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講：人類誤判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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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家在當時叱咤風雲的國民收款機公司。
帕特森把“重複有效的行為”作為行為指南，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帕特森的道德也很高尚。
他脾氣很古怪，但熱衷于做善事（不過他對競争對手冷酷無情，他把所有競争對手都看做是潛在的專利盜竊者）。
帕特森的口頭禅是“壽衣沒有口袋”，他和卡内基一樣，在離開人世之前，把大量的财産都捐作善款了。
帕特森的收款機對文明的貢獻非常巨大，他在改善和推廣收款機方面所做的工作也非常有效，所以他很可能配得起羅馬詩人賀拉斯（Horace）自撰的墓志銘：“我并沒有徹底地死去。
” 由于職員存在這種為了獲取回報而給糟糕的行為尋找正當理由的強烈傾向，所以除了帕特森發明的控制現金的手段之外，企業還需要其他許多對策。
也許最重要的對策是采用合理的會計理論和會計實踐。
西屋電器（Westinghouse）的案例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
西屋電器屬下有一家信貸公司，這家子公司放出了許多和西屋電氣其他業務毫無關聯的貸款。
西屋電器的管理人員也許是因為妒忌通用電氣，所以想要從對外貸款中獲取更多利潤。
西屋電器的會計實踐是這樣的，它主要根據從前為下屬子公司提供貸款的經驗來為這些對外貸款提取未來的貸款壞賬準備金，而它原來貸款給子公司則不太可能出現巨額的貸款損失。
有兩類特殊的貸款理所當然地會給借款人造成大麻煩。
第一類是面向房地産開發商的、貸款額為建設費用的95%的貸款，第二類是面向酒店的建築貸款。
正常來講呢，如果有人願意按照酒店實際建築成本的95%貸款給開發商，那麼貸款利率應該比一般利率高很多，因為貸款損失的風險比一般貸款高出很多。
所以按照合理的會計方法，在發放大量占到實際建築成本95%的貸款給酒店開發商時，西屋電器應該在财務報表中将所有這些貸款記為零利潤，甚至記為損失，直到許多年後把貸款收回來為止。
但是西屋電器并沒有這麼做，而是把大量發放給酒店開發商的貸款等同于以前那些很少産生損失的貸款，把賬做得很漂亮。
這讓負責放貸的管理人員顯得很優秀，因為财務報表顯示出那些對外貸款帶來了極高的收入。
國際和外部的會計師認可了西屋電器這種糟糕的做賬方法，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就像那首老歌所唱的：“誰給我面包吃，我就給誰唱歌。
” 結果西屋電器損失了數十億美元。
這該怪誰呢？怪那個從電冰箱部門調到公司高層并突然決定貸款給酒店開發商的家夥嗎？還是怪那些會計和其他高層管理人員？（他們對一種幾乎肯定會使信貸管理人員産生偏激行為的激勵機制坐視不管。
）我認為最應該受到指責的是那些創造出這種會計系統的會計人員和其他高層管理人員。
這些人的所作所為無異于運鈔公司突然決定不用武裝車輛押運現金，而改讓手無寸鐵的侏儒用敞開的籃子提着現金走過貧民窟。
我希望我能夠告訴你們，這種事情以後再也不會發生，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在西屋電器東窗事發之後，通用電氣旗下的投資銀行基德爾·皮博迪（KidderPeabody）采用了一種愚蠢的電腦程序，緻使債券交易員能夠利用這種程序虛構出巨額利潤。
從此以後，許多公司的會計工作變得更加糟糕了，也許最糟糕的例子就是安然（Enron）。
所以激勵機制引起的偏見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也有很重要的對策），比如說收款機和合理的會計系統。
但是當我在幾年前翻閱心理學教科書的時候，我發現那些教科書雖然有1000頁那麼厚，卻很少談到激勵機制引起的偏見，對帕特森或者合理的會計系統更是隻字不提。
反正不知道怎麼回事，心理學的概論課程完全沒有提到激勵機制引起的偏見及其對策，盡管世界各地許多偉大的文學作品早就出色地描繪了激勵機制引起的偏見，盡管企業界早就有了應付這種偏見的對策。
到最後，我得出的結論是，如果有的事情在生活中極為明顯，但很難通過容易做的、可重複的學術實驗得到證明，那些心理學的尋菇犬就會忽略它。
有時候，其他學科對各種心理傾向表現出的興趣，至少比心理學教科書中體現的要濃厚。
例如，那些站在雇主的立場考慮問題的經濟學家早就為激勵機制引起的偏見所産生的後果取了一個名字：“代理成本”。
從這個名字就能看出來，經濟學家知道，就像稻谷總是被老鼠吃掉一樣，雇主的利益總是因為雇員不正當地把他們自己的利益擺在第一位而受損。
雇主可以采用的對策包括制定嚴格的内部審計制度，對敗露的不軌行為進行嚴厲的公開懲處，使用防止鑽營的規章制度和收款機等機器。
而站在雇員的立場來看，激勵機制引起的偏見自然會促使雇主對他們進行壓迫：血汗工廠、危險的工作場所等等。
若要解決職員遇到的這些糟糕問題，不但工會要給雇主施加壓力，政府也要采取行動，包括制定關于工資和工作時間的法律、工作場所安全規章制度，采取一些便于工人組織工會的措施，還有完善工人的薪酬系統。
考慮到勞資雙方由于激勵機制引起的偏見而相互對峙，我們就不會奇怪中國人為什麼會提出陰陽對立的理論了。
激勵機制引起的偏見無所不在，這造成了一些普遍而巨大的後果。
例如，與有底薪的銷售員相比，單純靠提成過日子的銷售員更難保證不做不道德的事情。
從另一方面來說，無底薪的銷售員的工作績效會更加突出。
因此，企業在制定銷售員的薪酬制度時往往會面臨兩難的選擇。
自由市場資本主義這種經濟體系取得極大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它防止了許多由激勵機制引起的偏見造成的不良影響。
在自由市場經濟活動的巨網中，絕大多數能夠在殘酷競争中幸存下來的資本家均非等閑之輩，他們會防止企業中出現任何浪費的行為，因為這是生死攸關的事情。
畢竟，他們要靠競争性價格和他們的總體成本之間的利差來過日子，如果總體成本超過了銷售額，他們就難逃滅亡的厄運。
如果用那些從政府支取薪水的職員來取代這些資本家，那麼市場經濟的總體效率将會大大降低，因為每個取代資本家的職員在考慮為領取他的薪水應該提供什麼樣的服務，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屈服于其他不希望自己表現得更好的同事的壓力時會受到激勵機制引起的偏見的影響。
激勵機制引起的偏見的另外一個常見後果是，人們傾向于鑽各種制度的空子，他們往往在損人利己方面表現得極有創意。
因此，幾乎所有制度設計都必須具備防止鑽空子的重要屬性。
制度設計還需要遵守如下的原則：盡量避免獎勵容易作假的事情。
然而我們的議員和法官，通常包括許多在優秀大學受過教育的律師，往往會忽略這個原則。
社會因此而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道德風氣敗壞，效率下降，出現的不公平的成本轉嫁和财富轉移。
如果高等學府提高教育質量，傳授更多的心理學知識，而學生也能吸收更多心理學知識，那麼我們的立法機構和法院将會設計出更好的制度。
當然，現在驅使人們行動的主要獎勵是金錢。
隻要一個毫無實質價值的籌碼能夠固定換到一根香蕉，那麼人們就可以對猴子進行訓練，讓它為了籌碼而工作，仿佛籌碼就是香蕉一樣。
同樣道理，人類也會為了錢而工作——而且會為了錢而更加賣命地工作，因為人類的金錢除了可以換到食物之外，還能換到許許多多美好的東西，擁有或花掉金錢通常也會讓人顯得有身份。
此外，富人往往會出于習慣，更加努力地為金錢而工作，盡管他們早就不需要更多的錢。
總的來說，金錢是現代文明的主要驅動力，這在非人類動物的行為中是沒有先例的。
金錢獎勵也跟其他形式的獎勵混合在一起。
例如，有些人花錢買身份，有些人靠身份撈錢，而有些人同時做這兩件事。
雖然在各種獎勵中金錢是最主要的，但它并非是惟一有效的獎勵。
人們也會為了性、友誼、伴侶、更高的地位和其他非金錢因素而改變他們的行為和認知。
“祖母的規矩”也證實了獎勵是非常有用的。
它的效果特别突出，所以我在這裡必須提到它。
你可以用這個規矩來成功地控制自己的行為，哪怕你使用的獎勵品是你已經擁有的！實際上，許多擁有心理學博士學位的顧問經常要求商業組織教會管理人員用“祖母的規矩”來管理他們自己的日常行為，借此改善它們的獎勵系統。
具體來說，祖母的規矩就是要求孩子在吃甜點之前先把他們的胡蘿蔔吃掉。
把它應用到商界，就是要求管理人員每天強迫他們自己先完成他們不喜歡然而必要的任務，再獎勵他們自己去處理那些他們喜歡的任務。
考慮到獎勵的超級威力，這種做法是明智而合理的。
此外，這個規矩也可以被用于生活中非商業的部分。
那些顧問強調在日常生活中采用這種做法并不是無意的。
根據斯金納的教導，他們知道即時的獎勵是最有效的。
當然，懲罰也強烈地影響到行為和認知，盡管它的彈性和效果不像獎勵那麼好。
例如，非法操縱物價的行為以前在美國很常見，因為遇到這種行為，政府往往是罰款了事。
後來有幾個重要的企業高管被革職還被送往聯邦監獄服刑。
此後，操縱價格的行為就大大減少了。
陸軍和海軍部隊在利用懲罰來改變行為方面做得很極端，這可能是因為它們需要士兵的絕對服從。
大約在恺撒的年代，歐洲有個部落，每當集結号角吹響時，最後一個到達的士兵就會被殺死，于是沒有人願意跟這個部落打仗。
喬治·華盛頓則把那些當逃兵的農場少年吊死在40英尺高的地方，以此來警示其他那些可能想要逃跑的士兵。
二、喜歡/熱愛傾向 在遺傳因素的作用之下，剛孵出來的小鵝在破殼而出後将會“熱愛”并跟随第一個對它和善的生物，那幾乎總是它的母親。
但是，如果小鵝孵出來那一刻，出現的并不是母鵝，而是一個人，那麼小鵝将會“熱愛”并跟随這個人，把他當做自己的母親。
類似的是，剛出生的人類也會“天生就喜歡和熱愛”對他好的人。
也許最強烈的天生的愛——随時準備好被誘發——就是人類的母親對其孩子的愛。
從另外一方面來說，老鼠同樣也有“愛護孩子”的行為，但隻要删除某個基因，老鼠的這種行為就會消失。
這意味着母老鼠和小鵝一樣，體-内都有某種誘發基因。
就像小鵝一樣，每個孩子不僅會受天性的驅使去喜歡和愛，而且也會在其親生父母或者養父母的家庭之外的社會群體中去喜歡和愛。
現在這些極端的羅曼蒂克之愛在人類的遠古時代是不可能出現的。
我們早期的人類祖先肯定會更像猿類，以一種非常原始的方式來挑選伴侶。
除了父母、配偶和孩子之外，還有什麼是人類天生就喜歡和熱愛的呢？人類喜歡和熱愛被喜歡和被熱愛。
許多在情場上的勝負皆因他/她能否表現出額外的關懷和愛護，而一般來講，人類終身都會渴望得到許多和他毫無關系的他人的憐惜和欣賞。
喜歡/熱愛傾向造成的一個非常具有現實意義的後果就是，它是一種心理調節工具，促使人們：（1）忽略其熱愛對象的缺點，對其百依百順；（2）偏愛那些能夠讓自己聯想起熱愛對象的人、物品和行動（這一點我們将會在“受簡單聯想影響的傾向”中讨論）；（3）為了愛而扭曲其他事實。
喜歡/熱愛會引發傾慕，反之亦然。
傾慕也會引起并且強化喜歡/熱愛傾向。
這種“反饋模式”一旦形成，通常會造成極端的後果，有時候會促使人們為了幫助自己心愛的人而不惜故意自我毀滅。
喜歡/熱愛和傾慕交織在一起并相互作用往往在許多和男女情感無關的領域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
例如，一個天生熱愛值得敬仰的人和思想的人在生活中擁有巨大的優勢。
巴菲特和我自己在這方面就很幸運，有時候讓我們受益的是相同的人或者思想。
有一個人對我們兩人都起到激勵作用，他就是沃倫的叔叔，弗雷德·巴菲特（FredBuffett）。
他在雜貨店有幹不完的活，但幹活的時候總是很快樂，沃倫和我對他特别佩服。
即使到今天，在我認識了這麼多人之後，我仍然認為弗雷德·巴菲特是最好的人，他讓我變得更好。
那些有可能引起極度的熱愛和傾慕的人往往能夠發揮榜樣的作用，造成非常好的效果，這對社會政策有極大的借鑒意義。
例如，吸引許多令人敬愛、值得傾慕的人進入教育行業就是很明智的做法。
三、讨厭/憎恨傾向 在一種與“喜歡/熱愛傾向”相反的模式中，剛出生的人類也會“天生就讨厭和憎恨”對他很壞的人。
猿類和猴類的情況也是如此。
因此，戰争在人類漫長的曆史中幾乎是持續不斷的。
例如，大多數美洲印第安人部落曾無休止地相互征伐，有些部落偶爾會把俘虜帶到家裡的婦女面前，讓她們也享受把俘虜折磨緻死的樂趣。
盡管有了廣為流布的宗教和發達先進的文明制度，現代社會的戰争依然非常野蠻。
但我們也觀察到，在當今的瑞士和美國，人類巧妙的政治制度将個體和群體的讨厭與仇恨“引導”到包括選舉在内的非緻命模式當中。
但讨厭和仇恨并沒有徹底消失。
這些心理傾向是天生的，它們依然很強烈。
所以英國有這樣的格言：“政治是正确地處理仇恨的藝術。
”我們還看到美國非常流行那些對政敵進行诋毀的廣告。
就家庭的層面而言，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況：有的人憎恨自己的兄弟姐妹，隻要負擔得起相關費用，他就會不停地起訴他們。
有個很風趣的人叫做巴菲特，他反複地向我解釋，“窮人和富人的主要區别是，富人能夠一輩子起訴他們的親戚。
”我父親在奧馬哈當律師的時候也處理了許多這種家庭内部的仇恨。
我在哈佛大學法學院念書時，那裡的教授教我“物權法”，然而絲毫沒有提及家庭内部的兄弟争端。
那時我就稱這所法學院是一個非常脫離現實的地方，它像古代拉牛奶車的馬那樣蒙上了“眼罩”。
我估計現在哈佛大學法學院在上物權法課程的時候依然沒有提到兄弟之争。
讨厭/憎恨傾向也是一種心理調節工具，它能促使深陷其中的人們：（1）忽略其讨厭對象的優點；（2）讨厭那些能夠讓自己聯想起讨厭對象的人、物品和行動；（3）為了仇恨而扭曲其他事實。
這種扭曲往往很極端，導緻人們的認知出現了極大的偏差。
當世貿中心被摧毀的時候，許多巴基斯坦人立刻認為是印度人幹的，而許多穆斯林則認為是猶太人幹的。
這種緻命的扭曲通常使得相互仇視的雙方很難或者不可能握手言和。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很難和解，因為一方曆史中記載的事實與另外一方曆史中記載的事實大相徑庭，很少有相同之處。
四、避免懷疑傾向 人類的大腦天生就有一種盡快作出決定，以此消除懷疑的傾向。
這很容易理解，進化在漫長的歲月中促使動物傾向于盡快清除懷疑。
畢竟，對于一隻受到進攻者威脅的獵物來說，花很長時間去決定該怎麼做肯定是一件不妙的事情。
人類的遠祖也是動物，這種避免懷疑傾向與其遠祖的曆史是很相符的。
人類通過盡快作出決定來消除懷疑的傾向十分明顯，所以法官和陪審團必須采用抵制這種傾向的行為。
他們不能立刻作出判決，而是必須經過慎重的考慮。
人們在做決定之前，必須讓自己習慣于戴上一個客觀的“面具”。
這個“面具”能夠讓人們客觀地看待問題，這一點我們将會在下面讨論“避免不一緻性傾向”時看出來。
當然，明白人類具有強烈的避免懷疑傾向之後，邏輯上我們可以理解，至少在某些方面，人們對宗教信仰的接受必然受到這種傾向的驅使。
即使有人認為他自己的信仰來自神的啟示，他仍然需要思考其他人與此不一樣的信仰。
幾乎可以肯定地說，避免懷疑傾向是最重要的答案之一。
是什麼引發了避免懷疑傾向呢？如果一個人沒有受到威脅，又無需考慮任何問題，他是不會急于通過作出決定來消除懷疑的。
正如我們在後面談到“社會認可傾向”和“壓力影響傾向”時将會看到的，引發避免懷疑傾向的因素通常是：（1）困惑；（2）壓力。
在面對宗教問題的時候，這兩種因素當然都存在。
因而，大多數人的自然狀态就是需要有某種宗教信仰。
這是我們觀察到的事實。
五、避免不一緻性傾向 為了節省運算空間，人類的大腦會不願意作出改變。
這是一種避免不一緻性的形式。
在所有的人類習慣中，無論是好習慣還是壞習慣，我們都能看到這種情況。
沒幾個人能夠列出許多他們已經改掉的壞習慣，而有些人哪怕連一個都列舉不出來。
與此相反，幾乎每個人都有大量持續很久的壞習慣，盡管他們自己也知道這些習慣不好。
考慮到這種情況，在許多時候我們說三歲看老不是沒有道理的。
在狄更斯的《聖誕歡歌》中，可憐的雅各布·馬裡的鬼魂說：“我戴着我在生活中鍛造的鎖鍊。
”他說的鎖鍊就是那些起初輕微得難以察覺，在察覺之後又牢固得無法打破的習慣。
在生活中維持許多好習慣，避免或者戒除許多壞習慣，這樣的生活才是明智的。
能夠幫助人們過上明智生活的偉大原則同樣來自富蘭克林的《窮理查年鑒》：“一盎司的預防比一磅的治療更值錢。
”富蘭克林這句話的部分含義是，由于避免不一緻性傾向的存在，防止一種習慣的養成要比改變它容易得多。
大腦的抗改變傾向還使得人們傾向于保留如下幾種東西的原樣：以前的結論、忠誠度、身份、社會認可的角色等等。
人類大腦在進化的過程中為什麼會産生出這種伴随着快速消除懷疑傾向的抗改變模式，現在還不是很清楚。
我猜想這種抗改變模式主要是由如下幾種因素的共同作用引起的： （1）當人類的遠祖還是動物的時候，迅速作出決定對生存來說是至關重要的，而這種抗改變的模式有助于更快地作出決定。
（2）它使得我們的遠祖能夠通過群體協作而獲得生存優勢，因為如果每個人的反應總是不停地改變，那麼群體協作就會變得很困難。
（3）從人類剛開始識字到今天擁有複雜的現代生活，中間的時間并不是很長，它是進化在這麼短的時間内所能得到的最好的辦法。
我們很容易可以看出來，如果任由避免懷疑傾向引發的快速決定和拒絕改變這種決定的傾向相結合，将會使現代人的認知出現大量的錯誤。
而且實際情況也确實如此。
我們所有人都曾和許多冥頑不靈的人打過交道，那些人死抱着他們在小時候形成的錯誤觀念，直到進了墳墓還不肯放手。
由于避免不一緻性傾向引起的糟糕決定所造成的問題特别嚴重，所以我們的法院采用了一些重要措施來對付它。
例如，在作出決定之前，法官和陪審團必須先聆聽辯方的長篇大論，讓辯方列舉證據為自身辯護。
這有助于防止法官和陪審團在判決的時候犯“第一結論偏見”的錯誤。
同樣地，其他現代決策者通常要求各種團體在作出決定之前考慮反方的意見。
正确的教育應該是一個提高認知能力的漫長過程，以便我們變得足夠有足夠的智慧，能夠摧毀那些因拒絕改變傾向而被保留的錯誤想法。
正如在世界頂尖大學任教的凱恩斯爵士（JohnKeynes）談及他那些高級知識分子同事時指出的，新思想之所以很難被接受，并不是因為它們本身太過複雜。
新思想不被接受，是因為它們與原有的舊思想不一緻。
凱恩斯教授的言下之意，就是人類頭腦和人類卵子的運作方式非常相似。
當一個精子進入卵子，卵子就會自動啟動一種封閉機制，阻止其他精子的進入。
人類頭腦強烈地趨向于與此相同的結果。
所以人們傾向于積累大量僵化的結論和态度，而且并不經常去檢查，更不會去改變，即便有大量的證據表明它們是錯誤的。
社會科學院系就會發生這樣的情況，比如說，曾經有人認為弗洛伊德應該是加州理工學院心理學教授的惟一人選。
但自然科學院系也有人堅持錯誤的舊觀點，不過這種情況比較少見，也沒那麼嚴重。
在這方面，諾貝爾獎得主、普朗克常數的發現者馬克斯·普朗克最有發言權。
普朗克不但以科學研究聞名，而且他還說過一句著名的話，他說，甚至在物理學領域，激進的新思想也很少被舊衛士所接受。
與此相反，普朗克說，惟有新的一代成長起來，較少受到舊理論毒害的他們才能接受新理論。
實際上，這種“腦梗阻”的情況也曾經在某種程度上發生于愛因斯坦身上。
處在巅峰期的愛因斯坦非常善于摧毀他自己的思想，但是愛因斯坦晚年卻從沒有完全接受量子力學。
查爾斯·達爾文是最成功地化解第一結論偏見的人之一。
他很早就訓練自己努力考慮任何有可能證僞他的假說的證據，尤其是在他認為他的假說特别出色時更是如此。
與達爾文相反的做法現在被稱為“确認偏見”，這是一個貶義詞。
達爾文采用這樣的做法，是因為他清楚地認識到人類會由于天生的避免不一緻性傾向而犯認知錯誤。
他本身是一個偉大的例子，證明了心理學洞見一旦被正确地使用，就能夠對人類曆史上最優秀的思想有所貢獻。
避免不一緻性傾向給文明社會帶來了許多良好的影響。
例如，大多數人在生活中不會表現出與他們的公共責任、新的或舊的公共認同等不一緻的行動，而是會忠于職守，扮演好牧師、醫生、公民、士兵、配偶、教師、職員等角色。
避免不一緻性傾向造成的結果之一是，人們在獲取新身份的過程中作出的重大犧牲将會提高他們對這種新身份的忠誠度。
畢竟，如果他們認為某樣東西并不好，卻又為之作出重大犧牲，那他們的行為将會顯得和他們的思想很不一緻。
所以文明社會發明了許多莊嚴肅穆的入會儀式，這些儀式通常是公開舉行的，能夠讓新成員更加忠心。
莊嚴的儀式能夠強化好的關系，也能夠強化壞的關系。
黑手黨新成員因為“投名狀”而對組織更加忠誠，德國軍官因為“血誓”而對希特勒更加忠心，這些都是避免不一緻性傾向引發的後果。
此外，這種傾向通常會使人們成為被某些有心機的人所操控的“受害者”，那些人能夠通過激發别人潛意識中的避免不一緻性傾向而博取對方的好感。
很少有人比本傑明·富蘭克林更精于此道。
本傑明·富蘭克林原本是費城一個默默無聞的小人物，當時他想得到某個重要人物的垂青，于是經常設法請那個人幫他一些無關緊要的小忙，比如說借一本書給他之類的。
從那以後，那個大人物就更加欣賞和信任富蘭克林了，因為一個不值得欣賞、不值得信任的富蘭克林與他借書給富蘭克林的行為中暗示的贊許并不一緻。
富蘭克林這種操縱别人幫自己忙、從而令别人對自己産生好感的做法如果反過來使用，也會産生非常變态的效果。
如果有個人受到操控，故意不停地去傷害另外一個人，那麼他就會傾向于貶低甚至憎恨那個人。
這種避免不一緻性傾向造成的效應解釋了那句諺語所含的道理：“人永遠不會忘記自己做過的壞事。
”這種效應也解釋了監獄中的看守和囚犯勢不兩立的現象。
許多看守會虐待囚犯，這種做法使他們更加讨厭和憎恨囚犯，而那些被當做畜牲一樣的囚犯又會反過來仇視看守。
若要消除監獄中囚犯和看守之間相互敵視的心理，獄方應該持續不斷地緻力于：（1）從一開始就防止虐待囚犯；（2）虐囚現象出現時要立刻予以制止，因為它會像瘟疫那樣蔓延擴散。
如果在更有遠見的教育的幫助下，我們對這個問題能夠獲得更多的心理學認知，那麼我們也許能夠提高美國軍隊的整體效率。
避免不一緻性傾向是如此強大，乃至一個人隻要假裝擁有某種身份、習慣或者結論，他自己通常就會信以為真。
因而，許多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員會在某種程度上相信自己就是那位丹麥王子。
許多裝好人的僞善者的道德水平确實得到了提高；許多假裝公正無私的法官和陪審團确實會做到公正無私；許多辯護律師或者其他觀點的鼓吹者最後會相信他們從前隻是假裝相信的東西。
避免不一緻性傾向造成了“維持現狀傾向”，給合理的教育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但它也帶來了許多好處。
避免不一緻性傾向導緻教師不太可能把自己不相信的知識教給學生。
所以臨床醫學教育要求學生必須遵守“先看，後做，再教”的原則，隻有自己看過和做過的，才能教給别人。
當然，教育過程有能力影響教師認知，這未必總是對社會有益。
當這種能力流入政見傳播和邪教教義傳播時，通常會給社會造成糟糕的影響。
例如，當年輕的學生被灌輸了值得懷疑的政治理念，然後熱誠地将這些理念推銷給我們其他人時，現代教育就會給社會造成很大的破壞。
這種推銷很少能使其他人信服。
但是學生會把他們所推銷的東西變成他們自己的思維習慣，從而受到了永久的傷害。
我認為那些有這種風氣的教育機構是很不負責任的。
在一個人心智尚未完全成熟之前，不能給他的頭腦套上一些鎖鍊，這是很重要的。
六、好奇心傾向 哺乳動物天生就具有好奇心，但在所有非人類的哺乳動物裡面，好奇心最強烈的是猿類和猴類。
而人類的好奇心又比他的這些近親強烈得多。
在發達的人類文明中，文化極大地提高了好奇心在促進知識發展方面的效率。
例如，雅典（及其殖民地亞曆山德裡亞）人的純粹好奇心推動了數學和科學的發展，而羅馬人則對數學或科學幾乎沒有貢獻。
羅馬人更專注于礦藏、道路和水利等“實用”工程。
最好的現代教育機構（這樣的機構在許多地方都為數甚少）能夠增強人們的好奇心，而好奇心則能幫助人們防止或者減少其他心理傾向造成的糟糕後果。
好奇心還能讓人們在正式教育結束很久之後依然擁有許多樂趣和智慧。
七康德式公平傾向 康德以其“絕對命令”（categoricalimperative，又譯為定言令式）而聞名。
所謂絕對命令是某種“黃金法則”，它要求人們遵守某些行為方式，如果所有人都遵守這些方式，那麼就能夠保證社會制度對每個人來說都是最好的。
應該說，在現代社會，每個有文化的人都表現出并期待從别人那裡得到康德所定義的這種公平。
美國一些規模不大的小區裡面通常會有隻能供一輛車通過的橋梁或者地道，在這些小區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相互禮讓的情況，盡管那裡并沒有交通标志或者信号燈。
許多在高速公路上開車的司機，包括我自己在内，通常會讓其他想要超車的司機開到自己前面，因為那是一種當他們想超車時也希望得到的禮貌行為。
此外，在現代的文明社會中，陌生人之間有文明排隊的習慣，這樣所有人都能按照“先來後到”的規矩得到服務。
此外，陌生人往往會自願平分飛來橫财，或者平攤意外損失。
作為這種“公平分配”行為的自然後果，當人們期待然而沒有得到公平分配時，往往會表現出不滿的情緒。
過去300年來，奴隸制度在世界各地基本上被廢除了，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因為在此之前，奴隸制度已經和各大宗教共存了幾千年。
我認為康德式公平傾向是促成這種結果的主要因素。
八、豔羨/妒忌傾向 如果某個物種在進化過程中經常挨餓，那麼這個物種的成員在看到食物時，就會産生占有那食物的強烈沖動。
如果被看到的食物實際上已經被同物種的另外一個成員占有，那麼這兩個成員之間往往會出現沖突的局面。
這可能就是深深紮根在人類本性中的豔羨/妒忌傾向的進化起源。
兄弟姐妹之間的妒忌明顯是非常強大的，并且兒童往往比成年更容易妒忌自己的兄弟姐妹。
這種妒忌通常比因陌生人而發的妒忌更加強烈。
這種結果也許是康德式公平傾向造成的。
各種神話、宗教和文學作品用一個又一個的事例來描寫極端的豔羨/妒忌是如何引起仇恨和傷
帕特森把“重複有效的行為”作為行為指南，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帕特森的道德也很高尚。
他脾氣很古怪，但熱衷于做善事（不過他對競争對手冷酷無情，他把所有競争對手都看做是潛在的專利盜竊者）。
帕特森的口頭禅是“壽衣沒有口袋”，他和卡内基一樣，在離開人世之前，把大量的财産都捐作善款了。
帕特森的收款機對文明的貢獻非常巨大，他在改善和推廣收款機方面所做的工作也非常有效，所以他很可能配得起羅馬詩人賀拉斯（Horace）自撰的墓志銘：“我并沒有徹底地死去。
” 由于職員存在這種為了獲取回報而給糟糕的行為尋找正當理由的強烈傾向，所以除了帕特森發明的控制現金的手段之外，企業還需要其他許多對策。
也許最重要的對策是采用合理的會計理論和會計實踐。
西屋電器（Westinghouse）的案例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
西屋電器屬下有一家信貸公司，這家子公司放出了許多和西屋電氣其他業務毫無關聯的貸款。
西屋電器的管理人員也許是因為妒忌通用電氣，所以想要從對外貸款中獲取更多利潤。
西屋電器的會計實踐是這樣的，它主要根據從前為下屬子公司提供貸款的經驗來為這些對外貸款提取未來的貸款壞賬準備金，而它原來貸款給子公司則不太可能出現巨額的貸款損失。
有兩類特殊的貸款理所當然地會給借款人造成大麻煩。
第一類是面向房地産開發商的、貸款額為建設費用的95%的貸款，第二類是面向酒店的建築貸款。
正常來講呢，如果有人願意按照酒店實際建築成本的95%貸款給開發商，那麼貸款利率應該比一般利率高很多，因為貸款損失的風險比一般貸款高出很多。
所以按照合理的會計方法，在發放大量占到實際建築成本95%的貸款給酒店開發商時，西屋電器應該在财務報表中将所有這些貸款記為零利潤，甚至記為損失，直到許多年後把貸款收回來為止。
但是西屋電器并沒有這麼做，而是把大量發放給酒店開發商的貸款等同于以前那些很少産生損失的貸款，把賬做得很漂亮。
這讓負責放貸的管理人員顯得很優秀，因為财務報表顯示出那些對外貸款帶來了極高的收入。
國際和外部的會計師認可了西屋電器這種糟糕的做賬方法，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就像那首老歌所唱的：“誰給我面包吃，我就給誰唱歌。
” 結果西屋電器損失了數十億美元。
這該怪誰呢？怪那個從電冰箱部門調到公司高層并突然決定貸款給酒店開發商的家夥嗎？還是怪那些會計和其他高層管理人員？（他們對一種幾乎肯定會使信貸管理人員産生偏激行為的激勵機制坐視不管。
）我認為最應該受到指責的是那些創造出這種會計系統的會計人員和其他高層管理人員。
這些人的所作所為無異于運鈔公司突然決定不用武裝車輛押運現金，而改讓手無寸鐵的侏儒用敞開的籃子提着現金走過貧民窟。
我希望我能夠告訴你們，這種事情以後再也不會發生，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在西屋電器東窗事發之後，通用電氣旗下的投資銀行基德爾·皮博迪（KidderPeabody）采用了一種愚蠢的電腦程序，緻使債券交易員能夠利用這種程序虛構出巨額利潤。
從此以後，許多公司的會計工作變得更加糟糕了，也許最糟糕的例子就是安然（Enron）。
所以激勵機制引起的偏見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也有很重要的對策），比如說收款機和合理的會計系統。
但是當我在幾年前翻閱心理學教科書的時候，我發現那些教科書雖然有1000頁那麼厚，卻很少談到激勵機制引起的偏見，對帕特森或者合理的會計系統更是隻字不提。
反正不知道怎麼回事，心理學的概論課程完全沒有提到激勵機制引起的偏見及其對策，盡管世界各地許多偉大的文學作品早就出色地描繪了激勵機制引起的偏見，盡管企業界早就有了應付這種偏見的對策。
到最後，我得出的結論是，如果有的事情在生活中極為明顯，但很難通過容易做的、可重複的學術實驗得到證明，那些心理學的尋菇犬就會忽略它。
有時候，其他學科對各種心理傾向表現出的興趣，至少比心理學教科書中體現的要濃厚。
例如，那些站在雇主的立場考慮問題的經濟學家早就為激勵機制引起的偏見所産生的後果取了一個名字：“代理成本”。
從這個名字就能看出來，經濟學家知道，就像稻谷總是被老鼠吃掉一樣，雇主的利益總是因為雇員不正當地把他們自己的利益擺在第一位而受損。
雇主可以采用的對策包括制定嚴格的内部審計制度，對敗露的不軌行為進行嚴厲的公開懲處，使用防止鑽營的規章制度和收款機等機器。
而站在雇員的立場來看，激勵機制引起的偏見自然會促使雇主對他們進行壓迫：血汗工廠、危險的工作場所等等。
若要解決職員遇到的這些糟糕問題，不但工會要給雇主施加壓力，政府也要采取行動，包括制定關于工資和工作時間的法律、工作場所安全規章制度，采取一些便于工人組織工會的措施，還有完善工人的薪酬系統。
考慮到勞資雙方由于激勵機制引起的偏見而相互對峙，我們就不會奇怪中國人為什麼會提出陰陽對立的理論了。
激勵機制引起的偏見無所不在，這造成了一些普遍而巨大的後果。
例如，與有底薪的銷售員相比，單純靠提成過日子的銷售員更難保證不做不道德的事情。
從另一方面來說，無底薪的銷售員的工作績效會更加突出。
因此，企業在制定銷售員的薪酬制度時往往會面臨兩難的選擇。
自由市場資本主義這種經濟體系取得極大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它防止了許多由激勵機制引起的偏見造成的不良影響。
在自由市場經濟活動的巨網中，絕大多數能夠在殘酷競争中幸存下來的資本家均非等閑之輩，他們會防止企業中出現任何浪費的行為，因為這是生死攸關的事情。
畢竟，他們要靠競争性價格和他們的總體成本之間的利差來過日子，如果總體成本超過了銷售額，他們就難逃滅亡的厄運。
如果用那些從政府支取薪水的職員來取代這些資本家，那麼市場經濟的總體效率将會大大降低，因為每個取代資本家的職員在考慮為領取他的薪水應該提供什麼樣的服務，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屈服于其他不希望自己表現得更好的同事的壓力時會受到激勵機制引起的偏見的影響。
激勵機制引起的偏見的另外一個常見後果是，人們傾向于鑽各種制度的空子，他們往往在損人利己方面表現得極有創意。
因此，幾乎所有制度設計都必須具備防止鑽空子的重要屬性。
制度設計還需要遵守如下的原則：盡量避免獎勵容易作假的事情。
然而我們的議員和法官，通常包括許多在優秀大學受過教育的律師，往往會忽略這個原則。
社會因此而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道德風氣敗壞，效率下降，出現的不公平的成本轉嫁和财富轉移。
如果高等學府提高教育質量，傳授更多的心理學知識，而學生也能吸收更多心理學知識，那麼我們的立法機構和法院将會設計出更好的制度。
當然，現在驅使人們行動的主要獎勵是金錢。
隻要一個毫無實質價值的籌碼能夠固定換到一根香蕉，那麼人們就可以對猴子進行訓練，讓它為了籌碼而工作，仿佛籌碼就是香蕉一樣。
同樣道理，人類也會為了錢而工作——而且會為了錢而更加賣命地工作，因為人類的金錢除了可以換到食物之外，還能換到許許多多美好的東西，擁有或花掉金錢通常也會讓人顯得有身份。
此外，富人往往會出于習慣，更加努力地為金錢而工作，盡管他們早就不需要更多的錢。
總的來說，金錢是現代文明的主要驅動力，這在非人類動物的行為中是沒有先例的。
金錢獎勵也跟其他形式的獎勵混合在一起。
例如，有些人花錢買身份，有些人靠身份撈錢，而有些人同時做這兩件事。
雖然在各種獎勵中金錢是最主要的，但它并非是惟一有效的獎勵。
人們也會為了性、友誼、伴侶、更高的地位和其他非金錢因素而改變他們的行為和認知。
“祖母的規矩”也證實了獎勵是非常有用的。
它的效果特别突出，所以我在這裡必須提到它。
你可以用這個規矩來成功地控制自己的行為，哪怕你使用的獎勵品是你已經擁有的！實際上，許多擁有心理學博士學位的顧問經常要求商業組織教會管理人員用“祖母的規矩”來管理他們自己的日常行為，借此改善它們的獎勵系統。
具體來說，祖母的規矩就是要求孩子在吃甜點之前先把他們的胡蘿蔔吃掉。
把它應用到商界，就是要求管理人員每天強迫他們自己先完成他們不喜歡然而必要的任務，再獎勵他們自己去處理那些他們喜歡的任務。
考慮到獎勵的超級威力，這種做法是明智而合理的。
此外，這個規矩也可以被用于生活中非商業的部分。
那些顧問強調在日常生活中采用這種做法并不是無意的。
根據斯金納的教導，他們知道即時的獎勵是最有效的。
當然，懲罰也強烈地影響到行為和認知，盡管它的彈性和效果不像獎勵那麼好。
例如，非法操縱物價的行為以前在美國很常見，因為遇到這種行為，政府往往是罰款了事。
後來有幾個重要的企業高管被革職還被送往聯邦監獄服刑。
此後，操縱價格的行為就大大減少了。
陸軍和海軍部隊在利用懲罰來改變行為方面做得很極端，這可能是因為它們需要士兵的絕對服從。
大約在恺撒的年代，歐洲有個部落，每當集結号角吹響時，最後一個到達的士兵就會被殺死，于是沒有人願意跟這個部落打仗。
喬治·華盛頓則把那些當逃兵的農場少年吊死在40英尺高的地方，以此來警示其他那些可能想要逃跑的士兵。
二、喜歡/熱愛傾向 在遺傳因素的作用之下，剛孵出來的小鵝在破殼而出後将會“熱愛”并跟随第一個對它和善的生物，那幾乎總是它的母親。
但是，如果小鵝孵出來那一刻，出現的并不是母鵝，而是一個人，那麼小鵝将會“熱愛”并跟随這個人，把他當做自己的母親。
類似的是，剛出生的人類也會“天生就喜歡和熱愛”對他好的人。
也許最強烈的天生的愛——随時準備好被誘發——就是人類的母親對其孩子的愛。
從另外一方面來說，老鼠同樣也有“愛護孩子”的行為，但隻要删除某個基因，老鼠的這種行為就會消失。
這意味着母老鼠和小鵝一樣，體-内都有某種誘發基因。
就像小鵝一樣，每個孩子不僅會受天性的驅使去喜歡和愛，而且也會在其親生父母或者養父母的家庭之外的社會群體中去喜歡和愛。
現在這些極端的羅曼蒂克之愛在人類的遠古時代是不可能出現的。
我們早期的人類祖先肯定會更像猿類，以一種非常原始的方式來挑選伴侶。
除了父母、配偶和孩子之外，還有什麼是人類天生就喜歡和熱愛的呢？人類喜歡和熱愛被喜歡和被熱愛。
許多在情場上的勝負皆因他/她能否表現出額外的關懷和愛護，而一般來講，人類終身都會渴望得到許多和他毫無關系的他人的憐惜和欣賞。
喜歡/熱愛傾向造成的一個非常具有現實意義的後果就是，它是一種心理調節工具，促使人們：（1）忽略其熱愛對象的缺點，對其百依百順；（2）偏愛那些能夠讓自己聯想起熱愛對象的人、物品和行動（這一點我們将會在“受簡單聯想影響的傾向”中讨論）；（3）為了愛而扭曲其他事實。
喜歡/熱愛會引發傾慕，反之亦然。
傾慕也會引起并且強化喜歡/熱愛傾向。
這種“反饋模式”一旦形成，通常會造成極端的後果，有時候會促使人們為了幫助自己心愛的人而不惜故意自我毀滅。
喜歡/熱愛和傾慕交織在一起并相互作用往往在許多和男女情感無關的領域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
例如，一個天生熱愛值得敬仰的人和思想的人在生活中擁有巨大的優勢。
巴菲特和我自己在這方面就很幸運，有時候讓我們受益的是相同的人或者思想。
有一個人對我們兩人都起到激勵作用，他就是沃倫的叔叔，弗雷德·巴菲特（FredBuffett）。
他在雜貨店有幹不完的活，但幹活的時候總是很快樂，沃倫和我對他特别佩服。
即使到今天，在我認識了這麼多人之後，我仍然認為弗雷德·巴菲特是最好的人，他讓我變得更好。
那些有可能引起極度的熱愛和傾慕的人往往能夠發揮榜樣的作用，造成非常好的效果，這對社會政策有極大的借鑒意義。
例如，吸引許多令人敬愛、值得傾慕的人進入教育行業就是很明智的做法。
三、讨厭/憎恨傾向 在一種與“喜歡/熱愛傾向”相反的模式中，剛出生的人類也會“天生就讨厭和憎恨”對他很壞的人。
猿類和猴類的情況也是如此。
因此，戰争在人類漫長的曆史中幾乎是持續不斷的。
例如，大多數美洲印第安人部落曾無休止地相互征伐，有些部落偶爾會把俘虜帶到家裡的婦女面前，讓她們也享受把俘虜折磨緻死的樂趣。
盡管有了廣為流布的宗教和發達先進的文明制度，現代社會的戰争依然非常野蠻。
但我們也觀察到，在當今的瑞士和美國，人類巧妙的政治制度将個體和群體的讨厭與仇恨“引導”到包括選舉在内的非緻命模式當中。
但讨厭和仇恨并沒有徹底消失。
這些心理傾向是天生的，它們依然很強烈。
所以英國有這樣的格言：“政治是正确地處理仇恨的藝術。
”我們還看到美國非常流行那些對政敵進行诋毀的廣告。
就家庭的層面而言，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況：有的人憎恨自己的兄弟姐妹，隻要負擔得起相關費用，他就會不停地起訴他們。
有個很風趣的人叫做巴菲特，他反複地向我解釋，“窮人和富人的主要區别是，富人能夠一輩子起訴他們的親戚。
”我父親在奧馬哈當律師的時候也處理了許多這種家庭内部的仇恨。
我在哈佛大學法學院念書時，那裡的教授教我“物權法”，然而絲毫沒有提及家庭内部的兄弟争端。
那時我就稱這所法學院是一個非常脫離現實的地方，它像古代拉牛奶車的馬那樣蒙上了“眼罩”。
我估計現在哈佛大學法學院在上物權法課程的時候依然沒有提到兄弟之争。
讨厭/憎恨傾向也是一種心理調節工具，它能促使深陷其中的人們：（1）忽略其讨厭對象的優點；（2）讨厭那些能夠讓自己聯想起讨厭對象的人、物品和行動；（3）為了仇恨而扭曲其他事實。
這種扭曲往往很極端，導緻人們的認知出現了極大的偏差。
當世貿中心被摧毀的時候，許多巴基斯坦人立刻認為是印度人幹的，而許多穆斯林則認為是猶太人幹的。
這種緻命的扭曲通常使得相互仇視的雙方很難或者不可能握手言和。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很難和解，因為一方曆史中記載的事實與另外一方曆史中記載的事實大相徑庭，很少有相同之處。
四、避免懷疑傾向 人類的大腦天生就有一種盡快作出決定，以此消除懷疑的傾向。
這很容易理解，進化在漫長的歲月中促使動物傾向于盡快清除懷疑。
畢竟，對于一隻受到進攻者威脅的獵物來說，花很長時間去決定該怎麼做肯定是一件不妙的事情。
人類的遠祖也是動物，這種避免懷疑傾向與其遠祖的曆史是很相符的。
人類通過盡快作出決定來消除懷疑的傾向十分明顯，所以法官和陪審團必須采用抵制這種傾向的行為。
他們不能立刻作出判決，而是必須經過慎重的考慮。
人們在做決定之前，必須讓自己習慣于戴上一個客觀的“面具”。
這個“面具”能夠讓人們客觀地看待問題，這一點我們将會在下面讨論“避免不一緻性傾向”時看出來。
當然，明白人類具有強烈的避免懷疑傾向之後，邏輯上我們可以理解，至少在某些方面，人們對宗教信仰的接受必然受到這種傾向的驅使。
即使有人認為他自己的信仰來自神的啟示，他仍然需要思考其他人與此不一樣的信仰。
幾乎可以肯定地說，避免懷疑傾向是最重要的答案之一。
是什麼引發了避免懷疑傾向呢？如果一個人沒有受到威脅，又無需考慮任何問題，他是不會急于通過作出決定來消除懷疑的。
正如我們在後面談到“社會認可傾向”和“壓力影響傾向”時将會看到的，引發避免懷疑傾向的因素通常是：（1）困惑；（2）壓力。
在面對宗教問題的時候，這兩種因素當然都存在。
因而，大多數人的自然狀态就是需要有某種宗教信仰。
這是我們觀察到的事實。
五、避免不一緻性傾向 為了節省運算空間，人類的大腦會不願意作出改變。
這是一種避免不一緻性的形式。
在所有的人類習慣中，無論是好習慣還是壞習慣，我們都能看到這種情況。
沒幾個人能夠列出許多他們已經改掉的壞習慣，而有些人哪怕連一個都列舉不出來。
與此相反，幾乎每個人都有大量持續很久的壞習慣，盡管他們自己也知道這些習慣不好。
考慮到這種情況，在許多時候我們說三歲看老不是沒有道理的。
在狄更斯的《聖誕歡歌》中，可憐的雅各布·馬裡的鬼魂說：“我戴着我在生活中鍛造的鎖鍊。
”他說的鎖鍊就是那些起初輕微得難以察覺，在察覺之後又牢固得無法打破的習慣。
在生活中維持許多好習慣，避免或者戒除許多壞習慣，這樣的生活才是明智的。
能夠幫助人們過上明智生活的偉大原則同樣來自富蘭克林的《窮理查年鑒》：“一盎司的預防比一磅的治療更值錢。
”富蘭克林這句話的部分含義是，由于避免不一緻性傾向的存在，防止一種習慣的養成要比改變它容易得多。
大腦的抗改變傾向還使得人們傾向于保留如下幾種東西的原樣：以前的結論、忠誠度、身份、社會認可的角色等等。
人類大腦在進化的過程中為什麼會産生出這種伴随着快速消除懷疑傾向的抗改變模式，現在還不是很清楚。
我猜想這種抗改變模式主要是由如下幾種因素的共同作用引起的： （1）當人類的遠祖還是動物的時候，迅速作出決定對生存來說是至關重要的，而這種抗改變的模式有助于更快地作出決定。
（2）它使得我們的遠祖能夠通過群體協作而獲得生存優勢，因為如果每個人的反應總是不停地改變，那麼群體協作就會變得很困難。
（3）從人類剛開始識字到今天擁有複雜的現代生活，中間的時間并不是很長，它是進化在這麼短的時間内所能得到的最好的辦法。
我們很容易可以看出來，如果任由避免懷疑傾向引發的快速決定和拒絕改變這種決定的傾向相結合，将會使現代人的認知出現大量的錯誤。
而且實際情況也确實如此。
我們所有人都曾和許多冥頑不靈的人打過交道，那些人死抱着他們在小時候形成的錯誤觀念，直到進了墳墓還不肯放手。
由于避免不一緻性傾向引起的糟糕決定所造成的問題特别嚴重，所以我們的法院采用了一些重要措施來對付它。
例如，在作出決定之前，法官和陪審團必須先聆聽辯方的長篇大論，讓辯方列舉證據為自身辯護。
這有助于防止法官和陪審團在判決的時候犯“第一結論偏見”的錯誤。
同樣地，其他現代決策者通常要求各種團體在作出決定之前考慮反方的意見。
正确的教育應該是一個提高認知能力的漫長過程，以便我們變得足夠有足夠的智慧，能夠摧毀那些因拒絕改變傾向而被保留的錯誤想法。
正如在世界頂尖大學任教的凱恩斯爵士（JohnKeynes）談及他那些高級知識分子同事時指出的，新思想之所以很難被接受，并不是因為它們本身太過複雜。
新思想不被接受，是因為它們與原有的舊思想不一緻。
凱恩斯教授的言下之意，就是人類頭腦和人類卵子的運作方式非常相似。
當一個精子進入卵子，卵子就會自動啟動一種封閉機制，阻止其他精子的進入。
人類頭腦強烈地趨向于與此相同的結果。
所以人們傾向于積累大量僵化的結論和态度，而且并不經常去檢查，更不會去改變，即便有大量的證據表明它們是錯誤的。
社會科學院系就會發生這樣的情況，比如說，曾經有人認為弗洛伊德應該是加州理工學院心理學教授的惟一人選。
但自然科學院系也有人堅持錯誤的舊觀點，不過這種情況比較少見，也沒那麼嚴重。
在這方面，諾貝爾獎得主、普朗克常數的發現者馬克斯·普朗克最有發言權。
普朗克不但以科學研究聞名，而且他還說過一句著名的話，他說，甚至在物理學領域，激進的新思想也很少被舊衛士所接受。
與此相反，普朗克說，惟有新的一代成長起來，較少受到舊理論毒害的他們才能接受新理論。
實際上，這種“腦梗阻”的情況也曾經在某種程度上發生于愛因斯坦身上。
處在巅峰期的愛因斯坦非常善于摧毀他自己的思想，但是愛因斯坦晚年卻從沒有完全接受量子力學。
查爾斯·達爾文是最成功地化解第一結論偏見的人之一。
他很早就訓練自己努力考慮任何有可能證僞他的假說的證據，尤其是在他認為他的假說特别出色時更是如此。
與達爾文相反的做法現在被稱為“确認偏見”，這是一個貶義詞。
達爾文采用這樣的做法，是因為他清楚地認識到人類會由于天生的避免不一緻性傾向而犯認知錯誤。
他本身是一個偉大的例子，證明了心理學洞見一旦被正确地使用，就能夠對人類曆史上最優秀的思想有所貢獻。
避免不一緻性傾向給文明社會帶來了許多良好的影響。
例如，大多數人在生活中不會表現出與他們的公共責任、新的或舊的公共認同等不一緻的行動，而是會忠于職守，扮演好牧師、醫生、公民、士兵、配偶、教師、職員等角色。
避免不一緻性傾向造成的結果之一是，人們在獲取新身份的過程中作出的重大犧牲将會提高他們對這種新身份的忠誠度。
畢竟，如果他們認為某樣東西并不好，卻又為之作出重大犧牲，那他們的行為将會顯得和他們的思想很不一緻。
所以文明社會發明了許多莊嚴肅穆的入會儀式，這些儀式通常是公開舉行的，能夠讓新成員更加忠心。
莊嚴的儀式能夠強化好的關系，也能夠強化壞的關系。
黑手黨新成員因為“投名狀”而對組織更加忠誠，德國軍官因為“血誓”而對希特勒更加忠心，這些都是避免不一緻性傾向引發的後果。
此外，這種傾向通常會使人們成為被某些有心機的人所操控的“受害者”，那些人能夠通過激發别人潛意識中的避免不一緻性傾向而博取對方的好感。
很少有人比本傑明·富蘭克林更精于此道。
本傑明·富蘭克林原本是費城一個默默無聞的小人物，當時他想得到某個重要人物的垂青，于是經常設法請那個人幫他一些無關緊要的小忙，比如說借一本書給他之類的。
從那以後，那個大人物就更加欣賞和信任富蘭克林了，因為一個不值得欣賞、不值得信任的富蘭克林與他借書給富蘭克林的行為中暗示的贊許并不一緻。
富蘭克林這種操縱别人幫自己忙、從而令别人對自己産生好感的做法如果反過來使用，也會産生非常變态的效果。
如果有個人受到操控，故意不停地去傷害另外一個人，那麼他就會傾向于貶低甚至憎恨那個人。
這種避免不一緻性傾向造成的效應解釋了那句諺語所含的道理：“人永遠不會忘記自己做過的壞事。
”這種效應也解釋了監獄中的看守和囚犯勢不兩立的現象。
許多看守會虐待囚犯，這種做法使他們更加讨厭和憎恨囚犯，而那些被當做畜牲一樣的囚犯又會反過來仇視看守。
若要消除監獄中囚犯和看守之間相互敵視的心理，獄方應該持續不斷地緻力于：（1）從一開始就防止虐待囚犯；（2）虐囚現象出現時要立刻予以制止，因為它會像瘟疫那樣蔓延擴散。
如果在更有遠見的教育的幫助下，我們對這個問題能夠獲得更多的心理學認知，那麼我們也許能夠提高美國軍隊的整體效率。
避免不一緻性傾向是如此強大，乃至一個人隻要假裝擁有某種身份、習慣或者結論，他自己通常就會信以為真。
因而，許多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員會在某種程度上相信自己就是那位丹麥王子。
許多裝好人的僞善者的道德水平确實得到了提高；許多假裝公正無私的法官和陪審團确實會做到公正無私；許多辯護律師或者其他觀點的鼓吹者最後會相信他們從前隻是假裝相信的東西。
避免不一緻性傾向造成了“維持現狀傾向”，給合理的教育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但它也帶來了許多好處。
避免不一緻性傾向導緻教師不太可能把自己不相信的知識教給學生。
所以臨床醫學教育要求學生必須遵守“先看，後做，再教”的原則，隻有自己看過和做過的，才能教給别人。
當然，教育過程有能力影響教師認知，這未必總是對社會有益。
當這種能力流入政見傳播和邪教教義傳播時，通常會給社會造成糟糕的影響。
例如，當年輕的學生被灌輸了值得懷疑的政治理念，然後熱誠地将這些理念推銷給我們其他人時，現代教育就會給社會造成很大的破壞。
這種推銷很少能使其他人信服。
但是學生會把他們所推銷的東西變成他們自己的思維習慣，從而受到了永久的傷害。
我認為那些有這種風氣的教育機構是很不負責任的。
在一個人心智尚未完全成熟之前，不能給他的頭腦套上一些鎖鍊，這是很重要的。
六、好奇心傾向 哺乳動物天生就具有好奇心，但在所有非人類的哺乳動物裡面，好奇心最強烈的是猿類和猴類。
而人類的好奇心又比他的這些近親強烈得多。
在發達的人類文明中，文化極大地提高了好奇心在促進知識發展方面的效率。
例如，雅典（及其殖民地亞曆山德裡亞）人的純粹好奇心推動了數學和科學的發展，而羅馬人則對數學或科學幾乎沒有貢獻。
羅馬人更專注于礦藏、道路和水利等“實用”工程。
最好的現代教育機構（這樣的機構在許多地方都為數甚少）能夠增強人們的好奇心，而好奇心則能幫助人們防止或者減少其他心理傾向造成的糟糕後果。
好奇心還能讓人們在正式教育結束很久之後依然擁有許多樂趣和智慧。
七康德式公平傾向 康德以其“絕對命令”（categoricalimperative，又譯為定言令式）而聞名。
所謂絕對命令是某種“黃金法則”，它要求人們遵守某些行為方式，如果所有人都遵守這些方式，那麼就能夠保證社會制度對每個人來說都是最好的。
應該說，在現代社會，每個有文化的人都表現出并期待從别人那裡得到康德所定義的這種公平。
美國一些規模不大的小區裡面通常會有隻能供一輛車通過的橋梁或者地道，在這些小區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相互禮讓的情況，盡管那裡并沒有交通标志或者信号燈。
許多在高速公路上開車的司機，包括我自己在内，通常會讓其他想要超車的司機開到自己前面，因為那是一種當他們想超車時也希望得到的禮貌行為。
此外，在現代的文明社會中，陌生人之間有文明排隊的習慣，這樣所有人都能按照“先來後到”的規矩得到服務。
此外，陌生人往往會自願平分飛來橫财，或者平攤意外損失。
作為這種“公平分配”行為的自然後果，當人們期待然而沒有得到公平分配時，往往會表現出不滿的情緒。
過去300年來，奴隸制度在世界各地基本上被廢除了，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因為在此之前，奴隸制度已經和各大宗教共存了幾千年。
我認為康德式公平傾向是促成這種結果的主要因素。
八、豔羨/妒忌傾向 如果某個物種在進化過程中經常挨餓，那麼這個物種的成員在看到食物時，就會産生占有那食物的強烈沖動。
如果被看到的食物實際上已經被同物種的另外一個成員占有，那麼這兩個成員之間往往會出現沖突的局面。
這可能就是深深紮根在人類本性中的豔羨/妒忌傾向的進化起源。
兄弟姐妹之間的妒忌明顯是非常強大的，并且兒童往往比成年更容易妒忌自己的兄弟姐妹。
這種妒忌通常比因陌生人而發的妒忌更加強烈。
這種結果也許是康德式公平傾向造成的。
各種神話、宗教和文學作品用一個又一個的事例來描寫極端的豔羨/妒忌是如何引起仇恨和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