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利維坦還是哲學王：政府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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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有些方面是很難量化的。
而且，所有數據都是以特定理論為基礎，而不管哪個理論，都隻聚焦于現實的某些方面，忽視其他方面——包括可量化的那些。
例如GDP數據中就排除了家務勞動。
一牽涉到政府，這個數據問題就更嚴重了。
因為政府是獨一無二的經濟參與者，擁有制定規則的權力，可限制或驅使其他經濟參與者做某些事。
不管政府的預算規模和國有企業數量有多少，隻要政府制定的規則夠多，且有權力執行，它對經濟的影響就會很大。
這不是什麼深奧難懂的道理。
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還有許多人相信東亞“奇迹”經濟體，比如日本和韓國，是自由市場政策的典範，因為看預算的話，這些經濟體都是小政府。
但是，預算少不代表他們就遵循自由放任主義政策。
在增長“奇迹”時期，這幾個經濟體的政府都通過經濟計劃、法規和指令左右經濟發展。
僅僅看預算數據，就會嚴重誤解這些政府的本質和重要性。
結論：經濟學是一場政治争論 2000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英國《金融時報》刊登了一項民意調查，不隻問受訪民衆支持哪一位候選人，還問他們為什麼不支持另一位。
受訪民衆，不管是支持布什還是支持戈爾，不支持另一位的最常見理由都是他“太政治”。
難道這些美國民衆認為，全世界影響力最大的政治職位應該給一個不擅長政治的人來擔任？當然不是。
他們這樣說，是因為“政治”（politics）已經變成一個肮髒的詞語，因此說一個政治人物“太政治”就是不信任他的一種有感染力的表述。
不隻美國民衆這樣。
在一些新興民主國家，政治激情往往導緻選舉期間發生暴亂，造成傷亡。
但在其他許多國家，我們聽到的往往是投票率曆史新低。
各政黨的黨員都在流失。
許多政治家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正是因為他們不屬于某個政黨，比如巴基斯坦政府總理伊姆蘭·汗（ImranKhan）是闆球運動員出身，意大利五星運動領導人貝佩·格裡洛（BeppoGrillo）則是喜劇演員。
民衆對政治日益不信任，有一部分是政客自己造成的。
所有國家都有政客盡全力使自己名譽掃地，意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尼（SilvioBerlusconi）就是這門藝術的大師。
然而，這種日益增長的不信任感，主要還是自由市場經濟學造成的。
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尤其是其中的政府失靈論者，已經成功說服包括政客和官僚在内的世界上大部分人相信：我們沒法信任那些政府官員會維護公共利益。
因此，他們告訴我們，政府做得越少越好。
即使在那些政府是“必要之惡”的領域，政府也應該被僵硬的規則約束，這樣政客就沒法亂搞。
而這種對政治的不信任反過來使得自由市場經濟學更受歡迎，将政治對經濟的影響力最小化的提議就更容易通過。
然而，本章指出，這種觀點背後的理論本身很有問題，也沒有證據支撐。
我在本書中始終強調，事實上所有經濟成功的故事都需要積極政府，就算不靠這些政府精心組織，也至少要靠其因勢利導。
當然，成功的政府幹預實例并不表示政府越大就一定越好。
現實中的政府往往不是自由至上主義者眼中的利維坦，也不是柏拉圖的哲學王。
很多政府都破壞過經濟，有時甚至是災難性的。
但事實依然不變：政府仍然是人類發明史上最強有力的組織技術，因此，沒有政府，就很難完成重大的經濟變革。
延伸閱讀 ［印度］考斯克·巴蘇.政治經濟學序論：經濟學的社會與政治基礎研究.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14. ［美］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的界限：在無政府與利維坦之間.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 H-J.ChangandR.Rowthorn(EDS.).TheRoleoftheStateinEconomicChange.Oxford:ClarendonPress,1995. P.Evans.EmbeddedAutonomy:StatesandIndustrialTransformation.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5. J.Harriss.DepoliticizingDevelopment:TheWorldBankandSocialCapital.London:Anthem,2002. C.Hay.WhyWeHatePolitics.Cambridge:Polity,2007. ［英］弗裡德利希·奧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P.Lindert.GrowingPublic:SocialSpendingandEconomicGrowthsincetheEighteenth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4. M.Mazzucato.TheEntrepreneurialState:DebunkingPublicvs.PrivateSectorMyths.London:AnthemPress,2013. [1]此譯文采用吳壽彭譯《政治學》（商務印書館）譯本。
——譯注 [2]如第4章腳注提到的，“greatergood”也可譯為“多數人的利益”或“公共利益”。
——譯注 [3]也就是知道什麼對所有人都有益。
——譯注 [4]當一個企業擁有市場勢力，其利潤最大化産量（産出水平）就低于社會最優産量。
所謂社會最優産量，就是當消費者願意付的最高價剛好等于生産者可承受的不緻虧本的最低價時的那種産量。
實際産量低于社會最優産量，意味着有一部分消費者的需求沒被滿足，這部分消費者願意支付的價格高于不緻生産者虧本的最低價，但低于能讓生産者利潤最大化的價格。
這些被忽視的消費者所沒被滿足的欲望就是分配性無謂損失，也就是壟斷和寡頭壟斷導緻的社會成本。
——原注 [5]這裡的成本包括“正常收益”——即企業所有者投資該企業的這筆資金在非壟斷行業可以獲得的收益。
——原注 [6]在政黨列表法制度下，政黨為主要機票單位，主要是選黨而不是選候選人。
——譯注 [7]這正是拙著《資本主義的真相：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的23個秘密》的第一個秘密“根本就沒有自由市場這回事”。
——原注 [8]指個人獨家擁有某些上市公司的内幕消息，然後根據這些信息買賣這些公司證券的行為。
——原注 [9]占比較低的緬甸（10%）和占比較高的蒙古和布隆迪（超過40%）除外。
——原注 [10]指GDP中真正由政府貢獻的部分。
——譯注
而且，所有數據都是以特定理論為基礎，而不管哪個理論，都隻聚焦于現實的某些方面，忽視其他方面——包括可量化的那些。
例如GDP數據中就排除了家務勞動。
一牽涉到政府，這個數據問題就更嚴重了。
因為政府是獨一無二的經濟參與者，擁有制定規則的權力，可限制或驅使其他經濟參與者做某些事。
不管政府的預算規模和國有企業數量有多少，隻要政府制定的規則夠多，且有權力執行，它對經濟的影響就會很大。
這不是什麼深奧難懂的道理。
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還有許多人相信東亞“奇迹”經濟體，比如日本和韓國，是自由市場政策的典範，因為看預算的話，這些經濟體都是小政府。
但是，預算少不代表他們就遵循自由放任主義政策。
在增長“奇迹”時期，這幾個經濟體的政府都通過經濟計劃、法規和指令左右經濟發展。
僅僅看預算數據，就會嚴重誤解這些政府的本質和重要性。
結論：經濟學是一場政治争論 2000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英國《金融時報》刊登了一項民意調查，不隻問受訪民衆支持哪一位候選人，還問他們為什麼不支持另一位。
受訪民衆，不管是支持布什還是支持戈爾，不支持另一位的最常見理由都是他“太政治”。
難道這些美國民衆認為，全世界影響力最大的政治職位應該給一個不擅長政治的人來擔任？當然不是。
他們這樣說，是因為“政治”（politics）已經變成一個肮髒的詞語，因此說一個政治人物“太政治”就是不信任他的一種有感染力的表述。
不隻美國民衆這樣。
在一些新興民主國家，政治激情往往導緻選舉期間發生暴亂，造成傷亡。
但在其他許多國家，我們聽到的往往是投票率曆史新低。
各政黨的黨員都在流失。
許多政治家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正是因為他們不屬于某個政黨，比如巴基斯坦政府總理伊姆蘭·汗（ImranKhan）是闆球運動員出身，意大利五星運動領導人貝佩·格裡洛（BeppoGrillo）則是喜劇演員。
民衆對政治日益不信任，有一部分是政客自己造成的。
所有國家都有政客盡全力使自己名譽掃地，意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尼（SilvioBerlusconi）就是這門藝術的大師。
然而，這種日益增長的不信任感，主要還是自由市場經濟學造成的。
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尤其是其中的政府失靈論者，已經成功說服包括政客和官僚在内的世界上大部分人相信：我們沒法信任那些政府官員會維護公共利益。
因此，他們告訴我們，政府做得越少越好。
即使在那些政府是“必要之惡”的領域，政府也應該被僵硬的規則約束，這樣政客就沒法亂搞。
而這種對政治的不信任反過來使得自由市場經濟學更受歡迎，将政治對經濟的影響力最小化的提議就更容易通過。
然而，本章指出，這種觀點背後的理論本身很有問題，也沒有證據支撐。
我在本書中始終強調，事實上所有經濟成功的故事都需要積極政府，就算不靠這些政府精心組織，也至少要靠其因勢利導。
當然，成功的政府幹預實例并不表示政府越大就一定越好。
現實中的政府往往不是自由至上主義者眼中的利維坦，也不是柏拉圖的哲學王。
很多政府都破壞過經濟，有時甚至是災難性的。
但事實依然不變：政府仍然是人類發明史上最強有力的組織技術，因此，沒有政府，就很難完成重大的經濟變革。
延伸閱讀 ［印度］考斯克·巴蘇.政治經濟學序論：經濟學的社會與政治基礎研究.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14. ［美］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的界限：在無政府與利維坦之間.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 H-J.ChangandR.Rowthorn(EDS.).TheRoleoftheStateinEconomicChange.Oxford:ClarendonPress,1995. P.Evans.EmbeddedAutonomy:StatesandIndustrialTransformation.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5. J.Harriss.DepoliticizingDevelopment:TheWorldBankandSocialCapital.London:Anthem,2002. C.Hay.WhyWeHatePolitics.Cambridge:Polity,2007. ［英］弗裡德利希·奧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P.Lindert.GrowingPublic:SocialSpendingandEconomicGrowthsincetheEighteenth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4. M.Mazzucato.TheEntrepreneurialState:DebunkingPublicvs.PrivateSectorMyths.London:AnthemPress,2013. [1]此譯文采用吳壽彭譯《政治學》（商務印書館）譯本。
——譯注 [2]如第4章腳注提到的，“greatergood”也可譯為“多數人的利益”或“公共利益”。
——譯注 [3]也就是知道什麼對所有人都有益。
——譯注 [4]當一個企業擁有市場勢力，其利潤最大化産量（産出水平）就低于社會最優産量。
所謂社會最優産量，就是當消費者願意付的最高價剛好等于生産者可承受的不緻虧本的最低價時的那種産量。
實際産量低于社會最優産量，意味着有一部分消費者的需求沒被滿足，這部分消費者願意支付的價格高于不緻生産者虧本的最低價，但低于能讓生産者利潤最大化的價格。
這些被忽視的消費者所沒被滿足的欲望就是分配性無謂損失，也就是壟斷和寡頭壟斷導緻的社會成本。
——原注 [5]這裡的成本包括“正常收益”——即企業所有者投資該企業的這筆資金在非壟斷行業可以獲得的收益。
——原注 [6]在政黨列表法制度下，政黨為主要機票單位，主要是選黨而不是選候選人。
——譯注 [7]這正是拙著《資本主義的真相：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的23個秘密》的第一個秘密“根本就沒有自由市場這回事”。
——原注 [8]指個人獨家擁有某些上市公司的内幕消息，然後根據這些信息買賣這些公司證券的行為。
——原注 [9]占比較低的緬甸（10%）和占比較高的蒙古和布隆迪（超過40%）除外。
——原注 [10]指GDP中真正由政府貢獻的部分。
——譯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