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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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藝術這兩門高考課程，還說自己根本就不想上大學。
他和那些住在面朝牧叢站[4]的高層住宅裡的人結幫交友，而他的女朋友們都是些餐廳女傭，以及梳着黏糊糊的蜂窩狀發型的女店員。
他滋事添亂，經常一次帶上好幾個女孩子出門。
他還逐漸養成了一套傻冒似的說話方式，一開口總帶着喉音“t”，還有那些比如像“偶醒”（我想）、“偶轉他”（我對他說）之類的另類表達，都變成了他說話時根深蒂固的習慣。
因為他是我朋友，我嘴上才沒說什麼，但心裡卻一直很反感。
我往往趁托比不在家的機會上門，蘭利夫人也會随口說出“你還是進屋裡來吧”這樣的客氣話，盡管大家都對此心知肚明，我在波伊斯廣場還是一直很受歡迎。
有時，蘭利夫婦會讓深谙托比性情的我對他的任性舉動提些真實想法，而我則會不顧朋友情面，自負地誇誇其談起來，強調托比需要“找回自我”。
與此相似，我在西爾維史密斯家也占了一席之地。
西爾維史密斯夫婦都是新弗洛伊德主義精神分析心理學家，兩人滿腦子關于性的奇思妙想，家中還擺着一台美國型号的大冰箱，裡面塞滿了美味佳肴。
他們的三個孩子，二女一男，都年紀輕輕的，卻在肯薩爾賴斯[5]幹着盜竊商店和在操場上敲詐勒索的非法勾當，簡直是一夥瘋狂的蠢蛋。
還有一位比密西學院的朋友，約瑟夫·紐金特，我在他那淩亂的家裡也過得很舒心。
他的父親是位海洋學家，每每率遠征隊去探索世界上未曾勘查的海床，而他的母親則是《每日電訊報》的首位女專欄作家。
然而，喬卻覺得他老爸老媽太沒勁了。
他甯願和一幫來自諾丁山的小夥子們混在一起，花一整個晚上改裝藍美達踏闆摩托車[6]上的複合頭燈，并樂此不疲。
我對所有這些家長們着迷，是否僅僅因為他們都不是我的親生父母呢？盡管我費盡心機，但還是無法苟同，因為不容否認的是，他們都十分讨我喜歡。
他們吸引着我，我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在蘭利家，我知道了在阿拉伯沙漠中舉行的獻祭儀式，在拉丁文和法文上也都有了長進，還第一次欣賞了巴赫的哥德堡變奏曲。
在西爾維史密斯家，我聽說了“多形性反常”這一概念，癡迷于多拉、小漢斯和狼人的故事，還大飽口福，享受了熏鲑魚、硬面包圈、奶油幹酪、土豆餅和甜菜湯。
在紐金特家，珍妮特向我講述了普羅富莫醜聞[7]的前前後後，并勸我學習速記；她的丈夫曾向我模拟演示了害減壓病時的情形。
這些人都把我當作成年人看待，給我倒酒，遞香煙，征詢我的意見。
他們四十有餘，為人寬厚，悠然自得，精神飽滿。
還是賽·西爾維史密斯教我打網球的。
如果他們中的任何一對夫婦是我的雙親（要是果真如此該多好啊），我肯定會更加愛他們的。
如果我自己的父母還活在世上，我是不是也會像其他人那樣去奮力拼搏，尋求一片自由的天地呢？再一次，我無法認同這種想法。
我的朋友們所追求的，在我看來，與自由正好是南轅北轍，是在自虐般地朝着社會底層紮猛子。
而且可想而知，我的那些同齡夥伴們，特别是托比和喬，他們會将我的居家環境視作人間樂園，這一點想想都叫我惱火：髒亂的公寓裡臭氣熏天的瘋狂聚會，一直持續到将近中午的酗酒狂歡；我那如珍·哈露[8]般美豔驚人、嗜煙如命、在她那代人當中最早穿上迷你裙的姐姐，她那鞭抽棒打、轟轟烈烈的成人婚姻鬧劇，還有那個自虐成性的哈珀，一個喜歡讓老婆皮鞭伺候的變态狂，還在他肌肉飽滿的前臂上用紅黑色刺青刺上了趾高氣揚的小公雞圖案；而且，沒有人會來拿我卧室裡的狀況，我的服飾着裝，我的日常飲食，或者我的行蹤下落，我的家庭作業，我的前途展望，我的精神或者口腔健康來絮絮叨叨。
享有這樣充分的自由，其他我還能再指望些什麼呢？沒有。
不過，有一點除外，他們可能會加上這麼一句，得把那個總喜歡到人家院子裡四處轉悠的毛病給改了。
曾經有這麼一次巧合，正好反映了我們之間對各自的不滿與疏遠。
那是在一個冬天的傍晚，托比來到了我家裡，在那間寒冷肮髒的廚房中裝作很放松的樣子，抽着煙，試圖給瓊留下深刻印象（實際上瓊對他應該說是相當讨厭），說話時還帶着他和大家一起時常發的那種口音——而我那時也正好在他家，一邊舒舒服服地坐在正對着熊熊爐火的大沙發裡，手裡捧着一杯他父親的單一純麥威士忌，裸腳踩在一張可愛的布哈拉[9]地毯上（托比卻認為這是一種文化強暴的符号），一邊聽着湯姆·蘭利講述着一種緻人死命的毒蜘蛛，以及某位三等秘書第一次來到英國駐加拉加斯大使館時，被蜘蛛咬傷後在劇痛中垂死掙紮的故事。
隔着大廳，穿過敞開的房門，我們聽到布蘭達正在彈奏斯科特·喬普林[10]輕快活潑的切分式拉格泰姆曲[11]。
那時候他的這些曲子才剛剛被人重新發掘出來，還沒有被推崇到發燒的地步。
我意識到，剛才所講的很多事情都對我起着不利的影響，意識到托比在異想天開的情勢下追求着一位美麗瘋狂、可望不可即的女郎，意識到他和喬還有西爾維史密斯家的那群孩子們喜歡上鄰居家串門，其實顯示了一種對生活合理的渴求，而一個十七歲的小夥子醉心于與上一輩人相處
他和那些住在面朝牧叢站[4]的高層住宅裡的人結幫交友，而他的女朋友們都是些餐廳女傭，以及梳着黏糊糊的蜂窩狀發型的女店員。
他滋事添亂，經常一次帶上好幾個女孩子出門。
他還逐漸養成了一套傻冒似的說話方式，一開口總帶着喉音“t”，還有那些比如像“偶醒”（我想）、“偶轉他”（我對他說）之類的另類表達，都變成了他說話時根深蒂固的習慣。
因為他是我朋友，我嘴上才沒說什麼，但心裡卻一直很反感。
我往往趁托比不在家的機會上門，蘭利夫人也會随口說出“你還是進屋裡來吧”這樣的客氣話，盡管大家都對此心知肚明，我在波伊斯廣場還是一直很受歡迎。
有時，蘭利夫婦會讓深谙托比性情的我對他的任性舉動提些真實想法，而我則會不顧朋友情面，自負地誇誇其談起來，強調托比需要“找回自我”。
與此相似，我在西爾維史密斯家也占了一席之地。
西爾維史密斯夫婦都是新弗洛伊德主義精神分析心理學家，兩人滿腦子關于性的奇思妙想，家中還擺着一台美國型号的大冰箱，裡面塞滿了美味佳肴。
他們的三個孩子，二女一男，都年紀輕輕的，卻在肯薩爾賴斯[5]幹着盜竊商店和在操場上敲詐勒索的非法勾當，簡直是一夥瘋狂的蠢蛋。
還有一位比密西學院的朋友，約瑟夫·紐金特，我在他那淩亂的家裡也過得很舒心。
他的父親是位海洋學家，每每率遠征隊去探索世界上未曾勘查的海床，而他的母親則是《每日電訊報》的首位女專欄作家。
然而，喬卻覺得他老爸老媽太沒勁了。
他甯願和一幫來自諾丁山的小夥子們混在一起，花一整個晚上改裝藍美達踏闆摩托車[6]上的複合頭燈，并樂此不疲。
我對所有這些家長們着迷，是否僅僅因為他們都不是我的親生父母呢？盡管我費盡心機，但還是無法苟同，因為不容否認的是，他們都十分讨我喜歡。
他們吸引着我，我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在蘭利家，我知道了在阿拉伯沙漠中舉行的獻祭儀式，在拉丁文和法文上也都有了長進，還第一次欣賞了巴赫的哥德堡變奏曲。
在西爾維史密斯家，我聽說了“多形性反常”這一概念，癡迷于多拉、小漢斯和狼人的故事，還大飽口福，享受了熏鲑魚、硬面包圈、奶油幹酪、土豆餅和甜菜湯。
在紐金特家，珍妮特向我講述了普羅富莫醜聞[7]的前前後後，并勸我學習速記；她的丈夫曾向我模拟演示了害減壓病時的情形。
這些人都把我當作成年人看待，給我倒酒，遞香煙，征詢我的意見。
他們四十有餘，為人寬厚，悠然自得，精神飽滿。
還是賽·西爾維史密斯教我打網球的。
如果他們中的任何一對夫婦是我的雙親（要是果真如此該多好啊），我肯定會更加愛他們的。
如果我自己的父母還活在世上，我是不是也會像其他人那樣去奮力拼搏，尋求一片自由的天地呢？再一次，我無法認同這種想法。
我的朋友們所追求的，在我看來，與自由正好是南轅北轍，是在自虐般地朝着社會底層紮猛子。
而且可想而知，我的那些同齡夥伴們，特别是托比和喬，他們會将我的居家環境視作人間樂園，這一點想想都叫我惱火：髒亂的公寓裡臭氣熏天的瘋狂聚會，一直持續到将近中午的酗酒狂歡；我那如珍·哈露[8]般美豔驚人、嗜煙如命、在她那代人當中最早穿上迷你裙的姐姐，她那鞭抽棒打、轟轟烈烈的成人婚姻鬧劇，還有那個自虐成性的哈珀，一個喜歡讓老婆皮鞭伺候的變态狂，還在他肌肉飽滿的前臂上用紅黑色刺青刺上了趾高氣揚的小公雞圖案；而且，沒有人會來拿我卧室裡的狀況，我的服飾着裝，我的日常飲食，或者我的行蹤下落，我的家庭作業，我的前途展望，我的精神或者口腔健康來絮絮叨叨。
享有這樣充分的自由，其他我還能再指望些什麼呢？沒有。
不過，有一點除外，他們可能會加上這麼一句，得把那個總喜歡到人家院子裡四處轉悠的毛病給改了。
曾經有這麼一次巧合，正好反映了我們之間對各自的不滿與疏遠。
那是在一個冬天的傍晚，托比來到了我家裡，在那間寒冷肮髒的廚房中裝作很放松的樣子，抽着煙，試圖給瓊留下深刻印象（實際上瓊對他應該說是相當讨厭），說話時還帶着他和大家一起時常發的那種口音——而我那時也正好在他家，一邊舒舒服服地坐在正對着熊熊爐火的大沙發裡，手裡捧着一杯他父親的單一純麥威士忌，裸腳踩在一張可愛的布哈拉[9]地毯上（托比卻認為這是一種文化強暴的符号），一邊聽着湯姆·蘭利講述着一種緻人死命的毒蜘蛛，以及某位三等秘書第一次來到英國駐加拉加斯大使館時，被蜘蛛咬傷後在劇痛中垂死掙紮的故事。
隔着大廳，穿過敞開的房門，我們聽到布蘭達正在彈奏斯科特·喬普林[10]輕快活潑的切分式拉格泰姆曲[11]。
那時候他的這些曲子才剛剛被人重新發掘出來，還沒有被推崇到發燒的地步。
我意識到，剛才所講的很多事情都對我起着不利的影響，意識到托比在異想天開的情勢下追求着一位美麗瘋狂、可望不可即的女郎，意識到他和喬還有西爾維史密斯家的那群孩子們喜歡上鄰居家串門，其實顯示了一種對生活合理的渴求，而一個十七歲的小夥子醉心于與上一輩人相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