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威爾特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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瓊·崔曼的床頭櫃上有一張鑲着鏡框的照片，這張照片放在那裡，令瓊回憶起年輕美貌時的自己，同時也提醒着她的訪客，照片中那位漂亮姑娘的臉龐，不像她丈夫的那樣，沒人能看出将來會變成什麼樣子。
這張快照攝于1946年，是在他們結婚後的一兩天裡，也就是在去意大利和法國度蜜月的一周前拍攝的。
這對夫婦挽着胳膊，就在離大英博物館入口不遠的欄杆旁邊。
或許這是他們的午飯休息時間，因為他們都在附近工作，而且直到距出發幾天前，他們才最終獲準離職休假。
他們斜倚着靠緊對方，看樣子都格外惦記着不要被拍到相框外面去。
他們對着相機露出笑臉，透出發自内心的歡悅。
你不可能認錯伯納德。
他的樣貌一直沒變，六英尺三英寸高，手腳都非常粗壯，下巴大得有些可笑，但看上去卻仍顯得和藹友善，還有那頭仿軍人樣式的發型，使他那對茶壺柄狀的耳朵顯得更加滑稽有趣。
四十三年的光陰隻給他留下了可以預見的歲月痕迹，而且這些變化都隻發生在邊緣地帶——頭發稀疏了點，眉毛更濃了，皮膚也更粗糙了些——然而，這個令人驚訝的怪老頭，從1946年到1989年（這一年他拜托我帶他去柏林），在本質上始終還是同一個伯納德，那個手腳笨拙、容光滿面的大個子男人。
然而，瓊的面容就如她的人生一般，偏離了預定的發展軌道，而且，當有人進入她的私密房間時，也幾乎不可能從這幀快照裡預見到她這張綻出滿面慈祥、笑容歡迎的老臉。
照片裡，二十五歲女子那美麗的圓臉蛋上浮現出快樂的微笑。
她趨于散開的燙發依然太緊，顯得太拘謹，一點也不适合她。
春日的陽光照耀在她業已松散的發絲上。
她上身穿一件帶高墊肩的短夾克衫，下面搭一條很相配的百褶裙——這種低調的奢華體現了戰後的“新貌”服飾風格。
她穿的白襯衫帶有V字形的寬松領口，領口朝下越來越窄，一直大膽地延伸到她的乳溝。
襯衫衣領翻在夾克衫外邊，這讓她看上去清新活潑，帶着戰時招貼畫裡的姑娘們那種英國玫瑰般嬌豔新鮮的氣質。
從1938年起，她就是阿默珊姆社會主義騎行俱樂部中的一員。
她用一隻胳膊把手提包攏向自己，另一隻胳膊挽着丈夫。
她依偎着他，頭還沒到他的肩膀高。
這張照片現在就挂在我們在朗格多克[1]的家中的廚房裡。
我經常獨自一人端詳它。
我的妻子詹妮，也就是瓊的女兒，懷疑我本性難移，對我迷上了她的雙親感到生氣。
她花了很長時間才擺脫他們，而且她感到我的興趣會将她拉回到父母身邊，這一點沒錯。
我把臉靠近照片，試圖瞻望未來的生活、未來的面孔，以及在那次非凡的勇猛表現後所産生的忠貞決意。
歡樂的微笑讓她光滑的額頭泛起了一道細小的皺紋，正好在她的眉心上方。
這道皺紋後來成了瓊那張老臉上最明顯的特征：從鼻梁上隆起，垂直地把她的額頭分成了兩半。
或許我隻是在想象這微笑背後被隐藏在下巴褶皺裡的艱辛，一種堅定的态度，觀念的執着，一份對未來所抱有的科學的樂觀。
就在拍這張照片的那天早上，瓊和伯納德剛剛到位于格拉頓大街的英國共産黨總部所在地，在那裡簽了字，加入了黨組織。
他們即将離開工作崗位，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對黨的忠誠，而在整個戰争期間，忠誠心已經發生動搖。
如今，黨内對這場戰争的定性依然沒有統一結論——這到底是一次高尚正義、為自由解放而戰的反法西斯戰争，還是一次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掠奪性侵略戰争？——這種動搖讓許多黨員産生了懷疑，一些人還退出了黨，而就是在這個時候，瓊和伯納德毅然加入了進去。
除了希望建立一個理智、公正、沒有戰争和階級壓迫的世界之外，他們還覺得，作為黨員他們就可以與青春、活力、智慧、勇敢作伴相依。
他們即将跨越英吉利海峽，奔赴混亂的北歐，雖然有人勸他們不要貿然前往，但他們仍執意要去嘗試他們新的自由，無論那自由是指個人的還是地域上的。
從加萊出發，他們将一路南行，去享受地中海的春天。
那裡的世界嶄新而和平，法西斯主義已經無可辯駁地成了資本主義末日危機的明證，溫和的革命即将開始，更何況他們年輕，新婚，而且相愛。
雖然頗為苦悶，伯納德仍保留着黨籍，直到1956年蘇聯入侵匈牙利時，他才覺得自己已經把退黨的事拖得太久了。
這種變心反映了一種衆所周知的邏輯，代表了一段為整整一代人所共有的理想幻滅的曆史。
而瓊的黨齡隻有幾個月，到她在蜜月途中經曆的那次奠定本回憶錄标題的遭遇為止。
那次遭遇給她帶來了劇變，令她經曆了一次心靈的轉世重生，那副面孔就是證明。
一張圓臉蛋怎麼會拉得如此之長？或許不是基因，而是生活，使她微笑時額頭上現出的小小皺紋深深紮根，長成了一棵大樹，一直延伸到她的發際線上？她自己的父母年老時并沒有發生這樣的怪事。
在她生命的最後時刻，當她住在療養院裡的時候，她的臉和奧登[2]老年時的面孔很像。
或許，多年來地中海的陽光使她的面孔粗糙變形，長期的隐居與思索令她的皮膚擴張，然後又重疊堆到了一起。
她的鼻子和下巴都随着臉部而拉長，然後仿佛又改變了主意，試圖折回去，以弧線形式朝外生長。
在她休息的時候，她的臉如斧鑿一般輪廓鮮明，表情抑郁陰沉，仿佛是一個雕像，一張薩滿教巫師為抵禦惡靈而雕刻的面具。
在這最後一點上，可能确實存在某種樸素的真理。
或許，她的臉不斷拉長，是為了與她的信念保持一緻：自己曾與一種象征性的邪惡直面相遇，并被這種邪惡力量所考驗。
“不，你這傻瓜。
才不是象征呢！”我聽見她在糾正我。
“那可是實實在在，千真萬确的喔。
你不知道嗎，我差點沒命了！” 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如此，但在記憶中，1987年的春、夏天裡，我每次（隻有寥寥數次）去療養院探訪瓊，都湊巧撞上了風雨大作的日子。
或許，隻有一次天氣才很糟糕，但就這麼一次，讓我把其他幾次來時的好天氣忘得一幹二淨。
好像每次我到達後，都要從位于老馬廄旁、離大門老遠的停車場裡跑進這座維多利亞中期風格的鄉村房舍。
風雨飄搖，七葉樹也随之搖曳，發出巨大的聲響；沒有修剪的草叢平貼在地面上，銀白的背面朝向天空。
我把夾克衫拉到了頭上，感到又潮濕又悶熱，心裡為這又一個令人失望的夏天而憤憤然。
我在門廊下停下喘口氣，等待呼吸和情緒都平穩下來。
難道僅僅是因為這場雨的緣故嗎？我是很高興看到瓊的，但這個地方卻令我感到沮喪。
慵懶深深滲入我的骨髓。
門廊四面嵌着橡木色調的鑲闆，讓人感覺壓抑；地毯上旋動的圖案中相間的紅色與土黃色十分刺眼，令我呼吸不暢。
一道道封閉的安全防火門使屋内的空氣長期得不到流通，從而彌散着一股體味、衣味、香水味、油炸的早餐味混合的陳舊氣息。
缺氧使我打起哈欠來。
我還有精力去拜訪她嗎？我可以輕松地走過無人照管的接待台，在走廊裡溜達，直到我找到一間鋪好床的空房間。
我會飛快地将需要填寫的表格填好。
正式的入住手續過會兒再辦，我可以先睡下，等有人推着橡膠輪胎的手推車進來叫醒我，提醒我吃送來的晚餐。
然後我再吃片鎮靜藥，接着打個盹。
一年一年的時間就這樣悄悄地溜走了…… 想到這裡，一陣輕微的恐慌把我拉回現實之中，讓我想起了自己今天來的目的。
我穿過門廊走到接待台前，用掌心拍打着旅店門鈴。
沒有動靜。
這老古董也隻是個擺設。
療養院裡預想的就是這種隐居鄉間的氛圍，而取得的成效是超出預期的床位和早餐。
在這裡，“吧台”就是餐室内一張帶鎖的櫥櫃，每天早上七點鐘打開，一個小時後就關上。
在這些不同的表象下就是真相本身——雖然沒有十足的信心以明文承認事實，但實際上，這裡就是一家盈利性的療養院，專門收容那些瀕危病人。
保險單上的附屬細則所帶來的麻煩，以及保險公司令人咂舌的苛刻要求，令瓊無法去她想要的那家安樂護理醫院。
幾年前，圍繞她返回英國生活的每一樁安排都很棘手，令人喪氣。
我們曆經曲折，中途好幾次推翻了前任醫師的診斷結果，最終才确定她是患了一種相對十分罕見的白血病，一種不治之症；為此伯納德沮喪萬分；我們把她的物品财産從法國運過來，還要清理掉那些不需要的垃圾什物；财政、資産和住宿問題都要解決；我們還和那家保險公司打了場官司，後來不得不放棄；出售瓊在倫敦的公寓時我們遇上了一連串麻煩；一個糊塗的老家夥說他能讓瓊在他的妙手下恢複健康，于是我們駕車朝北長途跋涉去找他治療，結果在瓊的惡語侮辱之下，這同一雙妙手差點扇在她的臉上。
我婚後的第一年實在是陰影重重。
我和詹妮以及她的弟弟們，還有伯納德和瓊的朋友們，都被拉下了水，大家緊張兮兮地投入了大量精力，還誤以為卓有效率。
直到1983年，詹妮生下了我們的第一個孩子亞曆山大後，我們——至少是對我和詹妮而言——的生活才回歸正常。
接待員走出來并拿出訪客登記簿讓我填好。
五年過去了，瓊依然在世。
她本來可以住在自己那幢位于托特納姆法院路[3]上的公寓裡。
她本應該留在法國的。
就像伯納德所說，她走向死亡的時間就和我們所花的一樣多。
但是公寓已經賣掉了，所有安排都已就緒，我們可敬的種種努力，将她自己營造的生活空間全部都封死了。
她選擇呆在療養院裡，和這裡的工作人員以及像她一樣瀕死的病人們一起，在牆面平整、既無裝飾畫也無圖書的娛樂室裡看雜志，或看電視問答節目和肥皂劇來聊以自慰。
我們愚蠢的安排隻不過是逃避的借口。
沒有人願意接受這一可怕的事實。
沒有人，除了瓊以外。
從法國回來後，在找到這家療養院之前，她和伯納德住在一起，撰寫她想要完成的那部書稿。
毫無疑問，她也一直在身體力行，實踐着她在自己那本暢銷小冊子——《十大冥思》中所描述的冥思方法。
她很樂意讓我們對她的作品的實用性展開評論。
她的身心衰竭比醫生預料的要慢得多，這個時候，她也同樣心滿意足地接受了切斯特納·裡奇療養院，并把選擇它當做自己的責任。
她一點也不想出來，不想回到塵世中。
她隻想和一群看電視的人關在一座房子裡，并聲稱這種生活簡單而有益，很适合她，甚至讓她很開心。
不僅如此，這也是她的宿命。
不管伯納德怎麼說，現在已經是1987年了，瓊正日漸衰弱下去。
這一年裡，她白天花在睡眠上的時間比以往多得多。
盡管她總是用其他辦法加以掩飾，裝作一直投身于書稿編纂之中，但實際上她留下的僅僅是她的筆記，而且少得可憐。
她不再漫遊于林中的無人小徑，前往離療養院最近的小村莊。
她已經六十七歲了。
在四十歲時，我自己才剛剛開始認識到，對待今後人生的不同階段要有所區别。
以前有一陣子，我曾認為，人在年近古稀之時染疾赴死并不是悲劇，沒什麼好稀奇的，沒必要掙紮抱怨。
你老了，然後死去。
現在，我開始明白，人生的每一階段——四十歲、六十歲、八十歲——你都在頑強堅持，直到被死亡擊敗，而六十七歲時本還離這場命運遊戲的結局遠着呢。
瓊還有事情要做。
她看上去氣色一向還不錯，這位法國南部來的老妪，頭頂草帽下是一張如複活節島石像般瘦長的面龐，走起路來氣定神閑，不慌不忙。
每天下午她都要按照院裡的作息時間睡上一陣，然後在傍晚早些時候去遊賞花園。
那張帶有旋紋圖案、令人心煩的地毯向門廊外延伸，從帶有鐵絲網的玻璃防火門下穿過，鋪滿了走廊的每一寸地面。
當我踏在這地毯上時，我意識到自己對她瀕死這一事實感到無比怨恨。
我不想讓她死，我無法接受這一殘酷的事實。
她是我的繼母，由于對詹妮的愛、婚姻的習俗和個人的命運，我們才得以相見，盡管這份取代已經遲到了三十二年。
兩年多來，我偶爾來探望她，獨自一人。
對詹妮和她的母親來說，即使在床邊聊上二十分鐘，也說不完她們之間要說的話。
慢慢地（事後想來應該說是太過于遲緩了），從我和瓊的閑聊中，我萌生了為其編寫一部回憶錄的想法。
這個念頭讓家族裡的其他成員都感到尴尬。
詹妮的一個弟弟試圖勸阻我。
大家懷疑我會讓那些早已遺忘的争吵重新浮出水面，會對目前這好不容易才獲得的艱難和平造成威脅。
他們無法理解，他們父母之間的迥異，諸如此類已熟悉到令人生厭的話題，居然還會有什麼吸引力。
他們本來用不着擔心的。
生活無常，事實證明，隻有在我們最後的兩次談話中，我才讓瓊有條有理地聊起過去的往事，而從一開始起，我們就對我的記錄應該采用什麼真實的主題存在不同的看法。
在我随身帶給她的購物袋裡，除了裝有從索霍區[4]市場上買來的新鮮荔枝、萬寶龍[5]黑墨水、包斯威爾《倫敦日記》（1762—1763年卷）[6]、巴西咖啡和半打昂貴的巧克力以外，還有我的筆記本。
她不讓我用錄音機。
我猜想這是因為，在對她那又愛又氣的伯納德言辭粗魯時，她大可随心所欲，不必有任何顧慮。
當伯納德知道我去探望瓊以後，他總是會來個電話：“親愛的孩子，她心境如何？”他的意思是指，他想知道她是否談起了他，都說了些什麼。
對我而言，我很高興省卻了書房中大堆的盒式磁帶，裡面滿是瓊偶爾說出的輕率言語，成為洩密的證據。
例如，在寫回憶錄這個想法定型之前，她有一次曾使我深感震驚：她忽然間壓低聲音，向我透露伯納德的“陰莖尺寸很小”，仿佛這是解釋他身上所有缺點的關鍵所在。
我不傾向于從字面意思上去理解她的話。
她那天正好對他很生氣，另外，我可以肯定的是，她這輩子隻見過他的那玩意兒。
讓我震驚的是她的措詞，她是在暗示：正是由于她丈夫骨子裡的那種固執，才妨礙了他從哲麥街經常光顧的店鋪裡定制更寬松合體的衣服。
在筆記本裡，這個評價可以用速記寫下來，不被人破譯。
要是錄進磁帶裡，就會成為背叛的明顯證據，我就不得不把它鎖進櫃子裡了。
仿佛是為了特意與被她稱作“病友”的其他人隔離開來，她的房間座落在走廊的盡頭。
走近房門時，我的腳步慢了下來。
每次想到自己會在這裡找到她，在這些一模一樣的膠合闆房門後找到她
這張快照攝于1946年，是在他們結婚後的一兩天裡，也就是在去意大利和法國度蜜月的一周前拍攝的。
這對夫婦挽着胳膊，就在離大英博物館入口不遠的欄杆旁邊。
或許這是他們的午飯休息時間，因為他們都在附近工作，而且直到距出發幾天前，他們才最終獲準離職休假。
他們斜倚着靠緊對方，看樣子都格外惦記着不要被拍到相框外面去。
他們對着相機露出笑臉，透出發自内心的歡悅。
你不可能認錯伯納德。
他的樣貌一直沒變，六英尺三英寸高，手腳都非常粗壯，下巴大得有些可笑，但看上去卻仍顯得和藹友善，還有那頭仿軍人樣式的發型，使他那對茶壺柄狀的耳朵顯得更加滑稽有趣。
四十三年的光陰隻給他留下了可以預見的歲月痕迹，而且這些變化都隻發生在邊緣地帶——頭發稀疏了點，眉毛更濃了，皮膚也更粗糙了些——然而，這個令人驚訝的怪老頭，從1946年到1989年（這一年他拜托我帶他去柏林），在本質上始終還是同一個伯納德，那個手腳笨拙、容光滿面的大個子男人。
然而，瓊的面容就如她的人生一般，偏離了預定的發展軌道，而且，當有人進入她的私密房間時，也幾乎不可能從這幀快照裡預見到她這張綻出滿面慈祥、笑容歡迎的老臉。
照片裡，二十五歲女子那美麗的圓臉蛋上浮現出快樂的微笑。
她趨于散開的燙發依然太緊，顯得太拘謹，一點也不适合她。
春日的陽光照耀在她業已松散的發絲上。
她上身穿一件帶高墊肩的短夾克衫，下面搭一條很相配的百褶裙——這種低調的奢華體現了戰後的“新貌”服飾風格。
她穿的白襯衫帶有V字形的寬松領口，領口朝下越來越窄，一直大膽地延伸到她的乳溝。
襯衫衣領翻在夾克衫外邊，這讓她看上去清新活潑，帶着戰時招貼畫裡的姑娘們那種英國玫瑰般嬌豔新鮮的氣質。
從1938年起，她就是阿默珊姆社會主義騎行俱樂部中的一員。
她用一隻胳膊把手提包攏向自己，另一隻胳膊挽着丈夫。
她依偎着他，頭還沒到他的肩膀高。
這張照片現在就挂在我們在朗格多克[1]的家中的廚房裡。
我經常獨自一人端詳它。
我的妻子詹妮，也就是瓊的女兒，懷疑我本性難移，對我迷上了她的雙親感到生氣。
她花了很長時間才擺脫他們，而且她感到我的興趣會将她拉回到父母身邊，這一點沒錯。
我把臉靠近照片，試圖瞻望未來的生活、未來的面孔，以及在那次非凡的勇猛表現後所産生的忠貞決意。
歡樂的微笑讓她光滑的額頭泛起了一道細小的皺紋，正好在她的眉心上方。
這道皺紋後來成了瓊那張老臉上最明顯的特征：從鼻梁上隆起，垂直地把她的額頭分成了兩半。
或許我隻是在想象這微笑背後被隐藏在下巴褶皺裡的艱辛，一種堅定的态度，觀念的執着，一份對未來所抱有的科學的樂觀。
就在拍這張照片的那天早上，瓊和伯納德剛剛到位于格拉頓大街的英國共産黨總部所在地，在那裡簽了字，加入了黨組織。
他們即将離開工作崗位，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對黨的忠誠，而在整個戰争期間，忠誠心已經發生動搖。
如今，黨内對這場戰争的定性依然沒有統一結論——這到底是一次高尚正義、為自由解放而戰的反法西斯戰争，還是一次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掠奪性侵略戰争？——這種動搖讓許多黨員産生了懷疑，一些人還退出了黨，而就是在這個時候，瓊和伯納德毅然加入了進去。
除了希望建立一個理智、公正、沒有戰争和階級壓迫的世界之外，他們還覺得，作為黨員他們就可以與青春、活力、智慧、勇敢作伴相依。
他們即将跨越英吉利海峽，奔赴混亂的北歐，雖然有人勸他們不要貿然前往，但他們仍執意要去嘗試他們新的自由，無論那自由是指個人的還是地域上的。
從加萊出發，他們将一路南行，去享受地中海的春天。
那裡的世界嶄新而和平，法西斯主義已經無可辯駁地成了資本主義末日危機的明證，溫和的革命即将開始，更何況他們年輕，新婚，而且相愛。
雖然頗為苦悶，伯納德仍保留着黨籍，直到1956年蘇聯入侵匈牙利時，他才覺得自己已經把退黨的事拖得太久了。
這種變心反映了一種衆所周知的邏輯，代表了一段為整整一代人所共有的理想幻滅的曆史。
而瓊的黨齡隻有幾個月，到她在蜜月途中經曆的那次奠定本回憶錄标題的遭遇為止。
那次遭遇給她帶來了劇變，令她經曆了一次心靈的轉世重生，那副面孔就是證明。
一張圓臉蛋怎麼會拉得如此之長？或許不是基因，而是生活，使她微笑時額頭上現出的小小皺紋深深紮根，長成了一棵大樹，一直延伸到她的發際線上？她自己的父母年老時并沒有發生這樣的怪事。
在她生命的最後時刻，當她住在療養院裡的時候，她的臉和奧登[2]老年時的面孔很像。
或許，多年來地中海的陽光使她的面孔粗糙變形，長期的隐居與思索令她的皮膚擴張，然後又重疊堆到了一起。
她的鼻子和下巴都随着臉部而拉長，然後仿佛又改變了主意，試圖折回去，以弧線形式朝外生長。
在她休息的時候，她的臉如斧鑿一般輪廓鮮明，表情抑郁陰沉，仿佛是一個雕像，一張薩滿教巫師為抵禦惡靈而雕刻的面具。
在這最後一點上，可能确實存在某種樸素的真理。
或許，她的臉不斷拉長，是為了與她的信念保持一緻：自己曾與一種象征性的邪惡直面相遇，并被這種邪惡力量所考驗。
“不，你這傻瓜。
才不是象征呢！”我聽見她在糾正我。
“那可是實實在在，千真萬确的喔。
你不知道嗎，我差點沒命了！” 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如此，但在記憶中，1987年的春、夏天裡，我每次（隻有寥寥數次）去療養院探訪瓊，都湊巧撞上了風雨大作的日子。
或許，隻有一次天氣才很糟糕，但就這麼一次，讓我把其他幾次來時的好天氣忘得一幹二淨。
好像每次我到達後，都要從位于老馬廄旁、離大門老遠的停車場裡跑進這座維多利亞中期風格的鄉村房舍。
風雨飄搖，七葉樹也随之搖曳，發出巨大的聲響；沒有修剪的草叢平貼在地面上，銀白的背面朝向天空。
我把夾克衫拉到了頭上，感到又潮濕又悶熱，心裡為這又一個令人失望的夏天而憤憤然。
我在門廊下停下喘口氣，等待呼吸和情緒都平穩下來。
難道僅僅是因為這場雨的緣故嗎？我是很高興看到瓊的，但這個地方卻令我感到沮喪。
慵懶深深滲入我的骨髓。
門廊四面嵌着橡木色調的鑲闆，讓人感覺壓抑；地毯上旋動的圖案中相間的紅色與土黃色十分刺眼，令我呼吸不暢。
一道道封閉的安全防火門使屋内的空氣長期得不到流通，從而彌散着一股體味、衣味、香水味、油炸的早餐味混合的陳舊氣息。
缺氧使我打起哈欠來。
我還有精力去拜訪她嗎？我可以輕松地走過無人照管的接待台，在走廊裡溜達，直到我找到一間鋪好床的空房間。
我會飛快地将需要填寫的表格填好。
正式的入住手續過會兒再辦，我可以先睡下，等有人推着橡膠輪胎的手推車進來叫醒我，提醒我吃送來的晚餐。
然後我再吃片鎮靜藥，接着打個盹。
一年一年的時間就這樣悄悄地溜走了…… 想到這裡，一陣輕微的恐慌把我拉回現實之中，讓我想起了自己今天來的目的。
我穿過門廊走到接待台前，用掌心拍打着旅店門鈴。
沒有動靜。
這老古董也隻是個擺設。
療養院裡預想的就是這種隐居鄉間的氛圍，而取得的成效是超出預期的床位和早餐。
在這裡，“吧台”就是餐室内一張帶鎖的櫥櫃，每天早上七點鐘打開，一個小時後就關上。
在這些不同的表象下就是真相本身——雖然沒有十足的信心以明文承認事實，但實際上，這裡就是一家盈利性的療養院，專門收容那些瀕危病人。
保險單上的附屬細則所帶來的麻煩，以及保險公司令人咂舌的苛刻要求，令瓊無法去她想要的那家安樂護理醫院。
幾年前，圍繞她返回英國生活的每一樁安排都很棘手，令人喪氣。
我們曆經曲折，中途好幾次推翻了前任醫師的診斷結果，最終才确定她是患了一種相對十分罕見的白血病，一種不治之症；為此伯納德沮喪萬分；我們把她的物品财産從法國運過來，還要清理掉那些不需要的垃圾什物；财政、資産和住宿問題都要解決；我們還和那家保險公司打了場官司，後來不得不放棄；出售瓊在倫敦的公寓時我們遇上了一連串麻煩；一個糊塗的老家夥說他能讓瓊在他的妙手下恢複健康，于是我們駕車朝北長途跋涉去找他治療，結果在瓊的惡語侮辱之下，這同一雙妙手差點扇在她的臉上。
我婚後的第一年實在是陰影重重。
我和詹妮以及她的弟弟們，還有伯納德和瓊的朋友們，都被拉下了水，大家緊張兮兮地投入了大量精力，還誤以為卓有效率。
直到1983年，詹妮生下了我們的第一個孩子亞曆山大後，我們——至少是對我和詹妮而言——的生活才回歸正常。
接待員走出來并拿出訪客登記簿讓我填好。
五年過去了，瓊依然在世。
她本來可以住在自己那幢位于托特納姆法院路[3]上的公寓裡。
她本應該留在法國的。
就像伯納德所說，她走向死亡的時間就和我們所花的一樣多。
但是公寓已經賣掉了，所有安排都已就緒，我們可敬的種種努力，将她自己營造的生活空間全部都封死了。
她選擇呆在療養院裡，和這裡的工作人員以及像她一樣瀕死的病人們一起，在牆面平整、既無裝飾畫也無圖書的娛樂室裡看雜志，或看電視問答節目和肥皂劇來聊以自慰。
我們愚蠢的安排隻不過是逃避的借口。
沒有人願意接受這一可怕的事實。
沒有人，除了瓊以外。
從法國回來後，在找到這家療養院之前，她和伯納德住在一起，撰寫她想要完成的那部書稿。
毫無疑問，她也一直在身體力行，實踐着她在自己那本暢銷小冊子——《十大冥思》中所描述的冥思方法。
她很樂意讓我們對她的作品的實用性展開評論。
她的身心衰竭比醫生預料的要慢得多，這個時候，她也同樣心滿意足地接受了切斯特納·裡奇療養院，并把選擇它當做自己的責任。
她一點也不想出來，不想回到塵世中。
她隻想和一群看電視的人關在一座房子裡，并聲稱這種生活簡單而有益，很适合她，甚至讓她很開心。
不僅如此，這也是她的宿命。
不管伯納德怎麼說，現在已經是1987年了，瓊正日漸衰弱下去。
這一年裡，她白天花在睡眠上的時間比以往多得多。
盡管她總是用其他辦法加以掩飾，裝作一直投身于書稿編纂之中，但實際上她留下的僅僅是她的筆記，而且少得可憐。
她不再漫遊于林中的無人小徑，前往離療養院最近的小村莊。
她已經六十七歲了。
在四十歲時，我自己才剛剛開始認識到，對待今後人生的不同階段要有所區别。
以前有一陣子，我曾認為，人在年近古稀之時染疾赴死并不是悲劇，沒什麼好稀奇的，沒必要掙紮抱怨。
你老了，然後死去。
現在，我開始明白，人生的每一階段——四十歲、六十歲、八十歲——你都在頑強堅持，直到被死亡擊敗，而六十七歲時本還離這場命運遊戲的結局遠着呢。
瓊還有事情要做。
她看上去氣色一向還不錯，這位法國南部來的老妪，頭頂草帽下是一張如複活節島石像般瘦長的面龐，走起路來氣定神閑，不慌不忙。
每天下午她都要按照院裡的作息時間睡上一陣，然後在傍晚早些時候去遊賞花園。
那張帶有旋紋圖案、令人心煩的地毯向門廊外延伸，從帶有鐵絲網的玻璃防火門下穿過，鋪滿了走廊的每一寸地面。
當我踏在這地毯上時，我意識到自己對她瀕死這一事實感到無比怨恨。
我不想讓她死，我無法接受這一殘酷的事實。
她是我的繼母，由于對詹妮的愛、婚姻的習俗和個人的命運，我們才得以相見，盡管這份取代已經遲到了三十二年。
兩年多來，我偶爾來探望她，獨自一人。
對詹妮和她的母親來說，即使在床邊聊上二十分鐘，也說不完她們之間要說的話。
慢慢地（事後想來應該說是太過于遲緩了），從我和瓊的閑聊中，我萌生了為其編寫一部回憶錄的想法。
這個念頭讓家族裡的其他成員都感到尴尬。
詹妮的一個弟弟試圖勸阻我。
大家懷疑我會讓那些早已遺忘的争吵重新浮出水面，會對目前這好不容易才獲得的艱難和平造成威脅。
他們無法理解，他們父母之間的迥異，諸如此類已熟悉到令人生厭的話題，居然還會有什麼吸引力。
他們本來用不着擔心的。
生活無常，事實證明，隻有在我們最後的兩次談話中，我才讓瓊有條有理地聊起過去的往事，而從一開始起，我們就對我的記錄應該采用什麼真實的主題存在不同的看法。
在我随身帶給她的購物袋裡，除了裝有從索霍區[4]市場上買來的新鮮荔枝、萬寶龍[5]黑墨水、包斯威爾《倫敦日記》（1762—1763年卷）[6]、巴西咖啡和半打昂貴的巧克力以外，還有我的筆記本。
她不讓我用錄音機。
我猜想這是因為，在對她那又愛又氣的伯納德言辭粗魯時，她大可随心所欲，不必有任何顧慮。
當伯納德知道我去探望瓊以後，他總是會來個電話：“親愛的孩子，她心境如何？”他的意思是指，他想知道她是否談起了他，都說了些什麼。
對我而言，我很高興省卻了書房中大堆的盒式磁帶，裡面滿是瓊偶爾說出的輕率言語，成為洩密的證據。
例如，在寫回憶錄這個想法定型之前，她有一次曾使我深感震驚：她忽然間壓低聲音，向我透露伯納德的“陰莖尺寸很小”，仿佛這是解釋他身上所有缺點的關鍵所在。
我不傾向于從字面意思上去理解她的話。
她那天正好對他很生氣，另外，我可以肯定的是，她這輩子隻見過他的那玩意兒。
讓我震驚的是她的措詞，她是在暗示：正是由于她丈夫骨子裡的那種固執，才妨礙了他從哲麥街經常光顧的店鋪裡定制更寬松合體的衣服。
在筆記本裡，這個評價可以用速記寫下來，不被人破譯。
要是錄進磁帶裡，就會成為背叛的明顯證據，我就不得不把它鎖進櫃子裡了。
仿佛是為了特意與被她稱作“病友”的其他人隔離開來，她的房間座落在走廊的盡頭。
走近房門時，我的腳步慢了下來。
每次想到自己會在這裡找到她，在這些一模一樣的膠合闆房門後找到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