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履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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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次厚着臉皮向川崎先生求助，請他安排我到東京市政府當差，可還是幹不下去，我經常無故缺勤，半年就被炒了鱿魚。
然後我逃到大阪，在父親朋友的介紹下成了《大阪時事新報》的記者，可也隻做了半年。
5 再次回到東京的我在前輩的介紹下，成了日本工人俱樂部技師工會的書記長，編輯工會的雜志，這份工作做了一年半。
工會委員裡有個叫春田能為的人，我與他相當投緣，他就是後來幾乎與我同時涉足偵探小說創作的甲賀三郎[8]。
之後我進了介紹我去工人俱樂部的前輩的公司，一家名為郊北化學研究所的發油制造商，在那裡當了半年經理後又逃到大阪去了。
但這次沒能很快找到工作，從大正十一年的夏天到秋天，我在父親家無所事事了半年左右。
那時候我已經有孩子了，一家三口賴在窮困的父親家裡，委實如坐針氈。
為了排遣無聊，我把紙箱翻過來當書桌，寫了兩篇短篇偵探小說，寄給《新青年》[9]的總編森下雨村先生。
《新青年》經常刊登翻譯過來的國外偵探小說，這一點刺激了我。
我寄去的是《兩分銅币》和《一張收據》，森下先生對這兩篇作品贊不絕口，甚至附上宣傳文章說日本也出現了不輸給外國作家的偵探小說家，在大正十二年四月号先刊登了《兩分銅币》，兩三個月後再刊登了《一張收據》。
從現在的眼光來看，那兩篇作品實在不值一提，但因為當時沒人寫偵探小說，才能先聲奪人，一直到後來，這都讓我蒙受其澤。
可是撥撥算盤，稿費一頁一圓，即使一個月能寫出一百頁，也隻有一百圓的收入，這實在不夠吸引我成為專業的偵探小說家。
寫完這兩篇稿子之後不久，我就被大阪的律師事務所雇去幫忙，做了半年左右，再經人介紹進入大阪每日新聞的廣告部。
那裡即使是新進人員，除了月薪以外也還有獎金，一個月可以多領到五六百圓（月薪的五六倍）。
所以一頁一圓的稿費，實在無法打動我，讓我下定決心轉業。
因此處女作發表之後的兩年之間，我隻在工作之餘寫作，僅發表了五篇短篇而已。
可是大正十三年底，我寫下《D坂殺人事件》、《心理測驗》（隔年發表）時，稿費已經漲到兩圓左右，其他雜志也開始向我約稿，這段期間的行情甚至漲到一頁四五圓。
我想這樣的收入維持生活應該沒問題了，便辭掉了每日新聞的工作，在大正十四年正月搬到東京，成為專業作家。
于是，在接下來的大正十四、十五年的兩年之間，我共發表了二十九篇短篇，四部連載長篇，不過在結束東西兩邊的《朝日新聞》上的《一寸法師》連載以及《新青年》的《帕諾拉馬島奇談》連載後，我便印刷明信片分寄給衆親朋好友，告知衆人我将停筆一陣子。
同時安排内子在早稻田大學前面經營學生宿舍的出租，使其能自食其力，然後踏上了沒有目的地的流浪之旅。
因為這兩年之間，我将所有的靈感全用光了，《朝日新聞》上的《一寸法師》内容一無是處，這讓我陷入了強烈的自我嫌惡中。
這次停筆長達一年半，其實我都想過不繼續寫作了，但我敗給了講談社熱情的約稿以及高額稿費的誘惑，自我嫌惡之餘繼續慚愧無比地賣文鬻粥。
因為有這樣的原因，隻要一有餘裕我就想休息，時不時宣布停筆，給自己一段時間什麼都不寫。
第二次的停筆是昭和七年三月，曆時一年八個月；第三次是昭和十年五月，曆時八個月；第四次是因為戰時情報局的方針，使我無法發表偵探小說；終戰後我也近十年無法寫作小說，所以合計起來，我停筆了約十七年。
6 我從大正十四年成為專業作家，到現在已有三十一年餘，但當中有十七年是停筆狀态，算起來等于我隻工作了十四年多。
比起寫作，休息的時間更長，所以創作量也相當少。
若将戰後寫下的作品也算進去，共有長篇二十二，中、短篇四十六，少年作品長篇十二，短篇一篇，随筆評論換成書籍有八冊，整體概算下來，還不到兩萬張四百字稿紙。
我從執筆處女作開始，
然後我逃到大阪，在父親朋友的介紹下成了《大阪時事新報》的記者，可也隻做了半年。
5 再次回到東京的我在前輩的介紹下，成了日本工人俱樂部技師工會的書記長，編輯工會的雜志，這份工作做了一年半。
工會委員裡有個叫春田能為的人，我與他相當投緣，他就是後來幾乎與我同時涉足偵探小說創作的甲賀三郎[8]。
之後我進了介紹我去工人俱樂部的前輩的公司，一家名為郊北化學研究所的發油制造商，在那裡當了半年經理後又逃到大阪去了。
但這次沒能很快找到工作，從大正十一年的夏天到秋天，我在父親家無所事事了半年左右。
那時候我已經有孩子了，一家三口賴在窮困的父親家裡，委實如坐針氈。
為了排遣無聊，我把紙箱翻過來當書桌，寫了兩篇短篇偵探小說，寄給《新青年》[9]的總編森下雨村先生。
《新青年》經常刊登翻譯過來的國外偵探小說，這一點刺激了我。
我寄去的是《兩分銅币》和《一張收據》，森下先生對這兩篇作品贊不絕口，甚至附上宣傳文章說日本也出現了不輸給外國作家的偵探小說家，在大正十二年四月号先刊登了《兩分銅币》，兩三個月後再刊登了《一張收據》。
從現在的眼光來看，那兩篇作品實在不值一提，但因為當時沒人寫偵探小說，才能先聲奪人，一直到後來，這都讓我蒙受其澤。
可是撥撥算盤，稿費一頁一圓，即使一個月能寫出一百頁，也隻有一百圓的收入，這實在不夠吸引我成為專業的偵探小說家。
寫完這兩篇稿子之後不久，我就被大阪的律師事務所雇去幫忙，做了半年左右，再經人介紹進入大阪每日新聞的廣告部。
那裡即使是新進人員，除了月薪以外也還有獎金，一個月可以多領到五六百圓（月薪的五六倍）。
所以一頁一圓的稿費，實在無法打動我，讓我下定決心轉業。
因此處女作發表之後的兩年之間，我隻在工作之餘寫作，僅發表了五篇短篇而已。
可是大正十三年底，我寫下《D坂殺人事件》、《心理測驗》（隔年發表）時，稿費已經漲到兩圓左右，其他雜志也開始向我約稿，這段期間的行情甚至漲到一頁四五圓。
我想這樣的收入維持生活應該沒問題了，便辭掉了每日新聞的工作，在大正十四年正月搬到東京，成為專業作家。
于是，在接下來的大正十四、十五年的兩年之間，我共發表了二十九篇短篇，四部連載長篇，不過在結束東西兩邊的《朝日新聞》上的《一寸法師》連載以及《新青年》的《帕諾拉馬島奇談》連載後，我便印刷明信片分寄給衆親朋好友，告知衆人我将停筆一陣子。
同時安排内子在早稻田大學前面經營學生宿舍的出租，使其能自食其力，然後踏上了沒有目的地的流浪之旅。
因為這兩年之間，我将所有的靈感全用光了，《朝日新聞》上的《一寸法師》内容一無是處，這讓我陷入了強烈的自我嫌惡中。
這次停筆長達一年半，其實我都想過不繼續寫作了，但我敗給了講談社熱情的約稿以及高額稿費的誘惑，自我嫌惡之餘繼續慚愧無比地賣文鬻粥。
因為有這樣的原因，隻要一有餘裕我就想休息，時不時宣布停筆，給自己一段時間什麼都不寫。
第二次的停筆是昭和七年三月，曆時一年八個月；第三次是昭和十年五月，曆時八個月；第四次是因為戰時情報局的方針，使我無法發表偵探小說；終戰後我也近十年無法寫作小說，所以合計起來，我停筆了約十七年。
6 我從大正十四年成為專業作家，到現在已有三十一年餘，但當中有十七年是停筆狀态，算起來等于我隻工作了十四年多。
比起寫作，休息的時間更長，所以創作量也相當少。
若将戰後寫下的作品也算進去，共有長篇二十二，中、短篇四十六，少年作品長篇十二，短篇一篇，随筆評論換成書籍有八冊，整體概算下來，還不到兩萬張四百字稿紙。
我從執筆處女作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