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聖莫裡斯-納瓦塞勒，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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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春天，恰逢歐洲剛剛解放，再加上有利的外彙彙率，我的嶽父母伯納德·崔曼和瓊·崔曼便趁此時機踏上了前往法國和意大利的蜜月之旅。
1944年，他們在布盧姆斯伯裡[1]的議事大樓裡初次邂逅，二人都在那裡工作。
當時我的嶽父是一名劍橋大學的理科研究生，手頭上有一份與情報部門相關的文職工作，事關特殊物品的供給。
我的嶽母通曉數國語言，她所在的辦公室與自由法國[2]聯系密切，用她的話來說，她的工作就是消除在與自由法國人士交流時産生的障礙和别扭感。
偶爾她還發現自己與戴高樂同在一間屋子裡。
是一份涉及将腳踏縫紉機改造成發電機項目的翻譯工作，将她帶進了她未來丈夫的辦公室。
直到戰争結束将近一年以後，他們才獲準離開工作崗位。
他們在四月喜結連理，并想在迎接和平時期、享受婚姻生活、開始平民工作之前，去度過一次夏日旅行。
在我尤為關注這些事情的年月裡，對于處在不同階層的人們所能找到的各不相同的戰時工作，我曾做過許多思考，在豐富的選擇面前，就我所知，那種為了體驗新自由的朝氣蓬勃的願望，對我父母的生活沒有産生絲毫影響。
他們同樣在戰争結束不久後結了婚。
我的母親曾加入過婦女土地服務隊[3]，後來我從一位姨媽那裡得知，她讨厭那份工作。
1943年，她被轉移到科爾切斯特[4]附近的一家兵工廠裡幹活。
我的父親在步兵營裡服役。
他毫發無傷地從敦刻爾克大撤退和北非戰役中幸存下來，最後在諾曼底登陸時中了子彈。
那顆子彈幹淨利落地穿過了他的右手掌，連一塊骨頭也沒傷到。
其實我的父母本也可以在戰後去旅行的。
據我所知，就在我父親複員回家的時候，他們從我的祖父那裡繼承了數百英鎊的遺産。
按理來說，他們可以自由地安排出行，不過我懷疑：不管是他們自己還是他們的朋友們，都沒有産生過這種念頭。
這筆錢被用來買下了我和姐姐出生時所在的那棟排屋，以及用來安置家裡的五金生意（我曾把這看作是我家庭背景狹隘的又一個方面）；而正是這筆投資，讓我們的生活在父母突然離世之後得以有所保障。
現在我想我又了解得更清楚了一些。
我嶽父的工作是解決諸如為地處偏遠、沒有電力供應的法國農莊裡的無線電發報機設計無聲發電機這樣的問題。
晚上他回到自己位于芬奇利[5]的住處，吃單調的戰時配給餐，周末時還去科巴姆[6]看望他的父母。
後來在戰争期間，他談起了戀愛，生活中開始有了影院幽會和奇特恩斯的周日旅行。
相比之下，一名步兵中士的生活卻是：被強令出國征戰，枯燥單調和緊張壓力交替折磨，親密戰友們非橫死即重傷，毫無隐私可言，沒有女人陪伴，來自家鄉的消息也時續時斷。
這種倍受約束的生活以及頗有節律的普通日子，那段忍着一隻手掌中的劇痛、向東穿越比利時的緩慢而艱難的跋涉，對我那不了解内情的嶽父母來說，一定閃耀着誘人的光芒。
了解這些差異并不能為他們增添多少吸引力，我也一直清楚自己更喜歡那種參與戰争的方式。
這對蜜月中的年輕夫婦在六月中旬來到了意大利海濱小鎮勒裡希[7]。
戰後歐洲——尤其是在法國北部和意大利——的混亂局勢和被蹂躏的慘狀深深地震撼了二人。
他們主動請纓，要在小鎮邊上的國際紅十字會包紮站從事六星期的志願工作。
這是一項既枯燥又艱巨的工作，而且時間很長。
人們筋疲力盡，全神貫注于解決日常生存事宜，似乎從沒有人在意過這是一對正在度蜜月的夫婦。
那個頂頭上司也讨厭他們，他對英國佬抱有一腔積怨，以至于他傲慢到不願意談論這個話題。
他們當時寄住在馬西莫夫婦家中，那對房東夫婦還在為他們僅有的兩個兒子在意大利投降前的同一周、相隔五十英裡開外的地方死去而痛不欲生。
有好幾個晚上，這對英國夫婦都被樓下那對蒼老的父母因喪子之痛而哭泣的聲音所驚醒。
至少從單據上來看，食物的配給是足夠的，然而地方上的腐敗卻将配給縮減到了最少。
伯納德患上了一種皮膚病，病情從他的雙手一直發展到脖頸乃至面頰上。
而瓊每天都會遭遇求愛騷擾，盡管她特意戴上黃銅的窗簾拉環當作結婚戒指。
男人們總是站得離她很近，或是在經過幽暗的包紮站棚屋時有意無意地蹭到她，或是在她的屁股或裸露的前臂上捏一把。
别的女人告訴她，問題就出在她那一頭金色的秀發上。
崔曼夫婦倆本來可以随時離開，但他們還是堅持了下來。
這是他們為自己安逸度過戰争所做出的小小贖罪，是他們的理想主義的表現，也是他們為了“赢得和平”和“幫助建立一個新歐洲”而付出的努力。
然而他們離開勒裡希時的情形卻實在令人傷感。
沒有人注意到他們的離去。
悲傷的意大利人正在頂樓為一位垂死的家長舉行臨終儀式，整座房子裡擠滿了親屬。
紅十字會救護站卷入了一起盜用公款的醜聞。
八月初的一天，在破曉之前，伯納德和瓊悄悄地離開了那裡，在公路旁等待帶他們北上前往熱那亞[8]的汽車。
當他們站在微亮的光線中沮喪而沉默着的時候，如果此時他們知道自己已經有了第一個孩子，一定會為他們對新歐洲作出的貢獻而感到欣喜。
這個女孩便是我未來的妻子，有朝一日她會為在歐洲議會中争得一席之地而奮鬥。
他們一路乘坐汽車和火車旅行，向西經過普羅旺斯，穿越暴發的山洪和雷電交加的暴風雨。
在阿爾勒，他們遇見了一位法國政府官員，他開車載着他們來到了朗格多克的洛代沃。
他告訴他們，如果他們在一周内去他所在的賓館找他，他将會順路帶他們前往波爾多。
此時天空已經晴朗，離他們回英國還有兩個星期的時間，于是他們決定開始一段短程徒步旅行。
這個地方屬于喀斯地區，整片石灰岩高原坐落在高出濱海平原一千英尺的地方。
在一些地段上，峭壁一直向下垂落數百英尺，蔚為壯觀。
洛代沃就坐落在一條隘路的底端，當時那還隻是一條狹窄的鄉間小道，如今已經變成了繁忙的9号國道[9]，仍然是一條不錯的上坡路，但由于交通繁忙，步行起來并不令人感到愉快。
在那段日子裡，你可以一整天平靜穩健地在高聳嶙峋的岩石間攀行，直到你可以看見在身後三十英裡外，南面的地中海閃爍着粼粼波光。
崔曼夫婦在勒凱拉爾[10]小鎮裡過了一夜，還買了兩頂牧羊人戴的寬檐帽。
第二天早上他們離開了大路，随身帶了兩升水，穿越“拉紮克的喀斯”，朝東北方向進發。
這裡是法國最空曠的地帶之一，人口甚至比一個世紀前還要少。
布滿塵土的小徑在茫茫無邊的灌木、荊豆和黃楊中間蜿蜒，即便在最詳細的地圖上也未被标識。
廢棄的農場和小村莊坐落在一片令人驚歎的綠色深處，那些小型牧場被古老的石牆和小徑分開，兩側則被高大的黑莓灌木叢、野玫瑰和橡樹包圍，帶有一絲英國式的親切感。
但是很快它們又被巨大的空曠所取代了。
在這一天行将結束的時候，崔曼夫婦經過了一處史前埋葬墓室，普魯納萊德巨石墓。
接着僅僅走出幾碼遠，他們就發現自己站在一個被威斯河沖刷形成的巨大峽谷上。
他們停下來，吃掉了儲備的食物——一種在英格蘭從未見過的巨型番茄，已經放了兩天、像餅幹一樣硬的面包，還有一根粗紅腸，瓊用伯納德的袖珍折刀将它切開。
他們已經好幾個小時沒有說話，而現在，當他們坐在巨石墓的水平石闆上、越過那道大裂隙向北凝望“布蘭達的喀斯”乃至更遠處隆起的塞文山脈的時候，一場熱烈的讨論爆發了。
伴随着他們對未來生活的預感，明天他們将采取哪條路線穿越這片壯麗的陌生鄉野成了話題。
伯納德和瓊都是共産黨員，他們探讨着擺在前方的道路。
一連幾個小時裡，他們談論着錯綜複雜的國内詳情、村莊之間的距離、步行途徑的選擇、法西斯的敗亡、階級鬥争以及浩瀚的曆史變革——這變革的方向已為科學理論所預見，而這也賦予黨不可剝奪的統治權利——所有這些都一并融入了那壯麗的景色。
一條誘人的大道從他們愛情的起點緩緩鋪展開來，經過喀斯高原和衆山脈壯闊的風景，就在談話間，它們漸漸被夕陽染紅，随後便黯淡下去。
随着暮色漸濃，瓊的憂慮也随之加劇。
她已經開始失去信仰了嗎？一種永恒的沉寂在誘惑她，試圖将她拖入深淵，而每當她停止自己樂觀的閑聊去留心它時，這份空白卻自始至終地充斥在伯納德那洪亮的陳詞濫調、如軍事化般貧乏無趣的話語，還有馬克思列甯主義思想中那些所謂的“前線”、“進攻”和“敵人”等雲雲之中。
傍晚時分，二人流連在通往鄰近聖莫裡斯的小村莊的路上，他們通過做愛來總結（或者可以說是延續）他們對于未來的讨論，或許就在小徑最柔軟舒适的那一段上。
隻有在那時，瓊才得以暫時驅散腦中那亵渎神明的困惑。
但在第二天，第三天，直到後來所有的日子裡，他們都沒有涉足這種有關他們未來的充滿隐喻的場景裡。
第二天他們就折了回來。
他們根本沒有走下威斯河谷的高原，根本沒有打那消失在岩山深處、向上擡升的神秘水渠邊走過，根本沒有通過中世紀的橋梁跨越河流，向上攀登并穿過“布蘭達的喀斯”，在史前的糙石巨柱、環狀列石或是散落在荒野中的巨石墓之間漫步，也根本沒有開始塞文山脈那通往弗洛拉克[11]的漫長的上行坡路。
第二天他們就開始了各自的旅程。
清晨，他們從聖莫裡斯的椴樹旅舍出發了。
當他們穿越了大片迷人的牧場和荊豆田、從村莊來到峽谷邊緣時，他們再次陷入了沉默。
還不到九點，天氣已經十分炎熱。
他們迷路了十五分鐘，不得不抄近路穿過一片田野。
聒噪的蟬鳴，踩在腳下散發着清香的幹草，淡藍色的天空中一輪毒辣辣的太陽——所有在前一天裡看上去還那麼奇特的南方景物，在今天卻令瓊感到煩惱。
她正離自己寄存在洛代沃的行李越走越遠，這讓瓊感到心煩意亂。
在早晨刺眼的陽光中，幹旱貧瘠的地平線，前方幹燥的山區，以及為了能在當天到達勒維岡[12]而必須要走的數英裡的路——這一切都像沉重的包袱一樣壓在她的心頭。
她的不确定讓她覺得，在前方數天的行程裡他們都将是去毫無意義地兜圈子。
伯納德盡管腳步有點蹒跚，卻一直大步前進着，他的腳步就像他的想法那樣充滿信心，這時，瓊已經落在他後面三十英尺了。
她略帶負罪感地沉浸在了那些小資産階級式的想象中：他們将在英國買下的房子，擦得幹幹淨淨的廚房餐桌，以及她媽媽送給她的藍白相間的樸素瓷器，還有他們的孩子。
在前方，他們已經可以看到峽谷北面那垂直陡峭的可怕懸崖。
地面已經開始緩緩下降，植被也在發生變化。
然而，瓊并沒覺得心情輕松愉悅，她感到的是一種無緣無故的恐懼，它太微弱了，以緻于無法大聲地說出來。
這種曠野恐懼症或許是由她腹中正在成長的幼小生命、由于那些為形成詹妮的肉體而快速分裂的細胞所造成的。
僅僅出于一種微弱且無可名狀的焦慮就折返回去，這是不可能的。
前天他們還一緻認為，在這裡，他們總算可以為數月來的異國旅程劃上一個圓滿的句号。
在紅十字會包紮站的六個星期已經成為過去，英國的冬天就在前方等待着，為什麼她現在卻無法為這充滿陽光的自由而感到高興呢？她這到底是怎麼了？ 當小徑陡然開始下降時，他們停住腳步，驚歎于眼前的景緻。
在遠處的另一端，在明亮空蕩的半英裡空間距離開外，面朝他們的，是一堵垂直下落三百英尺、如同一張烤盤似的巨大岩壁。
一些胭脂栎利用岩石裂隙中和岩架上的少許土壤在此紮根，零零星星地生長在巨岩之上。
這股逼着生命在最惡劣最艱難的地方紮根的狂野活力，讓瓊覺得厭煩。
她感到一陣強烈的惡心。
一千英尺下面就是威斯河，被隐蔽在了樹叢中。
在這布滿陽光的空曠大氣裡，似乎隐藏着一種視覺無法觸及的黑暗。
她站在小路上，和伯納德小聲交流着贊歎的話語。
附近的土地已經被同樣在此駐足欣賞的其他旅行者踩平了。
這隻是一種虔誠的表現，正常的反應應該是恐懼。
她模糊地想起自己讀過的十八世紀旅行者們在遊曆英格蘭湖區[13]和瑞士阿爾卑斯山區的記述。
山峰是可怕的，垂直下落的峽谷讓人恐懼，未加馴服的蠻荒自然是一片混亂，是對人類堕落之後的時代的一份訓誡，是一次嚴重的警告。
她的手輕輕搭住伯納德的肩膀，她的背包放在雙腳中間的地上。
她開口說服自己，她傾聽伯納德的話語使自己相信：他們眼前的這片風景是令人振奮的，正是在這份自然當中存在着某種象征意義，反映了人性的善良。
不過，當然，僅憑幹旱的氣候一項，這塊土地就是他們的敵人。
在這裡生長的一切都顯得堅硬、矮小、多刺、充滿敵意乃至不能輕易觸碰，為了苦苦求生而保存自己的汁液。
她将她的手從伯納德的肩膀上移開，向下去取她的水壺。
她無法說出自己的恐懼，因為它聽上去是如此荒唐。
在不安中，她尋思着自己的各種身份，去慫恿自己享受眼前的風景并繼續前行：一個和自己的丈夫相親相愛、即将成為母親的女人，一個社會主義者和樂觀主義者，一個富于同情理性、毫無迷信思想的人，正在與自己的專長相聯系的國家裡徒步旅行，為戰争時期的漫長歲月和在意大利數周的枯燥時光做一番彌補，在面對英國、職責和冬天之前，抓住這最後一段無憂無慮的假期。
她抛開她的恐懼，開始熱情地說起話來。
然而，從地圖上她了解到，他們距這條流經納瓦賽勒的河流的上遊還有幾英裡遠，下完這段陡坡需要2到3個小時，爬出這段峽谷的路途會短些，但也更加陡峭，他們得在中午的酷熱天氣下走完這段路。
整個下午他們都會在穿越“布蘭達的喀斯”的路上，她現在就可以望見這片高原分布在峽谷的另一邊，在烈日的炙烤下顯得有些扭曲變形。
她需要集中她所有的力量，于是她不停地說話。
她聽到自己正在善意地将威斯河谷和普羅旺斯的韋爾東峽谷[14]作比較。
說話時她倍感高興，盡管她讨厭世界上所有的峽谷、深溝和裂縫，而且一心想着要回家。
當他們拾起背包準備再度出發時，伯納德正在滔滔不絕。
他那張溫厚善良、下巴上長滿胡楂的寬大臉龐和那對突出的耳朵已經被太陽曬傷了，曬幹的皮膚讓他看起來灰頭土臉的。
她怎麼能讓他失望呢？他正在講克裡特島[15]上的一條深谷。
他聽說在那兒春天野花遍開，有一個盛大的徒步旅行活動正在舉辦。
也許明年他們應該去那裡。
她走在他前面幾步遠的地方，誇張地點了點頭。
她想，她不過是受到了一段轉瞬即逝的情緒的影響，感到了一種在事物開始時産生的不安，而律動的走路可以讓她安心。
等到了傍晚，在勒維岡的旅店裡，她的這份焦慮會變成一段趣聞逸事；在他們舉杯對飲時，它們會變成這豐富的一天的一部分。
寬闊傾斜的坡面上，小徑随意地曲折延伸，走下去很是方便。
瓊歡快地調整了一下戴在頭上的寬檐帽，遮住陽光，搖擺着雙臂，輕快地跑下斜坡。
她聽到伯納德在後面叫她，但她選擇不予理會。
或許她還在想，像這樣大步地走
1944年，他們在布盧姆斯伯裡[1]的議事大樓裡初次邂逅，二人都在那裡工作。
當時我的嶽父是一名劍橋大學的理科研究生，手頭上有一份與情報部門相關的文職工作，事關特殊物品的供給。
我的嶽母通曉數國語言，她所在的辦公室與自由法國[2]聯系密切，用她的話來說，她的工作就是消除在與自由法國人士交流時産生的障礙和别扭感。
偶爾她還發現自己與戴高樂同在一間屋子裡。
是一份涉及将腳踏縫紉機改造成發電機項目的翻譯工作，将她帶進了她未來丈夫的辦公室。
直到戰争結束将近一年以後，他們才獲準離開工作崗位。
他們在四月喜結連理，并想在迎接和平時期、享受婚姻生活、開始平民工作之前，去度過一次夏日旅行。
在我尤為關注這些事情的年月裡，對于處在不同階層的人們所能找到的各不相同的戰時工作，我曾做過許多思考，在豐富的選擇面前，就我所知，那種為了體驗新自由的朝氣蓬勃的願望，對我父母的生活沒有産生絲毫影響。
他們同樣在戰争結束不久後結了婚。
我的母親曾加入過婦女土地服務隊[3]，後來我從一位姨媽那裡得知，她讨厭那份工作。
1943年，她被轉移到科爾切斯特[4]附近的一家兵工廠裡幹活。
我的父親在步兵營裡服役。
他毫發無傷地從敦刻爾克大撤退和北非戰役中幸存下來，最後在諾曼底登陸時中了子彈。
那顆子彈幹淨利落地穿過了他的右手掌，連一塊骨頭也沒傷到。
其實我的父母本也可以在戰後去旅行的。
據我所知，就在我父親複員回家的時候，他們從我的祖父那裡繼承了數百英鎊的遺産。
按理來說，他們可以自由地安排出行，不過我懷疑：不管是他們自己還是他們的朋友們，都沒有産生過這種念頭。
這筆錢被用來買下了我和姐姐出生時所在的那棟排屋，以及用來安置家裡的五金生意（我曾把這看作是我家庭背景狹隘的又一個方面）；而正是這筆投資，讓我們的生活在父母突然離世之後得以有所保障。
現在我想我又了解得更清楚了一些。
我嶽父的工作是解決諸如為地處偏遠、沒有電力供應的法國農莊裡的無線電發報機設計無聲發電機這樣的問題。
晚上他回到自己位于芬奇利[5]的住處，吃單調的戰時配給餐，周末時還去科巴姆[6]看望他的父母。
後來在戰争期間，他談起了戀愛，生活中開始有了影院幽會和奇特恩斯的周日旅行。
相比之下，一名步兵中士的生活卻是：被強令出國征戰，枯燥單調和緊張壓力交替折磨，親密戰友們非橫死即重傷，毫無隐私可言，沒有女人陪伴，來自家鄉的消息也時續時斷。
這種倍受約束的生活以及頗有節律的普通日子，那段忍着一隻手掌中的劇痛、向東穿越比利時的緩慢而艱難的跋涉，對我那不了解内情的嶽父母來說，一定閃耀着誘人的光芒。
了解這些差異并不能為他們增添多少吸引力，我也一直清楚自己更喜歡那種參與戰争的方式。
這對蜜月中的年輕夫婦在六月中旬來到了意大利海濱小鎮勒裡希[7]。
戰後歐洲——尤其是在法國北部和意大利——的混亂局勢和被蹂躏的慘狀深深地震撼了二人。
他們主動請纓，要在小鎮邊上的國際紅十字會包紮站從事六星期的志願工作。
這是一項既枯燥又艱巨的工作，而且時間很長。
人們筋疲力盡，全神貫注于解決日常生存事宜，似乎從沒有人在意過這是一對正在度蜜月的夫婦。
那個頂頭上司也讨厭他們，他對英國佬抱有一腔積怨，以至于他傲慢到不願意談論這個話題。
他們當時寄住在馬西莫夫婦家中，那對房東夫婦還在為他們僅有的兩個兒子在意大利投降前的同一周、相隔五十英裡開外的地方死去而痛不欲生。
有好幾個晚上，這對英國夫婦都被樓下那對蒼老的父母因喪子之痛而哭泣的聲音所驚醒。
至少從單據上來看，食物的配給是足夠的，然而地方上的腐敗卻将配給縮減到了最少。
伯納德患上了一種皮膚病，病情從他的雙手一直發展到脖頸乃至面頰上。
而瓊每天都會遭遇求愛騷擾，盡管她特意戴上黃銅的窗簾拉環當作結婚戒指。
男人們總是站得離她很近，或是在經過幽暗的包紮站棚屋時有意無意地蹭到她，或是在她的屁股或裸露的前臂上捏一把。
别的女人告訴她，問題就出在她那一頭金色的秀發上。
崔曼夫婦倆本來可以随時離開，但他們還是堅持了下來。
這是他們為自己安逸度過戰争所做出的小小贖罪，是他們的理想主義的表現，也是他們為了“赢得和平”和“幫助建立一個新歐洲”而付出的努力。
然而他們離開勒裡希時的情形卻實在令人傷感。
沒有人注意到他們的離去。
悲傷的意大利人正在頂樓為一位垂死的家長舉行臨終儀式，整座房子裡擠滿了親屬。
紅十字會救護站卷入了一起盜用公款的醜聞。
八月初的一天，在破曉之前，伯納德和瓊悄悄地離開了那裡，在公路旁等待帶他們北上前往熱那亞[8]的汽車。
當他們站在微亮的光線中沮喪而沉默着的時候，如果此時他們知道自己已經有了第一個孩子，一定會為他們對新歐洲作出的貢獻而感到欣喜。
這個女孩便是我未來的妻子，有朝一日她會為在歐洲議會中争得一席之地而奮鬥。
他們一路乘坐汽車和火車旅行，向西經過普羅旺斯，穿越暴發的山洪和雷電交加的暴風雨。
在阿爾勒，他們遇見了一位法國政府官員，他開車載着他們來到了朗格多克的洛代沃。
他告訴他們，如果他們在一周内去他所在的賓館找他，他将會順路帶他們前往波爾多。
此時天空已經晴朗，離他們回英國還有兩個星期的時間，于是他們決定開始一段短程徒步旅行。
這個地方屬于喀斯地區，整片石灰岩高原坐落在高出濱海平原一千英尺的地方。
在一些地段上，峭壁一直向下垂落數百英尺，蔚為壯觀。
洛代沃就坐落在一條隘路的底端，當時那還隻是一條狹窄的鄉間小道，如今已經變成了繁忙的9号國道[9]，仍然是一條不錯的上坡路，但由于交通繁忙，步行起來并不令人感到愉快。
在那段日子裡，你可以一整天平靜穩健地在高聳嶙峋的岩石間攀行，直到你可以看見在身後三十英裡外，南面的地中海閃爍着粼粼波光。
崔曼夫婦在勒凱拉爾[10]小鎮裡過了一夜，還買了兩頂牧羊人戴的寬檐帽。
第二天早上他們離開了大路，随身帶了兩升水，穿越“拉紮克的喀斯”，朝東北方向進發。
這裡是法國最空曠的地帶之一，人口甚至比一個世紀前還要少。
布滿塵土的小徑在茫茫無邊的灌木、荊豆和黃楊中間蜿蜒，即便在最詳細的地圖上也未被标識。
廢棄的農場和小村莊坐落在一片令人驚歎的綠色深處，那些小型牧場被古老的石牆和小徑分開，兩側則被高大的黑莓灌木叢、野玫瑰和橡樹包圍，帶有一絲英國式的親切感。
但是很快它們又被巨大的空曠所取代了。
在這一天行将結束的時候，崔曼夫婦經過了一處史前埋葬墓室，普魯納萊德巨石墓。
接着僅僅走出幾碼遠，他們就發現自己站在一個被威斯河沖刷形成的巨大峽谷上。
他們停下來，吃掉了儲備的食物——一種在英格蘭從未見過的巨型番茄，已經放了兩天、像餅幹一樣硬的面包，還有一根粗紅腸，瓊用伯納德的袖珍折刀将它切開。
他們已經好幾個小時沒有說話，而現在，當他們坐在巨石墓的水平石闆上、越過那道大裂隙向北凝望“布蘭達的喀斯”乃至更遠處隆起的塞文山脈的時候，一場熱烈的讨論爆發了。
伴随着他們對未來生活的預感，明天他們将采取哪條路線穿越這片壯麗的陌生鄉野成了話題。
伯納德和瓊都是共産黨員，他們探讨着擺在前方的道路。
一連幾個小時裡，他們談論着錯綜複雜的國内詳情、村莊之間的距離、步行途徑的選擇、法西斯的敗亡、階級鬥争以及浩瀚的曆史變革——這變革的方向已為科學理論所預見，而這也賦予黨不可剝奪的統治權利——所有這些都一并融入了那壯麗的景色。
一條誘人的大道從他們愛情的起點緩緩鋪展開來，經過喀斯高原和衆山脈壯闊的風景，就在談話間，它們漸漸被夕陽染紅，随後便黯淡下去。
随着暮色漸濃，瓊的憂慮也随之加劇。
她已經開始失去信仰了嗎？一種永恒的沉寂在誘惑她，試圖将她拖入深淵，而每當她停止自己樂觀的閑聊去留心它時，這份空白卻自始至終地充斥在伯納德那洪亮的陳詞濫調、如軍事化般貧乏無趣的話語，還有馬克思列甯主義思想中那些所謂的“前線”、“進攻”和“敵人”等雲雲之中。
傍晚時分，二人流連在通往鄰近聖莫裡斯的小村莊的路上，他們通過做愛來總結（或者可以說是延續）他們對于未來的讨論，或許就在小徑最柔軟舒适的那一段上。
隻有在那時，瓊才得以暫時驅散腦中那亵渎神明的困惑。
但在第二天，第三天，直到後來所有的日子裡，他們都沒有涉足這種有關他們未來的充滿隐喻的場景裡。
第二天他們就折了回來。
他們根本沒有走下威斯河谷的高原，根本沒有打那消失在岩山深處、向上擡升的神秘水渠邊走過，根本沒有通過中世紀的橋梁跨越河流，向上攀登并穿過“布蘭達的喀斯”，在史前的糙石巨柱、環狀列石或是散落在荒野中的巨石墓之間漫步，也根本沒有開始塞文山脈那通往弗洛拉克[11]的漫長的上行坡路。
第二天他們就開始了各自的旅程。
清晨，他們從聖莫裡斯的椴樹旅舍出發了。
當他們穿越了大片迷人的牧場和荊豆田、從村莊來到峽谷邊緣時，他們再次陷入了沉默。
還不到九點，天氣已經十分炎熱。
他們迷路了十五分鐘，不得不抄近路穿過一片田野。
聒噪的蟬鳴，踩在腳下散發着清香的幹草，淡藍色的天空中一輪毒辣辣的太陽——所有在前一天裡看上去還那麼奇特的南方景物，在今天卻令瓊感到煩惱。
她正離自己寄存在洛代沃的行李越走越遠，這讓瓊感到心煩意亂。
在早晨刺眼的陽光中，幹旱貧瘠的地平線，前方幹燥的山區，以及為了能在當天到達勒維岡[12]而必須要走的數英裡的路——這一切都像沉重的包袱一樣壓在她的心頭。
她的不确定讓她覺得，在前方數天的行程裡他們都将是去毫無意義地兜圈子。
伯納德盡管腳步有點蹒跚，卻一直大步前進着，他的腳步就像他的想法那樣充滿信心，這時，瓊已經落在他後面三十英尺了。
她略帶負罪感地沉浸在了那些小資産階級式的想象中：他們将在英國買下的房子，擦得幹幹淨淨的廚房餐桌，以及她媽媽送給她的藍白相間的樸素瓷器，還有他們的孩子。
在前方，他們已經可以看到峽谷北面那垂直陡峭的可怕懸崖。
地面已經開始緩緩下降，植被也在發生變化。
然而，瓊并沒覺得心情輕松愉悅，她感到的是一種無緣無故的恐懼，它太微弱了，以緻于無法大聲地說出來。
這種曠野恐懼症或許是由她腹中正在成長的幼小生命、由于那些為形成詹妮的肉體而快速分裂的細胞所造成的。
僅僅出于一種微弱且無可名狀的焦慮就折返回去，這是不可能的。
前天他們還一緻認為，在這裡，他們總算可以為數月來的異國旅程劃上一個圓滿的句号。
在紅十字會包紮站的六個星期已經成為過去，英國的冬天就在前方等待着，為什麼她現在卻無法為這充滿陽光的自由而感到高興呢？她這到底是怎麼了？ 當小徑陡然開始下降時，他們停住腳步，驚歎于眼前的景緻。
在遠處的另一端，在明亮空蕩的半英裡空間距離開外，面朝他們的，是一堵垂直下落三百英尺、如同一張烤盤似的巨大岩壁。
一些胭脂栎利用岩石裂隙中和岩架上的少許土壤在此紮根，零零星星地生長在巨岩之上。
這股逼着生命在最惡劣最艱難的地方紮根的狂野活力，讓瓊覺得厭煩。
她感到一陣強烈的惡心。
一千英尺下面就是威斯河，被隐蔽在了樹叢中。
在這布滿陽光的空曠大氣裡，似乎隐藏着一種視覺無法觸及的黑暗。
她站在小路上，和伯納德小聲交流着贊歎的話語。
附近的土地已經被同樣在此駐足欣賞的其他旅行者踩平了。
這隻是一種虔誠的表現，正常的反應應該是恐懼。
她模糊地想起自己讀過的十八世紀旅行者們在遊曆英格蘭湖區[13]和瑞士阿爾卑斯山區的記述。
山峰是可怕的，垂直下落的峽谷讓人恐懼，未加馴服的蠻荒自然是一片混亂，是對人類堕落之後的時代的一份訓誡，是一次嚴重的警告。
她的手輕輕搭住伯納德的肩膀，她的背包放在雙腳中間的地上。
她開口說服自己，她傾聽伯納德的話語使自己相信：他們眼前的這片風景是令人振奮的，正是在這份自然當中存在着某種象征意義，反映了人性的善良。
不過，當然，僅憑幹旱的氣候一項，這塊土地就是他們的敵人。
在這裡生長的一切都顯得堅硬、矮小、多刺、充滿敵意乃至不能輕易觸碰，為了苦苦求生而保存自己的汁液。
她将她的手從伯納德的肩膀上移開，向下去取她的水壺。
她無法說出自己的恐懼，因為它聽上去是如此荒唐。
在不安中，她尋思着自己的各種身份，去慫恿自己享受眼前的風景并繼續前行：一個和自己的丈夫相親相愛、即将成為母親的女人，一個社會主義者和樂觀主義者，一個富于同情理性、毫無迷信思想的人，正在與自己的專長相聯系的國家裡徒步旅行，為戰争時期的漫長歲月和在意大利數周的枯燥時光做一番彌補，在面對英國、職責和冬天之前，抓住這最後一段無憂無慮的假期。
她抛開她的恐懼，開始熱情地說起話來。
然而，從地圖上她了解到，他們距這條流經納瓦賽勒的河流的上遊還有幾英裡遠，下完這段陡坡需要2到3個小時，爬出這段峽谷的路途會短些，但也更加陡峭，他們得在中午的酷熱天氣下走完這段路。
整個下午他們都會在穿越“布蘭達的喀斯”的路上，她現在就可以望見這片高原分布在峽谷的另一邊，在烈日的炙烤下顯得有些扭曲變形。
她需要集中她所有的力量，于是她不停地說話。
她聽到自己正在善意地将威斯河谷和普羅旺斯的韋爾東峽谷[14]作比較。
說話時她倍感高興，盡管她讨厭世界上所有的峽谷、深溝和裂縫，而且一心想着要回家。
當他們拾起背包準備再度出發時，伯納德正在滔滔不絕。
他那張溫厚善良、下巴上長滿胡楂的寬大臉龐和那對突出的耳朵已經被太陽曬傷了，曬幹的皮膚讓他看起來灰頭土臉的。
她怎麼能讓他失望呢？他正在講克裡特島[15]上的一條深谷。
他聽說在那兒春天野花遍開，有一個盛大的徒步旅行活動正在舉辦。
也許明年他們應該去那裡。
她走在他前面幾步遠的地方，誇張地點了點頭。
她想，她不過是受到了一段轉瞬即逝的情緒的影響，感到了一種在事物開始時産生的不安，而律動的走路可以讓她安心。
等到了傍晚，在勒維岡的旅店裡，她的這份焦慮會變成一段趣聞逸事；在他們舉杯對飲時，它們會變成這豐富的一天的一部分。
寬闊傾斜的坡面上，小徑随意地曲折延伸，走下去很是方便。
瓊歡快地調整了一下戴在頭上的寬檐帽，遮住陽光，搖擺着雙臂，輕快地跑下斜坡。
她聽到伯納德在後面叫她，但她選擇不予理會。
或許她還在想，像這樣大步地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