好像塞爾維亞總有一天會威脅到瑞典似的。
結果就這樣錯失了在莫斯科設置長期眼線的大好機會。
總有一天，當雙方關系再度惡化——古爾博認為這是在所難免——國安局與軍情局将會接到荒謬的命令，期望他們揮揮魔法棒就能變出一幫特工來。
古爾博起初在國家警察局第三處的俄國組辦公，有了兩年的經驗後，在一九五二與一九五三年首度實地派任試用，于是他以上尉官階的空軍武官身份入駐莫斯科大使館。
奇怪的是，他竟步上另一個知名間諜的後塵。
幾年前，擔任此職位的正是惡名昭彰的溫納斯壯上校8。
回到瑞典之後，古爾博從事反間工作。
十年後，奧多·丹尼爾森9手下數名年輕的秘密警察揭發了溫納斯壯，最後以叛國罪判他終生監禁于長島監獄，古爾博便是這幾名警員之一。
一九六四年，由培·古納·維涅10領導的秘密警察進行重組，成了國家警察局（又稱瑞典國安局）的情治部門，人員開始劇增。
當時，古爾博已經當了十四年秘密警察，并成為受信任的老将之一。
古爾博從來不用“Säpo”一詞稱呼秘密警察。
在公文中，他會用“SIS”（瑞典國安局），同事之間則稱“公司”或直接說“單位”，但絕不說“Säpo”。
原因很簡單。
“公司”多年來最重要的任務是所謂的人員管控，也就是調查并記錄涉嫌抱持共産或反動思想的瑞典公民。
在“公司”内部，共産主義者與賣國賊是同義詞。
後來一般常用的“Säpo”一詞，其實是有反動之嫌的共産主義刊物《光明》所發明的用語，專門指稱警界中的共産黨獵人，有輕蔑之意。
古爾博怎麼也想不通，為什麼前上司維涅的回憶錄《秘警之首：一九六二至一九七〇年》會用“Säpo”的字眼。
一九六四年的重整也決定了古爾博的事業前途。
有了“SIS”的稱号，表示國家秘密警察已經轉變成司法部備忘錄中所描述的現代警察組織，這牽涉到招攬新人以及持續不斷的訓練問題。
這個不停擴展的組織，大大提升了“敵人”安排幹員滲入的機會，相對地便必須強化國内安全——昔日的秘密警察局有如警員們的俱樂部，沒有誰不認識誰，新進人員最普通的資格條件就是他父親正是或曾經是秘密警察。
但如今全變了。
一九六三年，古爾博從反間組調到人員管控組，這個角色在溫納斯壯的雙面間諜身份被揭露後，變得更為重要。
在那期間奠定了“政治主張記錄”的基礎，名單上全是被認定抱持不該有的政治觀點的瑞典公民，人數在六十年代末達到将近三十萬人。
查核瑞典公民的背景是一回事，關鍵問題卻在于：國安局内部又該如何實施安全管控？ 溫納斯壯的失敗在秘密警察圈中引發一連串的窘境。
如果國防參謀總部的上校能為俄國工作——他同時也是核子武器與國安政策方面的政府顧問——那麼秘密警察當中可能也有俄國派來的同樣高級别的幹員。
誰能保證“公司”裡的高層與中級主管不是在為俄國人工作？簡單地說，誰來負責暗中監控間諜？ 一九六四年八月某天下午，古爾博奉命去和國安局副局長漢斯·威廉·弗朗克開會，與會者還有兩名“公司”高層：秘書長和預算主任。
會議結束前，古爾博已被任命為某一新成立部門的負責人，部門名稱叫“特别小組”，簡稱SS。
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部門改名為“分析小組”，簡稱SA。
幾分鐘後，預算主任指出SA比SS高明不了多少，于是組織最後定名為“特别分析小組”，簡稱SSA，平常就叫“小組”，以區
最後他關上電腦，上床睡覺。
一躺下來，馬上覺得可以輕松安穩地睡個好覺，幾星期以來他第一次有這種感覺。
故事已在他的掌控中。
不管還有多少問題無解，他掌握的資料也已足以引爆所有新聞頭條。
盡管夜已深，他還是拿起電話，打算告訴愛莉卡最新進展。
但及時想起她已離開《千禧年》，頓時又感到難以成眠。
列車于晚間七點半抵達斯德哥爾摩中央車站，一名男子提着棕色公文包，小心翼翼地下車，在旅客人海中站了一會兒，觀察周遭環境。
第二天上午八點剛過，他從拉赫爾姆出發，中途到歌德堡找一位老友吃午飯，之後又繼續乘車往斯德哥爾摩。
他已經兩年沒到首都來，其實他壓根不打算再來。
雖然大半輩子都在這裡生活工作，卻始終沒有歸屬感，尤其退休後每回來一次，這種感覺便又強烈一分。
他緩步穿越車站，在連鎖便利商店買了晚報和兩根香蕉，還停下腳步看着兩名戴頭巾的伊斯蘭教女子從身邊匆匆經過。
他并不反對女人戴頭巾，别人想要奇裝異服，他無所謂，但是她們非得在斯德哥爾摩市中心作這樣的打扮，讓他很不舒服。
他認為，這種裝扮出現在索馬裡要合适得多。
他走了三百米到瓦薩街老郵局旁邊的福雷斯飯店，前幾次來都住在這裡。
這家飯店地點好又幹淨，而且不貴——因為是自己付錢，得考慮到這點。
他提前一天以艾佛特·古爾博的名義訂了房間。
上樓進房後，他直接去了浴室。
到他這個年紀，經常得上廁所，晚上能一覺到天亮都已經是幾年前的事了。
上完洗手間，他脫下帽子——那是一頂窄邊的墨綠色英式氈帽——松開領帶。
他身高一百八十四厘米、體重六十八公斤，身材瘦而結實，身穿犬牙格紋夾克和暗灰色長褲。
他打開棕色公文包，拿出兩件襯衫、一條領帶和内衣褲，收進抽屜櫃，然後将外套和夾克挂到門後的衣櫥内。
現在上床還太早，出門散步又嫌太晚，反正他也不是很喜歡散步。
他坐到旅館房間必備的椅子上，環顧房内之後打開電視，關掉音量，省得非聽不可。
他想打電話到櫃台點杯咖啡，最後覺得太晚了便作罷，轉而打開迷你酒吧，将少許約翰尼·沃克牌蘇格蘭威士忌倒在玻璃杯中，并加入極少量的水。
他翻開晚報，細讀每一則關于搜捕尼德曼與莎蘭德一案的報道。
過了一會兒，他拿出一本皮面筆記本，記下一些東西。
前國安局高級行政官員古爾博現年七十八歲，已退休十三年。
但情報人員從來不會真正退休，隻是隐身幕後罷了。
戰後，十九歲的古爾博投身海軍，一開始隻是預備軍官，後來才開始接受軍官訓練。
但他并未如自己預期的那樣被指派一般的海上任務，而是前往卡爾斯克魯納擔任海軍情報系統的訊号追蹤員。
這項工作他完全能勝任，多半隻是查探波羅的海對面的情況，但他覺得單調而無趣。
不過他倒是在軍中的語言學校學會了俄語和波蘭語。
這些語言能力是他于一九五〇年被網羅成為秘密警察的原因之一，當時擔任秘密警察局第三處處長的正是那個無懈可擊的喬治·圖林。
古爾博剛進去的時候，共有九十六名秘密警察，總預算兩百七十萬克朗。
而他一九九二年退休時，秘密警察的預算已超過三億五千萬克朗，至于有多少雇員他不知道。
古爾博一生都奉獻給國王陛下——說得更正确一些，應該是這個社會民主福利國——的情報單位，這其實很有諷刺性，因為選舉時他總是一次又一次地投給溫和黨，隻有一九九一年那次故意不支持溫和黨。
他認為卡爾·比爾特5是現實政治6的禍害。
因此投給了英瓦爾·卡爾森7。
“瑞典最傑出的政府”統治幾年下來，更證實了他最深的恐懼。
溫和黨政府開始執政時，正值蘇聯垮台，依他之見，無論在面對東方新興的政治機會，或是在利用間諜的藝術方面，沒有哪一個政府像瑞典這樣手足無措。
比爾特政府不但以财政為由削減蘇聯方面的人事，還同時卷入波斯尼亞與塞爾維亞的國際糾紛——好像塞爾維亞總有一天會威脅到瑞典似的。
結果就這樣錯失了在莫斯科設置長期眼線的大好機會。
總有一天，當雙方關系再度惡化——古爾博認為這是在所難免——國安局與軍情局将會接到荒謬的命令，期望他們揮揮魔法棒就能變出一幫特工來。
古爾博起初在國家警察局第三處的俄國組辦公，有了兩年的經驗後，在一九五二與一九五三年首度實地派任試用，于是他以上尉官階的空軍武官身份入駐莫斯科大使館。
奇怪的是，他竟步上另一個知名間諜的後塵。
幾年前，擔任此職位的正是惡名昭彰的溫納斯壯上校8。
回到瑞典之後，古爾博從事反間工作。
十年後，奧多·丹尼爾森9手下數名年輕的秘密警察揭發了溫納斯壯，最後以叛國罪判他終生監禁于長島監獄，古爾博便是這幾名警員之一。
一九六四年，由培·古納·維涅10領導的秘密警察進行重組，成了國家警察局（又稱瑞典國安局）的情治部門，人員開始劇增。
當時，古爾博已經當了十四年秘密警察，并成為受信任的老将之一。
古爾博從來不用“Säpo”一詞稱呼秘密警察。
在公文中，他會用“SIS”（瑞典國安局），同事之間則稱“公司”或直接說“單位”，但絕不說“Säpo”。
原因很簡單。
“公司”多年來最重要的任務是所謂的人員管控，也就是調查并記錄涉嫌抱持共産或反動思想的瑞典公民。
在“公司”内部，共産主義者與賣國賊是同義詞。
後來一般常用的“Säpo”一詞，其實是有反動之嫌的共産主義刊物《光明》所發明的用語，專門指稱警界中的共産黨獵人，有輕蔑之意。
古爾博怎麼也想不通，為什麼前上司維涅的回憶錄《秘警之首：一九六二至一九七〇年》會用“Säpo”的字眼。
一九六四年的重整也決定了古爾博的事業前途。
有了“SIS”的稱号，表示國家秘密警察已經轉變成司法部備忘錄中所描述的現代警察組織，這牽涉到招攬新人以及持續不斷的訓練問題。
這個不停擴展的組織，大大提升了“敵人”安排幹員滲入的機會，相對地便必須強化國内安全——昔日的秘密警察局有如警員們的俱樂部，沒有誰不認識誰，新進人員最普通的資格條件就是他父親正是或曾經是秘密警察。
但如今全變了。
一九六三年，古爾博從反間組調到人員管控組，這個角色在溫納斯壯的雙面間諜身份被揭露後，變得更為重要。
在那期間奠定了“政治主張記錄”的基礎，名單上全是被認定抱持不該有的政治觀點的瑞典公民，人數在六十年代末達到将近三十萬人。
查核瑞典公民的背景是一回事，關鍵問題卻在于：國安局内部又該如何實施安全管控？ 溫納斯壯的失敗在秘密警察圈中引發一連串的窘境。
如果國防參謀總部的上校能為俄國工作——他同時也是核子武器與國安政策方面的政府顧問——那麼秘密警察當中可能也有俄國派來的同樣高級别的幹員。
誰能保證“公司”裡的高層與中級主管不是在為俄國人工作？簡單地說，誰來負責暗中監控間諜？ 一九六四年八月某天下午，古爾博奉命去和國安局副局長漢斯·威廉·弗朗克開會，與會者還有兩名“公司”高層：秘書長和預算主任。
會議結束前，古爾博已被任命為某一新成立部門的負責人，部門名稱叫“特别小組”，簡稱SS。
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部門改名為“分析小組”，簡稱SA。
幾分鐘後，預算主任指出SA比SS高明不了多少，于是組織最後定名為“特别分析小組”，簡稱SSA，平常就叫“小組”，以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