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物産豐盈，無所不有：國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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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
“天朝物産豐盈，無所不有”
1792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派馬戛爾尼伯爵（EarlMacartney）出使中國。
馬戛爾尼要說服乾隆皇帝允許英國商人在中國各地經商，而不隻是在當時唯一開放的口岸廣東（廣州）。
當時，由于英國人剛剛喜歡上喝茶，英國對華貿易逆差巨大。
當時英方認為，隻要跟中方的貿易更自由，逆差就會縮小。
這次出使完全失敗了。
馬戛爾尼帶着乾隆寫給喬治三世的信回去了。
信中說，天朝什麼都不缺，不需要跟英國增加貿易。
乾隆皇帝還提醒英王，中國允許歐洲各國在廣東貿易隻是“加恩體恤”，“特因天朝所産茶葉、瓷器、絲綢，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
乾隆宣稱，“天朝物産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
”1 由于連說服中方多進口些英國工業産品都說服不了，英國就加大印度鴉片對中國的出口，這導緻越來越多中國人吸食鴉片上瘾。
清政府見勢不妙，于1799年禁止鴉片貿易。
但這并不管用，因此，到了1838年，道光皇帝（乾隆皇帝的孫子）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入廣州查禁鴉片走私。
随後的1840年，英國發動鴉片戰争，中國戰敗。
戰勝國英國于1842年強迫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讓中國開放五處通商口岸，實行自由貿易，包括鴉片。
從那以後的一百年，中國人民飽受外國入侵和内亂之苦，受盡屈辱。
李嘉圖挑戰清王朝和亞當·斯密：相對優勢vs.絕對優勢 清朝最後還是被迫實行自由貿易，很不光彩。
後人取笑乾隆對國際貿易的看法，認為他觀念落後，不懂得貿易的好處。
然而，乾隆對國際貿易的看法其實跟當時歐洲經濟學主流是一緻的，這其中就包括亞當·斯密。
亞當·斯密的理論叫絕對優勢（absoluteadvantage）理論。
這個理論是說，如果一國生産的所有商品和服務都比潛在的貿易夥伴便宜，那麼它就無須跟對方貿易。
是啊，這不就是常識嗎！既然自己生産的比對方都便宜，何必要跟對方貿易呢？ 大衛·李嘉圖卻提出了不同看法（參見第4章）。
根據他的比較優勢理論，任何一個國家都能夠從國際貿易中獲益，即便它生産的所有東西的成本都比對方低，就像18世紀末跟英國相比的中國一樣——至少在乾隆眼中是這樣。
所有産品的成本都比貿易夥伴低的國家，隻需要選擇所有産品中成本優勢最大的那個[1]，然後專注于生産那種産品。
同理，如果一國生産什麼都比别人差勁，它可以選擇專注于其中最不差勁的領域。
[2]任何參與到國際貿易中的國家都能從中獲益。
比較優勢的邏輯沒問題，但假設有問題 雖然比較優勢理論19世紀初就提出了，但它提供了一個支持自由貿易和貿易自由化（tradeliberalization）的強有力論據。
貿易自由化就是減少政府對貿易的限制。
這個理論的邏輯無懈可擊，前提是我們得接受它背後的假設。
一旦我們質疑那些假設，該理論的适用性就很有限了。
讓我們檢視一下赫克歇爾—俄林—薩缪爾森（簡稱HOS）版的比較優勢理論背後的兩個關鍵假設。
2 HOS假設所有國家生産能力相等，從結構上就把幼稚産業保護排除在外 HOS最重要的假設，是所有國家的生産能力相等，也就是說，他們能夠使用任何他們想要的技術。
3根據這個假設，一國專注于生産某一種産品而非另一種，僅僅是因為生産該産品所需的技術碰巧符合該國的相對要素禀賦（relativefactorendowment）——指資本和勞動力的數量。
在這個假設下，一國不可能出現技術困難的情況（回顧一下第4章講過的寶馬汽車與危地馬拉的例子）。
這個完全脫離現實的假設，事先就将幼稚産業保護理論排除在外。
幼稚産業保護是所有保護主義形式中最重要的一種，也對經濟發展有利。
今日所有富國都曾經保護過自己的幼稚産業。
HOS對貿易自由化過于樂觀，因為它假設資本和勞動力可以被無成本改造并用于任何産業 根據HOS理論，自由貿易不僅對已經實施的國家有益，對那些即将實施自由貿易的國家，也是有利無害。
舉個例子。
鋼材關稅降低，進口鋼材變便宜，鋼材消費者就會立即獲益，比如那些使用鋼闆的汽車制造商和買車的最終消費者。
的确，短期來看，這損害了國内鋼鐵行業的生産者：資本家虧錢，工人丢飯碗。
但他們的情況會很快好轉，甚至因此獲益，因為，勞資雙方都可以轉移到具有比較優勢的那些行業，比如芯片生産或投資銀行，這些行業如今更賺錢，處于擴張中。
擴張意味着它能夠吸收來自之前鋼鐵行業的資本和勞動力。
由于這些行業生産力較高，因此能夠提供更多的收益和更高的工資。
最終每個人都受益。
然而，實際情況是某個産業失去保護，該産業的大部分資本家和工人會一直受損。
資本和勞動力這些生産要素往往會固定其物理特征。
很少有能在各行業之間流動的“通用”機器或具備“通用技能”的勞動力。
煉鋼廠破産後，它的高爐是沒法靠改造就能用來制造芯片的，最後多半是當作廢鐵賣掉。
再說說工人。
鋼鐵工人不可能經過再培訓就能進入半導體行業，進入投行就更不可能了（回憶一下第10章的《羅傑和我》《光豬六壯士》例子）。
HOS模型之所以如此肯定貿易自由化，是因為它假設所有資本和勞動力都是一樣的（經濟學術語叫“同質的”），因而可以被輕易調配到其他活動上。
這個假設在經濟學上被稱為“完全的要素流動性”（perfectfactormobility）。
4 即使補償也沒法掩蓋許多人受損的事實 有些經濟學家雖承認貿易自由化會産生輸家，但還是支持自由貿易，因為可以采用“補償原理”（見第4章）。
他們認為，因為貿易自由化可以讓整個經濟變好，因此，在這個過程中，輸家可以得到完全的補償，而赢家在補償輸家後，剩下的收入仍然比以前高。
這個論點的問題在于，現實中往往沒有補償。
在富國，福利國家制度提供了失業保險和基本社會服務比如教育、醫療（美國除外），但這最多也隻能算部分補償。
而在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福利國家制度非常薄弱，福利分布不均，因此往往沒有補償，即使有，也是微乎其微。
既然沒有補償，引用“補償原理”來為傷害一部分人利益的政策（比如貿易自由化）辯護，就相當于是要求一些人為“更偉大的利益”做出犧牲。
這其實是以前社會主義國家的要求，諷刺的是，社會主義國家這麼要求，卻被支持自由貿易的經濟學家（許多跟支持“補償原理”的學者是同一撥人）批評。
國際貿易至關重要，不代表自由貿易就最好 支持自由貿易的經濟學家聽到有人批評自由貿易，往往會指責對方“反貿易”（anti-trade）。
但問題是，批評自由貿易不等于反貿易。
除了比較優勢理論所宣揚的專業化好處，國際貿易還有許多其他好處。
第一個好處是，市場因國際貿易而擴大，單位成本就更低，因為産量更大往往能夠降低單位生産成本，這被稱為規模經濟（economiesofscale）。
這一點對小經濟體尤其重要，因為如果他們沒法參與國際貿易，獲得更大的市場，那麼他們不管生産什麼，成本都會很高。
第二是增加競争，迫使生産者提升效率——當然，前提是發展中國家的生産企業不要被技術先進的外國企業徹底消滅。
第三個好處是有利創新，生産方能夠通過貿易，接觸到新的思想，比如新技術、新設計和新的管理方式。
國際貿易對發展中國家尤為重要。
為了提高生産能力，發展經濟，他們需要獲得更好的技術。
理論上，他們能夠自主研發這些技術，但現實中有多少新科技是落後經濟體自主研發的呢？或許有一例：朝鮮的維尼綸。
或許根本沒有。
因此，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不好好利用國外引進的科技，那就太傻了。
形式可以是機器設備，或者技術許可（technologylicensing），即向某項技術的專利權人購買使用該專利技術的許可，還可以是技術咨詢。
不過，發展中國家想要進口技術，就必須通過出口賺到“硬通貨”（hardcurrencies），也就是國際通用的貨币，比如美元或歐元，因為沒人會接受這些國家自己的貨币。
因此，國際貿易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
國際貿易的好處無可争辯，但這并不代表自由貿易就是最好的貿易方式，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
正如前面章節所指出的，發展中國家參與自由貿易，可能會阻礙生産能力的發展。
因此，“國際貿易很重要”跟“自由貿易是國際貿易最好的方式”是兩回事。
真實數據 國際貿易在不同國家或地區中的重要性 20世紀60年代初，商品和服務的國際貿易額（出口和進口的平均）占全球GDP的12%左右（1960—1964年的平均值）。
後來，國際貿易的增長比全球GDP的增長快，如今這個比率已經是29%（2007—2011年的平均值）。
5 雖然在過去半個世紀，幾乎所有國家的貿易在其GDP中的占比都上升了，但彼此之間的貿易水平還是有很大差距。
過去三十多年間，你如果收聽或收看過美國媒體的報道，可能會形成這麼一個印象：美國是唯一受到國際貿易負面沖擊的國家，先是受日本貨的沖擊，現在是中國貨。
然而事實是，美國的進口總額隻占美國GDP的17%（2007—2011年的平均值），而出口占13%。
将這兩個數據進行平均，可以得出美國的外貿依存度（tradedependenceratio）為15%，遠低于29%這個世界平均值。
美國實際上是世界上外貿依存度最低的國家之一。
外貿依存度比美國還低的大型經濟體隻有一個——巴西，隻有12%。
有意思的是，日本是大衆印象中典型的由貿易驅動型經濟體，但其實它的外貿依存度跟美國一樣低，隻有15%。
在其他方面一樣的情況下，大型經濟體的外貿依存度往往較低，因為他們的經濟規模夠大，支撐得起更多元的生産結構，從而讓更多産業獲得規模經濟。
而另一端是以貿易為導向的小型經濟體，比如中國香港（206%）和新加坡（198%）。
這類經濟體參與貿易不隻是因為自己體量小，需要大量進口以滿
馬戛爾尼要說服乾隆皇帝允許英國商人在中國各地經商，而不隻是在當時唯一開放的口岸廣東（廣州）。
當時，由于英國人剛剛喜歡上喝茶，英國對華貿易逆差巨大。
當時英方認為，隻要跟中方的貿易更自由，逆差就會縮小。
這次出使完全失敗了。
馬戛爾尼帶着乾隆寫給喬治三世的信回去了。
信中說，天朝什麼都不缺，不需要跟英國增加貿易。
乾隆皇帝還提醒英王，中國允許歐洲各國在廣東貿易隻是“加恩體恤”，“特因天朝所産茶葉、瓷器、絲綢，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
乾隆宣稱，“天朝物産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
”1 由于連說服中方多進口些英國工業産品都說服不了，英國就加大印度鴉片對中國的出口，這導緻越來越多中國人吸食鴉片上瘾。
清政府見勢不妙，于1799年禁止鴉片貿易。
但這并不管用，因此，到了1838年，道光皇帝（乾隆皇帝的孫子）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入廣州查禁鴉片走私。
随後的1840年，英國發動鴉片戰争，中國戰敗。
戰勝國英國于1842年強迫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讓中國開放五處通商口岸，實行自由貿易，包括鴉片。
從那以後的一百年，中國人民飽受外國入侵和内亂之苦，受盡屈辱。
李嘉圖挑戰清王朝和亞當·斯密：相對優勢vs.絕對優勢 清朝最後還是被迫實行自由貿易，很不光彩。
後人取笑乾隆對國際貿易的看法，認為他觀念落後，不懂得貿易的好處。
然而，乾隆對國際貿易的看法其實跟當時歐洲經濟學主流是一緻的，這其中就包括亞當·斯密。
亞當·斯密的理論叫絕對優勢（absoluteadvantage）理論。
這個理論是說，如果一國生産的所有商品和服務都比潛在的貿易夥伴便宜，那麼它就無須跟對方貿易。
是啊，這不就是常識嗎！既然自己生産的比對方都便宜，何必要跟對方貿易呢？ 大衛·李嘉圖卻提出了不同看法（參見第4章）。
根據他的比較優勢理論，任何一個國家都能夠從國際貿易中獲益，即便它生産的所有東西的成本都比對方低，就像18世紀末跟英國相比的中國一樣——至少在乾隆眼中是這樣。
所有産品的成本都比貿易夥伴低的國家，隻需要選擇所有産品中成本優勢最大的那個[1]，然後專注于生産那種産品。
同理，如果一國生産什麼都比别人差勁，它可以選擇專注于其中最不差勁的領域。
[2]任何參與到國際貿易中的國家都能從中獲益。
比較優勢的邏輯沒問題，但假設有問題 雖然比較優勢理論19世紀初就提出了，但它提供了一個支持自由貿易和貿易自由化（tradeliberalization）的強有力論據。
貿易自由化就是減少政府對貿易的限制。
這個理論的邏輯無懈可擊，前提是我們得接受它背後的假設。
一旦我們質疑那些假設，該理論的适用性就很有限了。
讓我們檢視一下赫克歇爾—俄林—薩缪爾森（簡稱HOS）版的比較優勢理論背後的兩個關鍵假設。
2 HOS假設所有國家生産能力相等，從結構上就把幼稚産業保護排除在外 HOS最重要的假設，是所有國家的生産能力相等，也就是說，他們能夠使用任何他們想要的技術。
3根據這個假設，一國專注于生産某一種産品而非另一種，僅僅是因為生産該産品所需的技術碰巧符合該國的相對要素禀賦（relativefactorendowment）——指資本和勞動力的數量。
在這個假設下，一國不可能出現技術困難的情況（回顧一下第4章講過的寶馬汽車與危地馬拉的例子）。
這個完全脫離現實的假設，事先就将幼稚産業保護理論排除在外。
幼稚産業保護是所有保護主義形式中最重要的一種，也對經濟發展有利。
今日所有富國都曾經保護過自己的幼稚産業。
HOS對貿易自由化過于樂觀，因為它假設資本和勞動力可以被無成本改造并用于任何産業 根據HOS理論，自由貿易不僅對已經實施的國家有益，對那些即将實施自由貿易的國家，也是有利無害。
舉個例子。
鋼材關稅降低，進口鋼材變便宜，鋼材消費者就會立即獲益，比如那些使用鋼闆的汽車制造商和買車的最終消費者。
的确，短期來看，這損害了國内鋼鐵行業的生産者：資本家虧錢，工人丢飯碗。
但他們的情況會很快好轉，甚至因此獲益，因為，勞資雙方都可以轉移到具有比較優勢的那些行業，比如芯片生産或投資銀行，這些行業如今更賺錢，處于擴張中。
擴張意味着它能夠吸收來自之前鋼鐵行業的資本和勞動力。
由于這些行業生産力較高，因此能夠提供更多的收益和更高的工資。
最終每個人都受益。
然而，實際情況是某個産業失去保護，該産業的大部分資本家和工人會一直受損。
資本和勞動力這些生産要素往往會固定其物理特征。
很少有能在各行業之間流動的“通用”機器或具備“通用技能”的勞動力。
煉鋼廠破産後，它的高爐是沒法靠改造就能用來制造芯片的，最後多半是當作廢鐵賣掉。
再說說工人。
鋼鐵工人不可能經過再培訓就能進入半導體行業，進入投行就更不可能了（回憶一下第10章的《羅傑和我》《光豬六壯士》例子）。
HOS模型之所以如此肯定貿易自由化，是因為它假設所有資本和勞動力都是一樣的（經濟學術語叫“同質的”），因而可以被輕易調配到其他活動上。
這個假設在經濟學上被稱為“完全的要素流動性”（perfectfactormobility）。
4 即使補償也沒法掩蓋許多人受損的事實 有些經濟學家雖承認貿易自由化會産生輸家，但還是支持自由貿易，因為可以采用“補償原理”（見第4章）。
他們認為，因為貿易自由化可以讓整個經濟變好，因此，在這個過程中，輸家可以得到完全的補償，而赢家在補償輸家後，剩下的收入仍然比以前高。
這個論點的問題在于，現實中往往沒有補償。
在富國，福利國家制度提供了失業保險和基本社會服務比如教育、醫療（美國除外），但這最多也隻能算部分補償。
而在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福利國家制度非常薄弱，福利分布不均，因此往往沒有補償，即使有，也是微乎其微。
既然沒有補償，引用“補償原理”來為傷害一部分人利益的政策（比如貿易自由化）辯護，就相當于是要求一些人為“更偉大的利益”做出犧牲。
這其實是以前社會主義國家的要求，諷刺的是，社會主義國家這麼要求，卻被支持自由貿易的經濟學家（許多跟支持“補償原理”的學者是同一撥人）批評。
國際貿易至關重要，不代表自由貿易就最好 支持自由貿易的經濟學家聽到有人批評自由貿易，往往會指責對方“反貿易”（anti-trade）。
但問題是，批評自由貿易不等于反貿易。
除了比較優勢理論所宣揚的專業化好處，國際貿易還有許多其他好處。
第一個好處是，市場因國際貿易而擴大，單位成本就更低，因為産量更大往往能夠降低單位生産成本，這被稱為規模經濟（economiesofscale）。
這一點對小經濟體尤其重要，因為如果他們沒法參與國際貿易，獲得更大的市場，那麼他們不管生産什麼，成本都會很高。
第二是增加競争，迫使生産者提升效率——當然，前提是發展中國家的生産企業不要被技術先進的外國企業徹底消滅。
第三個好處是有利創新，生産方能夠通過貿易，接觸到新的思想，比如新技術、新設計和新的管理方式。
國際貿易對發展中國家尤為重要。
為了提高生産能力，發展經濟，他們需要獲得更好的技術。
理論上，他們能夠自主研發這些技術，但現實中有多少新科技是落後經濟體自主研發的呢？或許有一例：朝鮮的維尼綸。
或許根本沒有。
因此，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不好好利用國外引進的科技，那就太傻了。
形式可以是機器設備，或者技術許可（technologylicensing），即向某項技術的專利權人購買使用該專利技術的許可，還可以是技術咨詢。
不過，發展中國家想要進口技術，就必須通過出口賺到“硬通貨”（hardcurrencies），也就是國際通用的貨币，比如美元或歐元，因為沒人會接受這些國家自己的貨币。
因此，國際貿易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
國際貿易的好處無可争辯，但這并不代表自由貿易就是最好的貿易方式，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
正如前面章節所指出的，發展中國家參與自由貿易，可能會阻礙生産能力的發展。
因此，“國際貿易很重要”跟“自由貿易是國際貿易最好的方式”是兩回事。
真實數據 國際貿易在不同國家或地區中的重要性 20世紀60年代初，商品和服務的國際貿易額（出口和進口的平均）占全球GDP的12%左右（1960—1964年的平均值）。
後來，國際貿易的增長比全球GDP的增長快，如今這個比率已經是29%（2007—2011年的平均值）。
5 雖然在過去半個世紀，幾乎所有國家的貿易在其GDP中的占比都上升了，但彼此之間的貿易水平還是有很大差距。
過去三十多年間，你如果收聽或收看過美國媒體的報道，可能會形成這麼一個印象：美國是唯一受到國際貿易負面沖擊的國家，先是受日本貨的沖擊，現在是中國貨。
然而事實是，美國的進口總額隻占美國GDP的17%（2007—2011年的平均值），而出口占13%。
将這兩個數據進行平均，可以得出美國的外貿依存度（tradedependenceratio）為15%，遠低于29%這個世界平均值。
美國實際上是世界上外貿依存度最低的國家之一。
外貿依存度比美國還低的大型經濟體隻有一個——巴西，隻有12%。
有意思的是，日本是大衆印象中典型的由貿易驅動型經濟體，但其實它的外貿依存度跟美國一樣低，隻有15%。
在其他方面一樣的情況下，大型經濟體的外貿依存度往往較低，因為他們的經濟規模夠大，支撐得起更多元的生産結構，從而讓更多産業獲得規模經濟。
而另一端是以貿易為導向的小型經濟體，比如中國香港（206%）和新加坡（198%）。
這類經濟體參與貿易不隻是因為自己體量小，需要大量進口以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