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書中自有黃金屋
關燈
小
中
大
的機會時也不敢行動。
而那時恰恰又是最好的投資時機。
這時，巴菲特和芒格的理念和榜樣對我起了很大的支持作用，在1973—1974年的美國經濟衰退中，他們兩位都有過類似的經曆。
在我最失落的時候，我就以巴菲特和芒格為榜樣勉勵自己，始終堅持凡事看長遠。
随後，在1998年的下半年裡，我頂住壓力、鼓起勇氣，連續作出了當時我最重要的三四個投資決定。
恰恰是這幾個投資在以後的兩年裡給我和我的投資者帶來了數倍的回報。
現在回頭來想，在時間上我是幸運的，但巴菲特和芒格的榜樣作用以及他們的書籍和思想，對我的确起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但是出色的業績并沒有給我帶來新的投資人。
那個時候直到現在，絕大多數個人投資者和機構投資者在投資理念上基本上遵從一些我認為是腦子壞掉的理論。
比如他們相信市場完全有效理論，因而相信股價的波動就等同真實的風險，判斷你的表現最看重你業績的波動性如何。
我覺得同他們說話簡直是對牛彈琴。
在我看來，投資股市最大的風險其實并不是價格的上下起伏，而是你的投資未來會不會出現永久性的虧損。
單純的股價下跌不僅不是風險，簡直就是機會。
不然哪裡去找便宜的股票呢？就像如果你最喜歡的餐館裡牛排的價格下跌了一半，你會吃得更香才對。
買進下跌的股票時是賣家難受，作為買家你應該高興才對。
我跟他們解釋我的投資原則就是遵循巴菲特和芒格他們的投資哲學。
然而這時我才發現，雖然巴菲特和芒格很成功，但個人投資者和機構投資者的實際做法卻與巴菲特/芒格的投資理念完全相反。
表面上那些成名的基金經理接受巴菲特/芒格的理論，而且對他們表現出極大的尊重，但在實際操作上卻根本是南轅北轍，因為他們的客戶也是南轅北轍的。
他們接受的還是一套“波動性就是風險”、“市場總是對的”這樣的理論。
而這在我看來完全是奇談怪論。
但為了留住并吸引更多的投資者，我也不得不作了一段時間的妥協。
有兩三年的時間内，我也不得不通過做長短倉（Long-Short）對沖去管理旗下基金的波動性。
和做多（Long）相比，做空交易（Short）就很難被用于長期投資。
原因有三：第一，做空的利潤上限隻有100%，但損失空間幾乎是無窮的，這正好同做多相反。
第二，做空要通過借債完成，所以即使做空的決定完全正确，但如果時機不對，操作者也會面臨損失，甚至破産。
第三，最好的做空投資機會一般是各種各樣的舞弊情況，但舞弊作假往往被掩蓋得很好，需要很長時間才會敗露。
例如麥道夫的騙局持續幾十年才被發現。
基于這三點原因，做空需要随時關注市場的起落，不斷交易。
這樣做了幾年，投資組合的波動性倒是小了許多，在2001—2002年由互聯網泡沫引發的金融危機中我們并沒有賬面損失，并小有斬獲，管理的基金也增加了許多。
對沖基金行業裡最具傳奇性的兩位前輩人物之一成為我的主要投資人，另外一位邀我共同成立一家亞洲投資基金。
表面上看起來還挺風光，但其實我内心很痛苦。
如果同時去做空和做多，要控制做空的風險，就必須不停地交易。
但若是不停地交易，就根本沒有時間真正去研究一些長期的投資機會。
這段時期的回報從波動性上而言比過去好，結果卻乏善可陳。
實際上，那段時間出現了許多一流的投資機會。
坦白的說，我職業生涯中最大的失敗并不是由我錯誤決定造成的損失（當然我的這類錯誤也絕不在少數），而是在這一段時間裡不能夠大量買進我喜歡的幾支最優秀的股票，我為此少掙的錢到現在還在增加。
這段時間是我職業生涯的一個低潮。
我甚至一度萌生了退意，花了太多的時間在本不是自己主業的風險投資基金上。
在前行道路的十字路口，一個偶然的契機，我遇到了終生的良師益友查理?芒格先生。
初識查理是我大學剛畢業在洛杉矶投行工作的時候，在一位共同朋友的家裡第一次見到了查理。
記得他給人的第一印象是拒人于千裡之外，他對談話者常常心不在焉，非常專注于自己的話題。
但這位老先生說話言簡意赅，話語中充滿了讓你回味無窮的智慧。
初次見面，查理對我而言是高不可及的前輩，他大概對我也沒什麼印象。
之後陸續見過幾次，有過一些交談，直到我們認識的第七年，在2003年一個感恩節的聚會中，我們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推心置腹的交談。
我将我投資的所有公司，我研究過的公司以及引起我興趣的公司一一介紹給查理，他則逐一點評。
我也向他請教我遇到的煩惱。
談到最後，他告訴我，我所遇到的問題幾乎就是華爾街的全部問題。
整個華爾街的思維方式都有問題，雖然伯克希爾已經取得了這麼大的成功，但在華爾街上卻找不到任何一家真正模仿它的公司。
如果我繼續這樣走下去的話，我的那些煩惱永遠也不會消除。
但我如果願意放棄現在的路子，想走出與華爾街不同的道路，他願意給我投資。
這真讓我受寵若驚。
在查理的幫助下，我把公司進行了徹底的改組。
在結構上完全改變成早期巴菲特的合夥人公司和芒格的合夥人公司（注：巴菲特和芒格早期各自有一個合夥人公司來管理他們自己的投資組合）那樣的結構，同時也除–去了典型對沖基金的所有弊端。
願意留下的投資者作出了長期投資的保證，而我們也不再吸收新的投資人。
新的基金也保留了原基金的部分投資組合，包括我們在比亞迪的投資。
我于是進入到投資生涯的又一個黃金時期。
我無須再受華爾街那些投資者各式各樣的限制，而完成機構改造之後的投資結果本身也證實了這一決定的正确性。
雖然數字依然上上下下波動，但最終的結果卻是大幅度的增長。
新的基金從2004年第四季度至2009年底，除–去營運成本外，每年的複合回報率超過36%。
而自1998年1月原基金創建開始計算，每年的複合回報率則超過29%。
12年間，回報增長超過20倍。
撇開數字不談，這些年的工作順暢了許多。
我無需糾纏于股市沉浮，無需不斷交易，不斷做空。
相反，我可以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對公司的研究和了解上。
我的投資經曆已經清楚地證明：按照巴菲特/芒格的體系來投資必定會使各方受益。
但因為投資機構本身的限制，絕大部分的機構投資者不采用這種方式，因此，它給了那些用這種方式的投資者一個絕好的競争優勢。
而這個優勢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内都不會消失
而那時恰恰又是最好的投資時機。
這時，巴菲特和芒格的理念和榜樣對我起了很大的支持作用，在1973—1974年的美國經濟衰退中，他們兩位都有過類似的經曆。
在我最失落的時候，我就以巴菲特和芒格為榜樣勉勵自己，始終堅持凡事看長遠。
随後，在1998年的下半年裡，我頂住壓力、鼓起勇氣，連續作出了當時我最重要的三四個投資決定。
恰恰是這幾個投資在以後的兩年裡給我和我的投資者帶來了數倍的回報。
現在回頭來想，在時間上我是幸運的，但巴菲特和芒格的榜樣作用以及他們的書籍和思想，對我的确起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但是出色的業績并沒有給我帶來新的投資人。
那個時候直到現在，絕大多數個人投資者和機構投資者在投資理念上基本上遵從一些我認為是腦子壞掉的理論。
比如他們相信市場完全有效理論，因而相信股價的波動就等同真實的風險，判斷你的表現最看重你業績的波動性如何。
我覺得同他們說話簡直是對牛彈琴。
在我看來，投資股市最大的風險其實并不是價格的上下起伏，而是你的投資未來會不會出現永久性的虧損。
單純的股價下跌不僅不是風險，簡直就是機會。
不然哪裡去找便宜的股票呢？就像如果你最喜歡的餐館裡牛排的價格下跌了一半，你會吃得更香才對。
買進下跌的股票時是賣家難受，作為買家你應該高興才對。
我跟他們解釋我的投資原則就是遵循巴菲特和芒格他們的投資哲學。
然而這時我才發現，雖然巴菲特和芒格很成功，但個人投資者和機構投資者的實際做法卻與巴菲特/芒格的投資理念完全相反。
表面上那些成名的基金經理接受巴菲特/芒格的理論，而且對他們表現出極大的尊重，但在實際操作上卻根本是南轅北轍，因為他們的客戶也是南轅北轍的。
他們接受的還是一套“波動性就是風險”、“市場總是對的”這樣的理論。
而這在我看來完全是奇談怪論。
但為了留住并吸引更多的投資者，我也不得不作了一段時間的妥協。
有兩三年的時間内，我也不得不通過做長短倉（Long-Short）對沖去管理旗下基金的波動性。
和做多（Long）相比，做空交易（Short）就很難被用于長期投資。
原因有三：第一，做空的利潤上限隻有100%，但損失空間幾乎是無窮的，這正好同做多相反。
第二，做空要通過借債完成，所以即使做空的決定完全正确，但如果時機不對，操作者也會面臨損失，甚至破産。
第三，最好的做空投資機會一般是各種各樣的舞弊情況，但舞弊作假往往被掩蓋得很好，需要很長時間才會敗露。
例如麥道夫的騙局持續幾十年才被發現。
基于這三點原因，做空需要随時關注市場的起落，不斷交易。
這樣做了幾年，投資組合的波動性倒是小了許多，在2001—2002年由互聯網泡沫引發的金融危機中我們并沒有賬面損失，并小有斬獲，管理的基金也增加了許多。
對沖基金行業裡最具傳奇性的兩位前輩人物之一成為我的主要投資人，另外一位邀我共同成立一家亞洲投資基金。
表面上看起來還挺風光，但其實我内心很痛苦。
如果同時去做空和做多，要控制做空的風險，就必須不停地交易。
但若是不停地交易，就根本沒有時間真正去研究一些長期的投資機會。
這段時期的回報從波動性上而言比過去好，結果卻乏善可陳。
實際上，那段時間出現了許多一流的投資機會。
坦白的說，我職業生涯中最大的失敗并不是由我錯誤決定造成的損失（當然我的這類錯誤也絕不在少數），而是在這一段時間裡不能夠大量買進我喜歡的幾支最優秀的股票，我為此少掙的錢到現在還在增加。
這段時間是我職業生涯的一個低潮。
我甚至一度萌生了退意，花了太多的時間在本不是自己主業的風險投資基金上。
在前行道路的十字路口，一個偶然的契機，我遇到了終生的良師益友查理?芒格先生。
初識查理是我大學剛畢業在洛杉矶投行工作的時候，在一位共同朋友的家裡第一次見到了查理。
記得他給人的第一印象是拒人于千裡之外，他對談話者常常心不在焉，非常專注于自己的話題。
但這位老先生說話言簡意赅，話語中充滿了讓你回味無窮的智慧。
初次見面，查理對我而言是高不可及的前輩，他大概對我也沒什麼印象。
之後陸續見過幾次，有過一些交談，直到我們認識的第七年，在2003年一個感恩節的聚會中，我們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推心置腹的交談。
我将我投資的所有公司，我研究過的公司以及引起我興趣的公司一一介紹給查理，他則逐一點評。
我也向他請教我遇到的煩惱。
談到最後，他告訴我，我所遇到的問題幾乎就是華爾街的全部問題。
整個華爾街的思維方式都有問題，雖然伯克希爾已經取得了這麼大的成功，但在華爾街上卻找不到任何一家真正模仿它的公司。
如果我繼續這樣走下去的話，我的那些煩惱永遠也不會消除。
但我如果願意放棄現在的路子，想走出與華爾街不同的道路，他願意給我投資。
這真讓我受寵若驚。
在查理的幫助下，我把公司進行了徹底的改組。
在結構上完全改變成早期巴菲特的合夥人公司和芒格的合夥人公司（注：巴菲特和芒格早期各自有一個合夥人公司來管理他們自己的投資組合）那樣的結構，同時也除–去了典型對沖基金的所有弊端。
願意留下的投資者作出了長期投資的保證，而我們也不再吸收新的投資人。
新的基金也保留了原基金的部分投資組合，包括我們在比亞迪的投資。
我于是進入到投資生涯的又一個黃金時期。
我無須再受華爾街那些投資者各式各樣的限制，而完成機構改造之後的投資結果本身也證實了這一決定的正确性。
雖然數字依然上上下下波動，但最終的結果卻是大幅度的增長。
新的基金從2004年第四季度至2009年底，除–去營運成本外，每年的複合回報率超過36%。
而自1998年1月原基金創建開始計算，每年的複合回報率則超過29%。
12年間，回報增長超過20倍。
撇開數字不談，這些年的工作順暢了許多。
我無需糾纏于股市沉浮，無需不斷交易，不斷做空。
相反，我可以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對公司的研究和了解上。
我的投資經曆已經清楚地證明：按照巴菲特/芒格的體系來投資必定會使各方受益。
但因為投資機構本身的限制，絕大部分的機構投資者不采用這種方式，因此，它給了那些用這種方式的投資者一個絕好的競争優勢。
而這個優勢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内都不會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