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講：在慈善圓桌會議早餐會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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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
我将會像加爾布雷斯那樣，也來生造幾個詞：第一個是“灰金”，代表作用跟“黑金”相同的東西；第二個是“撈灰金”，用來描述創造“灰金”的過程；第三個是“灰金客”，專指那些“撈灰金”的人。
然後我将會指出，一個重要的“灰金”來源就在這個房間裡。
我認為你們這些人恰恰創造了大量的“灰金”，因為在處理你們所持有的大量普通股股份時，你們在投資管理上采用了許多不明智的措施。
如果一個基金，或者其他投資者，每年将3%的資産浪費在多餘的、不帶來任何收益的管理成本上，而其管理的股票投資組合正處于急速上漲的階段，那麼它仍然會覺得變富裕了，盡管浪費的錢不少；而那些得到被浪費的3%的人雖然其實是“灰金客”，卻認為他們的錢是通過正當渠道賺來的。
這種情況起到的作用跟那些尚未敗露的、肆無忌憚的挪用公款差不多。
這個過程能夠自我維持很長的時間。
而且在這個過程中，那些得到3%的人貌似在消費自己賺來的錢，但他們花的錢其實是來自一種隐藏的、由股票價格上漲帶來的“财富效應”。
這個房間裡許多人飽受歲月的摧殘——我指的是我這一代人和下面一代人。
我們傾向于認為勤儉節約、避免浪費是好事情，這種作風給我們帶來了很多好處。
可是長久以來，經濟學家認為非理性的花銷是成功經濟不可或缺的一部份，這讓我們感到既困惑又不安。
我們不妨把非理性的花銷叫做“傻子消費”。
講完“傻子消費”之後，接下來我要向你們這些老派價值觀持有者講的是“撈灰金”——跟挪用公款起到相同作用的行為。
一大早跟你們講這些可能不太好。
但請你們相信，我并不喜歡“撈灰金”這個話題。
我隻是認為現在“撈灰金”的行為很普遍，給經濟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而且我也認為人們應該認清現實，即使并不喜歡它；實際上，當不喜歡它的時候，就更應該認識清楚。
我還認為人們應該高興地接受通過仔細思考而無法破解的悖論。
即使在純數學領域，他們也無法解決所有悖論；我們更應該明白，有許多悖論是我們不管喜歡與否，都必須接受的。
趁這個機會我想提一句，剛才我說投資機構每年将3%的資産浪費在股票投資管理上，但許多機構浪費的遠遠不止這個數字。
在我向那些基金會财務總監發表過講話之後，有個朋友寄給我一份有關共同基金投資者的研究報告摘要。
這項研究的結論是，在一段為期15年的時間裡，一般共同基金的投資者年均回報率是7.2%，而這些股票基金同期的年均回報率是12.8%(可能是扣除成本之後的)。
不管基金扣掉成本之後，每年的收益比股票市場落後多少個百分點，在此之上基金投資者的每年實際收益同基金本身的回報率相差超過5%。
如果這份共同基金研究大體上是正确的，那麼慈善基金像共同基金個人投資者頻繁更換投資經理的做法就很成問題了。
如果這份開放基金研究提到的收益差确實存在，那麼它非常有可能是由下面這種不明智的做法引起的：不斷地解雇業績落後的投資經理，把他們選中的股票徹底清倉，然後再聘請新的投資經理，給他們施加很大的壓力，要他們重新買進一些股份。
這種超快速的賣出買進無助于改善客戶的投資結果。
一直以來，我對這份報告中所提出的問題深感煩惱。
我如實地描述的現象看起來太過可怕，以至于人們往往認為我言過其實。
接下來呢，新出現的情況會比我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可怕描述來得
我将會像加爾布雷斯那樣，也來生造幾個詞：第一個是“灰金”，代表作用跟“黑金”相同的東西；第二個是“撈灰金”，用來描述創造“灰金”的過程；第三個是“灰金客”，專指那些“撈灰金”的人。
然後我将會指出，一個重要的“灰金”來源就在這個房間裡。
我認為你們這些人恰恰創造了大量的“灰金”，因為在處理你們所持有的大量普通股股份時，你們在投資管理上采用了許多不明智的措施。
如果一個基金，或者其他投資者，每年将3%的資産浪費在多餘的、不帶來任何收益的管理成本上，而其管理的股票投資組合正處于急速上漲的階段，那麼它仍然會覺得變富裕了，盡管浪費的錢不少；而那些得到被浪費的3%的人雖然其實是“灰金客”，卻認為他們的錢是通過正當渠道賺來的。
這種情況起到的作用跟那些尚未敗露的、肆無忌憚的挪用公款差不多。
這個過程能夠自我維持很長的時間。
而且在這個過程中，那些得到3%的人貌似在消費自己賺來的錢，但他們花的錢其實是來自一種隐藏的、由股票價格上漲帶來的“财富效應”。
這個房間裡許多人飽受歲月的摧殘——我指的是我這一代人和下面一代人。
我們傾向于認為勤儉節約、避免浪費是好事情，這種作風給我們帶來了很多好處。
可是長久以來，經濟學家認為非理性的花銷是成功經濟不可或缺的一部份，這讓我們感到既困惑又不安。
我們不妨把非理性的花銷叫做“傻子消費”。
講完“傻子消費”之後，接下來我要向你們這些老派價值觀持有者講的是“撈灰金”——跟挪用公款起到相同作用的行為。
一大早跟你們講這些可能不太好。
但請你們相信，我并不喜歡“撈灰金”這個話題。
我隻是認為現在“撈灰金”的行為很普遍，給經濟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而且我也認為人們應該認清現實，即使并不喜歡它；實際上，當不喜歡它的時候，就更應該認識清楚。
我還認為人們應該高興地接受通過仔細思考而無法破解的悖論。
即使在純數學領域，他們也無法解決所有悖論；我們更應該明白，有許多悖論是我們不管喜歡與否，都必須接受的。
趁這個機會我想提一句，剛才我說投資機構每年将3%的資産浪費在股票投資管理上，但許多機構浪費的遠遠不止這個數字。
在我向那些基金會财務總監發表過講話之後，有個朋友寄給我一份有關共同基金投資者的研究報告摘要。
這項研究的結論是，在一段為期15年的時間裡，一般共同基金的投資者年均回報率是7.2%，而這些股票基金同期的年均回報率是12.8%(可能是扣除成本之後的)。
不管基金扣掉成本之後，每年的收益比股票市場落後多少個百分點，在此之上基金投資者的每年實際收益同基金本身的回報率相差超過5%。
如果這份共同基金研究大體上是正确的，那麼慈善基金像共同基金個人投資者頻繁更換投資經理的做法就很成問題了。
如果這份開放基金研究提到的收益差确實存在，那麼它非常有可能是由下面這種不明智的做法引起的：不斷地解雇業績落後的投資經理，把他們選中的股票徹底清倉，然後再聘請新的投資經理，給他們施加很大的壓力，要他們重新買進一些股份。
這種超快速的賣出買進無助于改善客戶的投資結果。
一直以來，我對這份報告中所提出的問題深感煩惱。
我如實地描述的現象看起來太過可怕，以至于人們往往認為我言過其實。
接下來呢，新出現的情況會比我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可怕描述來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