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馬伊達内克，列薩勒賽，聖莫裡斯納瓦塞勒，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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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伯納德一直呆在克羅茲堡區的公寓裡，沒有出去。
他躺在小卧室裡的沙發上，面色陰郁，隻管盯着電視，一言不發。
君特的一位醫生朋友前來為他那條受傷的腿作了檢查。
雖然似乎沒有什麼大礙，但他還是建議伯納德在倫敦拍個X光片。
臨近中午時，我出去溜達了一會兒。
街道上一片狼藉，腳下到處是啤酒罐和摔碎的瓶子，熱狗攤位周圍扔滿了沾着芥末醬和番茄醬的紙餐巾。
下午，趁伯納德在睡覺，我讀了些報紙，并把我們前一天的對話記錄了下來。
到了晚上他還是不想說話，于是我又出去逛了一圈，還在本地的一家小酒吧裡喝了點啤酒。
節日的慶典又開始了，但我已經看得夠多了。
一個小時内，我回到了公寓。
十點半時，我們倆都睡着了。
伯納德第二天早上飛往倫敦的航班，比我途經法蘭克福[1]和巴黎飛往蒙彼利埃[2]的航班隻早一個小時。
我已經安排了詹妮的一個弟弟去希思羅機場接他。
伯納德顯得精神了一些。
他撐着一根借來的拐杖（它看上去十分适合他），蹒跚着穿過泰格爾機場[3]的候機樓大廳，用拐杖招呼來一個機場工作人員，提醒他不要忘記自己預訂過的輪椅。
對方向他保證，輪椅會在機場登機口那裡等候他。
當我們朝登機口方向走去時，我說：“伯納德，我想問你一些關于瓊的狗的事——” 他打斷了我的話。
“關于那段生活和那個時代？那我就告訴你，你大可以把那些有關‘與邪惡相遇’的胡說八道統統忘掉。
全是些宗教的套話。
不過，你要知道，是我告訴她丘吉爾的黑狗的故事的。
你還記得嗎？他時常受到抑郁症的困擾，便給它起了這麼個名字。
我想他是從塞缪爾·約翰遜的書裡找到這句措辭的。
所以瓊的觀點是，如果一條狗代表了個人的抑郁，那麼兩條狗就是一種文化的抑郁，對文明而言，這是最為可怕的心态。
說真的，這主意不壞。
我也經常使用這種方法。
在查理檢查站時我想起了它。
你知道，事情并不是因為他的那面紅旗引起的。
我想他們甚至根本就沒看見那面旗。
他們當時喊的話你聽到了嗎？” “Auslānder’raus.” “外國佬滾出去。
柏林牆倒了，大家都在街上載歌載舞，可遲早……” 我們已經到了登機口。
一個穿着鑲綴着飾帶的制服的男人把輪椅推到伯納德的身後，伯納德歎了口氣，坐進了輪椅裡。
“但那不是我要問你的問題。
”我說。
“我昨天在看自己以前留下的筆記。
我上一次見到瓊的時候，她要我問你，關于那兩條狗，聖莫裡斯納瓦塞勒的村長都說了些什麼，那天下午你們正在小餐館裡吃午飯……” “椴樹旅舍？那些狗是被訓練用來幹什麼的？這個例子真是再恰當不過了。
村長的故事根本就是假的。
或者至少我們沒法知道這一點。
但是瓊選擇相信了它，因為它非常符合她的理論。
一個歪曲事實來迎合主觀意願的絕好例子。
” 我把伯納德的包遞給乘務員，他把包放到輪椅後面裝好，然後站起身來，将手放在推輪椅的位置上，等待我們結束談話。
伯納德朝後靠過身去，把拐杖橫放在大腿上。
我的嶽父居然能對他現在的衰弱狀态泰然處之，這讓我感到困惑不安。
“可是伯納德，”我問，“那個故事是什麼？他說那些狗是被訓練用來幹什麼的？” 伯納德搖了搖頭。
“下次再說吧。
親愛的孩子，謝謝你能過來陪我。
”然後他舉起橡皮頭的拐杖，一是向我緻意，另外也是給乘務員一個信号。
乘務員簡單地向我點了點頭，就推着他的乘客離開了。
我的心裡非常焦躁不安，所以沒利用好那一個小時的等待時間。
我在一家酒吧外徘徊，猶豫着要不要再來最後一杯咖啡，享用最後一樣德國食品。
我在書店裡四處浏覽，最終卻連一份報紙也沒買，因為在前一天裡，我已經花了三個小時的時間把它們都翻了個遍。
我還有二十分鐘時間，夠我在候機樓裡再慢慢溜達上一圈的。
通常，當我在一座外國機場裡等候轉機、而且目的地不是英國的時候，我會擡頭去浏覽航班指示牌，看看那些飛往倫敦的航班，來調整一下家、詹妮和家人在我心中留下的如潮水般的思念之情。
我注意到，現在指示牌上隻有一趟航班的信息——在國際航班地圖上，柏林隻是一個死氣沉沉的荒僻角落——這時，我對我妻子最早的一段記憶，被伯納德剛才所說的一些東西喚醒了。
1981年10月，受波蘭政府邀請，我作為一名非政府組織文化代表團的成員來到了波蘭。
那時我在一家小有名氣的地方劇團裡擔任主管。
同行者中還有一位小說家、一名文化藝術記者、一位翻譯和兩三位文化官員。
詹妮·崔曼是代表團裡唯一的女性，她是一家地點設在巴黎、資金來自布魯塞爾的機構派來的代表。
由于她人長得漂亮，态度又顯得相當尖刻，這使得她招來了其他一些人的敵意，尤其是那位小說家：一位迷人的女子竟對他的盛名無動于衷，這激起了他的忿怒。
于是他便邀記者和一位官員下了筆賭注，看誰能第一個“采下”她這朵鮮花。
大意就是，這位膚色白皙、點點雀斑、眼眸碧綠、紅發稠密的崔曼小姐，還有她那随身攜帶的記事簿和一口流利的法語，必須讓她安分守己。
在正式訪問中那無可回避的乏味時光裡，我們經常坐在賓館的酒吧裡喝酒，小聲地嘀咕。
這樣做的效果很糟。
即使隻是和這位女子（很快我就發現，她那淩厲的作風不過是為了掩飾她的緊張）打個招呼，交換隻言片語，也會招緻其他人在背地裡互碰臂肘，眨眼示意，事後還問我是不是也“加入了競賽”。
更讓我惱火的是，在某種意義上，僅僅是在某種意義上，我加入了。
抵達華沙後沒幾天，我就被擊倒了，害起了相思病，陷入了一種老套而無可救藥的境地，而這對愉快的小說家和他的朋友們來說，則是一種滑稽可笑的并發症。
每天吃早餐時，第一眼看到她穿過賓館餐廳朝我們的餐桌走來，總會讓我感到一陣痛苦的胸悶，胃裡變得空蕩蕩的，感覺直往下墜。
這樣一來，當她來到餐桌前時，我既不能裝作沒看見她，也不能若無其事地向她問好，否則會把我的真情實感暴露出來。
餐桌上煮老的雞蛋和黑面包我一直沒有碰過。
在這裡，我根本沒有機會能和她單獨聊聊。
我們整天陪着那些編輯、翻譯、記者、政府官員和團結工會[4]的成員們坐在會議室和演講廳裡，因為當時團結工會正處于蒸蒸日上的好時機，而我們也不可能知道，僅僅在幾個星期後，雅魯澤爾斯基将軍[5]就會将其取締。
談話圍繞的主題隻有一個：波蘭。
它時刻萦繞在我們身邊，不停地擠壓着我們的頭腦，伴随我們從一處昏暗髒亂、煙霧缭繞的房間來到另一處房間裡。
什麼是波蘭？什麼是團結工會？民主能繁榮嗎？會延續下去嗎？俄國人會不會入侵？波蘭屬于歐洲嗎？農民們怎麼辦？等待食品救濟的隊伍日益延長。
政府歸咎于團結工會，而其他人則歸咎于政府。
民衆在大街上示威遊行，防暴警察[6]用警棍将他們驅散，大學生占領了學校，每天都有更多的人在通宵議論。
以前我對波蘭的局勢從未考慮太多，可在一個星期内，就像其他所有人（不管是外國人還是波蘭人）一樣，我變成了一個狂熱的波蘭問題專家，即使沒有給出什麼解決方案，但至少也提出了許多方向正确的問題。
我自己的政治見解被攪得一團糟。
這些令我本能地感到欽佩的波蘭人促使我去擁護我正好最不信任的那群西方政客。
在此之前，我一直都把反共言論和那些古怪的右派思想家聯系在一起；而現在，這些言論都可以被人輕松地接受，因為在這裡，共産主義形成了一張特權、腐敗和合法暴力的巨大網絡，成了一種精神疾病，制造了一連串滑稽可笑、子虛烏有的謊言，而且最為人所共知的是：它已經淪為了外國勢力占領統治的工具。
在每處集合地點，在距我幾張座椅外的某個地方，我都能看見詹妮·崔曼。
我的咽喉作痛，雙眼被通風不暢的房間裡缭繞的煙霧熏得難受，整晚的熬夜和每日的宿醉令我頭暈惡心。
我患了一場重感冒，還總是找不着紙巾擤鼻子，高燒一直不退。
在去參加一個有關波蘭劇院行業的會議的途中，我難受地對着陰溝吐了出來，而附近排在領取面包的隊伍裡的婦女們還以為我是個醉鬼，紛紛對我投以厭惡的目光。
我的感冒發燒、歡喜得意和折磨苦惱，與波蘭、詹妮還有那個洋洋自得、憤世嫉俗的小說家以及他的死黨們密不可分。
這幫人令我鄙夷，而他們還熱衷于将我當成一夥人，把在他們看來我在當天的競賽中所處的位置揭個底朝天，在一旁煽風點火。
來到波蘭後的第二周剛剛開始，詹妮就讓我大吃一驚：她請我陪她前往一百英裡以外的盧布林[7]。
她想參觀一下馬伊達内克集中營，幫她的一位正在著書的朋友拍些照片。
三年前，當我還是一名電視台研究員的時候，我曾經去過貝爾森[8]，并發誓再也不去第二個集中營了。
第一次參觀是一種必要的教育，第二次再去就成病态了。
而現在，這位如幽靈般蒼白的女子正在邀請我故地重遊。
那時我們剛吃完早飯，正站在我的房間外面。
當天的第一個活動安排我們已經遲到了，而且她看上去想盡快得到一個答複。
她解釋說自己以前從未參觀過集中營，所以她想和别人一起去，而這個人應該能被她看作是自己的朋友。
當她說出“朋友”這最後兩個字時，她用手指輕輕觸碰了我的手背。
這一觸涼涼的。
我抓起她的手，然後，由于她心甘情願地向我靠近了一步，我便親吻了她。
在陰暗昏沉、空蕩無人的賓館走廊裡，那是一個長長的吻。
門把手轉動的響聲讓我們停了下來，我對她說我很樂意陪她去。
然後有人從樓梯上叫我。
此後我們一直沒有時間再說話，直到第二天的早晨，我們安排坐出租車過去。
在那段日子裡，波蘭的茲羅提[9]貶值到了極點，而美元則無所不能。
花二十美元就可以找一輛出租車送我們去盧布林，如有必要還可以讓司機在城裡通宵等待，第二天再把我們送回來。
我們成功地從小說家和他的朋友們的眼皮底下溜了出來，沒有被發現。
那個吻，那種感覺，那件非同一般的事實，以及對下一個親吻和伴随其後的美妙圖景的向往，已經在過去的24小時裡讓我如癡如醉。
而現在，當我們穿過華沙城外景緻單調的郊區地帶，想到我們的目的地時，這個吻漸漸離我們遠去了。
我們在拉達汽車[10]的後座裡遠遠分開坐着，交換着一些關于各自生活的基本情況。
這時我才知道她是伯納德·崔曼的女兒，從電台節目和他所著的納賽爾[11]傳記裡，我隐約聽說過他的名字。
詹妮談到了她父母的彼此疏遠和她與母親之間的艱難關系。
她的母親獨自生活在法國的一塊窮鄉僻壤裡，為尋求一種精神冥想的生活而抛棄了這個世界。
第一次聽到瓊被提起的時候，我就已經想去會會她了。
我告訴詹妮，我的父母在自己八歲時死于車禍，我和我的姐姐瓊還有外甥女莎莉一起長大，而對莎莉來說，我仍然就像一位父親，以及我對于親近别人的父母有多麼在行。
我想甚至就在那個時候，我們還就我會如何讨得詹妮那位易怒的母親的歡心開過玩笑。
在我那不太可靠的記憶裡，華沙和盧布林之間的波蘭是一片廣袤無垠、供人開墾的黑褐
他躺在小卧室裡的沙發上，面色陰郁，隻管盯着電視，一言不發。
君特的一位醫生朋友前來為他那條受傷的腿作了檢查。
雖然似乎沒有什麼大礙，但他還是建議伯納德在倫敦拍個X光片。
臨近中午時，我出去溜達了一會兒。
街道上一片狼藉，腳下到處是啤酒罐和摔碎的瓶子，熱狗攤位周圍扔滿了沾着芥末醬和番茄醬的紙餐巾。
下午，趁伯納德在睡覺，我讀了些報紙，并把我們前一天的對話記錄了下來。
到了晚上他還是不想說話，于是我又出去逛了一圈，還在本地的一家小酒吧裡喝了點啤酒。
節日的慶典又開始了，但我已經看得夠多了。
一個小時内，我回到了公寓。
十點半時，我們倆都睡着了。
伯納德第二天早上飛往倫敦的航班，比我途經法蘭克福[1]和巴黎飛往蒙彼利埃[2]的航班隻早一個小時。
我已經安排了詹妮的一個弟弟去希思羅機場接他。
伯納德顯得精神了一些。
他撐着一根借來的拐杖（它看上去十分适合他），蹒跚着穿過泰格爾機場[3]的候機樓大廳，用拐杖招呼來一個機場工作人員，提醒他不要忘記自己預訂過的輪椅。
對方向他保證，輪椅會在機場登機口那裡等候他。
當我們朝登機口方向走去時，我說：“伯納德，我想問你一些關于瓊的狗的事——” 他打斷了我的話。
“關于那段生活和那個時代？那我就告訴你，你大可以把那些有關‘與邪惡相遇’的胡說八道統統忘掉。
全是些宗教的套話。
不過，你要知道，是我告訴她丘吉爾的黑狗的故事的。
你還記得嗎？他時常受到抑郁症的困擾，便給它起了這麼個名字。
我想他是從塞缪爾·約翰遜的書裡找到這句措辭的。
所以瓊的觀點是，如果一條狗代表了個人的抑郁，那麼兩條狗就是一種文化的抑郁，對文明而言，這是最為可怕的心态。
說真的，這主意不壞。
我也經常使用這種方法。
在查理檢查站時我想起了它。
你知道，事情并不是因為他的那面紅旗引起的。
我想他們甚至根本就沒看見那面旗。
他們當時喊的話你聽到了嗎？” “Auslānder’raus.” “外國佬滾出去。
柏林牆倒了，大家都在街上載歌載舞，可遲早……” 我們已經到了登機口。
一個穿着鑲綴着飾帶的制服的男人把輪椅推到伯納德的身後，伯納德歎了口氣，坐進了輪椅裡。
“但那不是我要問你的問題。
”我說。
“我昨天在看自己以前留下的筆記。
我上一次見到瓊的時候，她要我問你，關于那兩條狗，聖莫裡斯納瓦塞勒的村長都說了些什麼，那天下午你們正在小餐館裡吃午飯……” “椴樹旅舍？那些狗是被訓練用來幹什麼的？這個例子真是再恰當不過了。
村長的故事根本就是假的。
或者至少我們沒法知道這一點。
但是瓊選擇相信了它，因為它非常符合她的理論。
一個歪曲事實來迎合主觀意願的絕好例子。
” 我把伯納德的包遞給乘務員，他把包放到輪椅後面裝好，然後站起身來，将手放在推輪椅的位置上，等待我們結束談話。
伯納德朝後靠過身去，把拐杖橫放在大腿上。
我的嶽父居然能對他現在的衰弱狀态泰然處之，這讓我感到困惑不安。
“可是伯納德，”我問，“那個故事是什麼？他說那些狗是被訓練用來幹什麼的？” 伯納德搖了搖頭。
“下次再說吧。
親愛的孩子，謝謝你能過來陪我。
”然後他舉起橡皮頭的拐杖，一是向我緻意，另外也是給乘務員一個信号。
乘務員簡單地向我點了點頭，就推着他的乘客離開了。
我的心裡非常焦躁不安，所以沒利用好那一個小時的等待時間。
我在一家酒吧外徘徊，猶豫着要不要再來最後一杯咖啡，享用最後一樣德國食品。
我在書店裡四處浏覽，最終卻連一份報紙也沒買，因為在前一天裡，我已經花了三個小時的時間把它們都翻了個遍。
我還有二十分鐘時間，夠我在候機樓裡再慢慢溜達上一圈的。
通常，當我在一座外國機場裡等候轉機、而且目的地不是英國的時候，我會擡頭去浏覽航班指示牌，看看那些飛往倫敦的航班，來調整一下家、詹妮和家人在我心中留下的如潮水般的思念之情。
我注意到，現在指示牌上隻有一趟航班的信息——在國際航班地圖上，柏林隻是一個死氣沉沉的荒僻角落——這時，我對我妻子最早的一段記憶，被伯納德剛才所說的一些東西喚醒了。
1981年10月，受波蘭政府邀請，我作為一名非政府組織文化代表團的成員來到了波蘭。
那時我在一家小有名氣的地方劇團裡擔任主管。
同行者中還有一位小說家、一名文化藝術記者、一位翻譯和兩三位文化官員。
詹妮·崔曼是代表團裡唯一的女性，她是一家地點設在巴黎、資金來自布魯塞爾的機構派來的代表。
由于她人長得漂亮，态度又顯得相當尖刻，這使得她招來了其他一些人的敵意，尤其是那位小說家：一位迷人的女子竟對他的盛名無動于衷，這激起了他的忿怒。
于是他便邀記者和一位官員下了筆賭注，看誰能第一個“采下”她這朵鮮花。
大意就是，這位膚色白皙、點點雀斑、眼眸碧綠、紅發稠密的崔曼小姐，還有她那随身攜帶的記事簿和一口流利的法語，必須讓她安分守己。
在正式訪問中那無可回避的乏味時光裡，我們經常坐在賓館的酒吧裡喝酒，小聲地嘀咕。
這樣做的效果很糟。
即使隻是和這位女子（很快我就發現，她那淩厲的作風不過是為了掩飾她的緊張）打個招呼，交換隻言片語，也會招緻其他人在背地裡互碰臂肘，眨眼示意，事後還問我是不是也“加入了競賽”。
更讓我惱火的是，在某種意義上，僅僅是在某種意義上，我加入了。
抵達華沙後沒幾天，我就被擊倒了，害起了相思病，陷入了一種老套而無可救藥的境地，而這對愉快的小說家和他的朋友們來說，則是一種滑稽可笑的并發症。
每天吃早餐時，第一眼看到她穿過賓館餐廳朝我們的餐桌走來，總會讓我感到一陣痛苦的胸悶，胃裡變得空蕩蕩的，感覺直往下墜。
這樣一來，當她來到餐桌前時，我既不能裝作沒看見她，也不能若無其事地向她問好，否則會把我的真情實感暴露出來。
餐桌上煮老的雞蛋和黑面包我一直沒有碰過。
在這裡，我根本沒有機會能和她單獨聊聊。
我們整天陪着那些編輯、翻譯、記者、政府官員和團結工會[4]的成員們坐在會議室和演講廳裡，因為當時團結工會正處于蒸蒸日上的好時機，而我們也不可能知道，僅僅在幾個星期後，雅魯澤爾斯基将軍[5]就會将其取締。
談話圍繞的主題隻有一個：波蘭。
它時刻萦繞在我們身邊，不停地擠壓着我們的頭腦，伴随我們從一處昏暗髒亂、煙霧缭繞的房間來到另一處房間裡。
什麼是波蘭？什麼是團結工會？民主能繁榮嗎？會延續下去嗎？俄國人會不會入侵？波蘭屬于歐洲嗎？農民們怎麼辦？等待食品救濟的隊伍日益延長。
政府歸咎于團結工會，而其他人則歸咎于政府。
民衆在大街上示威遊行，防暴警察[6]用警棍将他們驅散，大學生占領了學校，每天都有更多的人在通宵議論。
以前我對波蘭的局勢從未考慮太多，可在一個星期内，就像其他所有人（不管是外國人還是波蘭人）一樣，我變成了一個狂熱的波蘭問題專家，即使沒有給出什麼解決方案，但至少也提出了許多方向正确的問題。
我自己的政治見解被攪得一團糟。
這些令我本能地感到欽佩的波蘭人促使我去擁護我正好最不信任的那群西方政客。
在此之前，我一直都把反共言論和那些古怪的右派思想家聯系在一起；而現在，這些言論都可以被人輕松地接受，因為在這裡，共産主義形成了一張特權、腐敗和合法暴力的巨大網絡，成了一種精神疾病，制造了一連串滑稽可笑、子虛烏有的謊言，而且最為人所共知的是：它已經淪為了外國勢力占領統治的工具。
在每處集合地點，在距我幾張座椅外的某個地方，我都能看見詹妮·崔曼。
我的咽喉作痛，雙眼被通風不暢的房間裡缭繞的煙霧熏得難受，整晚的熬夜和每日的宿醉令我頭暈惡心。
我患了一場重感冒，還總是找不着紙巾擤鼻子，高燒一直不退。
在去參加一個有關波蘭劇院行業的會議的途中，我難受地對着陰溝吐了出來，而附近排在領取面包的隊伍裡的婦女們還以為我是個醉鬼，紛紛對我投以厭惡的目光。
我的感冒發燒、歡喜得意和折磨苦惱，與波蘭、詹妮還有那個洋洋自得、憤世嫉俗的小說家以及他的死黨們密不可分。
這幫人令我鄙夷，而他們還熱衷于将我當成一夥人，把在他們看來我在當天的競賽中所處的位置揭個底朝天，在一旁煽風點火。
來到波蘭後的第二周剛剛開始，詹妮就讓我大吃一驚：她請我陪她前往一百英裡以外的盧布林[7]。
她想參觀一下馬伊達内克集中營，幫她的一位正在著書的朋友拍些照片。
三年前，當我還是一名電視台研究員的時候，我曾經去過貝爾森[8]，并發誓再也不去第二個集中營了。
第一次參觀是一種必要的教育，第二次再去就成病态了。
而現在，這位如幽靈般蒼白的女子正在邀請我故地重遊。
那時我們剛吃完早飯，正站在我的房間外面。
當天的第一個活動安排我們已經遲到了，而且她看上去想盡快得到一個答複。
她解釋說自己以前從未參觀過集中營，所以她想和别人一起去，而這個人應該能被她看作是自己的朋友。
當她說出“朋友”這最後兩個字時，她用手指輕輕觸碰了我的手背。
這一觸涼涼的。
我抓起她的手，然後，由于她心甘情願地向我靠近了一步，我便親吻了她。
在陰暗昏沉、空蕩無人的賓館走廊裡，那是一個長長的吻。
門把手轉動的響聲讓我們停了下來，我對她說我很樂意陪她去。
然後有人從樓梯上叫我。
此後我們一直沒有時間再說話，直到第二天的早晨，我們安排坐出租車過去。
在那段日子裡，波蘭的茲羅提[9]貶值到了極點，而美元則無所不能。
花二十美元就可以找一輛出租車送我們去盧布林，如有必要還可以讓司機在城裡通宵等待，第二天再把我們送回來。
我們成功地從小說家和他的朋友們的眼皮底下溜了出來，沒有被發現。
那個吻，那種感覺，那件非同一般的事實，以及對下一個親吻和伴随其後的美妙圖景的向往，已經在過去的24小時裡讓我如癡如醉。
而現在，當我們穿過華沙城外景緻單調的郊區地帶，想到我們的目的地時，這個吻漸漸離我們遠去了。
我們在拉達汽車[10]的後座裡遠遠分開坐着，交換着一些關于各自生活的基本情況。
這時我才知道她是伯納德·崔曼的女兒，從電台節目和他所著的納賽爾[11]傳記裡，我隐約聽說過他的名字。
詹妮談到了她父母的彼此疏遠和她與母親之間的艱難關系。
她的母親獨自生活在法國的一塊窮鄉僻壤裡，為尋求一種精神冥想的生活而抛棄了這個世界。
第一次聽到瓊被提起的時候，我就已經想去會會她了。
我告訴詹妮，我的父母在自己八歲時死于車禍，我和我的姐姐瓊還有外甥女莎莉一起長大，而對莎莉來說，我仍然就像一位父親，以及我對于親近别人的父母有多麼在行。
我想甚至就在那個時候，我們還就我會如何讨得詹妮那位易怒的母親的歡心開過玩笑。
在我那不太可靠的記憶裡，華沙和盧布林之間的波蘭是一片廣袤無垠、供人開墾的黑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