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芒格的生活、學習和決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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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賠率有利于你時才下賭注。
我們隻是低下頭，盡最大努力去對付順風和逆風，每隔幾年就摘取結果而已。
”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查理投資的項目并不多。
也許IBM的創始人老托馬斯·沃森的話最好地概括了查理的方法。
托馬斯·沃森說：“我不是天才。
我有幾點聰明，我隻不過就留在這幾點裡面。
”查理最清楚他的“點”：他小心翼翼地劃出他的能力圈。
為了停留在這些圈子之内，他首先進行了基本的、全面的篩選，把他的投資領域局限在“簡單而且好理解的備選項目”之内。
正如他所說的：“關于投資，我們有三個選項：可以投資，不能投資，太難理解。
”為了确定“可以投資”的潛在項目，查理先選定一個容易理解的、有發展空間的、能夠在任何市場環境下生存的主流行業。
不難理解，能通過這第一道關卡的公司很少。
例如，許多投資者偏愛的制藥業和高科技行業就直接被查理歸為“太難理解”的項目，那些大張旗鼓宣傳的“交易”和公開招股則立即被劃入“不能投資”的項目。
那些能夠通過第一道關卡的公司還必須接受查理思維模型方法的篩選。
這個優勝劣汰的過程很費勁，但也很有效果。
查理讨厭“披沙揀金”，也就是從一大堆沙子裡淘洗出幾粒小小的金子。
他要用“重要學科的重要理論”的方法，去尋找别人尚未發現的、有時候躺在一眼就能看見的平地上的大金塊。
在整個詳盡的評估過程中，查理并非數據資料的奴隸：他将各種相關因素都考慮在内，包括企業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以及它所處的行業情況，即使這些因素很難被識别、測量或者化約為數字。
不過呢，查理的缜密并沒有讓他忘記他的整體的“生态系統觀”：有時候最大化或者最小化某個因素（他最喜歡舉好市多倉儲超市為例子）能夠使那單個因素變得具有與其自身不相稱的重要性。
對待那些财務報告和它們的會計工作，查理總是持中西部特有的懷疑态度。
它們至多是正确地計算企業真實價值的起點，而不是終點。
他要額外檢查的因素似乎有無窮多，包括當今及未來的制度大氣候，勞動力、供應商和客戶關系的狀況，技術變化的潛在影響，競争優勢和劣勢，定價威力，環境問題，還有很重要的潛在風險變為現實的可能性（查理知道沒有無風險的投資項目這種東西，他尋找的是那些風險很小、而且容易理解的項目）。
他會根據他自己對現實的認識，重新調整财務報表上所有的數字，包括實際的自由現金或“所有者”現金、産品庫存和其他經營性資本資産、固定資産，以及諸如品牌聲譽等通常被高估的無形資産。
他也會評估股票期權、養老金計劃、退休醫療福利對現今和将來的真實影響。
他會同樣嚴格地審查資産負債表中負債的部分。
例如，在适當的情況下，他也許會認為像保險浮存金——可能許多年也無需賠付出去的保費收入——這樣的負債更應該被視為資産。
他會對公司管理層進行特别的評估，那可不是傳統的數字運算所能囊括的——具體來說，他會評估他們的“能幹、可靠和為股東考慮”的程度。
例如，他們如何分配現金？他們是站在股東的角度上聰明地分配它嗎？還是付給他們自己太多的酬勞？或是為了增長而盲目地追求增長？ （插文）沃倫和查理論“護城河” 巴菲特：“那麼，讓我們來把護城河、保持它的寬度和保持它不被跨越作為一個偉大企業的首要标準。
我們告訴我們的經理，我們想要護城河每年變寬。
那并不意味着今年的利潤将會比去年的多，因為有時候這是不可能的。
然而，如果護城河每年都變寬，企業的經營将會非常好。
當我們看到的是一條很狹窄的護城河——那就太危險了。
我們不知道如何評估那種情況，因此，我們就不考慮它了。
我們認為我們所有的生意——或者大部分生意——都有挖得很深的護城河。
我們認為那些經理正在加寬它們。
查理你說呢？” 芒格：“你還能講得比這更好嗎？” 巴菲特：“當然。
請給這位先生來點花生糖。
” ——錄自2000年伯克希爾·哈撒韋年會 除此之外，他還試圖從方方面面——包括産品、市場、商标、雇員、分銷渠道、社會潮流等等——評估和理解企業的競争優勢以及這種優勢的持久性。
查理認為，一個企業的競争優勢是該企業的“護城河”，是保護企業免遭入侵的無形溝壕。
優秀的公司擁有很深的護城河，這些護城河不斷加寬，為公司提供長久的保護。
持有這種獨特觀點的查理謹慎地權衡那些長期圍困大多數公司的“競争性毀滅”力量。
芒格和巴菲特極其關注這個問題：在漫長的經商生涯中，他們了解到，有時是很痛苦地了解到，能夠曆經數代而不衰的企業非常少。
因此，他們努力識别而且隻購買那些有很大機會擊敗這些圍攻力量的企業。
最後，查理會計算整個企業的真正價值，并在考慮到未來股權稀釋的情況下，去确定和市場的價格相比，每股的價值大約是多少。
後面這種比較是整個過程的目标——對比價值（你得到的）和價格（你付出的）。
關于這方面，他有個著名的觀點：“（購買）股價公道的偉大企業比（購買）股價超低的普通企業好。
”巴菲特經常說，是查理讓他更加堅信這種方法的智慧：“查理很早就懂得這個道理，我是後來才明白的。
”查理的睿見幫助巴菲特擺脫純粹的本傑明·格拉漢姆式投資，轉而關注一些偉大的企業，比如《華盛頓郵報》、政府職員保險公司（GEIGO）、可口可樂、吉列等等。
查理雖然極其仔細，但不會像其他人那樣，有時候深受無關緊要的細節和旁骛之害。
查理在分析的過程中會逐步排除一些投資變量，就像他排除其他變量那樣。
等到分析結束時，他已經将候選投資項目簡化為一些最顯著的要素，也完全有信心決定到底要不要對其進行投資。
價值評估到最後變成了一種哲學的評估，而不是數學的衡量。
在分析本身和查理畢生積累的經驗及其在認知模型方面的技巧的共同作用之下，他最終能夠得到一種投資“感覺”。
到了這個時候，剩下的必定是一家極其優秀的候選投資公司。
但查理并不會立刻沖出去購買它的股票。
他知道在正确地評估股票的價值之後，還必須在正确的時間買入，所以他會進行更精細的篩選，也就是“扣動扳機之前”的檢查。
當需要短時間内完成評估（他稱之為“急診”）的時候，這種方法特别有用。
檢查清單上的項目如下：目前的價格和成交量是多少？交易行情如何？經營年報何時披露？是否存在其他敏感因素？是否存在随時退出投資的策略？用來買股票的錢現在或将來有更好的用途嗎？手頭上有足夠的流動資金嗎？或者必須借貸？這筆資金的機會成本是多少？諸如此類。
（插文）安全邊際 安全邊際總是取決于付出的價格。
它在某個價格會很大，在其他一些價格會很小，而價格更高時，它便不複存在。
——本傑明·格拉漢姆 （關于安全邊際，查理經常說，投資者能夠從工程學的“冗餘思維模型”中獲益。
工程師設計橋梁時，會給它一個後備支撐系統以及額外的保護性力量，以防倒塌——投資策略也應該如此。
查理這種詳盡的篩選過程需要很強的自制力，而且會造成長時間沒有明顯的“行動”。
但正如查理所說：“對于提出并完善投資策略或者執行這種策略來說，勤奮工作是至關重要的。
”就查理和沃倫而言，勤奮工作一直在進行，不管它是否會促使他們決定投資——通常不會。
他們花在學習和思考上的時間，比花在行動上的時間要多，這種習慣絕對不是偶然的。
這是每個行業真正的大師身上所體現出來的紀律和耐心的混合物：一種絕不妥協的“把手上的牌打好”的決心。
就像世界級的橋牌大師理查德·薩克豪瑟那樣，查
我們隻是低下頭，盡最大努力去對付順風和逆風，每隔幾年就摘取結果而已。
”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查理投資的項目并不多。
也許IBM的創始人老托馬斯·沃森的話最好地概括了查理的方法。
托馬斯·沃森說：“我不是天才。
我有幾點聰明，我隻不過就留在這幾點裡面。
”查理最清楚他的“點”：他小心翼翼地劃出他的能力圈。
為了停留在這些圈子之内，他首先進行了基本的、全面的篩選，把他的投資領域局限在“簡單而且好理解的備選項目”之内。
正如他所說的：“關于投資，我們有三個選項：可以投資，不能投資，太難理解。
”為了确定“可以投資”的潛在項目，查理先選定一個容易理解的、有發展空間的、能夠在任何市場環境下生存的主流行業。
不難理解，能通過這第一道關卡的公司很少。
例如，許多投資者偏愛的制藥業和高科技行業就直接被查理歸為“太難理解”的項目，那些大張旗鼓宣傳的“交易”和公開招股則立即被劃入“不能投資”的項目。
那些能夠通過第一道關卡的公司還必須接受查理思維模型方法的篩選。
這個優勝劣汰的過程很費勁，但也很有效果。
查理讨厭“披沙揀金”，也就是從一大堆沙子裡淘洗出幾粒小小的金子。
他要用“重要學科的重要理論”的方法，去尋找别人尚未發現的、有時候躺在一眼就能看見的平地上的大金塊。
在整個詳盡的評估過程中，查理并非數據資料的奴隸：他将各種相關因素都考慮在内，包括企業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以及它所處的行業情況，即使這些因素很難被識别、測量或者化約為數字。
不過呢，查理的缜密并沒有讓他忘記他的整體的“生态系統觀”：有時候最大化或者最小化某個因素（他最喜歡舉好市多倉儲超市為例子）能夠使那單個因素變得具有與其自身不相稱的重要性。
對待那些财務報告和它們的會計工作，查理總是持中西部特有的懷疑态度。
它們至多是正确地計算企業真實價值的起點，而不是終點。
他要額外檢查的因素似乎有無窮多，包括當今及未來的制度大氣候，勞動力、供應商和客戶關系的狀況，技術變化的潛在影響，競争優勢和劣勢，定價威力，環境問題，還有很重要的潛在風險變為現實的可能性（查理知道沒有無風險的投資項目這種東西，他尋找的是那些風險很小、而且容易理解的項目）。
他會根據他自己對現實的認識，重新調整财務報表上所有的數字，包括實際的自由現金或“所有者”現金、産品庫存和其他經營性資本資産、固定資産，以及諸如品牌聲譽等通常被高估的無形資産。
他也會評估股票期權、養老金計劃、退休醫療福利對現今和将來的真實影響。
他會同樣嚴格地審查資産負債表中負債的部分。
例如，在适當的情況下，他也許會認為像保險浮存金——可能許多年也無需賠付出去的保費收入——這樣的負債更應該被視為資産。
他會對公司管理層進行特别的評估，那可不是傳統的數字運算所能囊括的——具體來說，他會評估他們的“能幹、可靠和為股東考慮”的程度。
例如，他們如何分配現金？他們是站在股東的角度上聰明地分配它嗎？還是付給他們自己太多的酬勞？或是為了增長而盲目地追求增長？ （插文）沃倫和查理論“護城河” 巴菲特：“那麼，讓我們來把護城河、保持它的寬度和保持它不被跨越作為一個偉大企業的首要标準。
我們告訴我們的經理，我們想要護城河每年變寬。
那并不意味着今年的利潤将會比去年的多，因為有時候這是不可能的。
然而，如果護城河每年都變寬，企業的經營将會非常好。
當我們看到的是一條很狹窄的護城河——那就太危險了。
我們不知道如何評估那種情況，因此，我們就不考慮它了。
我們認為我們所有的生意——或者大部分生意——都有挖得很深的護城河。
我們認為那些經理正在加寬它們。
查理你說呢？” 芒格：“你還能講得比這更好嗎？” 巴菲特：“當然。
請給這位先生來點花生糖。
” ——錄自2000年伯克希爾·哈撒韋年會 除此之外，他還試圖從方方面面——包括産品、市場、商标、雇員、分銷渠道、社會潮流等等——評估和理解企業的競争優勢以及這種優勢的持久性。
查理認為，一個企業的競争優勢是該企業的“護城河”，是保護企業免遭入侵的無形溝壕。
優秀的公司擁有很深的護城河，這些護城河不斷加寬，為公司提供長久的保護。
持有這種獨特觀點的查理謹慎地權衡那些長期圍困大多數公司的“競争性毀滅”力量。
芒格和巴菲特極其關注這個問題：在漫長的經商生涯中，他們了解到，有時是很痛苦地了解到，能夠曆經數代而不衰的企業非常少。
因此，他們努力識别而且隻購買那些有很大機會擊敗這些圍攻力量的企業。
最後，查理會計算整個企業的真正價值，并在考慮到未來股權稀釋的情況下，去确定和市場的價格相比，每股的價值大約是多少。
後面這種比較是整個過程的目标——對比價值（你得到的）和價格（你付出的）。
關于這方面，他有個著名的觀點：“（購買）股價公道的偉大企業比（購買）股價超低的普通企業好。
”巴菲特經常說，是查理讓他更加堅信這種方法的智慧：“查理很早就懂得這個道理，我是後來才明白的。
”查理的睿見幫助巴菲特擺脫純粹的本傑明·格拉漢姆式投資，轉而關注一些偉大的企業，比如《華盛頓郵報》、政府職員保險公司（GEIGO）、可口可樂、吉列等等。
查理雖然極其仔細，但不會像其他人那樣，有時候深受無關緊要的細節和旁骛之害。
查理在分析的過程中會逐步排除一些投資變量，就像他排除其他變量那樣。
等到分析結束時，他已經将候選投資項目簡化為一些最顯著的要素，也完全有信心決定到底要不要對其進行投資。
價值評估到最後變成了一種哲學的評估，而不是數學的衡量。
在分析本身和查理畢生積累的經驗及其在認知模型方面的技巧的共同作用之下，他最終能夠得到一種投資“感覺”。
到了這個時候，剩下的必定是一家極其優秀的候選投資公司。
但查理并不會立刻沖出去購買它的股票。
他知道在正确地評估股票的價值之後，還必須在正确的時間買入，所以他會進行更精細的篩選，也就是“扣動扳機之前”的檢查。
當需要短時間内完成評估（他稱之為“急診”）的時候，這種方法特别有用。
檢查清單上的項目如下：目前的價格和成交量是多少？交易行情如何？經營年報何時披露？是否存在其他敏感因素？是否存在随時退出投資的策略？用來買股票的錢現在或将來有更好的用途嗎？手頭上有足夠的流動資金嗎？或者必須借貸？這筆資金的機會成本是多少？諸如此類。
（插文）安全邊際 安全邊際總是取決于付出的價格。
它在某個價格會很大，在其他一些價格會很小，而價格更高時，它便不複存在。
——本傑明·格拉漢姆 （關于安全邊際，查理經常說，投資者能夠從工程學的“冗餘思維模型”中獲益。
工程師設計橋梁時，會給它一個後備支撐系統以及額外的保護性力量，以防倒塌——投資策略也應該如此。
查理這種詳盡的篩選過程需要很強的自制力，而且會造成長時間沒有明顯的“行動”。
但正如查理所說：“對于提出并完善投資策略或者執行這種策略來說，勤奮工作是至關重要的。
”就查理和沃倫而言，勤奮工作一直在進行，不管它是否會促使他們決定投資——通常不會。
他們花在學習和思考上的時間，比花在行動上的時間要多，這種習慣絕對不是偶然的。
這是每個行業真正的大師身上所體現出來的紀律和耐心的混合物：一種絕不妥協的“把手上的牌打好”的決心。
就像世界級的橋牌大師理查德·薩克豪瑟那樣，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