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講：論基本的、普世的智慧，及其與投資管理和商業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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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看伯克希爾·哈撒韋及其累積起來的數千億美元就知道了，那些錢大部分是由十個最好的機會帶來的。
而那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沃倫比我能幹多了，而且非常自律——畢生努力取得的成績。
我并不是說他隻看準了十次，我想說的是大部分的錢是從十個機會來的。
所以如果能夠像彩池投注的赢家那樣思考，你們将能夠得到非常出色的投資結果。
股市就像一場充滿胡話和瘋狂的賭博，偶爾會有定錯價格的良機。
你們可能沒有聰明到一輩子能找出1000次機會的程度。
當你們遇到好機會，就全力出擊。
就是這麼簡單。
當沃倫在商學院講課時，他說：“我用一張考勤卡就能改善你最終的财務狀況；這張卡片上有20格，所以你隻能有20次打卡的機會——這代表你一生中所能擁有的投資次數。
當你把卡打完之後，你就再也不能進行投資了。
” 他說：“在這樣的規則之下，你才會真正慎重地考慮你做的事情，你将不得不花大筆資金在你真正想投資的項目上。
這樣你的表現将會好得多。
” 在我看來，這個道理是極其明顯的。
沃倫也認為這個道理極其明顯。
但它基本上不會在美國商學院的課堂上被提及。
因為它并非傳統的智慧。
在我看來很明顯的是，赢家下注時必定是非常有選擇的。
我很早就明白這個道理，我不知道為什麼許多人到現在還不懂。
我想人們在投資管理中犯錯的原因可以用一個故事來解釋：我曾遇到一個賣魚鈎的家夥。
我問他：“天哪，你這些魚鈎居然是綠色和紫色的。
魚真的會上鈎嗎？”他說：“先生，我又不是賣給魚的。
” 許多投資經理的做法跟這個魚鈎銷售員是相同的。
他們就像那個把鹽賣給已經有太多鹽的店主的家夥。
隻要那個店主繼續購買食鹽，他們就能把鹽賣出去。
但這對于購買投資建議的人來說是行不通的。
如果你們的投資風格像伯克希爾·哈撒韋，那麼你們很難得到現在這些投資經理所獲取的報酬，因為那樣的話，你們将會持有一批沃爾瑪股票、一批可口可樂股票、一批其他股票，别的什麼都不用做。
你們隻要坐等就行了。
客戶将會發财。
不久之後，客戶将會想：“這家夥隻是買了一些好股票，又不需要做什麼，我幹嘛每年給他千分之五的報酬呢？” 投資者考慮的跟投資經理考慮的不同。
決定行為的是決策者的激勵機制，這是人之常情。
然而在投資管理界，幾乎沒有人這麼做。
我們是這麼做的——我說的我們是巴菲特和芒格。
其他人也有這麼做的。
但大多數人頭腦裡面有許多瘋狂的想法。
他們不是等待可以全力出擊的良機，而是認為隻要更加努力地工作，或者聘請更多商學院的學生，就能夠在商場上戰無不勝。
在我看來，這種想法完全是神經病。
決定行為的是決策者的激勵機制，這是人之常情。
所以制定正确的激勵機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教訓。
說到激勵機制，在所有企業中，我最欣賞的是聯邦快遞。
聯邦快遞系統的核心和靈魂是保證貨物按時送達——這點成就了它産品的完整性，它必須在三更半夜讓所有的飛機集中到一個地方，然後把貨物分發到各架飛機上。
如果哪個環節出現了延誤，聯邦快遞就無法把貨物及時地送到客戶手裡。
以前它的派送系統總是出問題。
那些職員從來沒有及時完成工作。
該公司的管理層想盡辦法——勸說、威脅等等，隻要你們能想到的手段，他們都用了。
但是沒有一種生效。
最後，有人想到了好主意：不再照小時計薪，而是按班次計薪——而且職員隻要工作做完就可以回家。
他們的問題一夜之間就全都解決了。
所以制定正确的激勵機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教訓。
聯邦快遞曾經不太明白這個道理。
但願從今以後，你們都能很快記住。
好啦，現在我們已經明白，市場的有效性跟彩池投注系統是一樣的——熱門馬比潛力馬更可能獲勝，但那些把賭注押在熱門馬身上的人未必會有任何投注優勢。
在股票市場上，有些鐵路公司飽受更優秀的競争對手和強硬的工會折磨，它們的股價可能是賬面價值的三分之一。
與之相反，IBM在市場火爆時的股價可能是賬面價值的六倍。
所以這就像彩池投注系統。
任何白癡都明白IBM這個企業的前景比鐵路公司要好得多。
但如果你把價格考慮在内，那麼誰都很難講清楚買哪隻股票才是最好的選擇了。
所以說股市非常像彩池投注系統，它是很難被打敗的。
如果讓投資者來挑選普通股，他應該用什麼方式來打敗市場——換句話說，獲得比長期的平均回報率更好的收益呢？許多人看中的是一種叫做“行業輪換”的标準技巧。
你隻要弄清楚石油業什麼時候比零售業表現得更好就行了，諸如此類的。
你隻要永遠在市場上最火爆的行業裡打轉，比其他人做出更好的選擇就可以。
依照這個假定，經過一段漫長的時間之後，你的業績就會很出色。
然而，我不知道有誰通過行業輪換而真正發大财。
也許有些人能夠做到。
我并不是說沒有人能做到。
我隻知道，我認識的富人——我認識的富人非常多——并不那麼做。
第二個基本方法是本傑明·格拉漢姆使用的方法——沃倫和我十分欣賞這種方法。
作為其中一個元素，格拉漢姆使用了私人擁有價值的概念，也就是說，應該考慮如果整個企業出售（給私人擁有者）的話，能夠賣多少錢。
在很多情況下，那是可以計算出來的。
然後，你再把股價乘以股票的份數，如果你得到的結果是整個售價的三分之一或更少，他會說你買這樣的股票是撿了大便宜。
即使那是一家爛企業，管理者是個酗酒的老糊塗，每股的真實價值比你支付的價格高出那麼多，這意味着你能得到各種各樣的好處。
你如果得到這麼多額外的價值，用格拉漢姆的話來說，就擁有了巨大的安全邊際。
但總的來說，他購買股票的時候，世界仍未擺脫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影響——英語世界600年裡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我相信扣除通貨膨脹因素之後，英國利物浦的小麥價格大概是600年裡最低的。
人們很久才擺脫大蕭條帶來的恐慌心理，而本傑明·格拉漢姆早就拿着蓋格探測器在20世紀30年代的廢墟中尋找那些價格低于價值的股票。
而且在那個時代，流動資金确實屬于股東。
如果職員不再有用，你完全可以解雇他們，拿走流動資金，把它裝進股東的口袋裡。
當時的資本主義就是這樣的。
當然，現在的會計報表上的東西是當不得真的——因為企業一旦開始裁員，大量的資産就不見啦。
按照現代文明的社會制度和新的法律，企業的大量資産屬于職員，所以當企業走下坡路時，資産負債表上的一些資産就消失了。
如果你自己經營一家小小的汽車經銷店，情況可能不是這樣的。
你可以不需要為員工繳納醫療保險之類的福利金，如果生意變得很糟糕，你可以收起你的流動資金回家去。
但IBM不能或者不去這麼做。
看看當年IBM由于世界上主流科技發生變化，加上它自身的市場地位下降，決定削減員工的規模時，它的資産負債表上失去了什麼吧。
在摧毀股東财富方面IBM算得上是模範了。
它的管理人員非常出色，訓練有素。
但科學技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導緻IBM成功地“沖浪”60年之後被颠下了浪尖。
這算是潰敗吧——是一堂生動的課，讓人明白經營科技企業的難處，這也是沃倫和芒格不很喜歡科技行業的原因之一。
我們并不認為我們精通科技，這個行業會發生許多稀奇古怪的事情。
總而言之，這個我稱之為本傑明·格拉漢姆經典概念的問題在于，人們逐漸變得聰明起來，那些顯而易見的便宜股票消失了。
你們要是帶着蓋格探測器在廢墟上尋找，它将不再發出響聲。
但由于那些拿着鐵錘的人的本性——正如我說過的那樣，在他們看來，每個問題都像釘子——本傑明·格拉漢姆的信徒們作出的反應是調整他們的蓋格探測器的刻度。
實際上，他們開始用另一種方法來定義便宜股票。
他們不斷地改變定義，以便能夠繼續原來的做法。
他們這麼做效果居然也很好，可見本傑明·格拉漢姆的理論體系是非常優秀的。
當然，他的理論最厲害的部分是“市場先生”的概念。
格拉漢姆并不認為市場是有效的，他把市場當成一個每天都來找你的躁狂抑郁症患者。
有時候，“市場先生”說：“你認為我的股票值多少？我願意便宜賣給你。
”有時候他會說：“你的股票想賣多少錢？我願意出更高的價錢來買它。
”所以你有機會決定是否要多買進一些股票，還是把手上持有的賣掉，或者什麼也不做。
在格拉漢姆看來，能夠和一個永遠給你這一系列選擇的躁狂抑郁症患者做生意是很幸運的事情。
這種思想非常重要。
例如，它讓巴菲特在其成年之後的一生中受益匪淺。
然而，如果我們隻是原封不動地照搬本傑明·格拉漢姆的經典做法，我們不可能擁有現在的業績。
那是因為格拉漢姆并沒有嘗試去做我們做過的事情。
例如，格拉漢姆甚至不願意跟企業的管理人員交談。
他這麼做是有原因的。
最好的教授用通俗易懂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格拉漢姆也一樣，他想要發明一套每個人都能用的理論。
他并不認為随便什麼人都能夠跑去跟企業的管理人員交談并學到東西。
他還認為企業的管理人員往往會非常狡猾地歪曲信息，用來誤導人們。
所以跟管理人員交談是很困難的。
當然，現在仍然如此——人性就是這樣的。
我們起初是格拉漢姆的信徒，也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但慢慢地，我們培養起了更好的眼光。
我們發現，有的股票雖然價格是其賬面價值的兩三倍，但仍然是非常便宜的，因為該公司的市場地位隐含着成長慣性，它的某個管理人員可能非常優秀，或者整個管理體系非常出色等等。
一旦我們突破了格拉漢姆的局限性，用那些可能會吓壞格拉漢姆的定量方法來尋找便宜的股票，我們就開始考慮那些更為優質的企業。
順便說一聲，伯克希爾·哈撒韋數千億美元資産的大部分來自這些更為優質的企業。
最早的兩三億美元的資産是我們用蓋格探測器四處搜索賺來的，但絕大多數錢來自那些偉大的企業。
大多數投資經理的情況是，客戶都要求他們懂得許許多多的事情。
而在伯克希爾·哈撒韋，沒有任何客戶能夠解雇我們。
即使在早年，有些錢也是通過短暫地投資優質企業賺來的。
比如說，巴菲特合夥公司（注：巴菲特1957—1969年經營的合夥投資私募基金）就曾經在美國運通和迪斯尼股價大跌的時候予以購進。
大多數投資經理的情況是，客戶都要求他們懂得許許多多的事情。
而在伯克希爾·哈撒韋，沒有任何客戶能夠解雇我們，所以我們不需要讨好客戶。
我們認為，如果發現了一次定錯價格的賭注，而且非常有把握會赢，那麼就應該狠狠地下注，所以我們的投資沒那麼分散。
我認為我們的方法比一般投資經理好得多得多。
然而，平心而論，我覺得許多基金管理人就算采用我們的方法，也未必能夠成功地銷售他們的服務。
但如果你們投資的是養老基金，期限為40年，那麼隻要最終的結果非常好，過程有點波折或者跟其他人有點不同又怎麼樣呢？所以業績波動有點大也沒關系的。
在當今的投資管理界，每個人不僅都想赢，而且都希望他們的投資之路跟标準道路相差不要太遠。
這是一種非常造作、瘋狂的臆想。
投資管理界這種做法跟中國女-人裹腳的陋習差不多。
那些管理者就像尼采所批評的那個以瘸腿為榮的人。
那真的是自縛手腳。
那些投資經理可能會說：“我們不得不那麼做呀。
人們就是以那種方式評價我們的。
”就目前的商界而言，他們的說法可能是正确的。
但在理智的客戶看來，這個系統整個是很神經的，導緻許多有才華的人去從事毫無社會意義的活動。
如果從一開始就做一些可行的事情，而不是去做一些不可行的事情，你成功的幾率要大得多。
這難道不是顯而易見的嗎？ 伯克希爾的系統就不神經。
道理就這麼簡單，即便非常聰明的人，在如此激烈競争的世界裡，在與其他聰明而勤奮的人競争時，也隻能得到少數真正有價值的投資機會。
好好把握少數幾個看準的機會比永遠假裝什麼都懂好得多。
如果從一開始就做一些可行的事情，而不是去做一些不可行的事情，你成功的幾率要大得多。
這難道不是顯而易見的嗎？ 你們有誰能夠非常自信地認為自己看準了56個好機會呢？請舉手。
有多少人能夠比較有把握地認為自己看準了兩三個好機會呢？陳詞完畢。
我想說的是，伯克希爾·哈撒韋的方法是依據現實的投資問題而不斷調整變化的。
我們的确從許多優質企業上賺了錢。
有時候，我們收購整個企業；有時候呢，我們隻是收購它的一大部分股票。
但如果你去分析的話，就會發現大錢都是那些優質企業賺來的。
其他賺許多錢的人，絕大多數也是通過優質企業來獲利的。
長遠來看，股票的回報率很難比發行該股票的企業的年均利潤高很多。
如果某家企業40年來的資本回報率是6%，你在這40年間持有它的股票，那麼你得到的回報率不會跟6%有太大的差别——即使你最早購買時該股票的價格比其賬面價值低很多。
相反地，如果一家企業在過去二三十年間的資本回報率是18%，那麼即使你當時花了很大的價錢去買它的股票，你最終得到的回報也将會非常可觀。
所以竅門就在于買進那些優質企業。
這也就買進了你可以設想其慣性成長效應的規模優勢。
你們要怎樣買入這些偉大公司的股票呢？有一種方法是及早發現它們——在它們規模很小的時候就買進它們的股票。
例如，在山姆·沃爾頓第一次公開募股的時候買進沃爾瑪。
許多人都努力想要這麼做。
這種方法非常有誘惑性。
如果我是年輕人，我也會這麼做的。
但這種（投資起步階段公司的）方法對伯克希爾·哈撒韋來講已經沒有用了，因為我們有了太多的錢。
（采用這種方法的話，）我們找不到适合我們的投資規模的企業。
此外，我們有我們的投資方法。
但我認為，對于那些初出茅廬的人來說，要是配以自律，投資有發展潛力的小公司是一種非常聰明的辦法。
隻不過我沒那麼做過而已。
等到優秀企業明顯壯大之後，想要再參股就很困難了，因為競争非常激烈。
到目前為止，伯克希爾還是設法做到了。
但我們能夠繼續這麼做嗎？哪個項目才是我們的下一次可口可樂投資呢？嗯，我不知道答案。
我認為我們現在越來越難以找到那麼好的投資項目了。
理想的情況是——我們遇到過很多這種情況——你買入的偉大企業正好有一位偉大的管理者，因為管理人員很重要。
例如，通用電氣的管理者是傑克·韋爾奇，而不是那個掌管西屋電氣的家夥，這就造成了極大的不同。
所以管理人員也很重要。
而這有時候是可以預見的。
我并不認為隻有天才能夠明白傑克·韋爾奇比其他公司的管理者更具遠見和更加出色。
我也不認為隻有非常聰明的人才能理解迪斯尼的發展潛力非常大，艾斯納（注：邁克爾·艾斯納，1942-，迪斯尼公司時
而那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沃倫比我能幹多了，而且非常自律——畢生努力取得的成績。
我并不是說他隻看準了十次，我想說的是大部分的錢是從十個機會來的。
所以如果能夠像彩池投注的赢家那樣思考，你們将能夠得到非常出色的投資結果。
股市就像一場充滿胡話和瘋狂的賭博，偶爾會有定錯價格的良機。
你們可能沒有聰明到一輩子能找出1000次機會的程度。
當你們遇到好機會，就全力出擊。
就是這麼簡單。
當沃倫在商學院講課時，他說：“我用一張考勤卡就能改善你最終的财務狀況；這張卡片上有20格，所以你隻能有20次打卡的機會——這代表你一生中所能擁有的投資次數。
當你把卡打完之後，你就再也不能進行投資了。
” 他說：“在這樣的規則之下，你才會真正慎重地考慮你做的事情，你将不得不花大筆資金在你真正想投資的項目上。
這樣你的表現将會好得多。
” 在我看來，這個道理是極其明顯的。
沃倫也認為這個道理極其明顯。
但它基本上不會在美國商學院的課堂上被提及。
因為它并非傳統的智慧。
在我看來很明顯的是，赢家下注時必定是非常有選擇的。
我很早就明白這個道理，我不知道為什麼許多人到現在還不懂。
我想人們在投資管理中犯錯的原因可以用一個故事來解釋：我曾遇到一個賣魚鈎的家夥。
我問他：“天哪，你這些魚鈎居然是綠色和紫色的。
魚真的會上鈎嗎？”他說：“先生，我又不是賣給魚的。
” 許多投資經理的做法跟這個魚鈎銷售員是相同的。
他們就像那個把鹽賣給已經有太多鹽的店主的家夥。
隻要那個店主繼續購買食鹽，他們就能把鹽賣出去。
但這對于購買投資建議的人來說是行不通的。
如果你們的投資風格像伯克希爾·哈撒韋，那麼你們很難得到現在這些投資經理所獲取的報酬，因為那樣的話，你們将會持有一批沃爾瑪股票、一批可口可樂股票、一批其他股票，别的什麼都不用做。
你們隻要坐等就行了。
客戶将會發财。
不久之後，客戶将會想：“這家夥隻是買了一些好股票，又不需要做什麼，我幹嘛每年給他千分之五的報酬呢？” 投資者考慮的跟投資經理考慮的不同。
決定行為的是決策者的激勵機制，這是人之常情。
然而在投資管理界，幾乎沒有人這麼做。
我們是這麼做的——我說的我們是巴菲特和芒格。
其他人也有這麼做的。
但大多數人頭腦裡面有許多瘋狂的想法。
他們不是等待可以全力出擊的良機，而是認為隻要更加努力地工作，或者聘請更多商學院的學生，就能夠在商場上戰無不勝。
在我看來，這種想法完全是神經病。
決定行為的是決策者的激勵機制，這是人之常情。
所以制定正确的激勵機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教訓。
說到激勵機制，在所有企業中，我最欣賞的是聯邦快遞。
聯邦快遞系統的核心和靈魂是保證貨物按時送達——這點成就了它産品的完整性，它必須在三更半夜讓所有的飛機集中到一個地方，然後把貨物分發到各架飛機上。
如果哪個環節出現了延誤，聯邦快遞就無法把貨物及時地送到客戶手裡。
以前它的派送系統總是出問題。
那些職員從來沒有及時完成工作。
該公司的管理層想盡辦法——勸說、威脅等等，隻要你們能想到的手段，他們都用了。
但是沒有一種生效。
最後，有人想到了好主意：不再照小時計薪，而是按班次計薪——而且職員隻要工作做完就可以回家。
他們的問題一夜之間就全都解決了。
所以制定正确的激勵機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教訓。
聯邦快遞曾經不太明白這個道理。
但願從今以後，你們都能很快記住。
好啦，現在我們已經明白，市場的有效性跟彩池投注系統是一樣的——熱門馬比潛力馬更可能獲勝，但那些把賭注押在熱門馬身上的人未必會有任何投注優勢。
在股票市場上，有些鐵路公司飽受更優秀的競争對手和強硬的工會折磨，它們的股價可能是賬面價值的三分之一。
與之相反，IBM在市場火爆時的股價可能是賬面價值的六倍。
所以這就像彩池投注系統。
任何白癡都明白IBM這個企業的前景比鐵路公司要好得多。
但如果你把價格考慮在内，那麼誰都很難講清楚買哪隻股票才是最好的選擇了。
所以說股市非常像彩池投注系統，它是很難被打敗的。
如果讓投資者來挑選普通股，他應該用什麼方式來打敗市場——換句話說，獲得比長期的平均回報率更好的收益呢？許多人看中的是一種叫做“行業輪換”的标準技巧。
你隻要弄清楚石油業什麼時候比零售業表現得更好就行了，諸如此類的。
你隻要永遠在市場上最火爆的行業裡打轉，比其他人做出更好的選擇就可以。
依照這個假定，經過一段漫長的時間之後，你的業績就會很出色。
然而，我不知道有誰通過行業輪換而真正發大财。
也許有些人能夠做到。
我并不是說沒有人能做到。
我隻知道，我認識的富人——我認識的富人非常多——并不那麼做。
第二個基本方法是本傑明·格拉漢姆使用的方法——沃倫和我十分欣賞這種方法。
作為其中一個元素，格拉漢姆使用了私人擁有價值的概念，也就是說，應該考慮如果整個企業出售（給私人擁有者）的話，能夠賣多少錢。
在很多情況下，那是可以計算出來的。
然後，你再把股價乘以股票的份數，如果你得到的結果是整個售價的三分之一或更少，他會說你買這樣的股票是撿了大便宜。
即使那是一家爛企業，管理者是個酗酒的老糊塗，每股的真實價值比你支付的價格高出那麼多，這意味着你能得到各種各樣的好處。
你如果得到這麼多額外的價值，用格拉漢姆的話來說，就擁有了巨大的安全邊際。
但總的來說，他購買股票的時候，世界仍未擺脫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影響——英語世界600年裡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我相信扣除通貨膨脹因素之後，英國利物浦的小麥價格大概是600年裡最低的。
人們很久才擺脫大蕭條帶來的恐慌心理，而本傑明·格拉漢姆早就拿着蓋格探測器在20世紀30年代的廢墟中尋找那些價格低于價值的股票。
而且在那個時代，流動資金确實屬于股東。
如果職員不再有用，你完全可以解雇他們，拿走流動資金，把它裝進股東的口袋裡。
當時的資本主義就是這樣的。
當然，現在的會計報表上的東西是當不得真的——因為企業一旦開始裁員，大量的資産就不見啦。
按照現代文明的社會制度和新的法律，企業的大量資産屬于職員，所以當企業走下坡路時，資産負債表上的一些資産就消失了。
如果你自己經營一家小小的汽車經銷店，情況可能不是這樣的。
你可以不需要為員工繳納醫療保險之類的福利金，如果生意變得很糟糕，你可以收起你的流動資金回家去。
但IBM不能或者不去這麼做。
看看當年IBM由于世界上主流科技發生變化，加上它自身的市場地位下降，決定削減員工的規模時，它的資産負債表上失去了什麼吧。
在摧毀股東财富方面IBM算得上是模範了。
它的管理人員非常出色，訓練有素。
但科學技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導緻IBM成功地“沖浪”60年之後被颠下了浪尖。
這算是潰敗吧——是一堂生動的課，讓人明白經營科技企業的難處，這也是沃倫和芒格不很喜歡科技行業的原因之一。
我們并不認為我們精通科技，這個行業會發生許多稀奇古怪的事情。
總而言之，這個我稱之為本傑明·格拉漢姆經典概念的問題在于，人們逐漸變得聰明起來，那些顯而易見的便宜股票消失了。
你們要是帶着蓋格探測器在廢墟上尋找，它将不再發出響聲。
但由于那些拿着鐵錘的人的本性——正如我說過的那樣，在他們看來，每個問題都像釘子——本傑明·格拉漢姆的信徒們作出的反應是調整他們的蓋格探測器的刻度。
實際上，他們開始用另一種方法來定義便宜股票。
他們不斷地改變定義，以便能夠繼續原來的做法。
他們這麼做效果居然也很好，可見本傑明·格拉漢姆的理論體系是非常優秀的。
當然，他的理論最厲害的部分是“市場先生”的概念。
格拉漢姆并不認為市場是有效的，他把市場當成一個每天都來找你的躁狂抑郁症患者。
有時候，“市場先生”說：“你認為我的股票值多少？我願意便宜賣給你。
”有時候他會說：“你的股票想賣多少錢？我願意出更高的價錢來買它。
”所以你有機會決定是否要多買進一些股票，還是把手上持有的賣掉，或者什麼也不做。
在格拉漢姆看來，能夠和一個永遠給你這一系列選擇的躁狂抑郁症患者做生意是很幸運的事情。
這種思想非常重要。
例如，它讓巴菲特在其成年之後的一生中受益匪淺。
然而，如果我們隻是原封不動地照搬本傑明·格拉漢姆的經典做法，我們不可能擁有現在的業績。
那是因為格拉漢姆并沒有嘗試去做我們做過的事情。
例如，格拉漢姆甚至不願意跟企業的管理人員交談。
他這麼做是有原因的。
最好的教授用通俗易懂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格拉漢姆也一樣，他想要發明一套每個人都能用的理論。
他并不認為随便什麼人都能夠跑去跟企業的管理人員交談并學到東西。
他還認為企業的管理人員往往會非常狡猾地歪曲信息，用來誤導人們。
所以跟管理人員交談是很困難的。
當然，現在仍然如此——人性就是這樣的。
我們起初是格拉漢姆的信徒，也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但慢慢地，我們培養起了更好的眼光。
我們發現，有的股票雖然價格是其賬面價值的兩三倍，但仍然是非常便宜的，因為該公司的市場地位隐含着成長慣性，它的某個管理人員可能非常優秀，或者整個管理體系非常出色等等。
一旦我們突破了格拉漢姆的局限性，用那些可能會吓壞格拉漢姆的定量方法來尋找便宜的股票，我們就開始考慮那些更為優質的企業。
順便說一聲，伯克希爾·哈撒韋數千億美元資産的大部分來自這些更為優質的企業。
最早的兩三億美元的資産是我們用蓋格探測器四處搜索賺來的，但絕大多數錢來自那些偉大的企業。
大多數投資經理的情況是，客戶都要求他們懂得許許多多的事情。
而在伯克希爾·哈撒韋，沒有任何客戶能夠解雇我們。
即使在早年，有些錢也是通過短暫地投資優質企業賺來的。
比如說，巴菲特合夥公司（注：巴菲特1957—1969年經營的合夥投資私募基金）就曾經在美國運通和迪斯尼股價大跌的時候予以購進。
大多數投資經理的情況是，客戶都要求他們懂得許許多多的事情。
而在伯克希爾·哈撒韋，沒有任何客戶能夠解雇我們，所以我們不需要讨好客戶。
我們認為，如果發現了一次定錯價格的賭注，而且非常有把握會赢，那麼就應該狠狠地下注，所以我們的投資沒那麼分散。
我認為我們的方法比一般投資經理好得多得多。
然而，平心而論，我覺得許多基金管理人就算采用我們的方法，也未必能夠成功地銷售他們的服務。
但如果你們投資的是養老基金，期限為40年，那麼隻要最終的結果非常好，過程有點波折或者跟其他人有點不同又怎麼樣呢？所以業績波動有點大也沒關系的。
在當今的投資管理界，每個人不僅都想赢，而且都希望他們的投資之路跟标準道路相差不要太遠。
這是一種非常造作、瘋狂的臆想。
投資管理界這種做法跟中國女-人裹腳的陋習差不多。
那些管理者就像尼采所批評的那個以瘸腿為榮的人。
那真的是自縛手腳。
那些投資經理可能會說：“我們不得不那麼做呀。
人們就是以那種方式評價我們的。
”就目前的商界而言，他們的說法可能是正确的。
但在理智的客戶看來，這個系統整個是很神經的，導緻許多有才華的人去從事毫無社會意義的活動。
如果從一開始就做一些可行的事情，而不是去做一些不可行的事情，你成功的幾率要大得多。
這難道不是顯而易見的嗎？ 伯克希爾的系統就不神經。
道理就這麼簡單，即便非常聰明的人，在如此激烈競争的世界裡，在與其他聰明而勤奮的人競争時，也隻能得到少數真正有價值的投資機會。
好好把握少數幾個看準的機會比永遠假裝什麼都懂好得多。
如果從一開始就做一些可行的事情，而不是去做一些不可行的事情，你成功的幾率要大得多。
這難道不是顯而易見的嗎？ 你們有誰能夠非常自信地認為自己看準了56個好機會呢？請舉手。
有多少人能夠比較有把握地認為自己看準了兩三個好機會呢？陳詞完畢。
我想說的是，伯克希爾·哈撒韋的方法是依據現實的投資問題而不斷調整變化的。
我們的确從許多優質企業上賺了錢。
有時候，我們收購整個企業；有時候呢，我們隻是收購它的一大部分股票。
但如果你去分析的話，就會發現大錢都是那些優質企業賺來的。
其他賺許多錢的人，絕大多數也是通過優質企業來獲利的。
長遠來看，股票的回報率很難比發行該股票的企業的年均利潤高很多。
如果某家企業40年來的資本回報率是6%，你在這40年間持有它的股票，那麼你得到的回報率不會跟6%有太大的差别——即使你最早購買時該股票的價格比其賬面價值低很多。
相反地，如果一家企業在過去二三十年間的資本回報率是18%，那麼即使你當時花了很大的價錢去買它的股票，你最終得到的回報也将會非常可觀。
所以竅門就在于買進那些優質企業。
這也就買進了你可以設想其慣性成長效應的規模優勢。
你們要怎樣買入這些偉大公司的股票呢？有一種方法是及早發現它們——在它們規模很小的時候就買進它們的股票。
例如，在山姆·沃爾頓第一次公開募股的時候買進沃爾瑪。
許多人都努力想要這麼做。
這種方法非常有誘惑性。
如果我是年輕人，我也會這麼做的。
但這種（投資起步階段公司的）方法對伯克希爾·哈撒韋來講已經沒有用了，因為我們有了太多的錢。
（采用這種方法的話，）我們找不到适合我們的投資規模的企業。
此外，我們有我們的投資方法。
但我認為，對于那些初出茅廬的人來說，要是配以自律，投資有發展潛力的小公司是一種非常聰明的辦法。
隻不過我沒那麼做過而已。
等到優秀企業明顯壯大之後，想要再參股就很困難了，因為競争非常激烈。
到目前為止，伯克希爾還是設法做到了。
但我們能夠繼續這麼做嗎？哪個項目才是我們的下一次可口可樂投資呢？嗯，我不知道答案。
我認為我們現在越來越難以找到那麼好的投資項目了。
理想的情況是——我們遇到過很多這種情況——你買入的偉大企業正好有一位偉大的管理者，因為管理人員很重要。
例如，通用電氣的管理者是傑克·韋爾奇，而不是那個掌管西屋電氣的家夥，這就造成了極大的不同。
所以管理人員也很重要。
而這有時候是可以預見的。
我并不認為隻有天才能夠明白傑克·韋爾奇比其他公司的管理者更具遠見和更加出色。
我也不認為隻有非常聰明的人才能理解迪斯尼的發展潛力非常大，艾斯納（注：邁克爾·艾斯納，1942-，迪斯尼公司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