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書中自有黃金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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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巴菲特說他一生遇人無數，從來沒有遇到過像查理這樣的人。
在同查理交往的這些年裡，我有幸能近距離了解查理，也對這一點深信不疑。
甚至在我所閱讀過的古今中外人物傳記中也沒有發現類似的人。
查理就是如此獨特的人，他的獨特性既表現在他的思想上，也表現在他的人格上。
比如說，查理思考問題總是從逆向開始。
如果要明白人生如何才能得到幸福，查理首先會研究人生如何才能變得痛苦；要研究企業如何做強做大，查理首先研究企業是如何衰敗的；大部分人更關心如何在股市投資上成功，查理最關心的卻是為什麼在股市投資上大部分人都失敗了。
他的這種思考方法來源于下面這句農夫諺語中所蘊含的哲理：我隻想知道将來我會死在什麼地方，這樣我就永遠不去那兒了。
查理在他漫長的一生中，持續不斷地收集并研究關于各種各樣的人物、各行各業的企業以及政府管治、學術研究等各領域中的著名失敗案例，并把那些失敗的原因排列成作出正确決策前的檢查清單，這使他在人生、事業的決策上幾乎從不犯重大錯誤。
這點對巴菲特及伯克希爾50年業績的重要性是再強調也不為過的。
查理的頭腦是原創性的，從來不受任何條條框框的束縛，也沒有任何教條。
他有兒童一樣的好奇心，又有第一流科學家所具備的研究素質和科學研究方法，一生都有強烈的求知欲，幾乎對所有的問題都感興趣。
任何一個問題在他看來都可以使用正确的方法通過自學完全掌握，并可以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創新。
在這點上他和富蘭克林非常相似，類似于一位18、19世紀百科全書式的人物。
近代很多第一流的專家學者能夠在自己狹小的研究領域内做到相對客觀，但一旦離開自己的領域不遠，就開始變得主觀、教條、僵化，或者幹脆就失去了自我學習的能力，所以大都免不了瞎子摸象的局限。
查理的腦子就從來沒有任何學科的條條框框。
他的思想輻射到事業、人生、知識的每一個角落。
在他看來，世間宇宙萬物都是一個相互作用的整體，人類所有的知識都是對這一整體研究的部分嘗試，隻有把這些知識結合起來，并貫穿在一個思想框架中，才能對正确的認知和決策起到幫助作用。
所以他提倡要學習在所有學科中真正重要的理論，并在此基礎上形成所謂的“普世智慧”，以此為利器去研究商業投資領域的重要問題。
查理在本書中詳細地闡述了如何才能獲得這樣的“普世智慧”。
查理這種思維方式是基于對知識的誠實。
他認為，這個世界複雜多變，人類的認知永遠存在着限制，所以你必須使用所有的工具，同時要注重收集各種新的可以證否的證據，并随時修正，即所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事實上，所有的人都存在思想上的盲點。
我們對于自己的專業、旁人或是某一件事情或許能夠做到客觀，但是對于天下萬事萬物都秉持客觀的态度卻是很難的，甚至可以說是有違人之本性的。
但是查理卻可以做到凡事客觀。
在這本書裡，查理也講到了通過後天的訓練是可以培養客觀精神的。
而這種思維方式的養成将使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東西，預測到别人預測不到的未來，從而過上更幸福、自由和成功的生活。
但即使這樣，一個人在一生中真正可以得到的真見卓識仍然非常有限，所以正确的決策必須局限在自己的“能力圈”以内。
一種不能夠界定其邊界的能力當然不能稱為真正的能力。
怎麼才能界定自己的能力圈呢？查理說，如果我要擁有一種觀點，如果我不能夠比全世界最聰明、最有能力、最有資格反駁這個觀點的人更能夠證否自己，我就不配擁有這個觀點。
所以當查理真正地持有某個觀點時，他的想法既原創、獨特，又幾乎從不犯錯。
一次，查理鄰座一位漂亮的女士堅持讓查理用一個詞來總結他的成功，查理說是“理性”。
然而查理講的“理性”卻不是我們一般人理解的理性。
查理對理性有更苛刻的定義。
正是這樣的“理性”，讓查理具有敏銳獨到的眼光和洞察力，既使對于完全陌生的領域，他也能一眼看穿事物的本質。
巴菲特把查理的這個特點稱作“兩分鐘效應”——他說查理比世界上任何人更能在最短時間之内把一個複雜商業的本質說清楚。
伯克希爾投資比亞迪的經過就是一個例證。
記得2003年我第一次同查理談到比亞迪時，他雖然從沒有見過王傳福本人，也從未參觀過比亞迪的工廠，甚至對中國的市場和文化也相對陌生，可是他當時對比亞迪提出的問題和評論，今天看來仍然是投資比亞迪最實質的問題。
人人都有盲點，再優秀的人也不例外。
巴菲特說：“本傑明?格拉漢姆曾經教我隻買便宜的股票，查理讓我改變了這種想法。
這是查理對我真正的影響。
要讓我從格拉漢姆的局限理論中走出來，需要一股強大的力量。
查理的思想就是那股力量，他擴大了我的視野。
”對此，我自己也有深切的體會。
至少在兩個重大問題上，查理幫我指出了我思維上的盲點，如果不是他的幫助，我現在還在從猿到人的進化過程中慢慢爬行ā。
巴菲特50年來在不同的場合反複強調，查理對他本人和伯克希爾的影響完全無人可以取代。
查理一輩子研究人類災難性的錯誤，對于由于人類心理傾向引起的災難性錯誤尤其情有獨鐘。
最具貢獻的是他預測到，金融衍生産品的泛濫和會計審計制度的漏洞即将給人類帶來災難。
早在1990年代末期，他和巴菲特先生已經提出了金融衍生産品可能造成災難性的影響，随着金融衍生産品的泛濫愈演愈烈，他們的警告也不斷升級，甚至指出金融衍生産品是金融式的大規模殺傷武器，如果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制止，将會給現代文明社會帶來災難性的影響。
2008年和2009年的金融海嘯及全球經濟大蕭條不幸驗證了查理的遠見。
從另一方面講，他對這些問題的研究也為防範類似災難的出現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知識，特别值得政府、金融界、企業界和學術界重視。
與巴菲特相比，查理的興趣更為廣泛。
比如他對科學和軟科學幾乎所有的領域都有強烈的興趣和廣泛的研究，通過融會貫通，形成了原創性的、獨特的芒格思想體系。
相對于任何來自象牙塔内的思想體系，芒格主義完全為解決實際問題而生。
比如說，據我所知，查理最早提出并系統研究人類心理傾向在投資和商業決策中的巨大影響。
十幾年後的今天，行為金融學已經成為經濟學中最熱門的研究領域，行為經濟學也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認可。
二 巴菲特說他一生遇人無數，從來沒有遇到過像查理這樣的人。
在同查理交往的這些年裡，我有幸能近距離了解查理，也對這一點深信不疑。
甚至在我所閱讀過的古今中外人物傳記中也沒有發現類似的人。
查理就是如此獨特的人，他的獨特性既表現在他的思想上，也表現在他的人格上。
比如說，查理思考問題總是從逆向開始。
如果要明白人生如何才能得到幸福，查理首先會研究人生如何才能變得痛苦；要研究企業如何做強做大，查理首先研究企業是如何衰敗的；大部分人更關心如何在股市投資上成功，查理最關心的卻是為什麼在股市投資上大部分人都失敗了。
他的這種思考方法來源于下面這句農夫諺語中所蘊含的哲理：我隻想知道将來我會死在什麼地方，這樣我就永遠不去那兒了。
查理在他漫長的一生中，持續不斷地收集并研究關于各種各樣的人物、各行各業的企業以及政府管治、學術研究等各領域中的著名失敗案例，并把那些失敗的原因排列成作出正确決策前的檢查清單，這使他在人生、事業的決策上幾乎從不犯重大錯誤。
這點對巴菲特及伯克希爾50年業績的重要性是再強調也不為過的。
查理的頭腦是原創性的，從來不受任何條條框框的束縛，也沒有任何教條。
他有兒童一樣的好奇心，又有第一流科學家所具備的研究素質和科學研究方法，一生都有強烈的求知欲，幾乎對所有的問題都感興趣。
任何一個問題在他看來都可以使用正确的方法通過自學完全掌握，并可以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創新。
在這點上他和富蘭克林非常相似，類似于一位18、19世紀百科全書式的人物。
近代很多第一流的專家學者能夠在自己狹小的研究領域内做到相對客觀，但一旦離開自己的領域不遠，就開始變得主觀、教條、僵化，或者幹脆就失去了自我學習的能力，所以大都免不了瞎子摸象的局限。
查理的腦子就從來沒有任何學科的條條框框。
他的思想輻射到事業、人生、知識的每一個角落。
在他看來，世間宇宙萬物都是一個相互作用的整體，人類所有的知識都是對這一整體研究的部分嘗試，隻有把這些知識結合起來，并貫穿在一個思想框架中，才能對正确的認知和決策起到幫助作用。
所以他提倡要學習在所有學科中真正重要的理論，并在此基礎上形成所謂的“普世智慧”，以此為利器去研究商業投資領域的重要問題。
查理在本書中詳細地闡述了如何才能獲得這樣的“普世智慧”。
查理這種思維方式是基于對知識的誠實。
他認為，這個世界複雜多變，人類的認知永遠存在着限制，所以你必須使用所有的工具，同時要注重收集各種新的可以證否的證據，并随時修正，即所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事實上，所有的人都存在思想上的盲點。
我們對于自己的專業、旁人或是某一件事情或許能夠做到客觀，但是對于天下萬事萬物都秉持客觀的态度卻是很難的，甚至可以說是有違人之本性的。
但是查理卻可以做到凡事客觀。
在這本書裡，查理也講到了通過後天的訓練是可以培養客觀精神的。
而這種思維方式的養成将使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東西，預測到别人預測不到的未來，從而過上更幸福、自由和成功的生活。
但即使這樣，一個人在一生中真正可以得到的真見卓識仍然非常有限，所以正确的決策必須局限在自己的“能力圈”以内。
一種不能夠界定其邊界的能力當然不能稱為真正的能力。
怎麼才能界定自己的能力圈呢？查理說，如果我要擁有一種觀點，如果我不能夠比全世界最聰明、最有能力、最有資格反駁這個觀點的人更能夠證否自己，我就不配擁有這個觀點。
所以當查理真正地持有某個觀點時，他的想法既原創、獨特，又幾乎從不犯錯。
一次，查理鄰座一位漂亮的女士堅持讓查理用一個詞來總結他的成功，查理說是“理性”。
然而查理講的“理性”卻不是我們一般人理解的理性。
查理對理性有更苛刻的定義。
正是這樣的“理性”，讓查理具有敏銳獨到的眼光和洞察力，既使對于完全陌生的領域，他也能一眼看穿事物的本質。
巴菲特把查理的這個特點稱作“兩分鐘效應”——他說查理比世界上任何人更能在最短時間之内把一個複雜商業的本質說清楚。
伯克希爾投資比亞迪的經過就是一個例證。
記得2003年我第一次同查理談到比亞迪時，他雖然從沒有見過王傳福本人，也從未參觀過比亞迪的工廠，甚至對中國的市場和文化也相對陌生，可是他當時對比亞迪提出的問題和評論，今天看來仍然是投資比亞迪最實質的問題。
人人都有盲點，再優秀的人也不例外。
巴菲特說：“本傑明?格拉漢姆曾經教我隻買便宜的股票，查理讓我改變了這種想法。
這是查理對我真正的影響。
要讓我從格拉漢姆的局限理論中走出來，需要一股強大的力量。
查理的思想就是那股力量，他擴大了我的視野。
”對此，我自己也有深切的體會。
至少在兩個重大問題上，查理幫我指出了我思維上的盲點，如果不是他的幫助，我現在還在從猿到人的進化過程中慢慢爬行ā。
巴菲特50年來在不同的場合反複強調，查理對他本人和伯克希爾的影響完全無人可以取代。
查理一輩子研究人類災難性的錯誤，對于由于人類心理傾向引起的災難性錯誤尤其情有獨鐘。
最具貢獻的是他預測到，金融衍生産品的泛濫和會計審計制度的漏洞即将給人類帶來災難。
早在1990年代末期，他和巴菲特先生已經提出了金融衍生産品可能造成災難性的影響，随着金融衍生産品的泛濫愈演愈烈，他們的警告也不斷升級，甚至指出金融衍生産品是金融式的大規模殺傷武器，如果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制止，将會給現代文明社會帶來災難性的影響。
2008年和2009年的金融海嘯及全球經濟大蕭條不幸驗證了查理的遠見。
從另一方面講，他對這些問題的研究也為防範類似災難的出現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知識，特别值得政府、金融界、企業界和學術界重視。
與巴菲特相比，查理的興趣更為廣泛。
比如他對科學和軟科學幾乎所有的領域都有強烈的興趣和廣泛的研究，通過融會貫通，形成了原創性的、獨特的芒格思想體系。
相對于任何來自象牙塔内的思想體系，芒格主義完全為解決實際問題而生。
比如說，據我所知，查理最早提出并系統研究人類心理傾向在投資和商業決策中的巨大影響。
十幾年後的今天，行為金融學已經成為經濟學中最熱門的研究領域，行為經濟學也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