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講：論基本的、普世的智慧（修正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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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明。
當蜜蜂發現蜜源的時候，它會回到蜂窩，跳起一種舞蹈，告訴同類蜜源在哪個方向，有多遠，這是蜜蜂的基因決定的。
四五十年前，有個聰明的科學家把蜜源放得很高，蜜蜂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情況。
所以蜜蜂發現了蜜源，回到蜂窩。
但它的基因裡沒有編排好表達蜜源太高的舞蹈。
它是怎麼做的呢？ 如果它是韋爾奇，它就會坐下來。
但實際上它跳起了一種不知所謂的舞蹈。
許多人就像那隻蜜蜂。
他們試圖以那種方式回答問題，那是一種巨大的錯誤。
沒有人期望你什麼都懂。
有些人總是很自信地回答他們其實并不了解的問題，我不喜歡跟他們在一起。
在我看來，他們就像那隻亂跳舞的蜜蜂，隻會把整個蜂窩搞得亂哄哄的。
問：你曾經在律師事務所-幹-過，請問你當時是如何利用這些模型的？效果怎麼樣？現在的律師事務所好像并不采用這些模型。
它們也采用這些模型。
但跟學術界的情況相同，律師事務所也有一些不正常的激勵機制。
實際上，從某些方面來說，律師事務所的情況更加糟糕。
我來說說律師業的另外一種模型：我很小的時候，我父親是個律師。
他有個好朋友叫格蘭特·麥克費登，奧馬哈的福特汽車經銷商，這人也是父親的客戶。
麥克費登先生是個非常了不起的人——他是個白手起家的愛爾蘭人。
他小時候經常挨父親毒打，于是從農場逃出來，自己開創了一片天地。
他是個聰明人，極其正直，極其有魅力——反正是個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
我父親有另外一個客戶跟他正好相反，那人是個吹牛大王，自視極高，處事不公，誇誇其談，難以相處。
當時我大概隻有14歲，我問：“爸爸，你為什麼替X先生——那個自視極高的吹牛大王——做那麼多工作，而不是花更多精力在格蘭特·麥克費登這樣的好人身上呢？” 我父親說：“格蘭特·麥克費登正确地對待他的員工，正确地對待他的客戶，正确地處理他的問題。
如果他遇到一個神經病，他會趕緊遠離那神經病，盡快給自己找條出路。
因此，我要是隻做格蘭特·麥克費登的生意，就沒錢給你喝可口可樂啦。
但X先生就不同了，他在生活中遇到許多法律糾紛。
” 在生活中，為了養家糊口，你不妨偶爾替那些喪失理智的自大狂服務。
但你應該像格蘭特·麥克費登那樣為人處世。
那是個很好的道理。
這個例子表明從事律師業的問題之一。
在很大程度上，你不得不跟一些非常低劣的人打交道。
當律師能夠賺很多錢，大部分歸功于他們。
就算你的客戶是個品德高尚的人，你要幫他應付的對手也往往是非常低劣的家夥。
這是我不再當律師的一個原因。
另外一個原因是我的私欲，但也是因貪欲帶來的成功，我才能夠更容易去做一個值得尊敬和理性的人。
就像本傑明·富蘭克林說過的：“空袋子很難豎起來。
” 我認為當我問起那兩位客戶時，我父親的回答方式是非常正确的。
他教給我一個道理。
什麼道理呢？在生活中，為了養家糊口，你不妨偶爾替那些喪失理智的自大狂服務。
但你應該像格蘭特·麥克費登那樣為人處世。
那是個很好的道理。
而且他用的教學方式非常巧妙——因為他不是把這個道理直接灌輸給我，而是讓我自己通過思考去體會。
我必須自己動腦筋，才能明白我應該學習格蘭特·麥克費登。
他認為如果這個道理是我自己摸索出來的，我會記得更牢。
确實是這樣的，我到今天還牢牢地記住它——盡管已經過去幾十年了。
這是一種非常巧妙的教育方式。
這種方式也跟基本的心理學有關，跟基本的文學道理也有關系。
優秀的文學作品需要讀者略加思索才能理解，那樣它對讀者的影響會很深，你會更牢固地記住它。
這就是承諾和保持一貫性的傾向。
如果你動腦筋才懂得某個道理，你就會更好地記住它。
優秀的文學作品需要讀者略加思索才能理解。
如果你動腦筋才懂得某個道理，你就會更好地記住它。
如果你是律師或者企業領導，也許會想讓他人明白我父親告訴我的道理，或者其他你想讓他們學到的事情。
你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對他們進行教育。
難道用這種方法來教孩子不是很好嗎？我父親故意使用了間接的方法。
你看它的效果多麼好——就像庫克船長巧妙地運用心理學一樣。
自那以後，我一直都在模仿格蘭特·麥克費登——終生如此。
我可能有些地方做得不夠好，但至少我一直以他為榜樣。
問：你在《傑出投資者文摘》發表的文章結尾提到，隻有少數投資經理能夠創造附加值。
你現在的聽衆将來都會成為律師，你認為我們應該怎樣為司法業創造附加值呢？ 隻要成為能夠正确思考的人，你們就可以創造附加值。
隻要很好地掌握正确的思考方式，能夠見義勇為，當仁不讓，你們就能夠創造很大的附加值。
隻要能夠防止或者阻止某些足以毀掉你們的事務所、客戶或者你所在乎的某些東西的蠢事，你們就能創造很大的附加值。
你們可以使用一些有效的妙招。
例如，我的老同學，斯卡登·阿普斯（SkaddenArps）律師事務所的喬伊·弗洛姆（JoeFlom），是個十分成功的律師，原因就在于他非常善于用一些精妙的比喻來有效地傳達他的觀點。
如果你們想為客戶服務，或者想要說服别人，用點幽默的比喻是非常有幫助的。
這是一種很了不起的本事。
你們可以說喬伊·弗洛姆的本領是天生的，但他經常磨練這種天賦。
你們或多或少都擁有這種天賦，你們也可以磨練它。
有時候你們會遇到一些不能做的事。
例如，假設你有個客戶非常想要逃稅。
他要是不逃稅，就會覺得渾身不舒服。
如果他認為有些漏洞可以鑽但是他沒有鑽，他每天早上會連胡子都刮不幹淨。
有些人就是這樣的。
他們就是不願意安分守規矩。
你們可以用兩種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A）你們可以說，“老子不給他幹啦”，然後撒手不管，或者（B）你們可以說：“哎呀，生活所迫，我必須為他工作呀。
我隻是替他作假，不代表我自己作假。
所以，我還是做吧。
” 如果發現他真的想要做一些非常愚蠢的事情，你們這麼對他說可能是沒用的：“你這麼做不對。
我的道德比你高尚多啦。
” 那會得罪他的。
你們是年輕人，他年紀比較大，因此，他不會被你們說服，而是會作出這樣的反應：“你以為你是誰，憑什麼給整個世界設立道德标準？” 但你們可以這樣對他說：“你做這件事情，不可能不讓你的手下知道。
所以呢，你這麼做很容易遭到敲詐勒索。
你這是在拿你的聲譽冒險，拿你的家人和金錢冒險。
” 這樣做可能會有效。
而且你們對他說的是實話。
如果必須使用這樣的方法才能讓人們做正确的事情，你願意在這種地方工作嗎？我想答案是否定的。
但如果你們隻能在這樣的地方待下去，從他的利益出發去說服他，很可能比從其他方面出發去說服他更有效。
這也是一種有着極深的生物學根源的強大心理學原則。
我親眼看到那種心理學原則是如何使所羅門倒掉的。
所羅門的法律總顧問知道CEO古特福倫德應該盡快将所羅門公司的違法交易統統告訴聯邦政府部門，古特福倫德并沒有參與那些不法交易，不是主犯。
總顧問要求古特福倫德那麼做。
實際上，他對古特福倫德說：“雖然法律可能不要求你這麼做，但那是正确的。
你真的應該說出來。
” 但那沒有用。
這個任務很容易被推掉——因為它令人不愉快。
那正是古特福倫德的選擇——他把它推掉了。
除了CEO，總顧問在所羅門公司并沒有什麼靠山。
如果CEO下台，總顧問也會跟着下台。
因此，他整個職業生涯岌岌可危。
所以為了拯救他的職業生涯，他需要說服這位拖拉的CEO趕快去做正确的事情。
這件任務簡單得小孩子都能完成。
總顧問隻要這樣對他老闆說：“約翰，你再這樣下去，你的生活就毀了。
你會身敗名裂的。
”這麼說就可以了。
沒有CEO願意自毀前途、聲名掃地。
沒有CEO願意自毀前途、聲名掃地。
這位所羅門的前總顧問為人聰明大度——他的想法也是正确的。
然而，他丢了工作，因為他沒有應用一點基本的心理學知識。
他并不知道，在大多數情況下，要說服一個人，從這個人的利益出發是最有效的。
但就算遇到相同的情況，你們應該不會得到相同的糟糕結果。
隻要記住古特福倫德和他的總顧問的下場就好了。
如果你們用心學，正确的道理是很容易掌握的。
如果你們掌握了，在遇到其他人無法解決的關鍵問題時，你們就能夠表現得遊刃有餘。
隻要你們變得明智、勤奮、公正，而且特别擅長說服别人去做正确的事，你們就能夠創造附加值。
問：你能談談訴訟的威脅——股東的官司等等——和一般法律的複雜性如何影響到大型企業的決策嗎？ 嗯，每個大企業都為法律成本叫苦，為規章制度之多叫苦，為公司事務的複雜性叫苦，為控方律師——尤其是集體訴訟的控方律師——叫苦。
所以你完全可以把一家公司的叫苦單照搬給另外一家公司，一個字都不用改。
但對于律師事務所來說，讓它們叫苦的這些情況實在是好消息。
多年以來，大型律師事務所的業務一直處于上升通道。
它們根本忙不過來，就像大瘟疫中的收屍人。
當然，如果在瘟疫期間，收屍人一邊手舞足蹈，一邊拉小提琴，那會顯得非常怪異。
所以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會說：“唉呀，真叫人悲傷——這麼多複雜的問題，這麼多的官司，這麼多的司法不公。
” 當然，如果在瘟疫期間，收屍人一邊手舞足蹈，一邊拉小提琴，那會顯得非常怪異。
但說真的，他們多少有點精神分裂才會抱怨這種情況，因為這實際上對他們非常有利。
最近加利福尼亞州出現了一些有趣的事。
部分辯方律師想讓公民投票否決某個議案，但是這麼做有害于他們客戶的利益，所以他們隻能偷偷摸摸地進行遊說，免得被他們的客戶發現。
他們這麼做的原因是，那個法案使得控方律師更難提出訴訟。
如果你是辯方律師，靠的就是和這些極端分子鬥智鬥勇，以此來為孩子交學費——那個法案無異于将他們的飯碗打破。
所以身為成年人，他們隻能作出這種成年人的選擇。
所以大公司适應了。
他們遇到更多的官司，不得不設立規模更大的法務部門。
他們為他們不喜歡的東西叫苦，但他們适應了。
問：可是在過去幾十年裡，這種法律的複雜性消耗了企業大量的資源，是吧？ 是的。
幾乎所有美國公司的訴訟費用和為了遵守各種規章制度而支出的費用都比20年前高出了一大截。
确實，有些新的法規是很愚蠢的。
但有些則是不可缺少的。
這種情況将會一直延續下去，隻不過輕重程度會有所不同。
問：是否有些企業由于擔心失敗或負法律責任而不太可能去投資那些風險較高的項目？您有看到或經曆過企業決策上任何這樣的變化嗎？ 我曾經和朋友——不是沃倫，是另外一個朋友——一起碰到過這種情況。
我們控股的一家子公司發明了一種更好的警察頭盔。
那是用凱夫拉爾（注：即對位芳綸，美國杜邦公司于1960年代研制出的一種具有低密度、高強度性能的新型複合材料）之類的原料制成的。
他們把這種頭盔帶給我們看，要我們生産它。
就意識形态而言，我們非常支持警察。
我認為文明社會需要警察隊伍——雖然我并不認為每年犧牲的警察很多，給社會帶來了太多的孤兒寡母，但我們贊成警察該有更好的頭盔用。
然而，我們看了一下頭盔，然後對那個發明它的人說：“我們公司很有錢，可是我們造不起這種更好的警察頭盔。
現在的文明社會就是這樣的。
考慮到各種風險因素，我們不能生産這種頭盔。
但我們希望有人願意生産。
” 因此，我們并沒有試圖阻止警察獲得這種新頭盔，但我們決定我們自己不要制造頭盔。
考慮到文明社會的發展方式，有些行業的情況是這樣的，如果你是該行業最有錢的人，那麼它會是一個糟糕的行業。
比如說，在高中的橄榄球比賽中，難免會有球員因頭部受傷而導緻半身麻痹或者四肢麻痹。
除了那家最有錢的頭盔制造商，傷者還能找到更好的起訴對象嗎？每個人都為傷者感到遺憾，都覺得那些傷病非常嚴重，所以制造商輸掉官司的概率很大…… 我認為在我們這樣的文明社會，富裕的大公司生産橄榄球頭盔是不明智的行為。
也許法律不應該讓那些起訴頭盔制造商的人輕易勝訴。
我認為在我們這樣的文明社會，富裕的大公司生産橄榄球頭盔是不明智的行為。
我認識兩個醫生——他們的婚姻都很美滿。
後來醫療責任險的保費升得太高，他們就都離婚了，把絕大部分的财産轉移到他們的妻子名下。
他們繼續執業——隻是沒有投保醫療責任險而已。
他們對文明制度不滿。
他們需要适應。
他們信任他們的妻子。
所以就出現了那種情況。
自那之後，他們再也沒有為醫療責任投保。
人們能夠适應不斷變化的司法氣候。
他們有各自的辦法。
從前是這樣，将來也仍會是這樣。
我喜歡海軍的制度……如果船長在惡劣的環境中把船交給非常有能力的大副，而大副把船弄擱淺，那麼船長的海軍生涯就結束了。
我個人最讨厭的是那些讓欺詐變得容易的制度。
加利福尼亞州那些脊椎按摩師的收入也許有一大半是純粹通過欺騙得來的。
例如，我有個朋友在一個糟糕的社區發生了一起小小的車禍。
他甚至還沒來得及把車駛離那個交叉路口，就收到了兩個脊椎按摩師和一個律師的名片。
他們專門從事僞造受傷報告的勾當。
蘭德公司的數據顯示，我們加利福尼亞州平均每次車禍的受傷人數是其他許多州的兩倍，但實際上我們每次車禍的受傷人數并沒有比别的州高出一倍。
所以有一半是僞造的。
這已經成了一種社會風氣，人們認為每個人都這麼做，所以自己詐傷也完全沒有問題。
我認為這樣的社會風氣是很糟糕的。
如果制度由我來制定，那麼對工作壓力的工傷賠償金将會是零——不是因為工作造成的壓力并不存在，而是我認為如果允許因工作壓力就能夠得到賠償，那麼社會受到的損害，将會比少數人真的因工作壓力受傷而得不到賠償的情況糟糕得多。
我喜歡海軍的制度。
如果你是海軍的船長，接連工作了24小時，需要去睡覺，所以在惡劣的環境中把船交給非常有能力的大副，而他把船弄擱淺了——這顯然不是你的錯——他們不會把你送到軍事法庭，但你的海軍生涯就結束了。
你們也許會說：“那太嚴厲了。
法學院可不是這樣的。
那不是合法的訴訟程序。
”嗯，海軍的模式比法學院的模式好多了。
海軍的模式确實能夠促使人們在環境惡劣的時候全神貫注——因為他們知道，如果出事絕對不會獲得原諒。
拿破侖說他喜歡更幸運的将領——他不會支持敗軍之将。
同樣地，海軍喜歡更幸運的船長。
不管你的船是因為什麼原因擱淺的，反正你的生涯結束了。
沒有人對你的錯誤（原因）感興趣。
那就是海軍的規則——從方方面面來說，這對所有人都好。
我喜歡那樣的規則。
我認為如果有幾條這種不追究過錯原因的規則，我們的文明社會将變得更好。
但這種提議很容易在法學院引起争議：“那不是合理的訴訟程序，你沒有真的追求正義。
” 我贊成海軍的規定，那就是在追求正義——追求讓更少船隻觸礁的正義。
考慮到這些規則帶來的好處，我不會在乎有位船長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畢竟，那又不是把他送到軍事法庭。
他隻需要另外找份工作而已，他從前繳納的養老金依然歸他所有，諸如此類的。
所以那對他來說也不會是世界末日。
我喜歡這樣的規則。
可惜像我這樣的人不多。
問：我想聽你再談談如何作判斷。
在你的演講中，你說過我們應該閱讀心理學教材，然後掌握十五六個最有道理的原則…… 掌握那些明顯很重要和明顯很正确的原則。
沒錯……然後你還得鑽研那些明顯很重要然而教材上又沒有的原則——這樣你就能得到一個系統。
問：是的。
我的問題跟第一步有關，怎樣确定哪些原則是明顯正确的呢？對我來說，這才是更重要的問題。
嗯，如果你像我一樣，你就會覺得有點複雜才有意思。
如果你
當蜜蜂發現蜜源的時候，它會回到蜂窩，跳起一種舞蹈，告訴同類蜜源在哪個方向，有多遠，這是蜜蜂的基因決定的。
四五十年前，有個聰明的科學家把蜜源放得很高，蜜蜂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情況。
所以蜜蜂發現了蜜源，回到蜂窩。
但它的基因裡沒有編排好表達蜜源太高的舞蹈。
它是怎麼做的呢？ 如果它是韋爾奇，它就會坐下來。
但實際上它跳起了一種不知所謂的舞蹈。
許多人就像那隻蜜蜂。
他們試圖以那種方式回答問題，那是一種巨大的錯誤。
沒有人期望你什麼都懂。
有些人總是很自信地回答他們其實并不了解的問題，我不喜歡跟他們在一起。
在我看來，他們就像那隻亂跳舞的蜜蜂，隻會把整個蜂窩搞得亂哄哄的。
問：你曾經在律師事務所-幹-過，請問你當時是如何利用這些模型的？效果怎麼樣？現在的律師事務所好像并不采用這些模型。
它們也采用這些模型。
但跟學術界的情況相同，律師事務所也有一些不正常的激勵機制。
實際上，從某些方面來說，律師事務所的情況更加糟糕。
我來說說律師業的另外一種模型：我很小的時候，我父親是個律師。
他有個好朋友叫格蘭特·麥克費登，奧馬哈的福特汽車經銷商，這人也是父親的客戶。
麥克費登先生是個非常了不起的人——他是個白手起家的愛爾蘭人。
他小時候經常挨父親毒打，于是從農場逃出來，自己開創了一片天地。
他是個聰明人，極其正直，極其有魅力——反正是個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
我父親有另外一個客戶跟他正好相反，那人是個吹牛大王，自視極高，處事不公，誇誇其談，難以相處。
當時我大概隻有14歲，我問：“爸爸，你為什麼替X先生——那個自視極高的吹牛大王——做那麼多工作，而不是花更多精力在格蘭特·麥克費登這樣的好人身上呢？” 我父親說：“格蘭特·麥克費登正确地對待他的員工，正确地對待他的客戶，正确地處理他的問題。
如果他遇到一個神經病，他會趕緊遠離那神經病，盡快給自己找條出路。
因此，我要是隻做格蘭特·麥克費登的生意，就沒錢給你喝可口可樂啦。
但X先生就不同了，他在生活中遇到許多法律糾紛。
” 在生活中，為了養家糊口，你不妨偶爾替那些喪失理智的自大狂服務。
但你應該像格蘭特·麥克費登那樣為人處世。
那是個很好的道理。
這個例子表明從事律師業的問題之一。
在很大程度上，你不得不跟一些非常低劣的人打交道。
當律師能夠賺很多錢，大部分歸功于他們。
就算你的客戶是個品德高尚的人，你要幫他應付的對手也往往是非常低劣的家夥。
這是我不再當律師的一個原因。
另外一個原因是我的私欲，但也是因貪欲帶來的成功，我才能夠更容易去做一個值得尊敬和理性的人。
就像本傑明·富蘭克林說過的：“空袋子很難豎起來。
” 我認為當我問起那兩位客戶時，我父親的回答方式是非常正确的。
他教給我一個道理。
什麼道理呢？在生活中，為了養家糊口，你不妨偶爾替那些喪失理智的自大狂服務。
但你應該像格蘭特·麥克費登那樣為人處世。
那是個很好的道理。
而且他用的教學方式非常巧妙——因為他不是把這個道理直接灌輸給我，而是讓我自己通過思考去體會。
我必須自己動腦筋，才能明白我應該學習格蘭特·麥克費登。
他認為如果這個道理是我自己摸索出來的，我會記得更牢。
确實是這樣的，我到今天還牢牢地記住它——盡管已經過去幾十年了。
這是一種非常巧妙的教育方式。
這種方式也跟基本的心理學有關，跟基本的文學道理也有關系。
優秀的文學作品需要讀者略加思索才能理解，那樣它對讀者的影響會很深，你會更牢固地記住它。
這就是承諾和保持一貫性的傾向。
如果你動腦筋才懂得某個道理，你就會更好地記住它。
優秀的文學作品需要讀者略加思索才能理解。
如果你動腦筋才懂得某個道理，你就會更好地記住它。
如果你是律師或者企業領導，也許會想讓他人明白我父親告訴我的道理，或者其他你想讓他們學到的事情。
你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對他們進行教育。
難道用這種方法來教孩子不是很好嗎？我父親故意使用了間接的方法。
你看它的效果多麼好——就像庫克船長巧妙地運用心理學一樣。
自那以後，我一直都在模仿格蘭特·麥克費登——終生如此。
我可能有些地方做得不夠好，但至少我一直以他為榜樣。
問：你在《傑出投資者文摘》發表的文章結尾提到，隻有少數投資經理能夠創造附加值。
你現在的聽衆将來都會成為律師，你認為我們應該怎樣為司法業創造附加值呢？ 隻要成為能夠正确思考的人，你們就可以創造附加值。
隻要很好地掌握正确的思考方式，能夠見義勇為，當仁不讓，你們就能夠創造很大的附加值。
隻要能夠防止或者阻止某些足以毀掉你們的事務所、客戶或者你所在乎的某些東西的蠢事，你們就能創造很大的附加值。
你們可以使用一些有效的妙招。
例如，我的老同學，斯卡登·阿普斯（SkaddenArps）律師事務所的喬伊·弗洛姆（JoeFlom），是個十分成功的律師，原因就在于他非常善于用一些精妙的比喻來有效地傳達他的觀點。
如果你們想為客戶服務，或者想要說服别人，用點幽默的比喻是非常有幫助的。
這是一種很了不起的本事。
你們可以說喬伊·弗洛姆的本領是天生的，但他經常磨練這種天賦。
你們或多或少都擁有這種天賦，你們也可以磨練它。
有時候你們會遇到一些不能做的事。
例如，假設你有個客戶非常想要逃稅。
他要是不逃稅，就會覺得渾身不舒服。
如果他認為有些漏洞可以鑽但是他沒有鑽，他每天早上會連胡子都刮不幹淨。
有些人就是這樣的。
他們就是不願意安分守規矩。
你們可以用兩種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A）你們可以說，“老子不給他幹啦”，然後撒手不管，或者（B）你們可以說：“哎呀，生活所迫，我必須為他工作呀。
我隻是替他作假，不代表我自己作假。
所以，我還是做吧。
” 如果發現他真的想要做一些非常愚蠢的事情，你們這麼對他說可能是沒用的：“你這麼做不對。
我的道德比你高尚多啦。
” 那會得罪他的。
你們是年輕人，他年紀比較大，因此，他不會被你們說服，而是會作出這樣的反應：“你以為你是誰，憑什麼給整個世界設立道德标準？” 但你們可以這樣對他說：“你做這件事情，不可能不讓你的手下知道。
所以呢，你這麼做很容易遭到敲詐勒索。
你這是在拿你的聲譽冒險，拿你的家人和金錢冒險。
” 這樣做可能會有效。
而且你們對他說的是實話。
如果必須使用這樣的方法才能讓人們做正确的事情，你願意在這種地方工作嗎？我想答案是否定的。
但如果你們隻能在這樣的地方待下去，從他的利益出發去說服他，很可能比從其他方面出發去說服他更有效。
這也是一種有着極深的生物學根源的強大心理學原則。
我親眼看到那種心理學原則是如何使所羅門倒掉的。
所羅門的法律總顧問知道CEO古特福倫德應該盡快将所羅門公司的違法交易統統告訴聯邦政府部門，古特福倫德并沒有參與那些不法交易，不是主犯。
總顧問要求古特福倫德那麼做。
實際上，他對古特福倫德說：“雖然法律可能不要求你這麼做，但那是正确的。
你真的應該說出來。
” 但那沒有用。
這個任務很容易被推掉——因為它令人不愉快。
那正是古特福倫德的選擇——他把它推掉了。
除了CEO，總顧問在所羅門公司并沒有什麼靠山。
如果CEO下台，總顧問也會跟着下台。
因此，他整個職業生涯岌岌可危。
所以為了拯救他的職業生涯，他需要說服這位拖拉的CEO趕快去做正确的事情。
這件任務簡單得小孩子都能完成。
總顧問隻要這樣對他老闆說：“約翰，你再這樣下去，你的生活就毀了。
你會身敗名裂的。
”這麼說就可以了。
沒有CEO願意自毀前途、聲名掃地。
沒有CEO願意自毀前途、聲名掃地。
這位所羅門的前總顧問為人聰明大度——他的想法也是正确的。
然而，他丢了工作，因為他沒有應用一點基本的心理學知識。
他并不知道，在大多數情況下，要說服一個人，從這個人的利益出發是最有效的。
但就算遇到相同的情況，你們應該不會得到相同的糟糕結果。
隻要記住古特福倫德和他的總顧問的下場就好了。
如果你們用心學，正确的道理是很容易掌握的。
如果你們掌握了，在遇到其他人無法解決的關鍵問題時，你們就能夠表現得遊刃有餘。
隻要你們變得明智、勤奮、公正，而且特别擅長說服别人去做正确的事，你們就能夠創造附加值。
問：你能談談訴訟的威脅——股東的官司等等——和一般法律的複雜性如何影響到大型企業的決策嗎？ 嗯，每個大企業都為法律成本叫苦，為規章制度之多叫苦，為公司事務的複雜性叫苦，為控方律師——尤其是集體訴訟的控方律師——叫苦。
所以你完全可以把一家公司的叫苦單照搬給另外一家公司，一個字都不用改。
但對于律師事務所來說，讓它們叫苦的這些情況實在是好消息。
多年以來，大型律師事務所的業務一直處于上升通道。
它們根本忙不過來，就像大瘟疫中的收屍人。
當然，如果在瘟疫期間，收屍人一邊手舞足蹈，一邊拉小提琴，那會顯得非常怪異。
所以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會說：“唉呀，真叫人悲傷——這麼多複雜的問題，這麼多的官司，這麼多的司法不公。
” 當然，如果在瘟疫期間，收屍人一邊手舞足蹈，一邊拉小提琴，那會顯得非常怪異。
但說真的，他們多少有點精神分裂才會抱怨這種情況，因為這實際上對他們非常有利。
最近加利福尼亞州出現了一些有趣的事。
部分辯方律師想讓公民投票否決某個議案，但是這麼做有害于他們客戶的利益，所以他們隻能偷偷摸摸地進行遊說，免得被他們的客戶發現。
他們這麼做的原因是，那個法案使得控方律師更難提出訴訟。
如果你是辯方律師，靠的就是和這些極端分子鬥智鬥勇，以此來為孩子交學費——那個法案無異于将他們的飯碗打破。
所以身為成年人，他們隻能作出這種成年人的選擇。
所以大公司适應了。
他們遇到更多的官司，不得不設立規模更大的法務部門。
他們為他們不喜歡的東西叫苦，但他們适應了。
問：可是在過去幾十年裡，這種法律的複雜性消耗了企業大量的資源，是吧？ 是的。
幾乎所有美國公司的訴訟費用和為了遵守各種規章制度而支出的費用都比20年前高出了一大截。
确實，有些新的法規是很愚蠢的。
但有些則是不可缺少的。
這種情況将會一直延續下去，隻不過輕重程度會有所不同。
問：是否有些企業由于擔心失敗或負法律責任而不太可能去投資那些風險較高的項目？您有看到或經曆過企業決策上任何這樣的變化嗎？ 我曾經和朋友——不是沃倫，是另外一個朋友——一起碰到過這種情況。
我們控股的一家子公司發明了一種更好的警察頭盔。
那是用凱夫拉爾（注：即對位芳綸，美國杜邦公司于1960年代研制出的一種具有低密度、高強度性能的新型複合材料）之類的原料制成的。
他們把這種頭盔帶給我們看，要我們生産它。
就意識形态而言，我們非常支持警察。
我認為文明社會需要警察隊伍——雖然我并不認為每年犧牲的警察很多，給社會帶來了太多的孤兒寡母，但我們贊成警察該有更好的頭盔用。
然而，我們看了一下頭盔，然後對那個發明它的人說：“我們公司很有錢，可是我們造不起這種更好的警察頭盔。
現在的文明社會就是這樣的。
考慮到各種風險因素，我們不能生産這種頭盔。
但我們希望有人願意生産。
” 因此，我們并沒有試圖阻止警察獲得這種新頭盔，但我們決定我們自己不要制造頭盔。
考慮到文明社會的發展方式，有些行業的情況是這樣的，如果你是該行業最有錢的人，那麼它會是一個糟糕的行業。
比如說，在高中的橄榄球比賽中，難免會有球員因頭部受傷而導緻半身麻痹或者四肢麻痹。
除了那家最有錢的頭盔制造商，傷者還能找到更好的起訴對象嗎？每個人都為傷者感到遺憾，都覺得那些傷病非常嚴重，所以制造商輸掉官司的概率很大…… 我認為在我們這樣的文明社會，富裕的大公司生産橄榄球頭盔是不明智的行為。
也許法律不應該讓那些起訴頭盔制造商的人輕易勝訴。
我認為在我們這樣的文明社會，富裕的大公司生産橄榄球頭盔是不明智的行為。
我認識兩個醫生——他們的婚姻都很美滿。
後來醫療責任險的保費升得太高，他們就都離婚了，把絕大部分的财産轉移到他們的妻子名下。
他們繼續執業——隻是沒有投保醫療責任險而已。
他們對文明制度不滿。
他們需要适應。
他們信任他們的妻子。
所以就出現了那種情況。
自那之後，他們再也沒有為醫療責任投保。
人們能夠适應不斷變化的司法氣候。
他們有各自的辦法。
從前是這樣，将來也仍會是這樣。
我喜歡海軍的制度……如果船長在惡劣的環境中把船交給非常有能力的大副，而大副把船弄擱淺，那麼船長的海軍生涯就結束了。
我個人最讨厭的是那些讓欺詐變得容易的制度。
加利福尼亞州那些脊椎按摩師的收入也許有一大半是純粹通過欺騙得來的。
例如，我有個朋友在一個糟糕的社區發生了一起小小的車禍。
他甚至還沒來得及把車駛離那個交叉路口，就收到了兩個脊椎按摩師和一個律師的名片。
他們專門從事僞造受傷報告的勾當。
蘭德公司的數據顯示，我們加利福尼亞州平均每次車禍的受傷人數是其他許多州的兩倍，但實際上我們每次車禍的受傷人數并沒有比别的州高出一倍。
所以有一半是僞造的。
這已經成了一種社會風氣，人們認為每個人都這麼做，所以自己詐傷也完全沒有問題。
我認為這樣的社會風氣是很糟糕的。
如果制度由我來制定，那麼對工作壓力的工傷賠償金将會是零——不是因為工作造成的壓力并不存在，而是我認為如果允許因工作壓力就能夠得到賠償，那麼社會受到的損害，将會比少數人真的因工作壓力受傷而得不到賠償的情況糟糕得多。
我喜歡海軍的制度。
如果你是海軍的船長，接連工作了24小時，需要去睡覺，所以在惡劣的環境中把船交給非常有能力的大副，而他把船弄擱淺了——這顯然不是你的錯——他們不會把你送到軍事法庭，但你的海軍生涯就結束了。
你們也許會說：“那太嚴厲了。
法學院可不是這樣的。
那不是合法的訴訟程序。
”嗯，海軍的模式比法學院的模式好多了。
海軍的模式确實能夠促使人們在環境惡劣的時候全神貫注——因為他們知道，如果出事絕對不會獲得原諒。
拿破侖說他喜歡更幸運的将領——他不會支持敗軍之将。
同樣地，海軍喜歡更幸運的船長。
不管你的船是因為什麼原因擱淺的，反正你的生涯結束了。
沒有人對你的錯誤（原因）感興趣。
那就是海軍的規則——從方方面面來說，這對所有人都好。
我喜歡那樣的規則。
我認為如果有幾條這種不追究過錯原因的規則，我們的文明社會将變得更好。
但這種提議很容易在法學院引起争議：“那不是合理的訴訟程序，你沒有真的追求正義。
” 我贊成海軍的規定，那就是在追求正義——追求讓更少船隻觸礁的正義。
考慮到這些規則帶來的好處，我不會在乎有位船長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畢竟，那又不是把他送到軍事法庭。
他隻需要另外找份工作而已，他從前繳納的養老金依然歸他所有，諸如此類的。
所以那對他來說也不會是世界末日。
我喜歡這樣的規則。
可惜像我這樣的人不多。
問：我想聽你再談談如何作判斷。
在你的演講中，你說過我們應該閱讀心理學教材，然後掌握十五六個最有道理的原則…… 掌握那些明顯很重要和明顯很正确的原則。
沒錯……然後你還得鑽研那些明顯很重要然而教材上又沒有的原則——這樣你就能得到一個系統。
問：是的。
我的問題跟第一步有關，怎樣确定哪些原則是明顯正确的呢？對我來說，這才是更重要的問題。
嗯，如果你像我一樣，你就會覺得有點複雜才有意思。
如果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