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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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了我所明白的道理之後，我仍不接受用數千人現在的死亡去換取上百萬人今後永遠的幸福，那麼我就不是在履行自己的職責。
那時我們所采取的方式幾乎不是這樣，但在心境上我們确實就是如此。
假如你為了黨内的團結而忽視或篡改一些令人不安的事實，那麼從曾經被我們稱為資本主義宣傳機器的東西裡産生的無邊無盡的謊言又是什麼呢？因此，你堅持着這份美好的事業，這股潮流一直在你身邊洶湧起伏。
我和瓊入黨的時間算是晚的，因此從一開始我們所面臨的環境就已經有些不妙了。
我們不願聽到的消息在慢慢地流傳開去。
公開審判，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肅反運動，農民強制集體化，人口大遷移，勞動改造營，審查制度，謊言，迫害，種族滅絕……最終，你無法承受這些矛盾，你崩潰了。
但你總是要慢半拍。
我在56年退了黨，我在53年差點就退了出去，但我其實應該在48年就走人的。
可你還是堅持着。
你在想，這些願望主意都是好的，問題是錯誤的人在掌權，這種情況會改變的。
而且，你又怎麼能夠讓所有這些美好的事業功虧一篑呢？你告訴自己，它注定永遠是艱難困苦的，實踐和理論還不完全相符，要做好這些都需要時間。
你告訴自己，大多數你聽到的消息都是冷戰造成的诽謗。
再說，你怎麼可能錯得這麼離譜呢？那麼多智慧、勇敢、滿心善意的人們，怎麼可能都錯了呢？ “要不是我曾經接受過科學的訓練，我想我可能會在黨内待得更久。
實驗室裡的工作比任何事都能讓你明白，歪曲事實來迎合理論是一件多麼容易的事情。
這甚至不是誠不誠實的問題。
它存在于我們的本性之中——我們的觀念中充斥着我們自己的欲望。
一次精心設計的實驗可以來防範它，但這一次卻早已失控了。
幻想與現實撕裂着我。
匈牙利事件是最後的底線。
我崩潰了。
” 他稍微停頓了一下，然後字斟句酌地說：“而這就是我和瓊之間的區别。
她比我早許多年就退黨了，卻從來沒有崩潰，她從未把幻想和現實分開。
她隻是從一個烏托邦換到了另一個烏托邦而已。
政治家或者女牧師，這并不重要，在本質上她是個強硬派……” 就是這些話令我頓時火冒三丈。
我們正經過廢墟和柏林牆之間那塊仍被稱作波茨坦廣場的地段，成群結隊的友人們在觀景台的台階和賣紀念品的涼亭周圍聚集，正等待着發生些什麼事情，而我們就在他們中間艱難地穿行。
令我爆發的不僅僅是伯納德的評價中那些不公正的話語，還有對交流困難的極度的不耐煩；另外，在我腦海中出現了一幅景象：床上的戀人被一組平行的鏡面所遮擋，反射出無限倒退的模樣，顯得毫不真實。
當我猛然轉向伯納德時，手腕撞掉了站在我身旁的一名男子手上某個又軟又熱的東西。
那是一隻熱狗，但因為我當時太激動了，也就沒向他道歉。
波茨坦廣場上的人們正無聊得慌。
當我吼叫起來的時候，他們全把頭轉向了我們，開始在我們身邊圍成一個圈。
“放屁，伯納德！比放屁還臭，太惡毒了！你是個騙子！” “親愛的孩子。
” “你從來不聽她對你說的話。
她也不會去聽你的。
你們倆是在同一件事上相互指責。
你和她都一樣強硬。
兩個蠢貨！你們都在把自己的内疚推卸到對方身上。
” 我聽到身後有人正快速地咕哝着，将我最後的那些話翻譯成德語。
伯納德試圖拉我離開圍觀的人群，可我正怒火中燒，不肯就這麼走開。
“她對我說過，她一直都愛你，而你也這麼說過。
你怎麼可以浪費這麼多時間，别人的時間，還有你的孩子們……？” 就是最後這句沒有說完的責備，深深地刺痛了伯納德，比令他難堪更甚。
他嘴唇緊繃，從我身邊走開了。
突然，我的怒氣一下子消失了，随之而來的是不可避免的懊悔。
我算什麼人物，我有什麼資格當着一位高尚的紳士的面，如此專橫無禮地對一樁和我的年齡同樣長久的婚姻評頭論足？圍觀的人們失去了興趣，開始慢慢散開，去排隊購買瞭望塔的模型，以及印有無人區和死亡地帶中的空曠海濱的風景明信片。
我們繼續向前走着。
我的心裡完全亂作一團，不知該如何向他道歉。
我唯一的收斂反應是放低了聲音，故作通情達理的樣子。
我們并肩走着，比剛才快了些。
伯納德面無表情，這說明他的内心的情感正在洶湧澎湃。
我說：“她并不是從一個幻想的烏托邦轉向另一個烏托邦。
這是一種探尋。
她沒有聲稱自己找到了所有的答案。
這是一種追求，她希望每個人都能用自己的方式去進行，可是她并沒有強迫任何人。
她怎麼會呢？她又不是在搞宗教裁判。
她對教義教條和有組織的宗教毫無興趣。
這是一段精神之旅。
以賽亞·伯林的描述在這裡不适用。
她絕對不會為了某個終極目标而犧牲他人。
沒有人需要成為犧牲品……” 即将到來的辯論讓伯納德恢複了精神。
他反擊了，我馬上感到自己被他原諒了：“你錯了，親愛的孩子，大錯特錯。
把她的所作所為稱作探尋，也不能改變事實的真相，她就是那種極端主義者的脾氣。
要麼你認同她，和她行動一緻，要麼你便得從她的生活中滾出去。
她要去冥想、鑽研神秘的論題，那樣一類玩意兒，那好啊，可是那不适合我呀。
我選擇加入了工黨。
她容不得這樣，最後便堅持要和我分居。
我就是她的犧牲品之一。
我的孩子們也是。
” 伯納德說着這些話的時候，我一直在考慮接下來該怎麼辦，試圖讓他對自己那已經離世的妻子态度緩和下來。
于是，當他說完後，我攤開雙手，表示自己接受他的話。
我說：“那麼，她去世後，你又懷念她什麼地方呢？ 我們已經沿着柏林牆來到了這樣一處地方，在這裡，由于制圖标示和某些被久已遺忘的政治上的執拗觀點，扇形邊界的走向被強行扭曲，僅僅幾碼之後又折了回來。
緊挨着牆邊，有一座被人遺棄的觀景台。
伯納德沒有說話，開始攀登台階，我緊随其後。
在觀景台頂部，他用手一指。
“看。
” 毫無疑問，與我們對面相望的監視塔已經被遺棄了。
下方，在熒光燈的照射下，有數十隻兔子正在那片被人耙過、掩埋着地雷、詭雷和自動火炮的沙地上平靜地跳動着，尋覓可以嚼食的草穗。
“瞧，興旺起來了呢。
” “它們的好日子也快到頭了。
” 我們靜靜地站了一會兒，目光轉回柏林牆的方向。
實際上柏林牆有兩道，在我們這一處地方，兩道牆相隔有一百五十碼的距離。
以前我從未在夜裡造訪邊界。
當我朝下注視這條布滿鐵絲網、沙地、巡邏通道和兩邊對稱的探照燈的寬闊走廊時，我為如此純潔的光亮和這般無恥的羞辱感到震驚：通常，政府都會巧妙地掩飾其殘暴統治，而這裡卻比庫弗斯坦達姆大街[14]上的任何一盞霓虹燈下的景象都要更加陰慘可怖。
“烏托邦。
” 伯納德歎了口氣。
他本來好像正要打算回話，這時，我們聽到說話聲和笑聲從各個方向傳來。
接着，看台随着人們跺腳攀登木頭台階的腳步而開始顫抖起來。
剛才我們倆的靜心獨處僅僅是碰上了好運氣，剛好插在了人縫裡。
不出幾秒鐘，我們周圍就擠上來十五個人，他們狂拍照片，操着德語、日語和丹麥語興奮地叫喊着。
我們逆着人群湧動的方向擠下台階，繼續走我們的路。
我以為伯納德已經忘記了我剛才的問題，或者故意不願回答。
然而，當我們走到沿舊國會大廈的台階并行延伸的小路前時，他說：“我最懷念的是她的認真。
在我認識的人裡，隻有幾個像她這樣，将人生視為一項工程，一份事業，由她自己去控制，去讓自己通向——呃，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徹悟，智慧。
我們大多數人都将未來定格在金錢、事業、子女這樣一類事情上。
而瓊想要理解——天曉得啊——自我，存在，‘造物’。
她認為我們其他人的生活是在随波逐流，漫無目的地做着一件又一件事情，就像她說過的，是在‘夢遊’，所以她對我們非常不耐煩。
我讨厭她滿腦子的這些荒唐念頭，不過我喜愛她的這份認真。
” 我們來到了一個巨大的坑洞的邊緣，這是一道六十英尺長、深度處于地下室位置上的壕溝，四處堆着許多土塊。
伯納德停下腳步，補充道：“這些年來，我們不是吵架，就是漠視對方的存在。
但你是對的，她的确是愛我的，而當這些話是從你嘴裡說出來的時候……”他朝大坑做了個手勢。
“我一直在讀這方面的資料。
這裡以前是蓋世太保[15]的總部。
他們正在發掘這裡，研究過去的曆史。
我不知道在我這一代人裡有誰能夠接受這一事實——蓋世太保的滔天罪行正在被考古學所淡化。
” 現在我看出來了：這道壕溝肯定是沿着以前的一條走廊通道挖掘的，通道伸向一組鑲着白瓷磚的囚室，而我們正在低頭往裡看。
每個囚室剛好隻能容下一名囚犯，牆上都嵌有兩個鐵環。
在遺址的遠處彼端是一棟低矮的建築，博物館。
伯納德說：“他們會找到一片從某個可憐的家夥手上拔下的指甲，把它洗幹淨，裝進玻璃瓶裡，貼上标簽。
離這兒半英裡遠的地方，史塔西[16]恐怕也在清理他們自己的囚室吧。
”他聲音中透出的痛苦令我吃了一驚，我轉過身去看他。
他傾身把軀體撐在一根鐵柱上。
他看上去很疲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瘦，就好像在他的大衣裡裹着的也是一根鐵柱。
他已經走了将近三個小時，而現在，對一場隻有風燭殘年的老人才能親身記憶的戰争所餘留的憤怒之情，又進一步消耗着他的體力。
“你需要歇一下，”我說。
“附近就有家咖啡館，在查理檢查站旁邊。
” 我自己也不清楚它到底有多遠。
當我帶伯納德離開時，我發覺他的腳步是那麼的僵硬和遲緩。
我暗自責備自己的考慮不周。
我們正在穿過一條被柏林牆擋住、成了死胡同的道路。
路燈下，伯納德汗水淋漓，面色發灰，兩眼看上去分外明亮。
那張大大的下巴——在他寬大的臉上顯得最為和善的部分——正在微微顫抖。
我感到左右為難，既想催促他走快些，以便可以盡早暖和地吃點東西，同時又擔心這樣他反而可能會一下子垮掉。
我不知道在西柏林怎麼呼叫救護車，而且在這荒涼的邊界地段沒有電話可打，甚至連德國人自己都成了遊客。
我問他是否需要先坐下休息一會兒，可他似乎沒有聽到我的話。
我正重複着剛才的問題，這時，我聽到了一下汽車喇叭的鳴響和一陣參差不齊的歡呼。
在我們前方，一座被遺棄的建築物後面，查理檢查站燈火通明，投射出一圈乳白色的光暈。
幾分鐘後，我們出現在了咖啡館旁邊，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夢幻般的緩慢畫面。
這場景很熟悉，我和詹妮在今天早晨的電視上見過：哨所的邊界設施，寫有多國語言的标示牌和塗上相間條紋的大門；祝福的人群仍然在向東德行人緻以問候，仍然在拍打着特拉貝特的車頂篷，不過激情已經減退了，好像是在展現電視畫面與現實生活之間的差距。
我們停下腳步，我扶着伯納德的胳膊，把這幅場景盡收眼底。
接着，我們擠進咖啡館前的人群，向入口走去。
然而，被我們超過的人們其實也是在門口排隊，隻有室内有了空位以後，咖啡館才會讓外面的人進去。
可是在夜裡的這個時候，誰會願意放棄這裡的一席之地呢？透過凝結着水汽圖案的窗玻璃，我們可以看見，屋裡的人們正安然享受着優越待遇，沉浸在悶濁的空氣裡。
我剛要擠進去，尋求必要的醫療援助，這時，伯納德掙脫了我的手，急匆匆地從我身邊離開，穿過馬路，向美軍哨所旁邊的安全島走去，大部分人都站着那裡。
在此之前，我還沒看見他已經看到的情景。
事後他堅稱，在我們剛剛到達的時候，所有情況就已經很明顯了。
但直到我叫喚着他的名字、追在他身後時，我才看到了那面紅旗。
紅旗系在一根短杆上（也許是一段鋸下來的笤帚把），被一個二十來歲的纖瘦男子舉在手裡。
他看上去像土耳其人。
他長着黑色的鬈發，穿得一身黑色——一件黑色的對襟夾克，裡面是黑色T恤，下身是黑色牛仔褲。
他向後高昂着頭，在人群前來回踱步，杆上的紅旗斜向他的肩
那時我們所采取的方式幾乎不是這樣，但在心境上我們确實就是如此。
假如你為了黨内的團結而忽視或篡改一些令人不安的事實，那麼從曾經被我們稱為資本主義宣傳機器的東西裡産生的無邊無盡的謊言又是什麼呢？因此，你堅持着這份美好的事業，這股潮流一直在你身邊洶湧起伏。
我和瓊入黨的時間算是晚的，因此從一開始我們所面臨的環境就已經有些不妙了。
我們不願聽到的消息在慢慢地流傳開去。
公開審判，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肅反運動，農民強制集體化，人口大遷移，勞動改造營，審查制度，謊言，迫害，種族滅絕……最終，你無法承受這些矛盾，你崩潰了。
但你總是要慢半拍。
我在56年退了黨，我在53年差點就退了出去，但我其實應該在48年就走人的。
可你還是堅持着。
你在想，這些願望主意都是好的，問題是錯誤的人在掌權，這種情況會改變的。
而且，你又怎麼能夠讓所有這些美好的事業功虧一篑呢？你告訴自己，它注定永遠是艱難困苦的，實踐和理論還不完全相符，要做好這些都需要時間。
你告訴自己，大多數你聽到的消息都是冷戰造成的诽謗。
再說，你怎麼可能錯得這麼離譜呢？那麼多智慧、勇敢、滿心善意的人們，怎麼可能都錯了呢？ “要不是我曾經接受過科學的訓練，我想我可能會在黨内待得更久。
實驗室裡的工作比任何事都能讓你明白，歪曲事實來迎合理論是一件多麼容易的事情。
這甚至不是誠不誠實的問題。
它存在于我們的本性之中——我們的觀念中充斥着我們自己的欲望。
一次精心設計的實驗可以來防範它，但這一次卻早已失控了。
幻想與現實撕裂着我。
匈牙利事件是最後的底線。
我崩潰了。
” 他稍微停頓了一下，然後字斟句酌地說：“而這就是我和瓊之間的區别。
她比我早許多年就退黨了，卻從來沒有崩潰，她從未把幻想和現實分開。
她隻是從一個烏托邦換到了另一個烏托邦而已。
政治家或者女牧師，這并不重要，在本質上她是個強硬派……” 就是這些話令我頓時火冒三丈。
我們正經過廢墟和柏林牆之間那塊仍被稱作波茨坦廣場的地段，成群結隊的友人們在觀景台的台階和賣紀念品的涼亭周圍聚集，正等待着發生些什麼事情，而我們就在他們中間艱難地穿行。
令我爆發的不僅僅是伯納德的評價中那些不公正的話語，還有對交流困難的極度的不耐煩；另外，在我腦海中出現了一幅景象：床上的戀人被一組平行的鏡面所遮擋，反射出無限倒退的模樣，顯得毫不真實。
當我猛然轉向伯納德時，手腕撞掉了站在我身旁的一名男子手上某個又軟又熱的東西。
那是一隻熱狗，但因為我當時太激動了，也就沒向他道歉。
波茨坦廣場上的人們正無聊得慌。
當我吼叫起來的時候，他們全把頭轉向了我們，開始在我們身邊圍成一個圈。
“放屁，伯納德！比放屁還臭，太惡毒了！你是個騙子！” “親愛的孩子。
” “你從來不聽她對你說的話。
她也不會去聽你的。
你們倆是在同一件事上相互指責。
你和她都一樣強硬。
兩個蠢貨！你們都在把自己的内疚推卸到對方身上。
” 我聽到身後有人正快速地咕哝着，将我最後的那些話翻譯成德語。
伯納德試圖拉我離開圍觀的人群，可我正怒火中燒，不肯就這麼走開。
“她對我說過，她一直都愛你，而你也這麼說過。
你怎麼可以浪費這麼多時間，别人的時間，還有你的孩子們……？” 就是最後這句沒有說完的責備，深深地刺痛了伯納德，比令他難堪更甚。
他嘴唇緊繃，從我身邊走開了。
突然，我的怒氣一下子消失了，随之而來的是不可避免的懊悔。
我算什麼人物，我有什麼資格當着一位高尚的紳士的面，如此專橫無禮地對一樁和我的年齡同樣長久的婚姻評頭論足？圍觀的人們失去了興趣，開始慢慢散開，去排隊購買瞭望塔的模型，以及印有無人區和死亡地帶中的空曠海濱的風景明信片。
我們繼續向前走着。
我的心裡完全亂作一團，不知該如何向他道歉。
我唯一的收斂反應是放低了聲音，故作通情達理的樣子。
我們并肩走着，比剛才快了些。
伯納德面無表情，這說明他的内心的情感正在洶湧澎湃。
我說：“她并不是從一個幻想的烏托邦轉向另一個烏托邦。
這是一種探尋。
她沒有聲稱自己找到了所有的答案。
這是一種追求，她希望每個人都能用自己的方式去進行，可是她并沒有強迫任何人。
她怎麼會呢？她又不是在搞宗教裁判。
她對教義教條和有組織的宗教毫無興趣。
這是一段精神之旅。
以賽亞·伯林的描述在這裡不适用。
她絕對不會為了某個終極目标而犧牲他人。
沒有人需要成為犧牲品……” 即将到來的辯論讓伯納德恢複了精神。
他反擊了，我馬上感到自己被他原諒了：“你錯了，親愛的孩子，大錯特錯。
把她的所作所為稱作探尋，也不能改變事實的真相，她就是那種極端主義者的脾氣。
要麼你認同她，和她行動一緻，要麼你便得從她的生活中滾出去。
她要去冥想、鑽研神秘的論題，那樣一類玩意兒，那好啊，可是那不适合我呀。
我選擇加入了工黨。
她容不得這樣，最後便堅持要和我分居。
我就是她的犧牲品之一。
我的孩子們也是。
” 伯納德說着這些話的時候，我一直在考慮接下來該怎麼辦，試圖讓他對自己那已經離世的妻子态度緩和下來。
于是，當他說完後，我攤開雙手，表示自己接受他的話。
我說：“那麼，她去世後，你又懷念她什麼地方呢？ 我們已經沿着柏林牆來到了這樣一處地方，在這裡，由于制圖标示和某些被久已遺忘的政治上的執拗觀點，扇形邊界的走向被強行扭曲，僅僅幾碼之後又折了回來。
緊挨着牆邊，有一座被人遺棄的觀景台。
伯納德沒有說話，開始攀登台階，我緊随其後。
在觀景台頂部，他用手一指。
“看。
” 毫無疑問，與我們對面相望的監視塔已經被遺棄了。
下方，在熒光燈的照射下，有數十隻兔子正在那片被人耙過、掩埋着地雷、詭雷和自動火炮的沙地上平靜地跳動着，尋覓可以嚼食的草穗。
“瞧，興旺起來了呢。
” “它們的好日子也快到頭了。
” 我們靜靜地站了一會兒，目光轉回柏林牆的方向。
實際上柏林牆有兩道，在我們這一處地方，兩道牆相隔有一百五十碼的距離。
以前我從未在夜裡造訪邊界。
當我朝下注視這條布滿鐵絲網、沙地、巡邏通道和兩邊對稱的探照燈的寬闊走廊時，我為如此純潔的光亮和這般無恥的羞辱感到震驚：通常，政府都會巧妙地掩飾其殘暴統治，而這裡卻比庫弗斯坦達姆大街[14]上的任何一盞霓虹燈下的景象都要更加陰慘可怖。
“烏托邦。
” 伯納德歎了口氣。
他本來好像正要打算回話，這時，我們聽到說話聲和笑聲從各個方向傳來。
接着，看台随着人們跺腳攀登木頭台階的腳步而開始顫抖起來。
剛才我們倆的靜心獨處僅僅是碰上了好運氣，剛好插在了人縫裡。
不出幾秒鐘，我們周圍就擠上來十五個人，他們狂拍照片，操着德語、日語和丹麥語興奮地叫喊着。
我們逆着人群湧動的方向擠下台階，繼續走我們的路。
我以為伯納德已經忘記了我剛才的問題，或者故意不願回答。
然而，當我們走到沿舊國會大廈的台階并行延伸的小路前時，他說：“我最懷念的是她的認真。
在我認識的人裡，隻有幾個像她這樣，将人生視為一項工程，一份事業，由她自己去控制，去讓自己通向——呃，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徹悟，智慧。
我們大多數人都将未來定格在金錢、事業、子女這樣一類事情上。
而瓊想要理解——天曉得啊——自我，存在，‘造物’。
她認為我們其他人的生活是在随波逐流，漫無目的地做着一件又一件事情，就像她說過的，是在‘夢遊’，所以她對我們非常不耐煩。
我讨厭她滿腦子的這些荒唐念頭，不過我喜愛她的這份認真。
” 我們來到了一個巨大的坑洞的邊緣，這是一道六十英尺長、深度處于地下室位置上的壕溝，四處堆着許多土塊。
伯納德停下腳步，補充道：“這些年來，我們不是吵架，就是漠視對方的存在。
但你是對的，她的确是愛我的，而當這些話是從你嘴裡說出來的時候……”他朝大坑做了個手勢。
“我一直在讀這方面的資料。
這裡以前是蓋世太保[15]的總部。
他們正在發掘這裡，研究過去的曆史。
我不知道在我這一代人裡有誰能夠接受這一事實——蓋世太保的滔天罪行正在被考古學所淡化。
” 現在我看出來了：這道壕溝肯定是沿着以前的一條走廊通道挖掘的，通道伸向一組鑲着白瓷磚的囚室，而我們正在低頭往裡看。
每個囚室剛好隻能容下一名囚犯，牆上都嵌有兩個鐵環。
在遺址的遠處彼端是一棟低矮的建築，博物館。
伯納德說：“他們會找到一片從某個可憐的家夥手上拔下的指甲，把它洗幹淨，裝進玻璃瓶裡，貼上标簽。
離這兒半英裡遠的地方，史塔西[16]恐怕也在清理他們自己的囚室吧。
”他聲音中透出的痛苦令我吃了一驚，我轉過身去看他。
他傾身把軀體撐在一根鐵柱上。
他看上去很疲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瘦，就好像在他的大衣裡裹着的也是一根鐵柱。
他已經走了将近三個小時，而現在，對一場隻有風燭殘年的老人才能親身記憶的戰争所餘留的憤怒之情，又進一步消耗着他的體力。
“你需要歇一下，”我說。
“附近就有家咖啡館，在查理檢查站旁邊。
” 我自己也不清楚它到底有多遠。
當我帶伯納德離開時，我發覺他的腳步是那麼的僵硬和遲緩。
我暗自責備自己的考慮不周。
我們正在穿過一條被柏林牆擋住、成了死胡同的道路。
路燈下，伯納德汗水淋漓，面色發灰，兩眼看上去分外明亮。
那張大大的下巴——在他寬大的臉上顯得最為和善的部分——正在微微顫抖。
我感到左右為難，既想催促他走快些，以便可以盡早暖和地吃點東西，同時又擔心這樣他反而可能會一下子垮掉。
我不知道在西柏林怎麼呼叫救護車，而且在這荒涼的邊界地段沒有電話可打，甚至連德國人自己都成了遊客。
我問他是否需要先坐下休息一會兒，可他似乎沒有聽到我的話。
我正重複着剛才的問題，這時，我聽到了一下汽車喇叭的鳴響和一陣參差不齊的歡呼。
在我們前方，一座被遺棄的建築物後面，查理檢查站燈火通明，投射出一圈乳白色的光暈。
幾分鐘後，我們出現在了咖啡館旁邊，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夢幻般的緩慢畫面。
這場景很熟悉，我和詹妮在今天早晨的電視上見過：哨所的邊界設施，寫有多國語言的标示牌和塗上相間條紋的大門；祝福的人群仍然在向東德行人緻以問候，仍然在拍打着特拉貝特的車頂篷，不過激情已經減退了，好像是在展現電視畫面與現實生活之間的差距。
我們停下腳步，我扶着伯納德的胳膊，把這幅場景盡收眼底。
接着，我們擠進咖啡館前的人群，向入口走去。
然而，被我們超過的人們其實也是在門口排隊，隻有室内有了空位以後，咖啡館才會讓外面的人進去。
可是在夜裡的這個時候，誰會願意放棄這裡的一席之地呢？透過凝結着水汽圖案的窗玻璃，我們可以看見，屋裡的人們正安然享受着優越待遇，沉浸在悶濁的空氣裡。
我剛要擠進去，尋求必要的醫療援助，這時，伯納德掙脫了我的手，急匆匆地從我身邊離開，穿過馬路，向美軍哨所旁邊的安全島走去，大部分人都站着那裡。
在此之前，我還沒看見他已經看到的情景。
事後他堅稱，在我們剛剛到達的時候，所有情況就已經很明顯了。
但直到我叫喚着他的名字、追在他身後時，我才看到了那面紅旗。
紅旗系在一根短杆上（也許是一段鋸下來的笤帚把），被一個二十來歲的纖瘦男子舉在手裡。
他看上去像土耳其人。
他長着黑色的鬈發，穿得一身黑色——一件黑色的對襟夾克，裡面是黑色T恤，下身是黑色牛仔褲。
他向後高昂着頭，在人群前來回踱步，杆上的紅旗斜向他的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