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威爾特郡
關燈
小
中
大
，投向遠方的群山。
我越觀望，就越是領悟到一個昭然的事實：和這些峻岩的年齡、魅力以及力量相比，政治實在顯得微不足道。
人類隻是一個新生事物。
宇宙根本不在乎無産階級的命運！我感到十分恐懼。
我那整個短暫的成年人生都依附于政治——它給了我朋友、丈夫以及理想。
以前我一直渴望回英國去，而到了這兒，我卻又在告訴自己，我甯願待在這片荒野中，過不舒适的生活。
“伯納德一直在說話，毫無疑問，我也一直在插嘴回答。
但我感到很困惑。
也許是我對政治和荒野都無法适應。
也許我真正想要的，是一個溫馨的家庭和一個孩子，讓我來照顧。
我非常困惑。
” “所以你……” “我還沒講完呢。
還有其他的一些事情。
雖然帶着這些不安的想法，但在那座石闆墓前，我還是感到很幸福的。
我隻想靜靜地坐在那裡，看着群山一點點變紅，呼吸着傍晚如絲一般清涼的空氣，而且我心裡知道，伯納德正和我做着同樣的事情，有着同樣的感受。
因此另一個問題出現了。
沒有寂靜，沒有沉默。
我們正在為——天曉得啊——改良派社會民主黨的背叛和城市貧苦居民的生活現狀而憂慮，而我們和這些人素不相識，在那時我們也沒有能力去幫助他們。
我們的生命在這一至關重要的時刻交彙——我們身在一處有五千多年曆史的聖地，我們深愛對方，夕陽斜照，壯闊的平原在我們眼前伸展——可這一切我們卻無從把握，我們無法将它們融入自己的心靈。
我們不能解放自己，進入現實中；相反，我們居然還在想怎麼把别人解放出來。
我們想要關注他們的不幸，用他們的不幸來掩飾自己的悲哀。
而我們的悲哀就在于，我們不能欣然接受生活賜予我們的簡單美好的事物并為之高興。
政治，理想主義的政治，莫不關乎未來。
我用了一生的時間才發現，一旦你完完全全地走入現在，你就能發現無限的空間，無限的時間，如果你願意的話，你不妨稱之為上帝……” 她的思緒開始混亂了，偏離了話題。
她想說的不是上帝，而是伯納德。
她記起來了。
“伯納德認為，注重眼前是一種自我放縱。
但那純粹是胡扯。
他有沒有靜下來坐着反思過自己的人生？或者，他有沒有想過他這一生給詹妮帶來的影響？又或者，他想沒想過，自己為什麼不能獨自生活，而非要找那個女人，那位‘女管家’來照顧他？他對自己這些事根本就不聞不問。
他隻關心事實和數據，他的電話成天響個不停，他總是匆匆忙忙地去發表演講，或者參加專題小組讨論之類的活動，但是他從來就沒有反思過。
他從未對造物之美抱有哪怕一瞬的敬畏。
他讨厭靜默，所以他一無所知。
現在我來回答你的問題：如此受歡迎的人，怎麼還會原地踏步，停滞不前？他看問題隻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整天在胡扯如果世界更加井然有序事物會是什麼樣子，卻不去學任何實質性的東西——這就是原因所在啊。
” 她身子往後一仰，靠着枕頭，疲憊不堪，修長的面孔歪向天花闆，呼吸沉重。
對于那天傍晚在巨石墓的事，我們已經談過好幾次了，通常是為講述第二天瓊所經曆的重大遭遇打好鋪墊。
她很生氣，而且她知道，她的生氣都被我看在眼裡，這使得她更加惱火。
她已經陷入失控的狀态。
她心裡清楚，她對伯納德的人生描述——電視上的亮相，收音機裡的小組讨論，一個公衆知名人物——都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早已過時。
現在伯納德·崔曼表現得相當低調，沒有多少人能再聽到他的消息。
他蝸居在家裡安心寫書，隻有家人和幾個朋友會給他打電話保持聯系，另外，還有一位住在同一幢樓裡的婦女每天花三個小時為他打掃房間和做飯。
瓊對她的嫉妒在旁人看來是一種痛苦。
瓊的人生理念也正是她衡量自己與伯納德之間隔閡的準繩，而如果這些理念源于對真理的追求，那麼，痛苦和對愛情的失望也成了真理的一部分。
失真和誇張的言語竟也透露了如此多的真相。
我想說點什麼，來讓她明白，我并沒有對她感到厭惡或者失望。
恰好相反，我很喜歡她。
我逐漸明白：親情，羁絆，心靈——它們仍然很重要；以前經曆的生活和遭遇的紛擾仍将持續下去；直到生命終結，也沒有什麼最終的定論，沒有純粹超然的評價。
我從這領悟中，從瓊的激憤中，得到了一絲慰藉。
我問她要不要喝茶，她擡起一根手指表示同意。
我來到水池前将水壺灌滿。
外面，雨已經停了，但風還在刮。
一位身材瘦小、穿着淡藍色羊毛衫的婦女，正撐着助行架穿過草坪。
一陣狂風好像就可以把她吹走。
她走到牆邊的一處花壇旁，在助行架前跪下，仿佛面對着一個移動的祭壇。
當她雙膝跪在草地上時，她設法把助行架挪到一邊，然後從羊毛衫的一個口袋裡拿出一把茶勺，從另一個口袋裡拿出一捧植物的球莖。
她開始挖坑，然後把球莖按進去。
幾年前我會覺得，像她這麼大把年紀了還種些花花草草，實在沒有意義。
我會冷眼旁觀，把這視為徒勞無益的舉動。
而現在，我隻有靜靜地注視着。
我将茶杯端到床邊。
瓊坐起來，無聲地抿了一口滾燙的茶水，她曾告訴我，這是在上學時一位禮儀老師教給她的。
她陷入了沉思，顯然沒有繼續談話的意思。
我盯着一頁頁筆記，修改一個個記号，以使速記内容清晰可辨。
我決心下次到法國時一定要參觀巨石墓。
我可以從羊圈那裡步行出發，經過巴德拉澤[12]走上喀斯平原，然後再向北走四五個小時——沉浸在那野花盛開、田間漫布芳草幽蘭的美好春光中。
我可以坐在那塊石頭上，再次瞻望那片美景，同時也想想自己的事情。
瓊的眼皮開始打架，我剛來得及把茶杯和茶托從她正在低垂的手中救下，擱在抽屜上，她就睡着了。
這突如其來的瞌睡，她堅持說，并不是由于她精疲力竭的緣故，而是源于她的身體狀況，某種神經機能障礙導緻了她的多巴胺分泌失調。
她告訴我，從表面上看，這類睡眠病患者的狀态是麻木且無法抵抗的，就像在你臉上扔了條毯子。
但當我向瓊的醫生提到此事時，他凝視着我，輕輕地搖搖頭，這份否定實際上是在建議我與他保持默契。
“她病了，”醫生說，“而且她也累了。
” 瓊的呼吸變得平緩而短促。
她前額上那道大樹般的皺紋旁邊的紋路少了許多，仿佛冬天除去了它的枝條，顯得更加光秃。
她的空茶杯擋住了那張照片的一小部分。
這是何等的變化啊！我依然年輕，仍會被照片上的他們所震撼。
照片上，瓊的皮膚光潔平滑，她漂亮的圓腦袋依在伯納德的臂膀中。
盡管我隻了解他們的晚年生活，但我能感覺到一種類似懷舊的惆怅，感懷在他們的感情開始冷淡之前，瓊與伯納德剛墜入愛河、簡簡單單在一起的那段遙遠而短暫的時光。
他們那時還不知道，今後他們會陷入怎樣劇烈的情感糾葛和多麼長久的愛恨交織——這也讓照片中顯露出的純真格外誘人。
伯納德精神上的枯燥貧乏和“根本沒正經”，他那狹隘的合理性，以及他“無視全部累積的證據”、盲目地堅持認為理性的社會工程能把人類從痛苦與殘忍的天性中解放出來的傲慢與固執，都令瓊惱怒不已；而伯納德則難以忍受瓊對社會良知的背叛，她那“保護自我的宿命論”，以及她“無止境的輕信受騙”——對于那些瓊堅信存在的如獨角獸、樹精、天使、靈媒、自我治愈、集體無意識、“我們内心的上帝”等等一長串名字和事物，伯納德感到痛苦不堪。
我曾經向伯納德問起他與瓊在戰争期間第一次見面時的情形。
瓊究竟用什麼吸引住了他？他記得根本沒有所謂的第一次見面。
他隻是慢慢意識到，1944年初的前幾個月裡，有一位年輕女士每周都要到議事大樓[13]他的辦公室裡來一兩次，送來一些譯自法語的文件，并整理更多的資料帶走。
在伯納德的辦公室裡，每一個人都懂法語，而且那些材料也很簡單。
他不明白她這樣做有什麼意義，便沒有擡眼去看她，無視了她的存在。
後來，他無意中聽人談論她的美貌，便在她下一次來時仔細地瞧了瞧她。
在她沒出現的日子裡，他開始覺得失落，而一旦她出現，他便感到如傻瓜似的開心。
他曾經想當然地以為，漂亮女士肯定會讨厭和一個瘦長難看、長着一對大耳朵的男人談話；可最終當他支支吾吾地開始與她攀談時，他發現她是那樣平易近人，甚至，她好像還有點喜歡他。
他們在斯特蘭德大街[14]上的喬·裡昂咖啡館裡共進午餐，伯納德對社會主義與昆蟲學高談闊論——他是一位業餘的昆蟲學家——以掩飾他的緊張。
不久，他又成功地邀請她晚上一起看電影——不，哪部電影他已經不記得了——這令他的同事們大吃一驚。
那天晚上，在幹草市場大街上的一座電影院裡，他鼓起勇氣吻了她——仿佛是在模仿古老的浪漫儀式，他先親吻了她的手背，然後吻了她的臉頰，接着是她那溫潤的嘴唇。
這一切發生得太快了，簡直令人眩暈：從随意聊天到純潔美好的初吻，隻發生在短短的四個星期裡。
瓊的回憶如下：她是一名口譯譯員，偶爾接手些将官方文件從法文翻譯過來的筆譯工作。
一個無聊的午後，她前往議事大樓，到一間辦公室裡辦事。
當她在走廊裡經過隔壁一間辦公室敞開的房門時，無意間看見了一個面貌古怪、身材瘦長的年輕男子。
他伸開四肢，腳跷在桌上，難受地半躺在一張木制椅子裡，專心緻志地研讀一本看上去很嚴肅的書籍。
那個男子擡眼瞅了一下，與她四目相對了一會兒，馬上埋頭回到他的書中，把她給忘了。
瓊在不至于失禮的情況下，盡可能多逗留一會——不過隻有幾秒鐘——她假裝查看手裡的馬尼拉紙文件袋，實際上是目不轉睛、貪婪地看着他。
她以前和一些小夥子們出去約會過，她雖然會喜歡上他們，但總要先克服對他們的莫名的厭惡感。
但這個男人卻一下子就把她吸引住了。
他正是“她想要的類型”——如今她發自内心地理解了這一氣人的說法。
他顯然十分聰明——在那間辦公室裡上班的人個個十分聰明——而且她也喜歡他那笨拙無助的體型，他那張寬大、慷慨的面孔，以及他看到了她卻沒有對她産生興趣這一極具挑戰性的事實。
少有男人能做到那樣。
瓊又找借口去了他所在的辦公室。
她主動幫助自己辦公室的另一個女孩遞送文件。
為了延長停留的時間，也因為伯納德不會朝她的方向看上一眼，她隻好與他的一位同事，一個來自約克郡的滿臉雀斑、嗓音尖細的可憐蟲調情。
有一次，她故意撞上伯納德的桌子，讓茶水潑濺出來。
他卻隻是皺了下眉頭，一邊繼續看書，一邊用手帕把水迹吸幹。
瓊故意将寄往别處的包裹拿給他。
他禮貌地糾正了她。
約克郡的那位寫了一份痛苦的宣言，傾吐自己的孤獨。
他說，他并沒有奢求瓊能夠嫁給他（盡管他并沒有排除這種可能），但他的确希望他們能夠成為最親密的朋友，就像親兄妹一樣。
瓊知道她必須趕快行動了。
終于有一天，瓊鼓起勇氣，大步流星地走進了伯納德的辦公室，決計要讓伯納德帶她出去共進午餐，而那一天也正好就是伯納德毅然第一次仔細端詳她的那個日子。
他赤裸裸地盯着她，目光毫無遮攔，好像要一口吃掉她似的，以至于瓊在走近他的辦公桌前，居然有了些猶豫。
角落裡，瓊那位未來的哥哥正咧開嘴角，傾斜着身體準備站起來。
瓊扔下她的包裹，逃也似的跑了。
不過現在，她确信自己已經擁有了那個男人。
打那以後，無論瓊什麼時候走進來，伯納德都會晃動着那張大大的下巴試圖與她搭讪。
去喬·裡昂咖啡館共進午餐的邀請，隻需瓊輕輕地點撥他一下就行了。
令我感到奇怪的是，瓊和伯納德從未比較過那段早期的記憶。
瓊肯定會喜歡這些回憶的不同之處，它們會證實她後來對伯納德的偏見是正确的：這家夥粗心大意，對現實中發生的微妙變化毫無察覺，還堅持認為一切都在自己的理解和掌握之中。
然而，我忍住了，沒有把他們各自的回憶告訴對方。
這是我的決定，不是他們的，是我自己想把這兩種回憶完全分開。
他們都不會相信這就是真正的事實，而在我們的談話中，我意識到，自己隻是被當作一個信息與印象的傳遞者。
瓊會喜歡讓我站在她的一邊指責伯納德——聲讨他的世界觀，聲讨他那參與廣播小組讨論和請女管家的放蕩生活。
伯納德則希望我向瓊傳遞和她分開後他生活照樣美滿的假象，還有他對瓊的喜愛之情（不管她聽到這裡會多麼抓狂），從而免去他下一次可怖的拜訪，或者為他下次的拜訪先緩和一下氣氛。
每次一見到我，他們就設法引我暢談，以獲取對方的消息，通常是抛出一些值得争議的話題，以問話的形式出現。
因此伯納德會問：他們還能讓她保持鎮靜嗎？她有沒有嚷嚷着不停地說我壞話？你認為她會一直這樣恨我嗎？而瓊則會問：他還在念叨着布麗格斯夫人（那位女管家）嗎？他放棄自殺的打算了嗎？ 我總是含糊其辭。
我給不了他們任何滿意的答複，而且，隻要他們願意，他們另外随時可以打電話或者謀面。
但就像那些驕傲的年輕情侶們一樣，他們克制住了自己，相信誰先打電話，誰就表現出了軟弱和可鄙的依賴情緒。
五分鐘後，瓊從睡夢中醒來，發現一個神情嚴峻的秃頂男人坐在床邊，手裡拿着筆記本。
她在哪兒？這個人是誰？他想幹什麼？她張大的眼睛裡流露出恐慌和驚訝的神情，令我一時語塞，找不到合适的話語來安慰她；而當我想好措辭，開始結結巴巴地說話時，話還沒說完，她就已經想起了事情的來龍去脈，想起了她的故事，想起她的女婿是前來記錄這個故事的。
她清了清喉嚨，問：“我講到哪裡了？”我們都知道，她的思想剛才陷入了深淵，陷入了一個沒有任何意義的裂縫中，裡面所有的東西都無可名狀，毫無關聯，這令她害怕。
這令我們兩個都很害怕。
我們不能承認這一點，或者更準确地說，在她開口承認之前，我不能先承認。
現在，她已經知道自己講到哪裡了，正如她知道接下來會講到什麼。
然而，在她恢複過來的這一短暫的心理劇中，我發現自己準備抵禦這無法回避的慫恿——“第二天”。
我想把她引向别處。
“第二天”裡發生的故事，以前我們已經回顧過五六遍了。
那是一段家族傳奇，一個經過不斷重複而更新的故事，與其
我越觀望，就越是領悟到一個昭然的事實：和這些峻岩的年齡、魅力以及力量相比，政治實在顯得微不足道。
人類隻是一個新生事物。
宇宙根本不在乎無産階級的命運！我感到十分恐懼。
我那整個短暫的成年人生都依附于政治——它給了我朋友、丈夫以及理想。
以前我一直渴望回英國去，而到了這兒，我卻又在告訴自己，我甯願待在這片荒野中，過不舒适的生活。
“伯納德一直在說話，毫無疑問，我也一直在插嘴回答。
但我感到很困惑。
也許是我對政治和荒野都無法适應。
也許我真正想要的，是一個溫馨的家庭和一個孩子，讓我來照顧。
我非常困惑。
” “所以你……” “我還沒講完呢。
還有其他的一些事情。
雖然帶着這些不安的想法，但在那座石闆墓前，我還是感到很幸福的。
我隻想靜靜地坐在那裡，看着群山一點點變紅，呼吸着傍晚如絲一般清涼的空氣，而且我心裡知道，伯納德正和我做着同樣的事情，有着同樣的感受。
因此另一個問題出現了。
沒有寂靜，沒有沉默。
我們正在為——天曉得啊——改良派社會民主黨的背叛和城市貧苦居民的生活現狀而憂慮，而我們和這些人素不相識，在那時我們也沒有能力去幫助他們。
我們的生命在這一至關重要的時刻交彙——我們身在一處有五千多年曆史的聖地，我們深愛對方，夕陽斜照，壯闊的平原在我們眼前伸展——可這一切我們卻無從把握，我們無法将它們融入自己的心靈。
我們不能解放自己，進入現實中；相反，我們居然還在想怎麼把别人解放出來。
我們想要關注他們的不幸，用他們的不幸來掩飾自己的悲哀。
而我們的悲哀就在于，我們不能欣然接受生活賜予我們的簡單美好的事物并為之高興。
政治，理想主義的政治，莫不關乎未來。
我用了一生的時間才發現，一旦你完完全全地走入現在，你就能發現無限的空間，無限的時間，如果你願意的話，你不妨稱之為上帝……” 她的思緒開始混亂了，偏離了話題。
她想說的不是上帝，而是伯納德。
她記起來了。
“伯納德認為，注重眼前是一種自我放縱。
但那純粹是胡扯。
他有沒有靜下來坐着反思過自己的人生？或者，他有沒有想過他這一生給詹妮帶來的影響？又或者，他想沒想過，自己為什麼不能獨自生活，而非要找那個女人，那位‘女管家’來照顧他？他對自己這些事根本就不聞不問。
他隻關心事實和數據，他的電話成天響個不停，他總是匆匆忙忙地去發表演講，或者參加專題小組讨論之類的活動，但是他從來就沒有反思過。
他從未對造物之美抱有哪怕一瞬的敬畏。
他讨厭靜默，所以他一無所知。
現在我來回答你的問題：如此受歡迎的人，怎麼還會原地踏步，停滞不前？他看問題隻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整天在胡扯如果世界更加井然有序事物會是什麼樣子，卻不去學任何實質性的東西——這就是原因所在啊。
” 她身子往後一仰，靠着枕頭，疲憊不堪，修長的面孔歪向天花闆，呼吸沉重。
對于那天傍晚在巨石墓的事，我們已經談過好幾次了，通常是為講述第二天瓊所經曆的重大遭遇打好鋪墊。
她很生氣，而且她知道，她的生氣都被我看在眼裡，這使得她更加惱火。
她已經陷入失控的狀态。
她心裡清楚，她對伯納德的人生描述——電視上的亮相，收音機裡的小組讨論，一個公衆知名人物——都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早已過時。
現在伯納德·崔曼表現得相當低調，沒有多少人能再聽到他的消息。
他蝸居在家裡安心寫書，隻有家人和幾個朋友會給他打電話保持聯系，另外，還有一位住在同一幢樓裡的婦女每天花三個小時為他打掃房間和做飯。
瓊對她的嫉妒在旁人看來是一種痛苦。
瓊的人生理念也正是她衡量自己與伯納德之間隔閡的準繩，而如果這些理念源于對真理的追求，那麼，痛苦和對愛情的失望也成了真理的一部分。
失真和誇張的言語竟也透露了如此多的真相。
我想說點什麼，來讓她明白，我并沒有對她感到厭惡或者失望。
恰好相反，我很喜歡她。
我逐漸明白：親情，羁絆，心靈——它們仍然很重要；以前經曆的生活和遭遇的紛擾仍将持續下去；直到生命終結，也沒有什麼最終的定論，沒有純粹超然的評價。
我從這領悟中，從瓊的激憤中，得到了一絲慰藉。
我問她要不要喝茶，她擡起一根手指表示同意。
我來到水池前将水壺灌滿。
外面，雨已經停了，但風還在刮。
一位身材瘦小、穿着淡藍色羊毛衫的婦女，正撐着助行架穿過草坪。
一陣狂風好像就可以把她吹走。
她走到牆邊的一處花壇旁，在助行架前跪下，仿佛面對着一個移動的祭壇。
當她雙膝跪在草地上時，她設法把助行架挪到一邊，然後從羊毛衫的一個口袋裡拿出一把茶勺，從另一個口袋裡拿出一捧植物的球莖。
她開始挖坑，然後把球莖按進去。
幾年前我會覺得，像她這麼大把年紀了還種些花花草草，實在沒有意義。
我會冷眼旁觀，把這視為徒勞無益的舉動。
而現在，我隻有靜靜地注視着。
我将茶杯端到床邊。
瓊坐起來，無聲地抿了一口滾燙的茶水，她曾告訴我，這是在上學時一位禮儀老師教給她的。
她陷入了沉思，顯然沒有繼續談話的意思。
我盯着一頁頁筆記，修改一個個記号，以使速記内容清晰可辨。
我決心下次到法國時一定要參觀巨石墓。
我可以從羊圈那裡步行出發，經過巴德拉澤[12]走上喀斯平原，然後再向北走四五個小時——沉浸在那野花盛開、田間漫布芳草幽蘭的美好春光中。
我可以坐在那塊石頭上，再次瞻望那片美景，同時也想想自己的事情。
瓊的眼皮開始打架，我剛來得及把茶杯和茶托從她正在低垂的手中救下，擱在抽屜上，她就睡着了。
這突如其來的瞌睡，她堅持說，并不是由于她精疲力竭的緣故，而是源于她的身體狀況，某種神經機能障礙導緻了她的多巴胺分泌失調。
她告訴我，從表面上看，這類睡眠病患者的狀态是麻木且無法抵抗的，就像在你臉上扔了條毯子。
但當我向瓊的醫生提到此事時，他凝視着我，輕輕地搖搖頭，這份否定實際上是在建議我與他保持默契。
“她病了，”醫生說，“而且她也累了。
” 瓊的呼吸變得平緩而短促。
她前額上那道大樹般的皺紋旁邊的紋路少了許多，仿佛冬天除去了它的枝條，顯得更加光秃。
她的空茶杯擋住了那張照片的一小部分。
這是何等的變化啊！我依然年輕，仍會被照片上的他們所震撼。
照片上，瓊的皮膚光潔平滑，她漂亮的圓腦袋依在伯納德的臂膀中。
盡管我隻了解他們的晚年生活，但我能感覺到一種類似懷舊的惆怅，感懷在他們的感情開始冷淡之前，瓊與伯納德剛墜入愛河、簡簡單單在一起的那段遙遠而短暫的時光。
他們那時還不知道，今後他們會陷入怎樣劇烈的情感糾葛和多麼長久的愛恨交織——這也讓照片中顯露出的純真格外誘人。
伯納德精神上的枯燥貧乏和“根本沒正經”，他那狹隘的合理性，以及他“無視全部累積的證據”、盲目地堅持認為理性的社會工程能把人類從痛苦與殘忍的天性中解放出來的傲慢與固執，都令瓊惱怒不已；而伯納德則難以忍受瓊對社會良知的背叛，她那“保護自我的宿命論”，以及她“無止境的輕信受騙”——對于那些瓊堅信存在的如獨角獸、樹精、天使、靈媒、自我治愈、集體無意識、“我們内心的上帝”等等一長串名字和事物，伯納德感到痛苦不堪。
我曾經向伯納德問起他與瓊在戰争期間第一次見面時的情形。
瓊究竟用什麼吸引住了他？他記得根本沒有所謂的第一次見面。
他隻是慢慢意識到，1944年初的前幾個月裡，有一位年輕女士每周都要到議事大樓[13]他的辦公室裡來一兩次，送來一些譯自法語的文件，并整理更多的資料帶走。
在伯納德的辦公室裡，每一個人都懂法語，而且那些材料也很簡單。
他不明白她這樣做有什麼意義，便沒有擡眼去看她，無視了她的存在。
後來，他無意中聽人談論她的美貌，便在她下一次來時仔細地瞧了瞧她。
在她沒出現的日子裡，他開始覺得失落，而一旦她出現，他便感到如傻瓜似的開心。
他曾經想當然地以為，漂亮女士肯定會讨厭和一個瘦長難看、長着一對大耳朵的男人談話；可最終當他支支吾吾地開始與她攀談時，他發現她是那樣平易近人，甚至，她好像還有點喜歡他。
他們在斯特蘭德大街[14]上的喬·裡昂咖啡館裡共進午餐，伯納德對社會主義與昆蟲學高談闊論——他是一位業餘的昆蟲學家——以掩飾他的緊張。
不久，他又成功地邀請她晚上一起看電影——不，哪部電影他已經不記得了——這令他的同事們大吃一驚。
那天晚上，在幹草市場大街上的一座電影院裡，他鼓起勇氣吻了她——仿佛是在模仿古老的浪漫儀式，他先親吻了她的手背，然後吻了她的臉頰，接着是她那溫潤的嘴唇。
這一切發生得太快了，簡直令人眩暈：從随意聊天到純潔美好的初吻，隻發生在短短的四個星期裡。
瓊的回憶如下：她是一名口譯譯員，偶爾接手些将官方文件從法文翻譯過來的筆譯工作。
一個無聊的午後，她前往議事大樓，到一間辦公室裡辦事。
當她在走廊裡經過隔壁一間辦公室敞開的房門時，無意間看見了一個面貌古怪、身材瘦長的年輕男子。
他伸開四肢，腳跷在桌上，難受地半躺在一張木制椅子裡，專心緻志地研讀一本看上去很嚴肅的書籍。
那個男子擡眼瞅了一下，與她四目相對了一會兒，馬上埋頭回到他的書中，把她給忘了。
瓊在不至于失禮的情況下，盡可能多逗留一會——不過隻有幾秒鐘——她假裝查看手裡的馬尼拉紙文件袋，實際上是目不轉睛、貪婪地看着他。
她以前和一些小夥子們出去約會過，她雖然會喜歡上他們，但總要先克服對他們的莫名的厭惡感。
但這個男人卻一下子就把她吸引住了。
他正是“她想要的類型”——如今她發自内心地理解了這一氣人的說法。
他顯然十分聰明——在那間辦公室裡上班的人個個十分聰明——而且她也喜歡他那笨拙無助的體型，他那張寬大、慷慨的面孔，以及他看到了她卻沒有對她産生興趣這一極具挑戰性的事實。
少有男人能做到那樣。
瓊又找借口去了他所在的辦公室。
她主動幫助自己辦公室的另一個女孩遞送文件。
為了延長停留的時間，也因為伯納德不會朝她的方向看上一眼，她隻好與他的一位同事，一個來自約克郡的滿臉雀斑、嗓音尖細的可憐蟲調情。
有一次，她故意撞上伯納德的桌子，讓茶水潑濺出來。
他卻隻是皺了下眉頭，一邊繼續看書，一邊用手帕把水迹吸幹。
瓊故意将寄往别處的包裹拿給他。
他禮貌地糾正了她。
約克郡的那位寫了一份痛苦的宣言，傾吐自己的孤獨。
他說，他并沒有奢求瓊能夠嫁給他（盡管他并沒有排除這種可能），但他的确希望他們能夠成為最親密的朋友，就像親兄妹一樣。
瓊知道她必須趕快行動了。
終于有一天，瓊鼓起勇氣，大步流星地走進了伯納德的辦公室，決計要讓伯納德帶她出去共進午餐，而那一天也正好就是伯納德毅然第一次仔細端詳她的那個日子。
他赤裸裸地盯着她，目光毫無遮攔，好像要一口吃掉她似的，以至于瓊在走近他的辦公桌前，居然有了些猶豫。
角落裡，瓊那位未來的哥哥正咧開嘴角，傾斜着身體準備站起來。
瓊扔下她的包裹，逃也似的跑了。
不過現在，她确信自己已經擁有了那個男人。
打那以後，無論瓊什麼時候走進來，伯納德都會晃動着那張大大的下巴試圖與她搭讪。
去喬·裡昂咖啡館共進午餐的邀請，隻需瓊輕輕地點撥他一下就行了。
令我感到奇怪的是，瓊和伯納德從未比較過那段早期的記憶。
瓊肯定會喜歡這些回憶的不同之處，它們會證實她後來對伯納德的偏見是正确的：這家夥粗心大意，對現實中發生的微妙變化毫無察覺，還堅持認為一切都在自己的理解和掌握之中。
然而，我忍住了，沒有把他們各自的回憶告訴對方。
這是我的決定，不是他們的，是我自己想把這兩種回憶完全分開。
他們都不會相信這就是真正的事實，而在我們的談話中，我意識到，自己隻是被當作一個信息與印象的傳遞者。
瓊會喜歡讓我站在她的一邊指責伯納德——聲讨他的世界觀，聲讨他那參與廣播小組讨論和請女管家的放蕩生活。
伯納德則希望我向瓊傳遞和她分開後他生活照樣美滿的假象，還有他對瓊的喜愛之情（不管她聽到這裡會多麼抓狂），從而免去他下一次可怖的拜訪，或者為他下次的拜訪先緩和一下氣氛。
每次一見到我，他們就設法引我暢談，以獲取對方的消息，通常是抛出一些值得争議的話題，以問話的形式出現。
因此伯納德會問：他們還能讓她保持鎮靜嗎？她有沒有嚷嚷着不停地說我壞話？你認為她會一直這樣恨我嗎？而瓊則會問：他還在念叨着布麗格斯夫人（那位女管家）嗎？他放棄自殺的打算了嗎？ 我總是含糊其辭。
我給不了他們任何滿意的答複，而且，隻要他們願意，他們另外随時可以打電話或者謀面。
但就像那些驕傲的年輕情侶們一樣，他們克制住了自己，相信誰先打電話，誰就表現出了軟弱和可鄙的依賴情緒。
五分鐘後，瓊從睡夢中醒來，發現一個神情嚴峻的秃頂男人坐在床邊，手裡拿着筆記本。
她在哪兒？這個人是誰？他想幹什麼？她張大的眼睛裡流露出恐慌和驚訝的神情，令我一時語塞，找不到合适的話語來安慰她；而當我想好措辭，開始結結巴巴地說話時，話還沒說完，她就已經想起了事情的來龍去脈，想起了她的故事，想起她的女婿是前來記錄這個故事的。
她清了清喉嚨，問：“我講到哪裡了？”我們都知道，她的思想剛才陷入了深淵，陷入了一個沒有任何意義的裂縫中，裡面所有的東西都無可名狀，毫無關聯，這令她害怕。
這令我們兩個都很害怕。
我們不能承認這一點，或者更準确地說，在她開口承認之前，我不能先承認。
現在，她已經知道自己講到哪裡了，正如她知道接下來會講到什麼。
然而，在她恢複過來的這一短暫的心理劇中，我發現自己準備抵禦這無法回避的慫恿——“第二天”。
我想把她引向别處。
“第二天”裡發生的故事，以前我們已經回顧過五六遍了。
那是一段家族傳奇，一個經過不斷重複而更新的故事，與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