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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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多後，在十一月的一天清晨，六點三十分，我醒來時，發現詹妮正睡在我的身旁。
她去斯特拉斯堡和布魯塞爾呆了十天，直到昨天深夜才回來。
我們翻過身，迷迷糊糊地抱在一起。
小别後的重聚勝似新婚呐。
她讓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一個人習慣獨自入睡是件多麼容易的事情。
她合着眼，嘴角浮出一絲淺笑，一邊把臉貼在我的鎖骨下方——似乎随着歲月的流逝，那裡已經自然地契合了她的臉形。
我們至多還有一個小時（很可能不到一個小時呢），孩子們就會醒來，并發現她回家了——對此他們一定會更加激動不已，因為我曾擔心詹妮可能趕不上最後一趟航班，便沒有明确地告訴他們媽媽什麼時候回來。
我的手向下遊走，揉捏着她的豐臀。
她的手輕撫過我的小腹。
我摸索着她小指末端那熟悉的凸起，那裡曾有一根畸形的六指，不過在她出生後不久就被切除了。
她的手指頭，用她母親的話來說，就和昆蟲的腿一樣多。
幾分鐘後（或許中途我們還打了會兒盹），我們便開始了甜蜜的交歡，這是婚姻生活的特權與妥協。
我們正在肉體急切的愉悅中逐漸清醒，一起更加激烈地用力扭動，這時，床頭櫃上的電話響了。
我們本應該記着把線拔掉的。
我們對視了一眼。
在沉默中，我們達成了一緻：現在時間還早，這麼早打來的電話應該不同尋常，可能是緊急情況。
最可能打電話來的是莎莉。
她以前曾經搬過來和我們一起住過兩次，但家庭生活的壓力實在太大，我們沒法留下她。
幾年前，在二十一歲時，她嫁了一個男人，他給她留下的是虐待的創傷和一個孩子。
兩年後，由于莎莉的性情過于激烈暴躁，不适合撫養她的小男孩，結果她的孩子被别人領養了。
多年來她終于克服了酗酒的惡習，但卻又陷進了另一段悲慘可怕的婚姻。
現在，她住在曼徹斯特的一家青年旅社裡。
她的母親瓊已經過世了，莎莉隻有從我們身上尋求親情和支持。
她從沒向我們要過錢。
我始終覺得，自己要對她那不幸的生活負責。
這個念頭揮之不去。
詹妮正仰面躺着，于是我就傾身去接電話。
但來電話的不是莎莉，而是伯納德，一句話都已經說完一半了。
他不是在說話，而是在叽裡呱啦地叫喚。
我能聽到他身後有人正在興奮地評論着什麼，但随即被一聲警笛打斷了。
我試着插嘴，喊着他的名字。
他說的第一句我能聽清的話是：“傑裡米，你在聽嗎？你還在那裡嗎？” 我感到自己朝他女兒的懷裡一縮。
開口時我保持着理智的口吻。
“伯納德，你說的話我一個字也沒聽清。
重新來，慢慢說。
” 詹妮向我做着手勢，示意要從我手上接過話筒。
但這時伯納德又開始了。
我搖了搖頭，雙眼盯住枕頭。
“把收音機打開，親愛的孩子。
或者開電視，那樣更好。
他們正在蜂擁通過。
你絕不會相信的……” “伯納德，是誰正在通過什麼？” “我剛才告訴你了。
他們正在把柏林牆推倒！真叫人難以置信，但我現在就看着這一切發生，東柏林人正在通過……” 我的第一個自私的反應是：他現在沒什麼要我立即去做的。
我沒必要現在從床上爬起來，到外面做些有用的事。
我向伯納德允諾自己會再打給他，然後挂上電話，把這個消息告訴了詹妮。
“太不可思議了。
” “太難以置信了。
” 我們盡量不去理會這條新聞的重要性，因為我們還不屬于外面的世界，不屬于那個人們穿戴整齊、奮力拼搏的群體。
一個重要的原則受到了威脅，那就是：我們的私人生活至高無上。
于是，我們繼續剛才被打斷的甜蜜進程。
然而，咒語已經被打破了。
在卧室裡那黎明前的黑暗中，我們可以想象，歡呼雀躍的人群正在洶湧而過。
我們的心都飄到了别處。
最後，還是詹妮開口了：“我們下樓去看看吧。
” 我們穿着睡衣，端着茶水，站在起居室裡盯着電視。
在這種時候坐着似乎不大合适。
穿着尼龍夾克和褪色的牛仔短上衣的東柏林人，推着嬰兒車或者牽着孩子們的手，排着縱隊，魚貫穿越查理檢查站[1]，無人檢查。
攝像機上下左右地來回搖晃着，闖進一個個熱烈的擁抱當中。
一位婦女淚流滿面，一道電視聚光燈打在她的臉上，使她看上去表情可怖，她張開雙手，上前想要說些什麼，卻因為過度激動而哽住了，說不出話來。
成群結隊的西柏林人歡呼着，善意地拍打每一輛外形滑稽、勇敢地駛向自由的特拉貝特[2]的車頂篷。
一對姐妹緊緊地貼在一起，不願分開去接受采訪。
我和詹妮熱淚盈眶；而當孩子們跑進來迎接媽媽時，一小幕重逢的短劇和擁抱愛撫在客廳裡上演，把一切辛酸悲苦從柏林的歡樂事件中抽走——這一切令詹妮喜極而泣，放聲大哭。
一個小時以後，伯納德又來電話了。
從他開始叫我“親愛的孩子”算起，到現在已經有四年了，我懷疑，就是從他加入嘉裡克文學俱樂部[3]之後開始的。
詹妮堅持認為，這也就是他從那段稱呼“同志”的歲月到現在為止所有的進展。
“親愛的孩子，我想到柏林去，越快越好。
” “好主意，”我馬上回答。
“你應該去。
” “機票就像金沙一樣難求。
所有人都想去。
我已經搶下了兩個座位，今天下午的飛機。
我得在一個小時内讓他們知道。
” “伯納德，我正要去法國。
” “轉一下。
現在可是曆史性的時刻。
” “我過會兒打給你。
” 詹妮在一邊挖苦：“他得去看看自己犯下的大錯被撥亂反正。
他需要找人幫他拎行李呢。
” 聽她這麼一說，我已經準備對這趟行程說不了。
但在吃早飯時，從我們在廚房水槽邊放穩的那台便攜式黑白小電視裡，發出陣陣歡呼和呐喊聲，令我開始感到一種焦躁不安的興奮，一種在連日的家務生活之後産生的對冒險的渴求。
電視裡又爆發出一陣小規模的呐喊，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個被攔在足球決賽賽場看台外的小男孩。
曆史正在發生，卻沒有我的份。
孩子們被送到各自的幼兒遊戲組和學校後，我又向詹妮提起了這件事。
她很高興回家。
她在一個個房間裡穿梭，無繩電話總是帶在身邊，照料着那些在我的看管下已經枯萎了的室内植物。
“去吧。
”這就是她的建議。
“别聽我的，我在嫉妒。
不過你走之前，最好把已經開始的事情做完。
” 這或許是最佳的一種安排。
我重新調整了從柏林和巴黎到蒙彼利埃[4]的航班，并确認了伯納德的預訂信息。
我給我在柏林的朋友君特打電話，問我們能否借用他的公寓。
我打電話告訴伯納德，我将在兩點鐘坐出租車去接他。
我取消了原定的約會，留下指示，收拾行囊。
電視上，東柏林人在一家銀行外排起了半英裡的長隊，等着領取他們的一百馬克。
我和詹妮又回卧室纏綿了一個小時，然後她匆匆忙忙去赴一個約會。
我穿着睡衣坐在廚房裡，熱了一下剩飯，吃了頓早午餐。
小電視裡，柏林牆又有好幾段被打通了。
人們從地球的各個角落彙集到柏林。
一場盛大的聚會正在籌備中。
記者和攝制組已經找不到空餘的旅館房間了。
我回到樓上，站在淋浴頭下沖澡，剛才的甜蜜交歡讓我精神煥發，頭腦清醒。
我一邊用意大利語哼着一段還記得的威爾第的片段，一邊慶賀自己擁有如此充實而有趣的人生。
一個半小時後，我讓出租車在愛迪生路上等着，自己急匆匆地跑上一段樓梯，來到伯納德的公寓前。
事實上，他正站在打開的房門裡面，拿着帽子和大衣，箱子放在腳旁。
直到最近，他才開始顯露出人老時的那種挑剔态度，對自己不中用的記性的必要謹慎。
我拎起他的包（詹妮說對了）。
他正要把門拉上，卻已經開始皺起眉頭，豎起一根食指。
“最後檢查一遍。
” 我放下包，跟着他進屋去，正好趕上看到他從廚桌裡掏出房門鑰匙和護照。
他把它們舉起來給我看，帶着一副“我就知道”的表情，好像那個忘了拿東西的人是我，而他應該受到祝賀。
我以前和伯納德共坐過倫敦的出租車。
他的腿幾乎碰到了隔窗。
車還挂在一擋上，正在發動，伯納德就已經把手指摞成塔尖狀，搭在下巴下面，開始說話了：“關鍵在于……”他的聲音沒有瓊的那種如戰時廣播般标準清晰的特質；相反，他的調門有點高，并且發音簡直過度精确了，裡頓·斯特拉奇[5]可能就是這樣說話的，馬爾科姆·馬格裡奇[6]也是如此，帶有某些有教養的威爾士人說話的腔調。
如果你不熟悉也不喜歡伯納德，可能會認為他講起話來很做作。
“關鍵在于，兩德統一是不可阻擋的曆史潮流。
俄國人會磨刀霍霍，法國佬會振臂歡呼，英國人會‘嗯啊’那麼一陣子。
誰知道美國佬們想幹什麼，什麼最适合他們。
不過這些都無所謂。
德國終會統一，因為這是兩德人民共同的願望，他們的憲法也作了闡明，沒有人能阻止他們。
他們會盡快實現統一，不會拖到以後，因為沒有哪位總理會蠢到把這樣的榮耀留給繼任者。
而統一将基于西德的體系，因為西德人才是将要為此買單的人。
” 他能把自己所有的觀點作為既成事實闡述出來，而且他的那份泰然自若也的确會對聽衆暗中産生影響。
我所要做的就是提供另一種觀點，不管我自己相不相信它。
伯納德喜歡私人談話的習慣是在長年的公開辯論中形成的。
一場公平的辯論能引導我們逼近真相。
在我們駛向希思羅機場的路上，我争辯說，東德人可能會利用附加條款保留他們體系的一些特點，因此要同化他們不是這麼容易的事情；另外蘇聯在東德還部署着數十萬計的軍隊，如果他們願意的話，當然可以對事态産生影響；此外，在現實中和經濟領域内實現兩種社會體系的聯姻，可能要花上多年的時間。
他滿意地點着頭。
他仍用指尖撐着下巴，正耐心地等我說完，以便可以開始對我的觀點展開闡述。
他有條不紊地把它們組織了起來：反對東德分離狀态的民衆力量已經十分強大，勢不可擋，就算有些保留東德特征的附加條例存在，人們也不會去注意，等發現時就太晚了，隻能看作是東德人的一段懷舊情結罷了；蘇聯已經失去了控制其東歐衛星國的興趣，除了軍事力量以外，它再也不是一個超級大國了，況且它極其需要西方的善意和德國的鈔票；至于德國統一所遇到的現實困難，等這場政治聯姻确保了總理在曆史書中的地位、讓他在幾百萬心懷感激的新選民的支持下赢得下一次選舉的機會之後，就可以着手去解決了。
伯納德還在繼續講着，似乎沒注意到出租車已經在我們的候機樓前停下了。
我向前傾身給司機付錢時，他還在針對我的第三個觀點進行詳細的陳述。
司機在座位上轉過身子，滑下玻璃車窗聽着。
他是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完全秃頂，長着一副橡膠般柔韌、嬰兒般稚氣的臉蛋和一雙閃着藍色光芒、盯住人不放的大眼睛。
伯納德講完後，他插嘴道：“對，那然後呢，夥計？德國佬們又要開始作威作福啦。
那時候麻煩才開始咧……” 司機剛一開口，伯納德就畏縮起來，開始摸索他的包。
兩德統一的後果很可能是下一個辯論的話題，但是伯納德沒有被吸引進去。
他連一分鐘也沒有停下，便尴尬地匆忙下了車。
“你說的穩定在哪裡？”司機還在說，“你說的力量平衡在哪裡？在東邊，俄國正在走下坡路，而所有那些小國家，波蘭什麼的，都深陷進了債務的狗屎堆裡，還有一切……” “對，對，你說的太對了，這的确叫人擔心。
”伯納德說，他已經安全地走在了人行道上。
“傑裡米，我們可不能錯過這班飛機。
” 司機搖下了車窗：“在西邊你有英國，雖然在歐洲算不上有地位不是嗎，不能真的算。
它還在舔美國的屁股呢——請原諒我的嘴巴不太幹淨。
那麼還剩下法國佬了。
上帝呀，法國佬啊！” “再見，謝謝你。
”伯納德嘀咕着，他甚至心甘情願地抓起自己的行李，拖着它們踉踉跄跄甩開了一段距離。
我在候機樓的自動門那兒才趕上他。
他把包放在我身前的地上，用左手搓揉着右手，說：“我真是受不了的哥們的高談闊論。
” 我明白他的意
她去斯特拉斯堡和布魯塞爾呆了十天，直到昨天深夜才回來。
我們翻過身，迷迷糊糊地抱在一起。
小别後的重聚勝似新婚呐。
她讓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一個人習慣獨自入睡是件多麼容易的事情。
她合着眼，嘴角浮出一絲淺笑，一邊把臉貼在我的鎖骨下方——似乎随着歲月的流逝，那裡已經自然地契合了她的臉形。
我們至多還有一個小時（很可能不到一個小時呢），孩子們就會醒來，并發現她回家了——對此他們一定會更加激動不已，因為我曾擔心詹妮可能趕不上最後一趟航班，便沒有明确地告訴他們媽媽什麼時候回來。
我的手向下遊走，揉捏着她的豐臀。
她的手輕撫過我的小腹。
我摸索着她小指末端那熟悉的凸起，那裡曾有一根畸形的六指，不過在她出生後不久就被切除了。
她的手指頭，用她母親的話來說，就和昆蟲的腿一樣多。
幾分鐘後（或許中途我們還打了會兒盹），我們便開始了甜蜜的交歡，這是婚姻生活的特權與妥協。
我們正在肉體急切的愉悅中逐漸清醒，一起更加激烈地用力扭動，這時，床頭櫃上的電話響了。
我們本應該記着把線拔掉的。
我們對視了一眼。
在沉默中，我們達成了一緻：現在時間還早，這麼早打來的電話應該不同尋常，可能是緊急情況。
最可能打電話來的是莎莉。
她以前曾經搬過來和我們一起住過兩次，但家庭生活的壓力實在太大，我們沒法留下她。
幾年前，在二十一歲時，她嫁了一個男人，他給她留下的是虐待的創傷和一個孩子。
兩年後，由于莎莉的性情過于激烈暴躁，不适合撫養她的小男孩，結果她的孩子被别人領養了。
多年來她終于克服了酗酒的惡習，但卻又陷進了另一段悲慘可怕的婚姻。
現在，她住在曼徹斯特的一家青年旅社裡。
她的母親瓊已經過世了，莎莉隻有從我們身上尋求親情和支持。
她從沒向我們要過錢。
我始終覺得，自己要對她那不幸的生活負責。
這個念頭揮之不去。
詹妮正仰面躺着，于是我就傾身去接電話。
但來電話的不是莎莉，而是伯納德，一句話都已經說完一半了。
他不是在說話，而是在叽裡呱啦地叫喚。
我能聽到他身後有人正在興奮地評論着什麼，但随即被一聲警笛打斷了。
我試着插嘴，喊着他的名字。
他說的第一句我能聽清的話是：“傑裡米，你在聽嗎？你還在那裡嗎？” 我感到自己朝他女兒的懷裡一縮。
開口時我保持着理智的口吻。
“伯納德，你說的話我一個字也沒聽清。
重新來，慢慢說。
” 詹妮向我做着手勢，示意要從我手上接過話筒。
但這時伯納德又開始了。
我搖了搖頭，雙眼盯住枕頭。
“把收音機打開，親愛的孩子。
或者開電視，那樣更好。
他們正在蜂擁通過。
你絕不會相信的……” “伯納德，是誰正在通過什麼？” “我剛才告訴你了。
他們正在把柏林牆推倒！真叫人難以置信，但我現在就看着這一切發生，東柏林人正在通過……” 我的第一個自私的反應是：他現在沒什麼要我立即去做的。
我沒必要現在從床上爬起來，到外面做些有用的事。
我向伯納德允諾自己會再打給他，然後挂上電話，把這個消息告訴了詹妮。
“太不可思議了。
” “太難以置信了。
” 我們盡量不去理會這條新聞的重要性，因為我們還不屬于外面的世界，不屬于那個人們穿戴整齊、奮力拼搏的群體。
一個重要的原則受到了威脅，那就是：我們的私人生活至高無上。
于是，我們繼續剛才被打斷的甜蜜進程。
然而，咒語已經被打破了。
在卧室裡那黎明前的黑暗中，我們可以想象，歡呼雀躍的人群正在洶湧而過。
我們的心都飄到了别處。
最後，還是詹妮開口了：“我們下樓去看看吧。
” 我們穿着睡衣，端着茶水，站在起居室裡盯着電視。
在這種時候坐着似乎不大合适。
穿着尼龍夾克和褪色的牛仔短上衣的東柏林人，推着嬰兒車或者牽着孩子們的手，排着縱隊，魚貫穿越查理檢查站[1]，無人檢查。
攝像機上下左右地來回搖晃着，闖進一個個熱烈的擁抱當中。
一位婦女淚流滿面，一道電視聚光燈打在她的臉上，使她看上去表情可怖，她張開雙手，上前想要說些什麼，卻因為過度激動而哽住了，說不出話來。
成群結隊的西柏林人歡呼着，善意地拍打每一輛外形滑稽、勇敢地駛向自由的特拉貝特[2]的車頂篷。
一對姐妹緊緊地貼在一起，不願分開去接受采訪。
我和詹妮熱淚盈眶；而當孩子們跑進來迎接媽媽時，一小幕重逢的短劇和擁抱愛撫在客廳裡上演，把一切辛酸悲苦從柏林的歡樂事件中抽走——這一切令詹妮喜極而泣，放聲大哭。
一個小時以後，伯納德又來電話了。
從他開始叫我“親愛的孩子”算起，到現在已經有四年了，我懷疑，就是從他加入嘉裡克文學俱樂部[3]之後開始的。
詹妮堅持認為，這也就是他從那段稱呼“同志”的歲月到現在為止所有的進展。
“親愛的孩子，我想到柏林去，越快越好。
” “好主意，”我馬上回答。
“你應該去。
” “機票就像金沙一樣難求。
所有人都想去。
我已經搶下了兩個座位，今天下午的飛機。
我得在一個小時内讓他們知道。
” “伯納德，我正要去法國。
” “轉一下。
現在可是曆史性的時刻。
” “我過會兒打給你。
” 詹妮在一邊挖苦：“他得去看看自己犯下的大錯被撥亂反正。
他需要找人幫他拎行李呢。
” 聽她這麼一說，我已經準備對這趟行程說不了。
但在吃早飯時，從我們在廚房水槽邊放穩的那台便攜式黑白小電視裡，發出陣陣歡呼和呐喊聲，令我開始感到一種焦躁不安的興奮，一種在連日的家務生活之後産生的對冒險的渴求。
電視裡又爆發出一陣小規模的呐喊，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個被攔在足球決賽賽場看台外的小男孩。
曆史正在發生，卻沒有我的份。
孩子們被送到各自的幼兒遊戲組和學校後，我又向詹妮提起了這件事。
她很高興回家。
她在一個個房間裡穿梭，無繩電話總是帶在身邊，照料着那些在我的看管下已經枯萎了的室内植物。
“去吧。
”這就是她的建議。
“别聽我的，我在嫉妒。
不過你走之前，最好把已經開始的事情做完。
” 這或許是最佳的一種安排。
我重新調整了從柏林和巴黎到蒙彼利埃[4]的航班，并确認了伯納德的預訂信息。
我給我在柏林的朋友君特打電話，問我們能否借用他的公寓。
我打電話告訴伯納德，我将在兩點鐘坐出租車去接他。
我取消了原定的約會，留下指示，收拾行囊。
電視上，東柏林人在一家銀行外排起了半英裡的長隊，等着領取他們的一百馬克。
我和詹妮又回卧室纏綿了一個小時，然後她匆匆忙忙去赴一個約會。
我穿着睡衣坐在廚房裡，熱了一下剩飯，吃了頓早午餐。
小電視裡，柏林牆又有好幾段被打通了。
人們從地球的各個角落彙集到柏林。
一場盛大的聚會正在籌備中。
記者和攝制組已經找不到空餘的旅館房間了。
我回到樓上，站在淋浴頭下沖澡，剛才的甜蜜交歡讓我精神煥發，頭腦清醒。
我一邊用意大利語哼着一段還記得的威爾第的片段，一邊慶賀自己擁有如此充實而有趣的人生。
一個半小時後，我讓出租車在愛迪生路上等着，自己急匆匆地跑上一段樓梯，來到伯納德的公寓前。
事實上，他正站在打開的房門裡面，拿着帽子和大衣，箱子放在腳旁。
直到最近，他才開始顯露出人老時的那種挑剔态度，對自己不中用的記性的必要謹慎。
我拎起他的包（詹妮說對了）。
他正要把門拉上，卻已經開始皺起眉頭，豎起一根食指。
“最後檢查一遍。
” 我放下包，跟着他進屋去，正好趕上看到他從廚桌裡掏出房門鑰匙和護照。
他把它們舉起來給我看，帶着一副“我就知道”的表情，好像那個忘了拿東西的人是我，而他應該受到祝賀。
我以前和伯納德共坐過倫敦的出租車。
他的腿幾乎碰到了隔窗。
車還挂在一擋上，正在發動，伯納德就已經把手指摞成塔尖狀，搭在下巴下面，開始說話了：“關鍵在于……”他的聲音沒有瓊的那種如戰時廣播般标準清晰的特質；相反，他的調門有點高，并且發音簡直過度精确了，裡頓·斯特拉奇[5]可能就是這樣說話的，馬爾科姆·馬格裡奇[6]也是如此，帶有某些有教養的威爾士人說話的腔調。
如果你不熟悉也不喜歡伯納德，可能會認為他講起話來很做作。
“關鍵在于，兩德統一是不可阻擋的曆史潮流。
俄國人會磨刀霍霍，法國佬會振臂歡呼，英國人會‘嗯啊’那麼一陣子。
誰知道美國佬們想幹什麼，什麼最适合他們。
不過這些都無所謂。
德國終會統一，因為這是兩德人民共同的願望，他們的憲法也作了闡明，沒有人能阻止他們。
他們會盡快實現統一，不會拖到以後，因為沒有哪位總理會蠢到把這樣的榮耀留給繼任者。
而統一将基于西德的體系，因為西德人才是将要為此買單的人。
” 他能把自己所有的觀點作為既成事實闡述出來，而且他的那份泰然自若也的确會對聽衆暗中産生影響。
我所要做的就是提供另一種觀點，不管我自己相不相信它。
伯納德喜歡私人談話的習慣是在長年的公開辯論中形成的。
一場公平的辯論能引導我們逼近真相。
在我們駛向希思羅機場的路上，我争辯說，東德人可能會利用附加條款保留他們體系的一些特點，因此要同化他們不是這麼容易的事情；另外蘇聯在東德還部署着數十萬計的軍隊，如果他們願意的話，當然可以對事态産生影響；此外，在現實中和經濟領域内實現兩種社會體系的聯姻，可能要花上多年的時間。
他滿意地點着頭。
他仍用指尖撐着下巴，正耐心地等我說完，以便可以開始對我的觀點展開闡述。
他有條不紊地把它們組織了起來：反對東德分離狀态的民衆力量已經十分強大，勢不可擋，就算有些保留東德特征的附加條例存在，人們也不會去注意，等發現時就太晚了，隻能看作是東德人的一段懷舊情結罷了；蘇聯已經失去了控制其東歐衛星國的興趣，除了軍事力量以外，它再也不是一個超級大國了，況且它極其需要西方的善意和德國的鈔票；至于德國統一所遇到的現實困難，等這場政治聯姻确保了總理在曆史書中的地位、讓他在幾百萬心懷感激的新選民的支持下赢得下一次選舉的機會之後，就可以着手去解決了。
伯納德還在繼續講着，似乎沒注意到出租車已經在我們的候機樓前停下了。
我向前傾身給司機付錢時，他還在針對我的第三個觀點進行詳細的陳述。
司機在座位上轉過身子，滑下玻璃車窗聽着。
他是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完全秃頂，長着一副橡膠般柔韌、嬰兒般稚氣的臉蛋和一雙閃着藍色光芒、盯住人不放的大眼睛。
伯納德講完後，他插嘴道：“對，那然後呢，夥計？德國佬們又要開始作威作福啦。
那時候麻煩才開始咧……” 司機剛一開口，伯納德就畏縮起來，開始摸索他的包。
兩德統一的後果很可能是下一個辯論的話題，但是伯納德沒有被吸引進去。
他連一分鐘也沒有停下，便尴尬地匆忙下了車。
“你說的穩定在哪裡？”司機還在說，“你說的力量平衡在哪裡？在東邊，俄國正在走下坡路，而所有那些小國家，波蘭什麼的，都深陷進了債務的狗屎堆裡，還有一切……” “對，對，你說的太對了，這的确叫人擔心。
”伯納德說，他已經安全地走在了人行道上。
“傑裡米，我們可不能錯過這班飛機。
” 司機搖下了車窗：“在西邊你有英國，雖然在歐洲算不上有地位不是嗎，不能真的算。
它還在舔美國的屁股呢——請原諒我的嘴巴不太幹淨。
那麼還剩下法國佬了。
上帝呀，法國佬啊！” “再見，謝謝你。
”伯納德嘀咕着，他甚至心甘情願地抓起自己的行李，拖着它們踉踉跄跄甩開了一段距離。
我在候機樓的自動門那兒才趕上他。
他把包放在我身前的地上，用左手搓揉着右手，說：“我真是受不了的哥們的高談闊論。
” 我明白他的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