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講:論基本的、普世的智慧(修正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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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法學院1996年4月19日
在今天的演講中,我想進一步發揮兩年前我在南加州大學商學院所講的内容??你們手頭有我在南加大演講的講稿。
裡面沒有哪一點是我今天不會重複的。
但我想擴展我當時說過的話。
顯而易見,如果沃倫·巴菲特從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畢業之後沒有吸取新的知識,伯克希爾将不可能取得現在的成就。
沃倫将會變成富人——因為他從哥倫比亞的格拉漢姆那裡學到的知識足以讓任何人變得富裕。
但如果他沒有繼續學習,他将不會擁有伯克希爾·哈撒韋這樣的企業。
你們要怎樣才能得到普世智慧呢?使用哪種方法能夠讓你們跻身于世上極少數擁有基本實踐智慧的人士之列呢? 長久以來,我相信有某種方法——它是幾乎所有聰明人都能掌握的——比絕大多數人所用的方法都有效。
正如我在南加大商學院說過的,你們需要的是在頭腦裡形成一個由各種思維模型構成的框架。
然後将你們的實際經驗和間接經驗(通過閱讀等手段得來的經驗)懸挂在這個強大的思維模型架上。
使用這種方法可以讓你們将各種知識融會貫通,加深對現實的認知。
你們今天的閱讀作業包括傑克·韋爾奇和沃倫·巴菲特分别為通用電氣和伯克希爾·哈撒韋股東撰寫的最新年度股東信。
傑克·韋爾奇擁有工程學博士學位。
而沃倫如果願意,能夠取得任何學科的博士學位。
這兩位先生也都是資深的教師。
如果你們認真研究的話,會發現普世智慧是一門相當高深的學問。
不信你們看看通用電氣取得的成就,看看伯克希爾·哈撒韋已有的業績。
當然,沃倫有一位教授或者說導師,那就是本傑明·格拉漢姆,他對沃倫的影響很大。
格拉漢姆的學問很好,當他從哥倫比亞畢業時,有三個不同學科的系邀請他去攻讀它們的博士課程,并要求他一入學就開始授課:(那三個系分别是)文學系、希臘和拉丁古典系、數學系。
格拉漢姆的性格非常适合做學問。
我認識他。
他特别像亞當·斯密——非常專注、非常聰慧。
甚至他的外表也像個學者。
而且他是個好人。
格拉漢姆對賺錢這回事并不那麼用心,但去世時家财萬貫——即使他總是非常慷慨。
他在哥倫比亞當了30年窮教書匠,并獨力或合作撰寫了許多後來成為他那個學科最好教材的著作。
所以我認為,學術蘊含了許多普世智慧,而且最好的學術觀念确實是有用的。
當然,當我談到跨學科方法——你們應該掌握各個學科的主要模型,并将它們統統派上用場——時,我是真的呼籲你們不要理會學科的法定界限。
這個世界并不是按照跨學科的方法組織起來的。
它反對跳出學科的法定範圍。
大規模的企業也是這樣。
當然,學術界本身也反對這麼做。
就這一點來說,我認為學術界錯得有些離譜,功能失調。
許多企業之所以會出現那些最糟糕的毛病,功能失調,是因為人們将現實分割為各自為政、互不相幹的獨立部門。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成為好的思想家,就必須養成跳出法定界限的思維習慣。
你們不需要了解所有的知識,隻要吸取各個學科最傑出的思想就行了。
那并不難做到。
我打算用定約橋牌(的比喻)來證明這一點。
假定你想要成為定約橋牌的高手。
嗯,你們知道約定——你們知道要怎樣才能赢牌。
如果你手裡有大牌或者最大的王牌,那麼你肯定能夠成為赢家。
但如果你們手裡有一套墩或者兩張短套花牌,要怎樣才能得到其他你需要的牌墩呢?喏,标準的方法有六七種。
你可以做長套花牌,可以飛牌,可以扔牌,可以交叉将吃,可以擠牌,還可以用各種方式誤導防守方犯錯。
這些方法并不算多。
但如果你們隻懂得其中的一兩種,那麼你們肯定會一敗塗地。
此外,這些方法相互之間也有聯系。
因此,你必須懂得它們之間是怎樣相互影響的。
否則你就無法把牌打好。
同樣,我曾建議你們正反兩面都要考慮到。
優秀的橋牌莊家會想:“我要怎樣才能抓到好牌呢?”但他們也會反過來想。
(他們會想:)“犯哪些錯誤會導緻我手裡全是爛牌?”這兩種思考方式都很有用。
所以,要想在人生的賭局中獲勝,你們應該掌握各種必要的模型,然後反複地思考。
橋牌的哲理在生活中同樣有效。
定約橋牌在你們這代人裡不流行了,這真是悲劇。
中國人的橋牌玩得比我們好。
他們現在從小學就開始教橋牌。
要是他們也實行資本主義,天知道他們該發展得多好。
如果我們美國人不懂橋牌,卻和一群精通橋牌的人競争,那麼我們就又多了一個沒必要的劣勢。
由于你們的學術結構大體上并不鼓勵你們的思想跳出法定的學科界限,你們處于一種不利的地位,因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雖然學術對你們來講非常有用,但是你們的老師沒有教對。
我為你們設想的對策是我很小的時候在保育院學到的:小紅母雞的故事。
當然,故事裡最重要的一句話是:“‘那我就自己來吧’,小紅母雞說。
” “那我就自己來吧”,小紅母雞說。
所以如果你們的教授并沒有教給你們正确的跨學科方法——如果每個教授都想過度地使用他自己的模式,對其他學科的重要模型棄之不用——你們可以自己改正那種愚蠢的做法。
他是個笨蛋,并不意味着你們也要成為笨蛋。
你們可以向其他學科學習能夠更好地解決問題的模型。
隻要養成正确的思維習慣你們就能做到這一點。
如果你把自己訓練得更加客觀,擁有更多學科的知識,那麼你在考慮事情的時候,就能夠比那些比你聰明得多的人更厲害,我覺得這還滿有意思的…… 再說了,那樣還能賺到很多錢,我本人就是個活生生的證據。
我最喜歡的商業案例之一是好時公司的故事。
好時巧克力的味道很獨特,因為他們用來制造可可脂的石磨非常古老,是他們19世紀在賓夕法尼亞州開業時傳下來的。
他們的巧克力含有少量的可可豆的外皮。
因此好時巧克力的味道很棒,人們都很喜歡。
好時清楚地知道,如果他們想要把業務拓展到加拿大,那麼就不應該改變那種無往不勝的味道。
好時清楚地知道,如果他們想要把業務拓展到加拿大,那麼就不應該改變那種無往不勝的味道。
因此,他們依照原樣制造了新的石磨。
光是複制原來的味道,他們就花了整整五年的時間。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味道是非常重要和關鍵的。
現在還有一家叫做國際香料香精公司的企業。
這是一家産品并沒有獲得版權或者專利權、卻又能夠收取永久授權費的公司,據我所知僅有這一家。
這是怎樣做到的呢?他們幫助其他許多公司,為它們的各種品牌産品——比如說刮胡膏——添加香料和香味。
刮胡膏淡淡的香味能夠極大地促進消費。
所以味道是極其重要的。
我的朋友納特·梅爾沃德(NatMyhrvold)是微軟的首席技術官。
他是物理學博士,懂得許多數學知識。
生物學可幫助我們生成一種能夠自動以光速計算微積分方程的神經系統——可是他放眼四顧,到處是那些對普通的概率問題和普通的加減乘除束手無策的人,這使他感到困惑。
順便說一聲,我認為梅爾沃德不該對此感到十分驚訝。
我們的祖先經過長久的适者生存的進化,首先學會的是如何投擲長矛,如何逃命,如何逢兇化吉,直到很久很久以後,才有人需要像梅爾沃德那樣的正确思維。
所以我認為他沒必要大驚小怪。
然而,這兩者的區别實在是太大了,所以我能明白他為何感到無法理解。
人類發明了一種東西,以便彌補我們天生不擅長處理數字的缺陷,這種東西叫做圖表。
總之,人類發明了一種東西,以便彌補我們天生不擅長處理數字的缺陷,這種東西叫做圖表。
奇怪的是,它居然是在中世紀期間出現的。
在中世紀的修道士發明的東西裡,我認為惟一有價值的就是圖表。
圖表以圖形的方式把數字表現出來。
它利用了你們的神經系統來幫助你們理解它。
所以價值線公司(ValueLine)的圖表是非常有用的。
我發給你們的是一張用對數線做的圖表——它是根據對數的運算法則制成的。
你們可以用它來查複利——而複利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模型之一。
所以圖表要制作成這個樣子。
如果你在這張表上畫一根直線,将表上的數據點連起來,它就會告訴你能夠得到的複利率是多少。
所以這些圖表是非常有用的…… 我并不使用價值線公司的預測,因為對我們來說,我們的系統比他們的管用——實際上,管用得多。
但我無法想像如果沒有他們的圖表和數據會怎樣。
那是一種非常、非常棒的産品…… 從前有個人賣的魚肉叫卡奈森魚肉。
老天爺,他的商标就叫卡奈森,所以卡奈森公司想收購他的品牌。
别問我為什麼。
每次卡奈森公司的人跑去跟那個家夥說:“我們願意給你25萬美元。
”他說:“我要40萬美元。
”四年之後,他們說:“我們願意給你100萬。
”他說:“我要200萬。
”他們就這樣一直讨價還價。
卡奈森公司一直沒有把那商标買下來——至少我上次查看的時候他們還沒有買到。
最後,卡奈森公司的人無奈地去跟那個人說:“我們打算派遣我們的質量檢查員到你的魚肉廠,以便确保你生産的魚肉都是完美的,所有的費用我們來出。
”那人笑逐顔開,很快就點頭同意了。
所以他的魚肉廠得到了免費的質量管理服務——卡奈森公司的款待。
這段曆史讓我們明白,如果你給某個家夥一個(他能夠保護的)商标,你就創造了巨大的激勵機制。
這種激勵機制對文明社會來說是非常有用的。
正如你們看到的,卡奈森公司為了顧惜自己的聲譽,甚至不惜去保護那些并不屬于它的産品。
這種結果(對整個社會)非常、非常有好處。
所以從非常基本的微觀經濟學原理來看,哪怕是共産主義國家,也應該保護商标。
它們并沒有都這麼做,但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表明它們應該對商标采取保護措施。
總的來講,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對商标的保護還是很周全的。
然而,如果缺乏這些基本模型以及可以利用這樣的基本模型的思維方法,你們隻能坐在那裡,一邊看着價值線公司的圖表,一邊不知所措。
但你們原本不必如此。
你們應該不斷學習,争取掌握近100種模型和一些思維技巧。
那并不是很難的事情。
這麼做的好處在于絕大多數人不會這麼做——部分原因是他們接受了錯誤的教育。
在這裡,我想要幫助你們避開錯誤的教育可能給你們造成的危害。
好啦。
在尋找普世智慧的過程中,我們已經讨論了幾種主要的思想。
現在我想回頭來談談一種比剛才談到的更加極端和特殊的模型。
在所有人們應該掌握卻沒有掌握的模型中,最重要的也許來自于心理學…… 最近有件事讓我獲益匪淺:我剛從香港回來。
我有個朋友在香港一所名牌中學當校長。
他送給我這本叫作《語言本能》的書,作者是史蒂芬·平克(StevePinker)。
平克是一個語義學教授,他的名氣沒有諾姆·喬姆斯基(NoamChomsky)那麼大。
喬姆斯基是麻省理工學院的語言學教授,可能是世上最偉大的語義學家。
平克說,人類的語言能力不僅僅是後天學來的——從很大程度上來說,它還跟先天的遺傳有關。
其他動物,包括黑猩猩,都缺乏真正有用的語言基因。
語言是上天賜給人類的禮物。
平克很漂亮地證明了他的觀點。
當然,喬姆斯基也已經證明這一點。
隻有非常愚蠢的人才不明白語言能力大部分來自人類基因的道理。
雖然你們必須通過教育才能提高語言能力,但語言能力很大程度上還是由你們的基因決定的。
平克無法理解為什麼喬姆斯基這樣的天才居然還認為語言能力是否基于人類的基因尚無定論。
實際上,平克是這麼說的:“什麼尚無定論,活見鬼了!人類得到語言本能的途徑跟得到其他本能的途徑完全一樣——那就是達爾文的自然選擇。
” 人類得到語言本能的途徑跟得到其他本能的途徑完全一樣——那就是達爾文的自然選擇。
嗯,這位資曆較淺的教授明顯是對的——喬姆斯基的猶豫确實有點不可理喻。
如果這位資曆較淺的教授和我都是正确的,那麼,為什麼喬姆斯基這樣的天才會犯明顯的錯誤?在我看來,答案非常清楚——喬姆斯基的意識形态太過強烈。
他雖然是個天才,卻是個極端的平等主義左翼分子。
他非常聰明,知道如果他承認這個達爾文理論,他的左翼意識形态就會受到威脅。
所以他的結論自然受到他的意識形态偏見的影響。
從這裡我們得到了普世智慧的另一個教訓:如果意識形态能夠讓喬姆斯基變得糊塗,那麼想像一下它會給你們和我這樣的人造成什麼影響。
嚴重的意識形态是最能扭曲人類認知的因素之一。
看看這些宗教激進分子就知道了,他們用槍掃射一群希臘遊客,嘴裡還不停地大喊:“真主的傑作!” 意識形态會讓人做出一些古怪的舉動,也能嚴重扭曲人們的認知。
如果你們年輕時深受意識形态影響,然後開始傳播這種意識形态,那麼你們無異于将你們的大腦禁锢在一種非常不幸的模式之中。
你們的普遍認知将會受到扭曲。
如果你們年輕時深受意識形态影響,然後開始傳播這種意識形态,那麼你們無異于将你們的大腦禁锢在一種非常不幸的模式之中。
如果把沃倫·巴菲特看做普世智慧的典範,那麼有個故事非常有趣:沃倫敬愛他的父親——那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但沃倫的父親有強烈的意識形态偏見(正好是右翼的意識形态),所以跟他交往的都是些意識形态偏見非常嚴重的人(自然都是右翼分子)。
沃倫在童年時就觀察到這一點。
他認為意識形态是危險的東西,決定離它遠遠的。
他終生都離意識形态遠遠的。
這極大地提高了他認知的準确性。
我通過另外一種方式得到了同樣的教訓。
我的父親仇恨意識形态。
因此,我隻要模仿我的父親、别離開那條我認為正确的道路就好了。
像多南(注:羅伯特“鮑勃”·多南,曾任美國共和黨國會議員,以保守言論著稱)那樣的右翼分子和納德(注:拉爾夫·納德,美國著名左翼民粹主義政治活動家,曾多次以綠黨和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美國總統)那樣的左翼分子顯然有點頭腦不清。
他們是極端的例子,表明意識形态會讓人變成什麼樣——尤其是那種以非常激烈的方式表達出來的意識形态。
由于它隻給人灌輸一些觀念,而不是讓人心悅誠服地接受一些道理,所以信奉意識形态是很危險的。
因此,除了要利用來自不同學科的多元思維模型之外,我還想補充的是,你們應該警惕嚴重的意識形态偏見。
如果你把準确、勤奮和客觀當成你笃信的意識形态,那倒不要緊。
但如果你們因為受到意識形态的影響,而确鑿無疑地相信最低工資應該提高或者不該提高,并認為這種神聖的想法是正确的,那麼你們就變成了傻子。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
生活總是環環相扣的。
如果綜合考慮,你們猜想提高或者降低最低工資會讓整個社會變得更加文明,那是沒有問題的。
這兩種想法都對。
但如果你們帶着強烈的意識形态把自己的觀點當做不可動搖的真理,那麼我認為你們的想法是很愚蠢的。
所以要警惕意識形态造成的思維紊亂。
我提及平克的另外一個原因是,這位寫了剛才我告訴你們的那本書的語義學家在那本書的結尾這麼寫道:“我看過許多心理學教材。
都很爛。
”他說:“整個學科被搞得亂七八糟,教得也不對。
” 說到心理學,我的資格遠不如平克。
實際上,我從來沒上過一節心理學課。
然而,我的結論跟他的差不多——許多心理學教材雖然不乏閃光之處,但大體上都是垃圾。
實際上,隻要看看心理否認就夠了。
大約在基督出生之前三個世紀,德摩斯梯尼(注:古希臘偉大的演說家)就說過:“一個人想要什麼,就會相信什麼。
”嗯,德摩斯梯尼是對的。
我們家有個熟人,他深愛的兒子——非常聰明,還是個足球明星——失足墜海,再也沒有回來。
他母親認為他仍然活着。
她有時候會精神失常,表現得好像她兒子真的在她身邊。
這種心理效應的輕重程度有所不同。
每個人受心理否認的影響都不一樣,但這種否認造成的錯誤認知則會極大地混淆你們将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裡面沒有哪一點是我今天不會重複的。
但我想擴展我當時說過的話。
顯而易見,如果沃倫·巴菲特從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畢業之後沒有吸取新的知識,伯克希爾将不可能取得現在的成就。
沃倫将會變成富人——因為他從哥倫比亞的格拉漢姆那裡學到的知識足以讓任何人變得富裕。
但如果他沒有繼續學習,他将不會擁有伯克希爾·哈撒韋這樣的企業。
你們要怎樣才能得到普世智慧呢?使用哪種方法能夠讓你們跻身于世上極少數擁有基本實踐智慧的人士之列呢? 長久以來,我相信有某種方法——它是幾乎所有聰明人都能掌握的——比絕大多數人所用的方法都有效。
正如我在南加大商學院說過的,你們需要的是在頭腦裡形成一個由各種思維模型構成的框架。
然後将你們的實際經驗和間接經驗(通過閱讀等手段得來的經驗)懸挂在這個強大的思維模型架上。
使用這種方法可以讓你們将各種知識融會貫通,加深對現實的認知。
你們今天的閱讀作業包括傑克·韋爾奇和沃倫·巴菲特分别為通用電氣和伯克希爾·哈撒韋股東撰寫的最新年度股東信。
傑克·韋爾奇擁有工程學博士學位。
而沃倫如果願意,能夠取得任何學科的博士學位。
這兩位先生也都是資深的教師。
如果你們認真研究的話,會發現普世智慧是一門相當高深的學問。
不信你們看看通用電氣取得的成就,看看伯克希爾·哈撒韋已有的業績。
當然,沃倫有一位教授或者說導師,那就是本傑明·格拉漢姆,他對沃倫的影響很大。
格拉漢姆的學問很好,當他從哥倫比亞畢業時,有三個不同學科的系邀請他去攻讀它們的博士課程,并要求他一入學就開始授課:(那三個系分别是)文學系、希臘和拉丁古典系、數學系。
格拉漢姆的性格非常适合做學問。
我認識他。
他特别像亞當·斯密——非常專注、非常聰慧。
甚至他的外表也像個學者。
而且他是個好人。
格拉漢姆對賺錢這回事并不那麼用心,但去世時家财萬貫——即使他總是非常慷慨。
他在哥倫比亞當了30年窮教書匠,并獨力或合作撰寫了許多後來成為他那個學科最好教材的著作。
所以我認為,學術蘊含了許多普世智慧,而且最好的學術觀念确實是有用的。
當然,當我談到跨學科方法——你們應該掌握各個學科的主要模型,并将它們統統派上用場——時,我是真的呼籲你們不要理會學科的法定界限。
這個世界并不是按照跨學科的方法組織起來的。
它反對跳出學科的法定範圍。
大規模的企業也是這樣。
當然,學術界本身也反對這麼做。
就這一點來說,我認為學術界錯得有些離譜,功能失調。
許多企業之所以會出現那些最糟糕的毛病,功能失調,是因為人們将現實分割為各自為政、互不相幹的獨立部門。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成為好的思想家,就必須養成跳出法定界限的思維習慣。
你們不需要了解所有的知識,隻要吸取各個學科最傑出的思想就行了。
那并不難做到。
我打算用定約橋牌(的比喻)來證明這一點。
假定你想要成為定約橋牌的高手。
嗯,你們知道約定——你們知道要怎樣才能赢牌。
如果你手裡有大牌或者最大的王牌,那麼你肯定能夠成為赢家。
但如果你們手裡有一套墩或者兩張短套花牌,要怎樣才能得到其他你需要的牌墩呢?喏,标準的方法有六七種。
你可以做長套花牌,可以飛牌,可以扔牌,可以交叉将吃,可以擠牌,還可以用各種方式誤導防守方犯錯。
這些方法并不算多。
但如果你們隻懂得其中的一兩種,那麼你們肯定會一敗塗地。
此外,這些方法相互之間也有聯系。
因此,你必須懂得它們之間是怎樣相互影響的。
否則你就無法把牌打好。
同樣,我曾建議你們正反兩面都要考慮到。
優秀的橋牌莊家會想:“我要怎樣才能抓到好牌呢?”但他們也會反過來想。
(他們會想:)“犯哪些錯誤會導緻我手裡全是爛牌?”這兩種思考方式都很有用。
所以,要想在人生的賭局中獲勝,你們應該掌握各種必要的模型,然後反複地思考。
橋牌的哲理在生活中同樣有效。
定約橋牌在你們這代人裡不流行了,這真是悲劇。
中國人的橋牌玩得比我們好。
他們現在從小學就開始教橋牌。
要是他們也實行資本主義,天知道他們該發展得多好。
如果我們美國人不懂橋牌,卻和一群精通橋牌的人競争,那麼我們就又多了一個沒必要的劣勢。
由于你們的學術結構大體上并不鼓勵你們的思想跳出法定的學科界限,你們處于一種不利的地位,因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雖然學術對你們來講非常有用,但是你們的老師沒有教對。
我為你們設想的對策是我很小的時候在保育院學到的:小紅母雞的故事。
當然,故事裡最重要的一句話是:“‘那我就自己來吧’,小紅母雞說。
” “那我就自己來吧”,小紅母雞說。
所以如果你們的教授并沒有教給你們正确的跨學科方法——如果每個教授都想過度地使用他自己的模式,對其他學科的重要模型棄之不用——你們可以自己改正那種愚蠢的做法。
他是個笨蛋,并不意味着你們也要成為笨蛋。
你們可以向其他學科學習能夠更好地解決問題的模型。
隻要養成正确的思維習慣你們就能做到這一點。
如果你把自己訓練得更加客觀,擁有更多學科的知識,那麼你在考慮事情的時候,就能夠比那些比你聰明得多的人更厲害,我覺得這還滿有意思的…… 再說了,那樣還能賺到很多錢,我本人就是個活生生的證據。
我最喜歡的商業案例之一是好時公司的故事。
好時巧克力的味道很獨特,因為他們用來制造可可脂的石磨非常古老,是他們19世紀在賓夕法尼亞州開業時傳下來的。
他們的巧克力含有少量的可可豆的外皮。
因此好時巧克力的味道很棒,人們都很喜歡。
好時清楚地知道,如果他們想要把業務拓展到加拿大,那麼就不應該改變那種無往不勝的味道。
好時清楚地知道,如果他們想要把業務拓展到加拿大,那麼就不應該改變那種無往不勝的味道。
因此,他們依照原樣制造了新的石磨。
光是複制原來的味道,他們就花了整整五年的時間。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味道是非常重要和關鍵的。
現在還有一家叫做國際香料香精公司的企業。
這是一家産品并沒有獲得版權或者專利權、卻又能夠收取永久授權費的公司,據我所知僅有這一家。
這是怎樣做到的呢?他們幫助其他許多公司,為它們的各種品牌産品——比如說刮胡膏——添加香料和香味。
刮胡膏淡淡的香味能夠極大地促進消費。
所以味道是極其重要的。
我的朋友納特·梅爾沃德(NatMyhrvold)是微軟的首席技術官。
他是物理學博士,懂得許多數學知識。
生物學可幫助我們生成一種能夠自動以光速計算微積分方程的神經系統——可是他放眼四顧,到處是那些對普通的概率問題和普通的加減乘除束手無策的人,這使他感到困惑。
順便說一聲,我認為梅爾沃德不該對此感到十分驚訝。
我們的祖先經過長久的适者生存的進化,首先學會的是如何投擲長矛,如何逃命,如何逢兇化吉,直到很久很久以後,才有人需要像梅爾沃德那樣的正确思維。
所以我認為他沒必要大驚小怪。
然而,這兩者的區别實在是太大了,所以我能明白他為何感到無法理解。
人類發明了一種東西,以便彌補我們天生不擅長處理數字的缺陷,這種東西叫做圖表。
總之,人類發明了一種東西,以便彌補我們天生不擅長處理數字的缺陷,這種東西叫做圖表。
奇怪的是,它居然是在中世紀期間出現的。
在中世紀的修道士發明的東西裡,我認為惟一有價值的就是圖表。
圖表以圖形的方式把數字表現出來。
它利用了你們的神經系統來幫助你們理解它。
所以價值線公司(ValueLine)的圖表是非常有用的。
我發給你們的是一張用對數線做的圖表——它是根據對數的運算法則制成的。
你們可以用它來查複利——而複利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模型之一。
所以圖表要制作成這個樣子。
如果你在這張表上畫一根直線,将表上的數據點連起來,它就會告訴你能夠得到的複利率是多少。
所以這些圖表是非常有用的…… 我并不使用價值線公司的預測,因為對我們來說,我們的系統比他們的管用——實際上,管用得多。
但我無法想像如果沒有他們的圖表和數據會怎樣。
那是一種非常、非常棒的産品…… 從前有個人賣的魚肉叫卡奈森魚肉。
老天爺,他的商标就叫卡奈森,所以卡奈森公司想收購他的品牌。
别問我為什麼。
每次卡奈森公司的人跑去跟那個家夥說:“我們願意給你25萬美元。
”他說:“我要40萬美元。
”四年之後,他們說:“我們願意給你100萬。
”他說:“我要200萬。
”他們就這樣一直讨價還價。
卡奈森公司一直沒有把那商标買下來——至少我上次查看的時候他們還沒有買到。
最後,卡奈森公司的人無奈地去跟那個人說:“我們打算派遣我們的質量檢查員到你的魚肉廠,以便确保你生産的魚肉都是完美的,所有的費用我們來出。
”那人笑逐顔開,很快就點頭同意了。
所以他的魚肉廠得到了免費的質量管理服務——卡奈森公司的款待。
這段曆史讓我們明白,如果你給某個家夥一個(他能夠保護的)商标,你就創造了巨大的激勵機制。
這種激勵機制對文明社會來說是非常有用的。
正如你們看到的,卡奈森公司為了顧惜自己的聲譽,甚至不惜去保護那些并不屬于它的産品。
這種結果(對整個社會)非常、非常有好處。
所以從非常基本的微觀經濟學原理來看,哪怕是共産主義國家,也應該保護商标。
它們并沒有都這麼做,但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表明它們應該對商标采取保護措施。
總的來講,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對商标的保護還是很周全的。
然而,如果缺乏這些基本模型以及可以利用這樣的基本模型的思維方法,你們隻能坐在那裡,一邊看着價值線公司的圖表,一邊不知所措。
但你們原本不必如此。
你們應該不斷學習,争取掌握近100種模型和一些思維技巧。
那并不是很難的事情。
這麼做的好處在于絕大多數人不會這麼做——部分原因是他們接受了錯誤的教育。
在這裡,我想要幫助你們避開錯誤的教育可能給你們造成的危害。
好啦。
在尋找普世智慧的過程中,我們已經讨論了幾種主要的思想。
現在我想回頭來談談一種比剛才談到的更加極端和特殊的模型。
在所有人們應該掌握卻沒有掌握的模型中,最重要的也許來自于心理學…… 最近有件事讓我獲益匪淺:我剛從香港回來。
我有個朋友在香港一所名牌中學當校長。
他送給我這本叫作《語言本能》的書,作者是史蒂芬·平克(StevePinker)。
平克是一個語義學教授,他的名氣沒有諾姆·喬姆斯基(NoamChomsky)那麼大。
喬姆斯基是麻省理工學院的語言學教授,可能是世上最偉大的語義學家。
平克說,人類的語言能力不僅僅是後天學來的——從很大程度上來說,它還跟先天的遺傳有關。
其他動物,包括黑猩猩,都缺乏真正有用的語言基因。
語言是上天賜給人類的禮物。
平克很漂亮地證明了他的觀點。
當然,喬姆斯基也已經證明這一點。
隻有非常愚蠢的人才不明白語言能力大部分來自人類基因的道理。
雖然你們必須通過教育才能提高語言能力,但語言能力很大程度上還是由你們的基因決定的。
平克無法理解為什麼喬姆斯基這樣的天才居然還認為語言能力是否基于人類的基因尚無定論。
實際上,平克是這麼說的:“什麼尚無定論,活見鬼了!人類得到語言本能的途徑跟得到其他本能的途徑完全一樣——那就是達爾文的自然選擇。
” 人類得到語言本能的途徑跟得到其他本能的途徑完全一樣——那就是達爾文的自然選擇。
嗯,這位資曆較淺的教授明顯是對的——喬姆斯基的猶豫确實有點不可理喻。
如果這位資曆較淺的教授和我都是正确的,那麼,為什麼喬姆斯基這樣的天才會犯明顯的錯誤?在我看來,答案非常清楚——喬姆斯基的意識形态太過強烈。
他雖然是個天才,卻是個極端的平等主義左翼分子。
他非常聰明,知道如果他承認這個達爾文理論,他的左翼意識形态就會受到威脅。
所以他的結論自然受到他的意識形态偏見的影響。
從這裡我們得到了普世智慧的另一個教訓:如果意識形态能夠讓喬姆斯基變得糊塗,那麼想像一下它會給你們和我這樣的人造成什麼影響。
嚴重的意識形态是最能扭曲人類認知的因素之一。
看看這些宗教激進分子就知道了,他們用槍掃射一群希臘遊客,嘴裡還不停地大喊:“真主的傑作!” 意識形态會讓人做出一些古怪的舉動,也能嚴重扭曲人們的認知。
如果你們年輕時深受意識形态影響,然後開始傳播這種意識形态,那麼你們無異于将你們的大腦禁锢在一種非常不幸的模式之中。
你們的普遍認知将會受到扭曲。
如果你們年輕時深受意識形态影響,然後開始傳播這種意識形态,那麼你們無異于将你們的大腦禁锢在一種非常不幸的模式之中。
如果把沃倫·巴菲特看做普世智慧的典範,那麼有個故事非常有趣:沃倫敬愛他的父親——那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但沃倫的父親有強烈的意識形态偏見(正好是右翼的意識形态),所以跟他交往的都是些意識形态偏見非常嚴重的人(自然都是右翼分子)。
沃倫在童年時就觀察到這一點。
他認為意識形态是危險的東西,決定離它遠遠的。
他終生都離意識形态遠遠的。
這極大地提高了他認知的準确性。
我通過另外一種方式得到了同樣的教訓。
我的父親仇恨意識形态。
因此,我隻要模仿我的父親、别離開那條我認為正确的道路就好了。
像多南(注:羅伯特“鮑勃”·多南,曾任美國共和黨國會議員,以保守言論著稱)那樣的右翼分子和納德(注:拉爾夫·納德,美國著名左翼民粹主義政治活動家,曾多次以綠黨和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美國總統)那樣的左翼分子顯然有點頭腦不清。
他們是極端的例子,表明意識形态會讓人變成什麼樣——尤其是那種以非常激烈的方式表達出來的意識形态。
由于它隻給人灌輸一些觀念,而不是讓人心悅誠服地接受一些道理,所以信奉意識形态是很危險的。
因此,除了要利用來自不同學科的多元思維模型之外,我還想補充的是,你們應該警惕嚴重的意識形态偏見。
如果你把準确、勤奮和客觀當成你笃信的意識形态,那倒不要緊。
但如果你們因為受到意識形态的影響,而确鑿無疑地相信最低工資應該提高或者不該提高,并認為這種神聖的想法是正确的,那麼你們就變成了傻子。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
生活總是環環相扣的。
如果綜合考慮,你們猜想提高或者降低最低工資會讓整個社會變得更加文明,那是沒有問題的。
這兩種想法都對。
但如果你們帶着強烈的意識形态把自己的觀點當做不可動搖的真理,那麼我認為你們的想法是很愚蠢的。
所以要警惕意識形态造成的思維紊亂。
我提及平克的另外一個原因是,這位寫了剛才我告訴你們的那本書的語義學家在那本書的結尾這麼寫道:“我看過許多心理學教材。
都很爛。
”他說:“整個學科被搞得亂七八糟,教得也不對。
” 說到心理學,我的資格遠不如平克。
實際上,我從來沒上過一節心理學課。
然而,我的結論跟他的差不多——許多心理學教材雖然不乏閃光之處,但大體上都是垃圾。
實際上,隻要看看心理否認就夠了。
大約在基督出生之前三個世紀,德摩斯梯尼(注:古希臘偉大的演說家)就說過:“一個人想要什麼,就會相信什麼。
”嗯,德摩斯梯尼是對的。
我們家有個熟人,他深愛的兒子——非常聰明,還是個足球明星——失足墜海,再也沒有回來。
他母親認為他仍然活着。
她有時候會精神失常,表現得好像她兒子真的在她身邊。
這種心理效應的輕重程度有所不同。
每個人受心理否認的影響都不一樣,但這種否認造成的錯誤認知則會極大地混淆你們将不得不面對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