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柏林
關燈
小
中
大
現在又有許多噴着尾煙的瓦特堡[10]和特拉貝特，在開進西德的第一夜裡就外出觀光，新增了不少負擔。
人行道上擠滿了人。
不管是西柏林人、東柏林人還是外來人，大家都成了觀光客。
幾幫西德小青年，手裡拿着聽裝啤酒或是瓶裝汽酒，高唱着足球歌曲，從我們堵牢的車邊經過。
在後座的黑暗中，我開始隐約感到一絲遺憾：現在自己還沒在羊圈裡，在那高高立于聖普裡瓦之上的房子裡打掃收拾，準備過冬。
即使在一年中的這個時候，溫和的夜色裡仍可以聽到蟬鳴。
接着，我想起了伯納德在飛機上講的故事，便驅散了這份遺憾，決心要從伯納德那裡盡可能地取得些收獲，繼續那本回憶錄的寫作。
我們放棄了出租車，決定步行。
二十分鐘後，我們來到了勝利紀念柱[11]，在我們前方，寬闊的六月十七日大街[12]一直向勃蘭登堡門延伸。
有人在路牌上捆了塊硬紙闆，上面塗着十一月九日。
數以百計的行人都在朝同一方向湧動。
四分之一英裡外，勃蘭登堡門燈火輝煌地矗立着，看起來顯得又小又矮，與它具有的重大國際意義不太相稱。
在它的底基下面，黑暗看起來正在加寬，愈發濃厚。
等我們到達後，我們才發現，原來那是不斷聚集的人群。
伯納德看上去好像有點畏縮。
他背着雙手，身體前傾，仿佛在頂風前行。
人們紛紛超過我們。
“你上次來這裡是什麼時候，伯納德？” “你知道嗎，我實際上從來沒走過這條街。
柏林？66年，在柏林牆建成五周年的時候，曾圍繞它舉辦過一次會議。
在那之前，我的上帝！還是在1953年。
我們作為英國共産黨的一個非正式代表團來這裡抗議——不，這話說得太重了——來對東德共産黨在鎮壓起義上所采取的方式表示密切關注。
等我們回國以後，有些同志在黨内惹起了很大的麻煩。
” 兩個身着黑色皮夾克和緊身牛仔褲、腳蹬鑲銀釘長筒牛仔靴的女孩，從我們身邊擦過。
她們挽着胳膊，十分引人側目，對此她們沒有顯出驕傲的姿态，其他人對她們無動于衷，她們也沒有在意。
她們都把頭發染成了黑色，梳成相同的馬尾辮狀，在身後甩來甩去，令人一下子回想起五十年代，但在我的想象中，那并不是伯納德的五十年代。
他正看着她們走開，稍微皺了下眉，然後彎下腰，在我耳邊悄悄地嘀咕起來。
他沒必要這樣做，因為我們身邊并沒有什麼人，而且四周到處都是人們的喧嚣聲和腳步聲。
“自從她死後，我發覺我自己一直在注意年輕的女孩。
當然，都這把年紀了我還這樣做是有些悲哀。
但我注意的主要是她們的臉而不是身子。
我在尋找一絲她的痕迹。
這已經變成了習慣。
我一直在尋覓：一個手勢，一副表情，一些與眼睛或者頭發有關的東西，任何能讓我對她保持鮮活印象的事物。
我在尋找的瓊，不是你所知道的那個年老的瓊——不然我非把那些老太太們的魂兒都吓飛不可——而是與我結婚的那個年輕姑娘……” 相框裡照片上的那個瓊。
伯納德把手搭在我的胳膊上。
“還有一件事。
在她死後最初的六個月裡，有個念頭老是在我腦子裡打轉：她的靈魂一定想與我交流。
當然了，有這種想法很正常。
悲傷會滋長迷信。
” “用你的科學觀念來看，基本不可能。
”這個評價輕率得有些刺耳，我後悔把它說出來，但伯納德卻點點頭。
“一點兒沒錯，等我一感到自己堅強了點的時候，我又恢複了理智。
但有一段時間裡，我不停地在想：如果出于某種不可理解的機緣，這個世界真的就像她所編造出來的那個樣子，那麼，她肯定會想和我取得聯系，告訴我我錯了，她是對的——這個世界裡有上帝，有永恒的生命，有一個意識的去處。
所有那些胡說八道。
她會通過一個長得像她的女孩來行事。
總有一天，這些姑娘們中的一個會向我走來，給我捎來一條信息。
” “那現在呢？” “現在這成了習慣。
我看一個女孩，審視她，看在她身上有多少瓊的影子。
剛剛從我們身邊經過的那兩位姑娘……” “怎麼了？” “左邊的那個。
你沒看見嗎？她的嘴和瓊的一樣，面頰也有點像。
” “我沒看到她的臉。
” 伯納德搭在我胳膊上的手抓得更緊了。
“我必須得問你這個問題，因為我一直在惦記它。
很久以來我一直想要問你。
關于我和她——她是不是講了些相當私密的内容？” 那段關于伯納德“尺寸”大小的尴尬回憶，讓我支吾起來：“當然。
她講了很多你的事情。
” “但都是些什麼樣的事呢？” 因為沒說那件事裡所有令人尴尬的細節，我覺得自己多少還是要給伯納德講另外一件事情作為補償。
“那個，呃，她告訴了我關于你們第一次……你們之間的第一次。
” “啊。
”伯納德放開了我，把手插進他的口袋裡。
我們一言不發地走着，他一邊思考着這件事。
在前方，我們可以看見，沿着六月十七日大街的中段，參差不齊地排着一列媒體車、電視轉播車、衛星天線、升降起重機和發電機卡車。
在蒂爾加藤花園的樹下，德國工人正在拆卸一座相配套的深綠色移動廁所。
沿着伯納德那寬大的下颌，細小的肌肉正在微微顫動。
他的聲音聽上去很冷淡。
他快要發火了。
“那你現在打算把這種東西寫進去？” “可我甚至還沒開始……” “你有沒有想過，要考慮一下我的感受？” “我一直準備把我寫的一切都拿給你看。
你知道的。
” “看在上帝的分上！她到底在想些什麼，居然會告訴你那種事？” 我們已經走過了第一個衛星天線。
一個個空泡沫塑料咖啡杯被一陣輕風推着從暗處滾向我們。
伯納德把其中一隻踩扁在腳下。
在超過一百碼外的勃蘭登堡門前，聚集的人群中響起一陣掌聲，就像在音樂會上，當演奏用的大鋼琴被人擡上舞台、鋼琴家還沒上場時，聽衆們所發出的那種愚蠢而善意的鼓掌聲。
“聽我說，伯納德，她告訴我的事情并不比那個你們在車站争吵的故事更私密。
假如你想知道，那麼它主要就是在講，在那個年代裡，一個年輕的女孩向前跨出了多麼大膽的一步，來證明她對你是如此迷戀。
而事實上，你在那一次表現得很不錯。
似乎你，呃，對那種事情相當在行——天才，她是這麼來形容你的。
她告訴我，你是怎麼在房間裡跳來跳去，在暴雨傾盆的當兒推開窗戶，像泰山一樣大呼小叫，數以千計的樹葉被風刮進來……” 一台柴油發電機正在轟鳴，伯納德不得不大聲喊起來才能讓我聽見。
“老天爺啊！不是那個時候！那是在兩年以後。
那時我們在意大利，住在馬西莫老爺子和他那瘦骨嶙峋的太太樓上。
他們不想讓房子裡有任何噪音。
我們曾在戶外，在田地裡，在任何我們能找到的地方親熱。
後來有天晚上下了一場非常猛烈的暴雨，我們隻好在屋裡做了，反正外面風雨那麼大，他們也聽不到我們。
” “哦。
”我開口應了一句。
伯納德的憤怒不由得轉到了瓊的身上。
“她在搞什麼名堂，編出這種故事來？她在搬弄是非，篡改真相，就是這麼回事！我們之間的第一次是場災難，從頭到尾都是一場該死的災難。
她還把它改頭換面當作是官方版本呢。
完全又是來搞這種肆意篡改的伎倆。
” “如果你想把它更正過來的話……” 伯納德輕蔑地飛快盯了我一眼，然後走得離我更遠了些，一邊說道： “寫回憶錄本來就不是我的主意，去大肆描寫别人的性生活，就好像是在講一場該死的體育比賽似的。
你以為到最後人生隻剩下這些東西？到處幹來幹去？性事的成功與失敗？一切就隻是為了博衆人一笑？” 我們正在經過一輛電視直播車。
我往車裡瞥了一眼，看見在一打左右的監視器上都播着同樣的畫面——一位記者正對着一隻手上拿着的講稿皺眉，而另一隻手則心不在焉地拿着麥克風，在纏繞成圈的連接線上晃悠。
人群中傳來一陣響亮的歎息，一陣長時間洶湧回蕩的不滿呻吟，然後慢慢彙聚在一起，變成一種巨大的轟鳴。
伯納德突然改變了主意。
他轉過身朝向我。
“老天啊，你就是這麼想知道。
”他叫道，“那我告訴你。
我的妻子可能癡迷于詩意的真相，或者精神上的真相，再或者她自己渴望的真相，可她卻對真相本身毫不在乎，不在乎事實，不在乎兩個人都能各自辨别出來的真相。
她先建立模式，創造神話，然後再讓事實與它們相符。
看在上帝的分上，忘了性吧。
你的主題應該是——像瓊這樣的人是怎麼來扭曲事實，使它們與自己的想法相符，而不是讓它們去符合事實的。
為什麼人們要這樣做？為什麼他們還在一直這樣做？” 我對這個明顯的回答正猶豫不決，這時，我們已經來到了人群的外圍。
兩三千人聚集在這裡，希望能在這最重要、最具有象征意義的時刻，看着柏林牆倒塌。
在通向勃蘭登堡門的入口前面，橫堵着十二英尺高的水泥障礙物，上面立着一排神情緊張的年輕東德士兵，面朝西方。
他們的佩槍都插在後腰上，不讓人瞧見。
一位長官在隊列前走來走去，吸着煙，注視着人群。
在士兵們的背後，勃蘭登堡門的正面光彩奪目地挺立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旗幟正在上方飄揚。
障礙物擋住了人群，人們發出失望的悲歎，對那些把警車停在水泥障礙物前的西德警察表示不滿。
當我們趕到的時候，有人朝其中一個士兵扔出滿滿一聽啤酒。
啤酒罐飛得又高又快，在頭頂燈光的照射下形成一道白色的泡沫軌迹。
當它飛過士兵頭頂時，人群中馬上傳來反對的喊聲和用德語喊出的要求非暴力的口号。
聲音傳播開去，這讓我察覺到連樹上也爬滿了人。
在人群中擠出一條路沖到前面去并不困難。
現在我們就在人群中間了，他們比我想象中的更文明，成分也更複雜。
小孩子們騎在父母的肩膀上，就和伯納德一樣能看得清清楚楚。
兩個學生在出售氣球和冰淇淋。
一位戴着墨鏡的老人拄着白色拐杖直立着，頭顱高高揚起，正在聆聽，周圍的人給他留出了一個寬敞的空間。
當我們來到障礙物前的時候，伯納德指着正在與東德軍官交談的西德警官說：“正在讨論控制群衆呢。
統一已經走到一半了。
” 自從剛才發了脾氣以後，伯納德在态度上變得冷漠起來。
他用一種冷冷的、傲慢的眼神環視着周圍，與早上興高采烈的他簡直是判若兩人。
仿佛所有這些人和事都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也僅此而已。
半個小時過去了，很明顯，不會發生任何讓群衆滿意的事情。
看不到有人駕駛起重機來搬運柏林牆的殘體，也沒有重型機械來将水泥障礙物推到一邊。
但伯納德就是要在這裡一直待下去，因此我們就在寒冷的夜裡站着。
一群人在一起就成了一種遲緩愚蠢的生物，比組成它的任何個體都要笨得多。
這群人準備像狗一樣耐心地站上整個夜晚，等着看誰都知道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我開始感到煩躁。
城市裡到處舉辦着歡樂的慶祝活動，而這裡隻有枯燥的耐心等待和伯納德如參議員般的鎮靜。
又過了一個小時，我才說服伯納德和我一起向查理檢查站走去。
我們走在柏林牆邊的一條泥濘小道上，牆上那些可怕的塗鴉被街燈映成了同一種色調。
在我們的右邊是廢棄的建築，空蕩蕩的場地上堆着成捆的線圈和碎磚破瓦，去年夏天裡的雜草依然高高直立。
我再也忍不住要提出我的問題了。
“但你在黨内待了十年，你自己也一定扭曲過非常多的真相，才能做到這一點。
” 我想刺激他，讓他從那自我滿足的冷漠中走出來。
但伯納德聳了聳高大的肩膀，往大衣裡縮得更深了一些，說道：“當然。
” 在柏林牆和一幢廢棄的建築物之間的狹窄過道上，他停下腳步，等着一群喧鬧的美國學生從我們身邊擠過去。
“以賽亞·伯林[13]關于烏托邦的緻命特點的評論，尤其是現在人人都在引用的那些話，是怎麼說的來着。
他說：假如我清楚地知道如何為人類帶來和平、公正、幸福和無盡的創造力，又有什麼代價算得上高昂呢？為了實現它，不管要付出多少犧牲品都沒有關系。
倘若在知
人行道上擠滿了人。
不管是西柏林人、東柏林人還是外來人，大家都成了觀光客。
幾幫西德小青年，手裡拿着聽裝啤酒或是瓶裝汽酒，高唱着足球歌曲，從我們堵牢的車邊經過。
在後座的黑暗中，我開始隐約感到一絲遺憾：現在自己還沒在羊圈裡，在那高高立于聖普裡瓦之上的房子裡打掃收拾，準備過冬。
即使在一年中的這個時候，溫和的夜色裡仍可以聽到蟬鳴。
接着，我想起了伯納德在飛機上講的故事，便驅散了這份遺憾，決心要從伯納德那裡盡可能地取得些收獲，繼續那本回憶錄的寫作。
我們放棄了出租車，決定步行。
二十分鐘後，我們來到了勝利紀念柱[11]，在我們前方，寬闊的六月十七日大街[12]一直向勃蘭登堡門延伸。
有人在路牌上捆了塊硬紙闆，上面塗着十一月九日。
數以百計的行人都在朝同一方向湧動。
四分之一英裡外，勃蘭登堡門燈火輝煌地矗立着，看起來顯得又小又矮，與它具有的重大國際意義不太相稱。
在它的底基下面，黑暗看起來正在加寬，愈發濃厚。
等我們到達後，我們才發現，原來那是不斷聚集的人群。
伯納德看上去好像有點畏縮。
他背着雙手，身體前傾，仿佛在頂風前行。
人們紛紛超過我們。
“你上次來這裡是什麼時候，伯納德？” “你知道嗎，我實際上從來沒走過這條街。
柏林？66年，在柏林牆建成五周年的時候，曾圍繞它舉辦過一次會議。
在那之前，我的上帝！還是在1953年。
我們作為英國共産黨的一個非正式代表團來這裡抗議——不，這話說得太重了——來對東德共産黨在鎮壓起義上所采取的方式表示密切關注。
等我們回國以後，有些同志在黨内惹起了很大的麻煩。
” 兩個身着黑色皮夾克和緊身牛仔褲、腳蹬鑲銀釘長筒牛仔靴的女孩，從我們身邊擦過。
她們挽着胳膊，十分引人側目，對此她們沒有顯出驕傲的姿态，其他人對她們無動于衷，她們也沒有在意。
她們都把頭發染成了黑色，梳成相同的馬尾辮狀，在身後甩來甩去，令人一下子回想起五十年代，但在我的想象中，那并不是伯納德的五十年代。
他正看着她們走開，稍微皺了下眉，然後彎下腰，在我耳邊悄悄地嘀咕起來。
他沒必要這樣做，因為我們身邊并沒有什麼人，而且四周到處都是人們的喧嚣聲和腳步聲。
“自從她死後，我發覺我自己一直在注意年輕的女孩。
當然，都這把年紀了我還這樣做是有些悲哀。
但我注意的主要是她們的臉而不是身子。
我在尋找一絲她的痕迹。
這已經變成了習慣。
我一直在尋覓：一個手勢，一副表情，一些與眼睛或者頭發有關的東西，任何能讓我對她保持鮮活印象的事物。
我在尋找的瓊，不是你所知道的那個年老的瓊——不然我非把那些老太太們的魂兒都吓飛不可——而是與我結婚的那個年輕姑娘……” 相框裡照片上的那個瓊。
伯納德把手搭在我的胳膊上。
“還有一件事。
在她死後最初的六個月裡，有個念頭老是在我腦子裡打轉：她的靈魂一定想與我交流。
當然了，有這種想法很正常。
悲傷會滋長迷信。
” “用你的科學觀念來看，基本不可能。
”這個評價輕率得有些刺耳，我後悔把它說出來，但伯納德卻點點頭。
“一點兒沒錯，等我一感到自己堅強了點的時候，我又恢複了理智。
但有一段時間裡，我不停地在想：如果出于某種不可理解的機緣，這個世界真的就像她所編造出來的那個樣子，那麼，她肯定會想和我取得聯系，告訴我我錯了，她是對的——這個世界裡有上帝，有永恒的生命，有一個意識的去處。
所有那些胡說八道。
她會通過一個長得像她的女孩來行事。
總有一天，這些姑娘們中的一個會向我走來，給我捎來一條信息。
” “那現在呢？” “現在這成了習慣。
我看一個女孩，審視她，看在她身上有多少瓊的影子。
剛剛從我們身邊經過的那兩位姑娘……” “怎麼了？” “左邊的那個。
你沒看見嗎？她的嘴和瓊的一樣，面頰也有點像。
” “我沒看到她的臉。
” 伯納德搭在我胳膊上的手抓得更緊了。
“我必須得問你這個問題，因為我一直在惦記它。
很久以來我一直想要問你。
關于我和她——她是不是講了些相當私密的内容？” 那段關于伯納德“尺寸”大小的尴尬回憶，讓我支吾起來：“當然。
她講了很多你的事情。
” “但都是些什麼樣的事呢？” 因為沒說那件事裡所有令人尴尬的細節，我覺得自己多少還是要給伯納德講另外一件事情作為補償。
“那個，呃，她告訴了我關于你們第一次……你們之間的第一次。
” “啊。
”伯納德放開了我，把手插進他的口袋裡。
我們一言不發地走着，他一邊思考着這件事。
在前方，我們可以看見，沿着六月十七日大街的中段，參差不齊地排着一列媒體車、電視轉播車、衛星天線、升降起重機和發電機卡車。
在蒂爾加藤花園的樹下，德國工人正在拆卸一座相配套的深綠色移動廁所。
沿着伯納德那寬大的下颌，細小的肌肉正在微微顫動。
他的聲音聽上去很冷淡。
他快要發火了。
“那你現在打算把這種東西寫進去？” “可我甚至還沒開始……” “你有沒有想過，要考慮一下我的感受？” “我一直準備把我寫的一切都拿給你看。
你知道的。
” “看在上帝的分上！她到底在想些什麼，居然會告訴你那種事？” 我們已經走過了第一個衛星天線。
一個個空泡沫塑料咖啡杯被一陣輕風推着從暗處滾向我們。
伯納德把其中一隻踩扁在腳下。
在超過一百碼外的勃蘭登堡門前，聚集的人群中響起一陣掌聲，就像在音樂會上，當演奏用的大鋼琴被人擡上舞台、鋼琴家還沒上場時，聽衆們所發出的那種愚蠢而善意的鼓掌聲。
“聽我說，伯納德，她告訴我的事情并不比那個你們在車站争吵的故事更私密。
假如你想知道，那麼它主要就是在講，在那個年代裡，一個年輕的女孩向前跨出了多麼大膽的一步，來證明她對你是如此迷戀。
而事實上，你在那一次表現得很不錯。
似乎你，呃，對那種事情相當在行——天才，她是這麼來形容你的。
她告訴我，你是怎麼在房間裡跳來跳去，在暴雨傾盆的當兒推開窗戶，像泰山一樣大呼小叫，數以千計的樹葉被風刮進來……” 一台柴油發電機正在轟鳴，伯納德不得不大聲喊起來才能讓我聽見。
“老天爺啊！不是那個時候！那是在兩年以後。
那時我們在意大利，住在馬西莫老爺子和他那瘦骨嶙峋的太太樓上。
他們不想讓房子裡有任何噪音。
我們曾在戶外，在田地裡，在任何我們能找到的地方親熱。
後來有天晚上下了一場非常猛烈的暴雨，我們隻好在屋裡做了，反正外面風雨那麼大，他們也聽不到我們。
” “哦。
”我開口應了一句。
伯納德的憤怒不由得轉到了瓊的身上。
“她在搞什麼名堂，編出這種故事來？她在搬弄是非，篡改真相，就是這麼回事！我們之間的第一次是場災難，從頭到尾都是一場該死的災難。
她還把它改頭換面當作是官方版本呢。
完全又是來搞這種肆意篡改的伎倆。
” “如果你想把它更正過來的話……” 伯納德輕蔑地飛快盯了我一眼，然後走得離我更遠了些，一邊說道： “寫回憶錄本來就不是我的主意，去大肆描寫别人的性生活，就好像是在講一場該死的體育比賽似的。
你以為到最後人生隻剩下這些東西？到處幹來幹去？性事的成功與失敗？一切就隻是為了博衆人一笑？” 我們正在經過一輛電視直播車。
我往車裡瞥了一眼，看見在一打左右的監視器上都播着同樣的畫面——一位記者正對着一隻手上拿着的講稿皺眉，而另一隻手則心不在焉地拿着麥克風，在纏繞成圈的連接線上晃悠。
人群中傳來一陣響亮的歎息，一陣長時間洶湧回蕩的不滿呻吟，然後慢慢彙聚在一起，變成一種巨大的轟鳴。
伯納德突然改變了主意。
他轉過身朝向我。
“老天啊，你就是這麼想知道。
”他叫道，“那我告訴你。
我的妻子可能癡迷于詩意的真相，或者精神上的真相，再或者她自己渴望的真相，可她卻對真相本身毫不在乎，不在乎事實，不在乎兩個人都能各自辨别出來的真相。
她先建立模式，創造神話，然後再讓事實與它們相符。
看在上帝的分上，忘了性吧。
你的主題應該是——像瓊這樣的人是怎麼來扭曲事實，使它們與自己的想法相符，而不是讓它們去符合事實的。
為什麼人們要這樣做？為什麼他們還在一直這樣做？” 我對這個明顯的回答正猶豫不決，這時，我們已經來到了人群的外圍。
兩三千人聚集在這裡，希望能在這最重要、最具有象征意義的時刻，看着柏林牆倒塌。
在通向勃蘭登堡門的入口前面，橫堵着十二英尺高的水泥障礙物，上面立着一排神情緊張的年輕東德士兵，面朝西方。
他們的佩槍都插在後腰上，不讓人瞧見。
一位長官在隊列前走來走去，吸着煙，注視着人群。
在士兵們的背後，勃蘭登堡門的正面光彩奪目地挺立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旗幟正在上方飄揚。
障礙物擋住了人群，人們發出失望的悲歎，對那些把警車停在水泥障礙物前的西德警察表示不滿。
當我們趕到的時候，有人朝其中一個士兵扔出滿滿一聽啤酒。
啤酒罐飛得又高又快，在頭頂燈光的照射下形成一道白色的泡沫軌迹。
當它飛過士兵頭頂時，人群中馬上傳來反對的喊聲和用德語喊出的要求非暴力的口号。
聲音傳播開去，這讓我察覺到連樹上也爬滿了人。
在人群中擠出一條路沖到前面去并不困難。
現在我們就在人群中間了，他們比我想象中的更文明，成分也更複雜。
小孩子們騎在父母的肩膀上，就和伯納德一樣能看得清清楚楚。
兩個學生在出售氣球和冰淇淋。
一位戴着墨鏡的老人拄着白色拐杖直立着，頭顱高高揚起，正在聆聽，周圍的人給他留出了一個寬敞的空間。
當我們來到障礙物前的時候，伯納德指着正在與東德軍官交談的西德警官說：“正在讨論控制群衆呢。
統一已經走到一半了。
” 自從剛才發了脾氣以後，伯納德在态度上變得冷漠起來。
他用一種冷冷的、傲慢的眼神環視着周圍，與早上興高采烈的他簡直是判若兩人。
仿佛所有這些人和事都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也僅此而已。
半個小時過去了，很明顯，不會發生任何讓群衆滿意的事情。
看不到有人駕駛起重機來搬運柏林牆的殘體，也沒有重型機械來将水泥障礙物推到一邊。
但伯納德就是要在這裡一直待下去，因此我們就在寒冷的夜裡站着。
一群人在一起就成了一種遲緩愚蠢的生物，比組成它的任何個體都要笨得多。
這群人準備像狗一樣耐心地站上整個夜晚，等着看誰都知道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我開始感到煩躁。
城市裡到處舉辦着歡樂的慶祝活動，而這裡隻有枯燥的耐心等待和伯納德如參議員般的鎮靜。
又過了一個小時，我才說服伯納德和我一起向查理檢查站走去。
我們走在柏林牆邊的一條泥濘小道上，牆上那些可怕的塗鴉被街燈映成了同一種色調。
在我們的右邊是廢棄的建築，空蕩蕩的場地上堆着成捆的線圈和碎磚破瓦，去年夏天裡的雜草依然高高直立。
我再也忍不住要提出我的問題了。
“但你在黨内待了十年，你自己也一定扭曲過非常多的真相，才能做到這一點。
” 我想刺激他，讓他從那自我滿足的冷漠中走出來。
但伯納德聳了聳高大的肩膀，往大衣裡縮得更深了一些，說道：“當然。
” 在柏林牆和一幢廢棄的建築物之間的狹窄過道上，他停下腳步，等着一群喧鬧的美國學生從我們身邊擠過去。
“以賽亞·伯林[13]關于烏托邦的緻命特點的評論，尤其是現在人人都在引用的那些話，是怎麼說的來着。
他說：假如我清楚地知道如何為人類帶來和平、公正、幸福和無盡的創造力，又有什麼代價算得上高昂呢？為了實現它，不管要付出多少犧牲品都沒有關系。
倘若在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