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利維坦還是哲學王：政府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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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卻很難接受。
人不可能隻靠面包生活。
其次，這種觀點隐含了一個基本假設：存在一種正确的、“科學的”方式來劃分經濟與政治的界限。
比如，政府失靈論的倡導者說，像最低工資立法或對幼稚産業的關稅保護都是“政治”邏輯對市場邏輯神聖領域的侵犯。
但這些政策背後也是有經濟理論支撐的！因此，他們這麼做，實際上是在給其他經濟理論貼上“政治”标簽，這樣，其他理論就變成二流，他們自己的就成了正确的經濟理論，甚至是“唯一的”經濟理論。
白女巫和更高深的魔法：去政治化根本不可能 即便我們接受政府失靈論者那套經濟理論是“正确的”，我們也不可能在經濟學與政治之間劃出一條清晰的界限。
因為最終決定市場邊界的是政治，而不是任何經濟理論。
甚至在進行市場交易之前，我們就需要有成文或不成文的規定，規定哪些東西可以交易、誰有資格交易、要用什麼方式交易。
既然是規定，就一定在某些方面有限制，因此沒有市場是真正“自由的”。
[7]這些基本規則并不是經濟邏輯可以決定的。
什麼可以什麼不可以在市場上買賣是沒有“科學”清單的，完全由政治決定。
所有社會都有禁止拿到市場上買賣的東西，比如人類（奴隸）、人體器官、童工、槍支、公職、衛生保健、執業醫師資格證、人血、學曆證書等。
然而，沒有“經濟”理由可以解釋為什麼這些東西不能在市場上買賣。
事實上，上述的每一樣東西，在某個地點，都曾經是市場交易的合法商品，有的現在也是。
另一方面，一些如今可以在市場交易的東西，在過去也是沒法拿到市場上交易的。
在18、19世紀立法保護專利、版權、商标之前，“理念”（ideas），也就是知識産權（intellectualproperty）不可能拿去市場交易。
今天我們可以買賣排污權（碳交易），也可以賭名義經濟變量（比如股指或通脹率的金融衍生品），但其實二三十年前這些東西都還沒有。
政府甚至對經濟參與者在市場中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都做了規定：嚴禁虛假廣告、銷售誤導、内幕交易[8]等行為；最低工資、工作場所衛生安全、工作時間等标準，劃定了企業對待員工的界限；排放标準、碳排放配額、噪聲污染控制調控着企業生産的方式；等等。
因此，交易還沒開始，政治就已經在創造、塑造和重塑市場。
這就像C.S.劉易斯（C.S.Lewis）的兒童文學經典《獅子、女巫與魔法櫃》（TheLion,TheWitch,andTheWardrobe）中的“更高深的魔法”（DeeperMagic），在太古時代之前就已經存在，獅子懂，白女巫卻不懂。
政府的多重角色 今天，政府生産大量的産品和服務：國防、法律和秩序、基礎設施、教育、研究、衛生、退休金、失業津貼、幼兒托管、老人照護、低保、文化服務（比如博物館和國家保護建築的維護、電影産業補助），等等。
種類之多，不勝枚舉。
同時，在大部分國家，電力、石油、鋼鐵、半導體、銀行、航空服務等産業的産品和服務，都是由政府所有的國有企業提供，隻有少部分國家是由民營企業提供。
要完成所有這些，政府要雇很多人，還要花很多錢采購投入品，小到鉛筆大到核反應堆。
政府雇員工資和材料投入都要靠稅收和其他政府收入。
稅收包括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财産稅、增值稅（或營業稅）、産品稅（如煙酒）等。
其他收入包括國有企業的股利、金融資産利息，發展中國家還有富國的外國援助。
政府也負責國内的财富轉移：向一部分人收稅，去補貼另一部分人。
社會福利支出是政府做的最重要的财富轉移。
其他的财富轉移包括特定産業補貼（如農業、幼稚産業、夕陽産業）和投資補貼（如民營企業的研發、住宅節能改造）。
除了直接的生産、支出和轉移，政府有時候也靠着自己的體量去影響經濟活動的水平。
這被稱為财政政策（fiscalpolicy）。
僅僅靠支出和課稅的增減，而不用管支出和課稅的實際内容，就能刺激或抑制經濟發展。
政府還能利用它對貨币發行權的壟斷，通過中央銀行實行貨币政策（monetarypolicy），調節市場利率或調控貨币流通總量，進而影響經濟活動水平。
真實數據 過去一百五十年政府規模大大增長 一直到19世紀，世界各國政府都還相當小，做的事情比現在少很多。
從可搜集到的數據來看，1880年，世界最大的政府是法國，支出占全國産出（GDP）的15%，英國和美國是10%，瑞典隻有6%。
4 過去一百五十年，随着現代經濟的需求，政府規模大幅增長。
即使在政府規模比發達國家小的發展中國家，政府支出通常也達到GDP的15%—25%。
[9]富國通常是30%—55%，平均約45%（OECD2009年平均值）。
較低的一端（30%—40%）有韓國、瑞士、澳大利亞和日本；較高的一端（超過55%）有丹麥、芬蘭、法國、瑞典、比利時；中間的（40%—55%）有美國和新西蘭（40%出頭）、德國和挪威（45%左右）、荷蘭和英國（50%左右）。
5 大量政府支出不是政府自己消費或投資，而是轉移了 如今，許多政府支出不是用于政府自己消費或投資，而是從經濟體的一部分轉移到另一部分，尤其是社會保障項目，比如對窮人和失業者的救濟。
因此，在計算GDP時，不要把這部分轉移支付算進去。
在富國，轉移支付占GDP的10%—25%。
因此，如果某個政府的總支出占GDP的55%，其中轉移支付占了GDP的25%，那麼該政府實際上的支出（即政府産出）就隻占GDP的30%。
在發展中國家，社會支出要少得多，即政府支出中的轉移支付較少，因此，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與政府産出[10]占GDP的比重之間的差距，比發達國家小得多。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社會支出占GDP的比重最低幾乎為0（如巴拉圭、菲律賓），最高的在4%—5%之間（如毛裡求斯、埃塞俄比亞）。
盡管看政府開支（以其占GDP的比重衡量）會讓政府看起來比實際的大，但大多數學者仍然把政府開支數據（而不是增值數據）當作政府對一國經濟重要性的指标。
這麼看有其合理之處，因為轉移雖然不是産出，但這并不意味着它就沒有影響。
大家都知道，社會支出計劃（積極或消極地）影響了人們對于儲蓄、退休、工作的态度和行為。
這些計劃甚至通過向人們提供“安全網”，鼓勵他們在職業選擇、創業和跳槽上更冒險。
瑞典社會民主黨有句很有名的口号：“心安人膽大”。
（securepeopledare） 數據無法完全體現政府的影響 不管是人類生活中的哪個領域，數據都沒法完全呈現其現實。
人不可能隻靠面包生活。
其次，這種觀點隐含了一個基本假設：存在一種正确的、“科學的”方式來劃分經濟與政治的界限。
比如，政府失靈論的倡導者說，像最低工資立法或對幼稚産業的關稅保護都是“政治”邏輯對市場邏輯神聖領域的侵犯。
但這些政策背後也是有經濟理論支撐的！因此，他們這麼做，實際上是在給其他經濟理論貼上“政治”标簽，這樣，其他理論就變成二流，他們自己的就成了正确的經濟理論，甚至是“唯一的”經濟理論。
白女巫和更高深的魔法：去政治化根本不可能 即便我們接受政府失靈論者那套經濟理論是“正确的”，我們也不可能在經濟學與政治之間劃出一條清晰的界限。
因為最終決定市場邊界的是政治，而不是任何經濟理論。
甚至在進行市場交易之前，我們就需要有成文或不成文的規定，規定哪些東西可以交易、誰有資格交易、要用什麼方式交易。
既然是規定，就一定在某些方面有限制，因此沒有市場是真正“自由的”。
[7]這些基本規則并不是經濟邏輯可以決定的。
什麼可以什麼不可以在市場上買賣是沒有“科學”清單的，完全由政治決定。
所有社會都有禁止拿到市場上買賣的東西，比如人類（奴隸）、人體器官、童工、槍支、公職、衛生保健、執業醫師資格證、人血、學曆證書等。
然而，沒有“經濟”理由可以解釋為什麼這些東西不能在市場上買賣。
事實上，上述的每一樣東西，在某個地點，都曾經是市場交易的合法商品，有的現在也是。
另一方面，一些如今可以在市場交易的東西，在過去也是沒法拿到市場上交易的。
在18、19世紀立法保護專利、版權、商标之前，“理念”（ideas），也就是知識産權（intellectualproperty）不可能拿去市場交易。
今天我們可以買賣排污權（碳交易），也可以賭名義經濟變量（比如股指或通脹率的金融衍生品），但其實二三十年前這些東西都還沒有。
政府甚至對經濟參與者在市場中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都做了規定：嚴禁虛假廣告、銷售誤導、内幕交易[8]等行為；最低工資、工作場所衛生安全、工作時間等标準，劃定了企業對待員工的界限；排放标準、碳排放配額、噪聲污染控制調控着企業生産的方式；等等。
因此，交易還沒開始，政治就已經在創造、塑造和重塑市場。
這就像C.S.劉易斯（C.S.Lewis）的兒童文學經典《獅子、女巫與魔法櫃》（TheLion,TheWitch,andTheWardrobe）中的“更高深的魔法”（DeeperMagic），在太古時代之前就已經存在，獅子懂，白女巫卻不懂。
政府的多重角色 今天，政府生産大量的産品和服務：國防、法律和秩序、基礎設施、教育、研究、衛生、退休金、失業津貼、幼兒托管、老人照護、低保、文化服務（比如博物館和國家保護建築的維護、電影産業補助），等等。
種類之多，不勝枚舉。
同時，在大部分國家，電力、石油、鋼鐵、半導體、銀行、航空服務等産業的産品和服務，都是由政府所有的國有企業提供，隻有少部分國家是由民營企業提供。
要完成所有這些，政府要雇很多人，還要花很多錢采購投入品，小到鉛筆大到核反應堆。
政府雇員工資和材料投入都要靠稅收和其他政府收入。
稅收包括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财産稅、增值稅（或營業稅）、産品稅（如煙酒）等。
其他收入包括國有企業的股利、金融資産利息，發展中國家還有富國的外國援助。
政府也負責國内的财富轉移：向一部分人收稅，去補貼另一部分人。
社會福利支出是政府做的最重要的财富轉移。
其他的财富轉移包括特定産業補貼（如農業、幼稚産業、夕陽産業）和投資補貼（如民營企業的研發、住宅節能改造）。
除了直接的生産、支出和轉移，政府有時候也靠着自己的體量去影響經濟活動的水平。
這被稱為财政政策（fiscalpolicy）。
僅僅靠支出和課稅的增減，而不用管支出和課稅的實際内容，就能刺激或抑制經濟發展。
政府還能利用它對貨币發行權的壟斷，通過中央銀行實行貨币政策（monetarypolicy），調節市場利率或調控貨币流通總量，進而影響經濟活動水平。
真實數據 過去一百五十年政府規模大大增長 一直到19世紀，世界各國政府都還相當小，做的事情比現在少很多。
從可搜集到的數據來看，1880年，世界最大的政府是法國，支出占全國産出（GDP）的15%，英國和美國是10%，瑞典隻有6%。
4 過去一百五十年，随着現代經濟的需求，政府規模大幅增長。
即使在政府規模比發達國家小的發展中國家，政府支出通常也達到GDP的15%—25%。
[9]富國通常是30%—55%，平均約45%（OECD2009年平均值）。
較低的一端（30%—40%）有韓國、瑞士、澳大利亞和日本；較高的一端（超過55%）有丹麥、芬蘭、法國、瑞典、比利時；中間的（40%—55%）有美國和新西蘭（40%出頭）、德國和挪威（45%左右）、荷蘭和英國（50%左右）。
5 大量政府支出不是政府自己消費或投資，而是轉移了 如今，許多政府支出不是用于政府自己消費或投資，而是從經濟體的一部分轉移到另一部分，尤其是社會保障項目，比如對窮人和失業者的救濟。
因此，在計算GDP時，不要把這部分轉移支付算進去。
在富國，轉移支付占GDP的10%—25%。
因此，如果某個政府的總支出占GDP的55%，其中轉移支付占了GDP的25%，那麼該政府實際上的支出（即政府産出）就隻占GDP的30%。
在發展中國家，社會支出要少得多，即政府支出中的轉移支付較少，因此，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與政府産出[10]占GDP的比重之間的差距，比發達國家小得多。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社會支出占GDP的比重最低幾乎為0（如巴拉圭、菲律賓），最高的在4%—5%之間（如毛裡求斯、埃塞俄比亞）。
盡管看政府開支（以其占GDP的比重衡量）會讓政府看起來比實際的大，但大多數學者仍然把政府開支數據（而不是增值數據）當作政府對一國經濟重要性的指标。
這麼看有其合理之處，因為轉移雖然不是産出，但這并不意味着它就沒有影響。
大家都知道，社會支出計劃（積極或消極地）影響了人們對于儲蓄、退休、工作的态度和行為。
這些計劃甚至通過向人們提供“安全網”，鼓勵他們在職業選擇、創業和跳槽上更冒險。
瑞典社會民主黨有句很有名的口号：“心安人膽大”。
（securepeopledare） 數據無法完全體現政府的影響 不管是人類生活中的哪個領域，數據都沒法完全呈現其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