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鮑裡斯的羊馬上死掉：不平等與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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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伊凡妒忌他的鄰居鮑裡斯，因為鮑裡斯有一頭山羊。
一天，一位仙女出現在伊凡面前，說可以實現伊凡一個願望。
伊凡希望得到什麼呢？他希望鮑裡斯的山羊馬上死掉。
——戴維·蘭德斯，《國富國窮》第29章 不平等[1] 伊凡并不孤單——追求平等是人類曆史的一大驅動力 伊凡并不孤單。
韓國有一句俗語說得好：“表哥買塊地你就肚子疼。
”我相信許多讀者都聽過類似的笑話或諺語。
人總是毫無道理地嫉妒别人過得比自己好。
對平等的追求是人類天生就有的情感，并且是人類曆史的一大驅動力。
法國大革命的一大理想就是平等，它的最著名的口号就是：“自由、平等、博愛或是死亡。
”在俄國十月革命及後來的其他一系列社會主義革命中，平等都是唯一的驅動力。
如果不是為了平等，曆史上許多罷工、遊行示威、革命和其他無數的人類沖突就不會發生了。
“我認為，一切都是因為嫉妒” 然而，自由市場派警告我們，不能讓這樣一種本能左右我們。
他們告訴我們，政客讓富人多交稅，限制金融業分紅，其實搞的是“嫉妒政治”（politicsofenvy）。
不能為了平等而把在高處的人拉下來。
每個人的生産能力不同，因此收入差距是必然的。
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為他們更善于創造财富。
想要抵擋這種自然結果，隻會讓大家一樣貧窮。
2012年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米特·羅姆尼（MittRomney）對于公衆關心的不平等問題，是這麼回答的：“我認為，一切都是因為嫉妒。
”這句話非常好地表達了自由市場派的立場。
在過去幾十年，自由市場派成功說服許多人相信：讓最會賺錢的人分到更大的國民收入份額，對所有人都是好事。
約翰·肯尼迪總統說過：“水漲衆船高。
”（arisingtideliftsallboats）這句話後來被克林頓總統任内的财政部長羅比特·魯賓（RobertRubin）引用而流行開來，進而成為自由市場派非常喜歡的一句口号。
富人有了更多可支配收入之後，就會增加投資，為他人帶來更多收入。
他們的企業會雇用更多員工，從供應商那裡采購更多物料。
富人收入增加後，也會消費更多，為賣給富人産品（比如跑車、名牌服裝）的企業創造更多收益。
而這些企業對上遊企業産品的需求也會增加，上遊企業工人的工資就會因此得到提高，然後花更多錢在食物和（非名牌）衣服上，以此類推。
因此，如果金字塔頂端收入增加，最終就會有“涓滴”（trickledown）到整個經濟，讓每個人都比以前更富有。
雖然窮人在國民收入的占比會變小，但從絕對值上看，他們過得比以前好。
自由市場經濟學大師米爾頓·弗裡德曼曾經說過：“大部分經濟學謬論都源于……這種假設：經濟是一塊大小不變的餅，一方要多拿，就有人要少拿。
”1 “涓滴效應”的信念促使許多國家政府在過去三十年采用偏袒富人的政策，或至少營造出有利于這種政策的政治環境。
針對産品、勞動力和金融市場的法規都變得寬松，讓富人更容易賺錢了。
政府還為企業和高收入人群減稅，讓他們更輕松地将這部分利潤留在自己口袋。
收入差距過大有害經濟：不穩定和階層流動性變弱 幾乎沒有人會提倡極端平等，比如像波爾布特統治下的柬埔寨那樣。
不過，許多人也認為，收入差距過大（高度不平等）也是壞事，理由不僅有道德上的，還有經濟上的。
[2] 有些經濟學家強調，高度的不平等必将弱化社會凝聚力，造成政局不穩定。
這反過來又抑制了投資。
政局不穩增加了大衆對未來的不确定感——包括投資人對未來收益的不确定感。
投資減少，增長肯定也就放緩。
收入差距過大也會造成經濟動蕩，不利于經濟增長。
2雖然國民收入中更大的份額在賺最多錢的人手裡會增加投資占比，但就像凱恩斯指出的（見第4章），投資占比增加意味着經濟會更加不确定，從而更不穩定。
許多經濟學家還指出，收入差距擴大也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一大因素。
美國尤其典型，美國頂層收入飙升，而大多數人的收入自20世紀70年代就一直停滞不前。
人們如果想要跟上頂層不斷提高的消費水平，就必須借錢。
家庭債務（在GDP中的占比）增加，使得經濟更加不堪一擊。
另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收入差距加劇會給社會流動制造障礙，從而阻礙經濟增長。
富人家的孩子上昂貴的私立學校（貴族學校），畢業後從事高薪工作，但這種學校隻有極少數人能夠負擔得起，普通人家的孩子根本不可能上。
另外，普通人家的孩子也沒法打入特權群體的小圈子，套用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Bourdieu）的術語，就是無法積累“社會資本”（socialcapital）。
[3]最後，甚至精英階層的“次文化”也是階層流動的障礙，而這種文化大多也是在貴族學校養成的，比如口音、姿态等。
階層流動性變差，出生平民階層的人才就沒法從事高端工作，不管對個人還是社會，這都是才能的浪費。
同時，一些占據高層職位的人，也不一定是社會上最優秀的那批人。
如果這些障礙持續數代，沒特權背景的年輕人會對獲得高薪工作沒信心，甚至連試都不試了（見第5章）。
這導緻精英在文化和知識上的“近親繁殖”。
如果你相信大變革需要有新的觀念和突破傳統的見解，那麼一個精英近親繁殖的社會就不利于創新，最後經濟就會失去活力。
不平等導緻較差的社會結果 近年來一些研究表明，不平等導緻健康和其他人類福利指标上的糟糕結果。
的确，收入不平等加劇，窮人數量會增多，而窮人的健康等各項指标本來就比較差。
但排除窮人增多這個因素，不平等本身也會有害身心健康和其他指标。
這種論述近些年因為理查德·威爾金森（RichardWilkinson）和凱特·皮克特（KatePickett）的《公平之怒》（TheSpiritLevel）一書而被大衆所熟知。
書中分析了20多個富裕國家的數據（這些國家的人均收入大多高于葡萄牙，也就是兩萬美元以上），并得出結論：國家越不平等，嬰兒死亡率越高，青少年生育率越高，教育表現越差，兇殺案和坐牢人數也越多，甚至國民在平均壽命、心理疾病和肥胖上的表現也越差。
3 在很多情況下，越平等增長越快 除了有很多證據證明收入差距越懸殊，對經濟和社會的危害就越大之外，我們也有一些實例說明，越平等的社會增長越快。
4 這幾個實例分别是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
這三個經濟體在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創造了經濟奇迹。
拿它們跟幾個類似的經濟體相比，比如拿日本跟美國比，韓國、中國台灣跟非洲或拉美國家比，它們的收入差距較小，但增長更快。
芬蘭是全世界
一天，一位仙女出現在伊凡面前，說可以實現伊凡一個願望。
伊凡希望得到什麼呢？他希望鮑裡斯的山羊馬上死掉。
——戴維·蘭德斯，《國富國窮》第29章 不平等[1] 伊凡并不孤單——追求平等是人類曆史的一大驅動力 伊凡并不孤單。
韓國有一句俗語說得好：“表哥買塊地你就肚子疼。
”我相信許多讀者都聽過類似的笑話或諺語。
人總是毫無道理地嫉妒别人過得比自己好。
對平等的追求是人類天生就有的情感，并且是人類曆史的一大驅動力。
法國大革命的一大理想就是平等，它的最著名的口号就是：“自由、平等、博愛或是死亡。
”在俄國十月革命及後來的其他一系列社會主義革命中，平等都是唯一的驅動力。
如果不是為了平等，曆史上許多罷工、遊行示威、革命和其他無數的人類沖突就不會發生了。
“我認為，一切都是因為嫉妒” 然而，自由市場派警告我們，不能讓這樣一種本能左右我們。
他們告訴我們，政客讓富人多交稅，限制金融業分紅，其實搞的是“嫉妒政治”（politicsofenvy）。
不能為了平等而把在高處的人拉下來。
每個人的生産能力不同，因此收入差距是必然的。
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為他們更善于創造财富。
想要抵擋這種自然結果，隻會讓大家一樣貧窮。
2012年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米特·羅姆尼（MittRomney）對于公衆關心的不平等問題，是這麼回答的：“我認為，一切都是因為嫉妒。
”這句話非常好地表達了自由市場派的立場。
在過去幾十年，自由市場派成功說服許多人相信：讓最會賺錢的人分到更大的國民收入份額，對所有人都是好事。
約翰·肯尼迪總統說過：“水漲衆船高。
”（arisingtideliftsallboats）這句話後來被克林頓總統任内的财政部長羅比特·魯賓（RobertRubin）引用而流行開來，進而成為自由市場派非常喜歡的一句口号。
富人有了更多可支配收入之後，就會增加投資，為他人帶來更多收入。
他們的企業會雇用更多員工，從供應商那裡采購更多物料。
富人收入增加後，也會消費更多，為賣給富人産品（比如跑車、名牌服裝）的企業創造更多收益。
而這些企業對上遊企業産品的需求也會增加，上遊企業工人的工資就會因此得到提高，然後花更多錢在食物和（非名牌）衣服上，以此類推。
因此，如果金字塔頂端收入增加，最終就會有“涓滴”（trickledown）到整個經濟，讓每個人都比以前更富有。
雖然窮人在國民收入的占比會變小，但從絕對值上看，他們過得比以前好。
自由市場經濟學大師米爾頓·弗裡德曼曾經說過：“大部分經濟學謬論都源于……這種假設：經濟是一塊大小不變的餅，一方要多拿，就有人要少拿。
”1 “涓滴效應”的信念促使許多國家政府在過去三十年采用偏袒富人的政策，或至少營造出有利于這種政策的政治環境。
針對産品、勞動力和金融市場的法規都變得寬松，讓富人更容易賺錢了。
政府還為企業和高收入人群減稅，讓他們更輕松地将這部分利潤留在自己口袋。
收入差距過大有害經濟：不穩定和階層流動性變弱 幾乎沒有人會提倡極端平等，比如像波爾布特統治下的柬埔寨那樣。
不過，許多人也認為，收入差距過大（高度不平等）也是壞事，理由不僅有道德上的，還有經濟上的。
[2] 有些經濟學家強調，高度的不平等必将弱化社會凝聚力，造成政局不穩定。
這反過來又抑制了投資。
政局不穩增加了大衆對未來的不确定感——包括投資人對未來收益的不确定感。
投資減少，增長肯定也就放緩。
收入差距過大也會造成經濟動蕩，不利于經濟增長。
2雖然國民收入中更大的份額在賺最多錢的人手裡會增加投資占比，但就像凱恩斯指出的（見第4章），投資占比增加意味着經濟會更加不确定，從而更不穩定。
許多經濟學家還指出，收入差距擴大也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一大因素。
美國尤其典型，美國頂層收入飙升，而大多數人的收入自20世紀70年代就一直停滞不前。
人們如果想要跟上頂層不斷提高的消費水平，就必須借錢。
家庭債務（在GDP中的占比）增加，使得經濟更加不堪一擊。
另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收入差距加劇會給社會流動制造障礙，從而阻礙經濟增長。
富人家的孩子上昂貴的私立學校（貴族學校），畢業後從事高薪工作，但這種學校隻有極少數人能夠負擔得起，普通人家的孩子根本不可能上。
另外，普通人家的孩子也沒法打入特權群體的小圈子，套用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Bourdieu）的術語，就是無法積累“社會資本”（socialcapital）。
[3]最後，甚至精英階層的“次文化”也是階層流動的障礙，而這種文化大多也是在貴族學校養成的，比如口音、姿态等。
階層流動性變差，出生平民階層的人才就沒法從事高端工作，不管對個人還是社會，這都是才能的浪費。
同時，一些占據高層職位的人，也不一定是社會上最優秀的那批人。
如果這些障礙持續數代，沒特權背景的年輕人會對獲得高薪工作沒信心，甚至連試都不試了（見第5章）。
這導緻精英在文化和知識上的“近親繁殖”。
如果你相信大變革需要有新的觀念和突破傳統的見解，那麼一個精英近親繁殖的社會就不利于創新，最後經濟就會失去活力。
不平等導緻較差的社會結果 近年來一些研究表明，不平等導緻健康和其他人類福利指标上的糟糕結果。
的确，收入不平等加劇，窮人數量會增多，而窮人的健康等各項指标本來就比較差。
但排除窮人增多這個因素，不平等本身也會有害身心健康和其他指标。
這種論述近些年因為理查德·威爾金森（RichardWilkinson）和凱特·皮克特（KatePickett）的《公平之怒》（TheSpiritLevel）一書而被大衆所熟知。
書中分析了20多個富裕國家的數據（這些國家的人均收入大多高于葡萄牙，也就是兩萬美元以上），并得出結論：國家越不平等，嬰兒死亡率越高，青少年生育率越高，教育表現越差，兇殺案和坐牢人數也越多，甚至國民在平均壽命、心理疾病和肥胖上的表現也越差。
3 在很多情況下，越平等增長越快 除了有很多證據證明收入差距越懸殊，對經濟和社會的危害就越大之外，我們也有一些實例說明，越平等的社會增長越快。
4 這幾個實例分别是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
這三個經濟體在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創造了經濟奇迹。
拿它們跟幾個類似的經濟體相比，比如拿日本跟美國比，韓國、中國台灣跟非洲或拉美國家比，它們的收入差距較小，但增長更快。
芬蘭是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