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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拔。
我本想在離開之前叫醒她的，但考慮到現在莎莉就要獨立自主、自己照顧自己了，于是我便沒有去打擾她。
不管是莎莉、瓊、哈珀，還是蘭利一家、紐金特一家或西爾維史密斯一家，他們在我後來的生活中再也沒有出現，我把他們都抛在身後了。
我心中的歉疚和叛離感都不允許我回到諾丁山去看他們，哪怕就一個周末也不行。
我受不了再和小莎莉分别的情景。
一想到我将自己所承受的失落與痛苦強加在了她那稚嫩的肩膀上，我的心靈更加寂寞，剛進大學時的興奮也随之煙消雲散。
我變成了一個沉默抑郁的學生，一個在同齡學生當中陰沉低落的隐身人，與跟他人交往的自然天性明顯格格不入。
我便去尋找最近的一處家園。
這一次是在牛津北區，是我那如生父般慈祥的導師和他的妻子的家。
一段時間裡，我在那兒顯得出類拔萃，一些人還說我很聰明。
然而這也無法阻止我黯然離去。
先是牛津北區，後來，在第四個學期，我又離開了母校。
之後的許多年裡，我一直處于逃離的狀态——住址，工作，朋友，戀人。
有時，我與某人的父母交朋友，以減輕自童年起即幽靈般纏繞心頭、揮之不去的失落感。
我會被邀入他們家，我會生龍活虎，然後，我會再度離去。
這種令人傷感的愚蠢舉動以我的婚姻而告終。
在我三十多歲的時候，我娶了詹妮·崔曼為妻。
我找到了自己存在的價值。
借用西爾維亞·普拉斯的話來說，愛情發動了我[13]。
我擁抱生活，永久地奔向生活，或者更确切地說，是生活主動擁抱了我。
我本應從自己與莎莉在一起時的經曆中領悟，要想重塑一個失去的父親，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讓自己身為人父；而去撫慰自己心中那個被遺棄的孩子，最好的辦法莫過于擁有自己的親生骨肉，去疼他愛他。
等我不再有這樣的需要時，我便從我的嶽父母——瓊·崔曼和伯納德·崔曼——身上尋找雙親的身影。
然而，這一次沒有家了。
我第一次與他們碰面時，他們倆已經異國分居，彼此很少說話聯系。
瓊在很久以前就隐退到法國南部一處荒涼偏僻的小山丘上生活，即将病入膏肓。
伯納德那時仍然是一個公衆知名人物，在餐館裡頻頻款待客人。
他們極少看望自己的子女。
詹妮和她的兩個弟弟們對自己的父母已經絕望了。
人一生所養成的習慣不會那麼快就被改變。
盡管詹妮對我的行為有些不悅，我仍然保持與瓊和伯納德的友誼。
在與他們數年間的交流中，我發現，從八歲到三十七歲，在這段時間裡一直困擾我的情感空缺，那種無家可歸、無人可依的失落感，導緻了我在知性上的一個嚴重缺陷：我沒有信仰，我什麼也不相信。
這并不是說我懷疑一切，或者我在保持理智的好奇心的同時仍堅持用懷疑的眼光看待問題，或者我對所有觀點兼容并蓄全盤接受——不，都不是。
僅僅是我沒有找到一個合适的理由，一條持久的準則，一份基本的理念來鑒别判斷，沒有找到一種能讓我去真誠、熱情或者平靜地信奉的超驗存在。
我不像瓊和伯納德。
他們倆一開始都是共産黨員，後來才分道揚镳。
但是，他們對各自信仰的潛力與追求卻從來沒有減退。
伯納德是一位頗具才華的昆蟲學家，一生對科學的昂揚及其有限确定性堅信不疑。
在舍棄共産主義之後的三十年裡，他為形形色色的社會和政治改革事業奔走疾呼。
瓊自從在1946年與化身為兩條黑狗的邪惡相遇後（伯納德覺得此事尴尬之極，幾乎閉口不議），便投入了上帝的懷抱。
一種邪惡的天性，一股在人類事務中湧動的暗流會周期性地浮現，強勢主宰和摧毀破壞個人或國家的正常生活，然後再度潛伏下來，等待着下一次時機；而就在咫尺以外，是另一種善良仁慈、無所不能的光明力量，存在于每個人的内心，與邪惡抗衡鬥争。
這兩種天性，與其說是相距甚近，恐怕還不如說其變化隻在一瞬之間。
她感到，這兩種天性的存在，都和她當時所信奉的唯物主義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于是她便退黨了。
瓊遇到的那兩條黑狗，是否應該被視為一種深具說服力的象征标志，一句信手拈來的口号，是一份證明她過于輕信抑或真的有這麼一種力量向她顯靈的證據，我無法斷言。
在這本回憶錄中，我記述了我生活中親曆的某些事件——柏林[14]，馬伊達内克[15]，列薩勒賽[16]和聖莫裡斯納瓦塞勒[17]——它們均有助于理解伯納德和瓊對該事件的解讀。
理性主義者與神秘主義者，政委與瑜伽信徒，活動家與隐士，科學家與直覺主義者——伯納德和瓊就構成了這樣一對極端的矛盾，他們成了在我那缺乏信仰的空白地域中聳立的兩根标杆，使我的信念左右搖擺永不安定。
和伯納德在一起時，我總覺得他對世界的看法缺少某些要素，而正是瓊握有打開大門的鑰匙。
他那堅定的懷疑主義和無神論思想都令我警覺，因為這種思想太妄自尊大了，太多事物被全盤拒絕，從根本上否定。
而在一次次與瓊的交談中，我發現自己在像伯納德那樣思考。
她那種對信仰的表述令我感到窒息，而且我也被她流露出的傲慢态度所困擾。
一切信仰者都持有這種傲慢，他們都自我感覺良好，認定這是因為他們相信自己所信奉的一切，認定信仰即美德，并進而認定缺乏信仰的人生沒有價值，或者至少十分可
我本想在離開之前叫醒她的，但考慮到現在莎莉就要獨立自主、自己照顧自己了，于是我便沒有去打擾她。
不管是莎莉、瓊、哈珀，還是蘭利一家、紐金特一家或西爾維史密斯一家，他們在我後來的生活中再也沒有出現，我把他們都抛在身後了。
我心中的歉疚和叛離感都不允許我回到諾丁山去看他們，哪怕就一個周末也不行。
我受不了再和小莎莉分别的情景。
一想到我将自己所承受的失落與痛苦強加在了她那稚嫩的肩膀上，我的心靈更加寂寞，剛進大學時的興奮也随之煙消雲散。
我變成了一個沉默抑郁的學生，一個在同齡學生當中陰沉低落的隐身人，與跟他人交往的自然天性明顯格格不入。
我便去尋找最近的一處家園。
這一次是在牛津北區，是我那如生父般慈祥的導師和他的妻子的家。
一段時間裡，我在那兒顯得出類拔萃，一些人還說我很聰明。
然而這也無法阻止我黯然離去。
先是牛津北區，後來，在第四個學期，我又離開了母校。
之後的許多年裡，我一直處于逃離的狀态——住址，工作，朋友，戀人。
有時，我與某人的父母交朋友，以減輕自童年起即幽靈般纏繞心頭、揮之不去的失落感。
我會被邀入他們家，我會生龍活虎，然後，我會再度離去。
這種令人傷感的愚蠢舉動以我的婚姻而告終。
在我三十多歲的時候，我娶了詹妮·崔曼為妻。
我找到了自己存在的價值。
借用西爾維亞·普拉斯的話來說，愛情發動了我[13]。
我擁抱生活，永久地奔向生活，或者更确切地說，是生活主動擁抱了我。
我本應從自己與莎莉在一起時的經曆中領悟，要想重塑一個失去的父親，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讓自己身為人父；而去撫慰自己心中那個被遺棄的孩子，最好的辦法莫過于擁有自己的親生骨肉，去疼他愛他。
等我不再有這樣的需要時，我便從我的嶽父母——瓊·崔曼和伯納德·崔曼——身上尋找雙親的身影。
然而，這一次沒有家了。
我第一次與他們碰面時，他們倆已經異國分居，彼此很少說話聯系。
瓊在很久以前就隐退到法國南部一處荒涼偏僻的小山丘上生活，即将病入膏肓。
伯納德那時仍然是一個公衆知名人物，在餐館裡頻頻款待客人。
他們極少看望自己的子女。
詹妮和她的兩個弟弟們對自己的父母已經絕望了。
人一生所養成的習慣不會那麼快就被改變。
盡管詹妮對我的行為有些不悅，我仍然保持與瓊和伯納德的友誼。
在與他們數年間的交流中，我發現，從八歲到三十七歲，在這段時間裡一直困擾我的情感空缺，那種無家可歸、無人可依的失落感，導緻了我在知性上的一個嚴重缺陷：我沒有信仰，我什麼也不相信。
這并不是說我懷疑一切，或者我在保持理智的好奇心的同時仍堅持用懷疑的眼光看待問題，或者我對所有觀點兼容并蓄全盤接受——不，都不是。
僅僅是我沒有找到一個合适的理由，一條持久的準則，一份基本的理念來鑒别判斷，沒有找到一種能讓我去真誠、熱情或者平靜地信奉的超驗存在。
我不像瓊和伯納德。
他們倆一開始都是共産黨員，後來才分道揚镳。
但是，他們對各自信仰的潛力與追求卻從來沒有減退。
伯納德是一位頗具才華的昆蟲學家，一生對科學的昂揚及其有限确定性堅信不疑。
在舍棄共産主義之後的三十年裡，他為形形色色的社會和政治改革事業奔走疾呼。
瓊自從在1946年與化身為兩條黑狗的邪惡相遇後（伯納德覺得此事尴尬之極，幾乎閉口不議），便投入了上帝的懷抱。
一種邪惡的天性，一股在人類事務中湧動的暗流會周期性地浮現，強勢主宰和摧毀破壞個人或國家的正常生活，然後再度潛伏下來，等待着下一次時機；而就在咫尺以外，是另一種善良仁慈、無所不能的光明力量，存在于每個人的内心，與邪惡抗衡鬥争。
這兩種天性，與其說是相距甚近，恐怕還不如說其變化隻在一瞬之間。
她感到，這兩種天性的存在，都和她當時所信奉的唯物主義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于是她便退黨了。
瓊遇到的那兩條黑狗，是否應該被視為一種深具說服力的象征标志，一句信手拈來的口号，是一份證明她過于輕信抑或真的有這麼一種力量向她顯靈的證據，我無法斷言。
在這本回憶錄中，我記述了我生活中親曆的某些事件——柏林[14]，馬伊達内克[15]，列薩勒賽[16]和聖莫裡斯納瓦塞勒[17]——它們均有助于理解伯納德和瓊對該事件的解讀。
理性主義者與神秘主義者，政委與瑜伽信徒，活動家與隐士，科學家與直覺主義者——伯納德和瓊就構成了這樣一對極端的矛盾，他們成了在我那缺乏信仰的空白地域中聳立的兩根标杆，使我的信念左右搖擺永不安定。
和伯納德在一起時，我總覺得他對世界的看法缺少某些要素，而正是瓊握有打開大門的鑰匙。
他那堅定的懷疑主義和無神論思想都令我警覺，因為這種思想太妄自尊大了，太多事物被全盤拒絕，從根本上否定。
而在一次次與瓊的交談中，我發現自己在像伯納德那樣思考。
她那種對信仰的表述令我感到窒息，而且我也被她流露出的傲慢态度所困擾。
一切信仰者都持有這種傲慢，他們都自我感覺良好，認定這是因為他們相信自己所信奉的一切，認定信仰即美德，并進而認定缺乏信仰的人生沒有價值，或者至少十分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