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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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但同時我又覺得他對和自己辯論的人過于挑剔。
“你失去平易近人的風度了。
” “我從來就沒有過，親愛的孩子。
思想才是我所在乎的。
” 飛機起飛半小時後，我們從飲料車裡點了香槟，為“自由”幹杯。
接着伯納德回到了平易近人這個話題上。
“現在瓊算是平易近人了。
她和每個人都能和睦相處。
她甚至會接受那個的哥。
對一個最後隐居荒野的人來說，這倒是有點讓人驚訝。
她是個比我好得多的共産主義者，真的。
” 這些天裡，一提到瓊，我就會感到一絲内疚。
自從她于1987年7月去世到現在，對那本來應該由我去撰寫的回憶錄，我什麼也沒做，隻是把所有的筆記分好類，然後裝進了文件盒裡。
我的工作（我經營一家專門出版教科書的小型出版社），家庭生活，去年的一次搬家——這類平常的借口并不能讓我好受些。
也許我的法國之旅，在羊圈的生活和那裡的一切聯系，能讓我繼續寫下去。
而且我還想向伯納德了解一些事情。
“我想瓊可不會把這句話當作恭維。
” 伯納德舉起手上的有機玻璃高腳杯，讓灑滿機艙的陽光從香槟裡折射出來。
“這年頭誰會呢？可是有那麼一兩年，為了這份事業，她真的非常投入和執着。
” “直到威斯河谷。
” 他知道我什麼時候在探他的話。
他向後靠過身去，微笑着，并沒有看我。
“我們現在是在談那段生活和那個時代的事情嗎？” “看來我該做點什麼了。
” “她有沒有告訴你我們的那次争吵？在普羅旺斯，從意大利回來的路上，在我們抵達威斯河谷大概至少一個星期以前。
” “我想她沒有提起過。
” “那是在一處火車站的月台上，在一座小鎮附近，鎮名我不記得了。
我們正在等待去阿爾勒[7]的當地火車。
那是一個露天站台，實際上和一個汽車站差不多大小，損壞得很嚴重。
候車室也被燒毀了。
天很熱，沒地方遮陰，也沒地方能讓人坐下來。
我們都累了，而火車還晚點了。
我們到這裡來也是自讨苦吃。
對于我們婚後的第一次争吵來說，這個環境真是再合适不過了。
“有那麼一陣子，我離開站在行李旁邊的瓊，在月台上踱來踱去，就沿着月台的邊緣——你知道人們在打發時間時會做些什麼。
這地方真是一片狼藉。
我感覺就像是一桶柏油或是顔料潑濺在了地上。
鋪路的石頭已經被撬走了，野草長得很高，在熱浪中枯萎。
後面，在鐵軌外邊，有一叢不知為什麼長得十分茂盛的楊梅樹。
我正欣賞着它，這時我發現，在一片葉子上，有什麼東西動了一下。
我湊近一看，原來是隻蜻蜓，一隻紅蜻蜓，Sympetrumsanguineum，雄性，紅豔無比。
這種蜻蜓并不罕見，可這一隻卻大得出奇，實在是美極了。
“令我驚喜的是，我合攏雙掌上前一撲，居然把它罩在了手裡。
接着我就沿着月台跑回瓊的身邊，讓她把它接在手中，我則在包裡找我的旅行工具箱。
我打開工具箱，取出殺蟲瓶，叫瓊把這隻小生物交給我。
她仍然合着手掌，就像這樣，但是她正帶着一種奇怪的驚駭表情看着我。
她問，你要做什麼？我說，我要把它帶回家。
她沒有走近前。
她說，你的意思是你要殺了它。
當然了，我說，它多美啊。
這時她變得冷漠和理智起來。
她說，它很美，所以你要殺了它。
你也知道，瓊在鄉下附近長大，對于殺死像老鼠、耗子、蟑螂、黃蜂等任何礙事的活物來說，她從來沒有顯露出不安。
天氣酷熱難當，在這個時候開始一場關于昆蟲權利的倫理讨論很不合時宜。
于是我說，瓊，你給我把它拿過來。
也許是我的口氣太粗暴了。
她往後退了半步，我看得出她正準備放生。
我說，瓊，你知道它對我有多麼重要，如果你放了它，我一輩子也不會原諒你。
她的内心正在掙紮。
我重複了一遍剛才的話，然後她總算朝我走了過來，臉色特别陰沉，把蜻蜓交到我手上，看着我把它放進殺蟲瓶裡，保管起來。
當我把東西放回箱子裡的時候，她一言不發。
然後，或許是因為她剛才一直在責備自己沒有放生，她的憤怒一下子像火山一樣猛烈地爆發了。
” 飲料車又一次經過，伯納德遲疑了一下，決定不再點第二杯香槟。
“就像所有最出彩的争吵一樣，它很快就從具體擴展到一般層面。
我對這可憐的小生物的态度就像我對大多數事物一樣，包括對她在内。
我内心冷酷，理論至上，傲慢自大。
我從未流露過任何情感，還讓她自己也無法流露。
她感到自己被觀察，被分析，就像我的昆蟲标本一樣。
我隻對抽象的事物感興趣。
我自稱喜歡‘造物’（她就是這麼說的），但實際上我是想要控制它，将生命從中榨幹，給它貼上标簽，把它擺在架子上。
而我的政治立場又是另外一回事。
對我而言，淩亂比不公更加令我煩惱。
吸引我的并不是人類之間的兄弟情誼，而是對人類的高效組織和管理。
我想要的隻是一個用科學理論指導的社會，像軍營一樣整潔有序。
我們站在毒辣辣的日頭下面，而她則沖着我喊：你根本不愛工人階級！你從不和他們說話，你不知道他們的情況。
你厭惡他們。
你隻想讓他們像你那該死的蟲子一樣排列整齊！” “你說了些什麼呢？” “一開始也沒說什麼。
你知道我讨厭這種場面。
我不停地在想，我娶了這麼個可愛的姑娘，而她卻恨我。
多麼可怕的錯誤！接着，因為我得說點什麼，我就開始為我自己的愛好辯護。
大多數人，我告訴她，都本能地讨厭昆蟲世界，而昆蟲學家卻注意它，研究它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周期，并且小心地關護它。
給昆蟲命名，将它們列入各種群和子群，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
如果你學會給世界的一部分命名，你就學會了去熱愛它。
殺死幾隻昆蟲與這個更大的事實無關。
昆蟲的數量是龐大的，即使是珍稀品種也是如此。
從遺傳學上講，它們都是彼此的克隆體，因此談論它們中的個體是沒有意義的，更不用說去談論它們的權利了。
你又來了，她說，你這根本不是在和我說話，你這是在演講。
就在這時，我真的被激怒了。
至于我的政治立場，我接着說，沒錯，我是喜歡思想，可這有什麼害處呢？思想就是用來給人們同意或否定和反駁的。
沒錯，和工人階級在一起的确讓我不舒服，可這不表示我厭惡他們。
太荒唐了。
如果他們看着我覺得不舒服，我會很理解的。
至于我對她的感情，沒錯，我不是那種激情洋溢的人，但這并不表示我就沒有感情。
我就是這麼被撫養長大的，如果她想知道，那我要說，我對她的愛勝過以前我能夠說出口的所有的愛，就是這麼回事；如果我對她表露得不夠多，哎，那我很抱歉，可是将來要是有必要的話，我會天天對她說我愛她。
“接着，一件非同尋常的事情發生了。
确切地說，是兩件事情同時發生了。
在我說這些話的時候，我們的火車轟隆隆地進了站，噴出團團濃煙與蒸汽。
當它停下的時候，瓊突然哭了出來，張開雙臂摟住我，宣布了她懷孕的消息。
剛才在手裡抓着一隻小昆蟲，讓她感到自己不僅要為自己身體裡的小生命負責，而且要對所有的生命負責，讓我殺死那隻美麗的蜻蜓真是個可怕的錯誤。
她确信大自然會報複她，孩子将會遭遇可怕的事情。
火車緩緩開走了，我們還在月台上緊緊地抱着對方。
我高興地直想在月台上翩翩起舞，可是就像傻瓜一樣，我卻試圖向瓊解釋達爾文的理論來安慰她，告訴她她那所謂的報複純粹是無稽之談，我們的孩子不會出任何事——” “詹妮。
” “對，當然了。
詹妮。
” 伯納德按下頭頂的呼叫按鈕，告訴乘務員他改變主意了，打算再來點香槟。
酒來了，我們舉起酒杯，似乎是為了慶祝我妻子的即将誕生。
“這個消息公布以後，我們沒法忍受再等待下一列火車，于是我們徒步走進鎮裡——它實際上和一個大村子差不多大小，我希望我還記得它的名字——我們找到了唯一的一家旅館，要了二樓的一個破舊的大房間，上面有一個陽台，可以俯視一片小廣場。
很不錯的地方，我們一直想回去看看。
瓊知道它的名字，可我現在再也想不起來了。
我們在那兒待了兩天，慶祝我們有了孩子，回顧、審視人生，并且像所有年輕夫婦那樣謀劃未來。
那是一次非常好的和解——我們基本上沒有離開那個房間半步。
“可是有一天晚上，瓊早早睡熟了，我卻難以入眠。
我出門繞着廣場溜達了一圈，在一間咖啡吧裡喝了幾杯。
你也知道，當你和某個人特别親密地待上很長時間，然後又孤身一人獨處的時候，那時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就仿佛你剛才一直在做夢，現在你醒過來了。
我坐在外面，看着人們玩滾球遊戲。
這天傍晚出奇的熱，我第一次有機會好好想想瓊在火車站說的那些話。
我盡力去想象，如果相信——當真相信——大自然會因為一隻昆蟲的死而對一個胎兒施展報複，那會是怎樣的一種感覺。
她對此深信不疑，甚至都到被吓哭的程度了。
說實話，我想象不出來。
這太不可思議了，我完全不明白……” “可是伯納德，當你想碰運氣冒險的時候，你就從來沒有過那種感覺嗎？你從來沒有去摸摸木頭祈求好運[8]嗎？” “那隻是個遊戲，可以這麼說。
我們知道那是迷信。
這種信仰認為，人生有獎有懲，在我們自己給出的解釋下有一層更深刻的含意——都隻是些安撫人心的把戲。
隻有……” “傳記作者們？” “我要說的是女人。
也許我要說的一切就是，當我坐在那個炎熱的小廣場上喝酒的時候，我開始明白了男人和女人間的一些事情。
” 我在想，我那敏感、幹練的妻子詹妮，聽到這話後會有什麼反應。
伯納德已經喝完了香槟，他正盯着我的酒瓶看，裡面還剩一兩英寸高的酒沒有動過。
我把酒遞給他，他說：“我們就面對現實吧，生理上的差異隻不過，隻不過是……” “冰山的一角？” 他笑了。
“一個大楔子的薄邊。
不管怎樣，我坐在那兒又喝了一兩杯。
我知道反複思考人們生氣時說的話是件蠢事，可我仍舊思索着她針對我的政治立場說的話，也許，對我們所有人而言，那裡面也有幾分真理。
她以前也說過類似的話。
我還記得我那時在想，她不會在黨内待太久的。
她有自己的想法，既頑固又古怪的想法。
“今天下午，當我從那個的哥身邊跑開的時候，所有這一切我都想了起來。
如果當時是瓊，1946年的瓊，而不是徹底抛棄政治立場的那個瓊的話，她說不定會痛快地花上半小時時間和那家夥談論歐洲政治，把他引上正确的軌道，把他的名字加在寄信名單上，然後，誰知道呢，她說不定還會把他給争取進來。
她會準備好錯過她的飛機。
” 我們端起瓶子和酒杯，給午餐托盤騰出位置。
“無論如何，事已至此，這就是它的價值，生活和時代的另一個産物。
她是個比我好得多的共産主義者。
可是從她在車站上的爆發中，你能預見到她将來很長的一段人生路程。
你能看到她對黨的介入的不滿，看到後來她那滿是哄騙的生活的開始。
不管她自己喜歡說些什麼，這都肯定不是在那天早晨、在威斯河谷下面突然發生的。
” 聽到自己的懷疑被抛了回來，我心裡有些不是滋味。
在給凍面包卷塗黃油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正站在瓊的立場上挑撥離間。
“不過伯納德，你又怎麼看那隻昆蟲的報複呢？” “什麼報複？” “詹妮的第六根手指頭！” “親愛的孩子，午飯我們喝點什麼？” 我們首先去了君特在克羅茨堡區[9]的公寓。
我讓伯納德等在出租車裡，自己則拎着行李穿過院子，把它們提到後院房屋的第四層樓梯口上。
對門為我們保管鑰匙的鄰居會點英語，也知道我們是為了柏林牆而來的。
“不好，”她堅持說。
“這兒人太多了。
商店裡，沒牛奶，沒面包，沒水果。
地鐵裡也一樣。
太多了！” 伯納德叫司機帶我們去勃蘭登堡門，但事實證明，這是個錯誤的決定，而我也開始明白君特鄰居的意思了。
這裡人山人海，交通極度擁擠。
街道平時本來就很繁忙，
“你失去平易近人的風度了。
” “我從來就沒有過，親愛的孩子。
思想才是我所在乎的。
” 飛機起飛半小時後，我們從飲料車裡點了香槟，為“自由”幹杯。
接着伯納德回到了平易近人這個話題上。
“現在瓊算是平易近人了。
她和每個人都能和睦相處。
她甚至會接受那個的哥。
對一個最後隐居荒野的人來說，這倒是有點讓人驚訝。
她是個比我好得多的共産主義者，真的。
” 這些天裡，一提到瓊，我就會感到一絲内疚。
自從她于1987年7月去世到現在，對那本來應該由我去撰寫的回憶錄，我什麼也沒做，隻是把所有的筆記分好類，然後裝進了文件盒裡。
我的工作（我經營一家專門出版教科書的小型出版社），家庭生活，去年的一次搬家——這類平常的借口并不能讓我好受些。
也許我的法國之旅，在羊圈的生活和那裡的一切聯系，能讓我繼續寫下去。
而且我還想向伯納德了解一些事情。
“我想瓊可不會把這句話當作恭維。
” 伯納德舉起手上的有機玻璃高腳杯，讓灑滿機艙的陽光從香槟裡折射出來。
“這年頭誰會呢？可是有那麼一兩年，為了這份事業，她真的非常投入和執着。
” “直到威斯河谷。
” 他知道我什麼時候在探他的話。
他向後靠過身去，微笑着，并沒有看我。
“我們現在是在談那段生活和那個時代的事情嗎？” “看來我該做點什麼了。
” “她有沒有告訴你我們的那次争吵？在普羅旺斯，從意大利回來的路上，在我們抵達威斯河谷大概至少一個星期以前。
” “我想她沒有提起過。
” “那是在一處火車站的月台上，在一座小鎮附近，鎮名我不記得了。
我們正在等待去阿爾勒[7]的當地火車。
那是一個露天站台，實際上和一個汽車站差不多大小，損壞得很嚴重。
候車室也被燒毀了。
天很熱，沒地方遮陰，也沒地方能讓人坐下來。
我們都累了，而火車還晚點了。
我們到這裡來也是自讨苦吃。
對于我們婚後的第一次争吵來說，這個環境真是再合适不過了。
“有那麼一陣子，我離開站在行李旁邊的瓊，在月台上踱來踱去，就沿着月台的邊緣——你知道人們在打發時間時會做些什麼。
這地方真是一片狼藉。
我感覺就像是一桶柏油或是顔料潑濺在了地上。
鋪路的石頭已經被撬走了，野草長得很高，在熱浪中枯萎。
後面，在鐵軌外邊，有一叢不知為什麼長得十分茂盛的楊梅樹。
我正欣賞着它，這時我發現，在一片葉子上，有什麼東西動了一下。
我湊近一看，原來是隻蜻蜓，一隻紅蜻蜓，Sympetrumsanguineum，雄性，紅豔無比。
這種蜻蜓并不罕見，可這一隻卻大得出奇，實在是美極了。
“令我驚喜的是，我合攏雙掌上前一撲，居然把它罩在了手裡。
接着我就沿着月台跑回瓊的身邊，讓她把它接在手中，我則在包裡找我的旅行工具箱。
我打開工具箱，取出殺蟲瓶，叫瓊把這隻小生物交給我。
她仍然合着手掌，就像這樣，但是她正帶着一種奇怪的驚駭表情看着我。
她問，你要做什麼？我說，我要把它帶回家。
她沒有走近前。
她說，你的意思是你要殺了它。
當然了，我說，它多美啊。
這時她變得冷漠和理智起來。
她說，它很美，所以你要殺了它。
你也知道，瓊在鄉下附近長大，對于殺死像老鼠、耗子、蟑螂、黃蜂等任何礙事的活物來說，她從來沒有顯露出不安。
天氣酷熱難當，在這個時候開始一場關于昆蟲權利的倫理讨論很不合時宜。
于是我說，瓊，你給我把它拿過來。
也許是我的口氣太粗暴了。
她往後退了半步，我看得出她正準備放生。
我說，瓊，你知道它對我有多麼重要，如果你放了它，我一輩子也不會原諒你。
她的内心正在掙紮。
我重複了一遍剛才的話，然後她總算朝我走了過來，臉色特别陰沉，把蜻蜓交到我手上，看着我把它放進殺蟲瓶裡，保管起來。
當我把東西放回箱子裡的時候，她一言不發。
然後，或許是因為她剛才一直在責備自己沒有放生，她的憤怒一下子像火山一樣猛烈地爆發了。
” 飲料車又一次經過，伯納德遲疑了一下，決定不再點第二杯香槟。
“就像所有最出彩的争吵一樣，它很快就從具體擴展到一般層面。
我對這可憐的小生物的态度就像我對大多數事物一樣，包括對她在内。
我内心冷酷，理論至上，傲慢自大。
我從未流露過任何情感，還讓她自己也無法流露。
她感到自己被觀察，被分析，就像我的昆蟲标本一樣。
我隻對抽象的事物感興趣。
我自稱喜歡‘造物’（她就是這麼說的），但實際上我是想要控制它，将生命從中榨幹，給它貼上标簽，把它擺在架子上。
而我的政治立場又是另外一回事。
對我而言，淩亂比不公更加令我煩惱。
吸引我的并不是人類之間的兄弟情誼，而是對人類的高效組織和管理。
我想要的隻是一個用科學理論指導的社會，像軍營一樣整潔有序。
我們站在毒辣辣的日頭下面，而她則沖着我喊：你根本不愛工人階級！你從不和他們說話，你不知道他們的情況。
你厭惡他們。
你隻想讓他們像你那該死的蟲子一樣排列整齊！” “你說了些什麼呢？” “一開始也沒說什麼。
你知道我讨厭這種場面。
我不停地在想，我娶了這麼個可愛的姑娘，而她卻恨我。
多麼可怕的錯誤！接着，因為我得說點什麼，我就開始為我自己的愛好辯護。
大多數人，我告訴她，都本能地讨厭昆蟲世界，而昆蟲學家卻注意它，研究它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周期，并且小心地關護它。
給昆蟲命名，将它們列入各種群和子群，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
如果你學會給世界的一部分命名，你就學會了去熱愛它。
殺死幾隻昆蟲與這個更大的事實無關。
昆蟲的數量是龐大的，即使是珍稀品種也是如此。
從遺傳學上講，它們都是彼此的克隆體，因此談論它們中的個體是沒有意義的，更不用說去談論它們的權利了。
你又來了，她說，你這根本不是在和我說話，你這是在演講。
就在這時，我真的被激怒了。
至于我的政治立場，我接着說，沒錯，我是喜歡思想，可這有什麼害處呢？思想就是用來給人們同意或否定和反駁的。
沒錯，和工人階級在一起的确讓我不舒服，可這不表示我厭惡他們。
太荒唐了。
如果他們看着我覺得不舒服，我會很理解的。
至于我對她的感情，沒錯，我不是那種激情洋溢的人，但這并不表示我就沒有感情。
我就是這麼被撫養長大的，如果她想知道，那我要說，我對她的愛勝過以前我能夠說出口的所有的愛，就是這麼回事；如果我對她表露得不夠多，哎，那我很抱歉，可是将來要是有必要的話，我會天天對她說我愛她。
“接着，一件非同尋常的事情發生了。
确切地說，是兩件事情同時發生了。
在我說這些話的時候，我們的火車轟隆隆地進了站，噴出團團濃煙與蒸汽。
當它停下的時候，瓊突然哭了出來，張開雙臂摟住我，宣布了她懷孕的消息。
剛才在手裡抓着一隻小昆蟲，讓她感到自己不僅要為自己身體裡的小生命負責，而且要對所有的生命負責，讓我殺死那隻美麗的蜻蜓真是個可怕的錯誤。
她确信大自然會報複她，孩子将會遭遇可怕的事情。
火車緩緩開走了，我們還在月台上緊緊地抱着對方。
我高興地直想在月台上翩翩起舞，可是就像傻瓜一樣，我卻試圖向瓊解釋達爾文的理論來安慰她，告訴她她那所謂的報複純粹是無稽之談，我們的孩子不會出任何事——” “詹妮。
” “對，當然了。
詹妮。
” 伯納德按下頭頂的呼叫按鈕，告訴乘務員他改變主意了，打算再來點香槟。
酒來了，我們舉起酒杯，似乎是為了慶祝我妻子的即将誕生。
“這個消息公布以後，我們沒法忍受再等待下一列火車，于是我們徒步走進鎮裡——它實際上和一個大村子差不多大小，我希望我還記得它的名字——我們找到了唯一的一家旅館，要了二樓的一個破舊的大房間，上面有一個陽台，可以俯視一片小廣場。
很不錯的地方，我們一直想回去看看。
瓊知道它的名字，可我現在再也想不起來了。
我們在那兒待了兩天，慶祝我們有了孩子，回顧、審視人生，并且像所有年輕夫婦那樣謀劃未來。
那是一次非常好的和解——我們基本上沒有離開那個房間半步。
“可是有一天晚上，瓊早早睡熟了，我卻難以入眠。
我出門繞着廣場溜達了一圈，在一間咖啡吧裡喝了幾杯。
你也知道，當你和某個人特别親密地待上很長時間，然後又孤身一人獨處的時候，那時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就仿佛你剛才一直在做夢，現在你醒過來了。
我坐在外面，看着人們玩滾球遊戲。
這天傍晚出奇的熱，我第一次有機會好好想想瓊在火車站說的那些話。
我盡力去想象，如果相信——當真相信——大自然會因為一隻昆蟲的死而對一個胎兒施展報複，那會是怎樣的一種感覺。
她對此深信不疑，甚至都到被吓哭的程度了。
說實話，我想象不出來。
這太不可思議了，我完全不明白……” “可是伯納德，當你想碰運氣冒險的時候，你就從來沒有過那種感覺嗎？你從來沒有去摸摸木頭祈求好運[8]嗎？” “那隻是個遊戲，可以這麼說。
我們知道那是迷信。
這種信仰認為，人生有獎有懲，在我們自己給出的解釋下有一層更深刻的含意——都隻是些安撫人心的把戲。
隻有……” “傳記作者們？” “我要說的是女人。
也許我要說的一切就是，當我坐在那個炎熱的小廣場上喝酒的時候，我開始明白了男人和女人間的一些事情。
” 我在想，我那敏感、幹練的妻子詹妮，聽到這話後會有什麼反應。
伯納德已經喝完了香槟，他正盯着我的酒瓶看，裡面還剩一兩英寸高的酒沒有動過。
我把酒遞給他，他說：“我們就面對現實吧，生理上的差異隻不過，隻不過是……” “冰山的一角？” 他笑了。
“一個大楔子的薄邊。
不管怎樣，我坐在那兒又喝了一兩杯。
我知道反複思考人們生氣時說的話是件蠢事，可我仍舊思索着她針對我的政治立場說的話，也許，對我們所有人而言，那裡面也有幾分真理。
她以前也說過類似的話。
我還記得我那時在想，她不會在黨内待太久的。
她有自己的想法，既頑固又古怪的想法。
“今天下午，當我從那個的哥身邊跑開的時候，所有這一切我都想了起來。
如果當時是瓊，1946年的瓊，而不是徹底抛棄政治立場的那個瓊的話，她說不定會痛快地花上半小時時間和那家夥談論歐洲政治，把他引上正确的軌道，把他的名字加在寄信名單上，然後，誰知道呢，她說不定還會把他給争取進來。
她會準備好錯過她的飛機。
” 我們端起瓶子和酒杯，給午餐托盤騰出位置。
“無論如何，事已至此，這就是它的價值，生活和時代的另一個産物。
她是個比我好得多的共産主義者。
可是從她在車站上的爆發中，你能預見到她将來很長的一段人生路程。
你能看到她對黨的介入的不滿，看到後來她那滿是哄騙的生活的開始。
不管她自己喜歡說些什麼，這都肯定不是在那天早晨、在威斯河谷下面突然發生的。
” 聽到自己的懷疑被抛了回來，我心裡有些不是滋味。
在給凍面包卷塗黃油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正站在瓊的立場上挑撥離間。
“不過伯納德，你又怎麼看那隻昆蟲的報複呢？” “什麼報複？” “詹妮的第六根手指頭！” “親愛的孩子，午飯我們喝點什麼？” 我們首先去了君特在克羅茨堡區[9]的公寓。
我讓伯納德等在出租車裡，自己則拎着行李穿過院子，把它們提到後院房屋的第四層樓梯口上。
對門為我們保管鑰匙的鄰居會點英語，也知道我們是為了柏林牆而來的。
“不好，”她堅持說。
“這兒人太多了。
商店裡，沒牛奶，沒面包，沒水果。
地鐵裡也一樣。
太多了！” 伯納德叫司機帶我們去勃蘭登堡門，但事實證明，這是個錯誤的決定，而我也開始明白君特鄰居的意思了。
這裡人山人海，交通極度擁擠。
街道平時本來就很繁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