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第二回合：癌症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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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讓出聯合首席董事的位置，由雅芳總裁鐘彬娴接任。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調查也無果而終。
雖然外界要求喬布斯公布更多信息的呼聲很高，但董事會不遺餘力地為他提供保護。
阿爾·戈爾回憶說：“媒體希望我們透露更多個人細節，但隻有史蒂夫自己才能決定是否要超出法律規定的範圍，透露更多隐私。
他非常堅持，不希望自己的隐私受到侵犯。
他的意願應該得到尊重。
”當我問戈爾，在2009年初，當喬布斯的健康問題遠比股東們所知曉的情況更嚴重時，董事會是否應該敦促喬布斯更加坦誠一點兒，他回答說：“我們聘請了外部法律顧問，對法律要求和最佳做法開展審查，所有事情都是按規定處理的。
我這麼說聽上去像是在維護他，但外界的批評真的讓我很生氣。
” 有一位董事則持不同意見，他就是克萊斯勒和IBM的前首席财務官傑裡·約克。
雖然沒有公開置評，但他曾在私下裡向《華爾街日報》的記者透露，當得知公司在2008年底隐瞞了喬布斯的健康問題時，他感到“非常氣憤”，“坦率地說，我真希望我當時就辭職了”。
在約克于2010年過世後，《華爾街日報》把他的評論公之于衆。
約克還曾向《财富》提供了不希望被公開的信息，而《财富》卻在2011年喬布斯第三次休病假時，把這些話刊登了出來。
蘋果的一些人根本不相信那些話出自約克之口，因為他當時并沒有正式提出過反對意見。
但比爾·坎貝爾知道這些報道并非捕風捉影。
約克曾在2009年初向他抱怨過：“傑裡在深夜多喝了一點兒白葡萄酒，在淩晨兩三點給我打電話說：‘他媽的，我不相信關于喬布斯健康狀況的那些鬼話，我們非弄清楚不可。
’我第二天早上給他打電話，他又說：‘哦，好的，沒問題。
’所以我敢肯定，他有時晚上喝多了，就會口無遮攔，跟記者說一些不該說的話。
” 孟菲斯 在斯坦福大學醫院癌症中心，喬布斯的腫瘤治療團隊的負責人是喬治·費舍爾（GeorgeFisher），他是胃腸癌和結直腸癌研治領域的領軍人物。
幾個月來，他一直提醒喬布斯，說他可能需要考慮進行肝移植，但喬布斯一直置若罔聞。
勞倫娜很感激費舍爾三番五次地提出這種可能性，因為她知道要想讓喬布斯考慮肝移植，需要對他進行反複勸說、不斷催促。
2009年1月，就在喬布斯聲稱自己的“激素失調”問題不難治療之後，他終于被說服了。
然而這時，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出現了。
他加入了加州肝移植的等候名單，但以他當時的身體狀況，明顯難以支撐到手術：一方面，跟他血型相匹配的捐獻者數量很少；另一方面，根據政策制定機構器官共享聯合網絡的肝移植衡量标準，肝硬化和肝炎患者要比癌症患者的優先權更高。
根據相關法律，任何患者都不得插隊，即使像喬布斯這樣的有錢人也不例外，而他也并沒有插隊。
器官受捐者的先後順序主要取決于兩個指标，一是終末期肝病模型（MELD，ModelforEnd-StageLiverDisease）的評分結果，這個模型會通過實驗室的激素水平測試來确定移植需求的緊迫性，二是患者已經等待的時長。
每一例捐獻都受到嚴格審核，可在公開網站（optn.transplant.hrsa.gov/）上查閱數據，患者也可以随時查看自己在等候名單上的狀态。
勞倫娜成了各大器官捐獻網站的活躍用戶，每天晚上查看等候名單上的人數、每個人的評分和已經等待的時長。
她回憶說：“我自己就可以算出來。
等他在加州排到肝髒，肯定早就過了6月，但醫生認為他的肝髒最多隻能支撐到4月左右。
”于是她開始四處咨詢，發現同一個患者可以同時在兩個不同的州排隊等候器官移植，但隻有約3%的等待移植的患者會這樣做。
這種多重排隊的操作不存在政策限制。
雖然批評者說這種操作更加有利于富人，但具體實施起來也有一定難度。
主要要求有兩個：第一，準備接受移植的患者必須能夠在8小時内到達選定的醫院，喬布斯有私人飛機，所以可以做到；第二，選定醫院的醫生必須親自對患者進行評估，才能最終決定是否把患者列入等候名單。
經常擔任蘋果外部法律顧問的舊金山律師喬治·萊利是田納西人，很有愛心，也很紳士，跟喬布斯關系親近。
萊利的父母都曾是孟菲斯衛理公會大學醫院的醫生，他也是在這家醫院出生的。
喬治·萊利跟醫院移植研究所的負責人詹姆斯·伊森（JamesEason）是好友。
伊森主管的移植研究所是全美最頂尖、患者最多的機構；僅2008年一年，他和團隊就做了121例肝移植手術。
他并不介意在其他州排隊的人在孟菲斯重複排隊。
他說：“這不是在鑽系統的空子，患者可以自由選擇在哪裡接受醫療服務。
有些人會從田納西跑去加州或其他地方接受治療。
現在也有人從加州來到我們這裡接受治療。
”于是，伊森在萊利的安排下飛往帕洛阿爾托，對喬布斯進行了必要的診斷。
2009年2月底，喬布斯被加入田納西的器官移植等候名單（同時繼續在加州排隊），焦急的等待開始了。
3月的第一周，他的病情迅速惡化，而等待時間預計還有21天。
勞倫娜回憶說：“我們當時都特别着急，擔心得要命，眼看着就來不及了。
”每一天都是深深的煎熬。
3月中旬，喬布斯終于在名單中升至第三位，然後是第二，最後終于來到第一位。
但是，日子一天天過去，需要的髒器卻沒有等來。
不過，還有一個說來殘酷的機會：即将到來的聖帕特裡克節和美國大學籃球聯盟錦标賽“瘋狂三月”（孟菲斯隊參加了2009年錦标賽，并成為分賽場）等活動增加了捐獻者出現的可能性，因為喝酒會導緻車禍數量的激增。
2009年3月21日的那個周末，不幸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在車禍中喪生，他的器官将被捐獻。
喬布斯和勞倫娜立即飛往孟菲斯，在淩晨4點前抵達，與伊森會合。
一輛汽車在停機坪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調查也無果而終。
雖然外界要求喬布斯公布更多信息的呼聲很高，但董事會不遺餘力地為他提供保護。
阿爾·戈爾回憶說：“媒體希望我們透露更多個人細節，但隻有史蒂夫自己才能決定是否要超出法律規定的範圍，透露更多隐私。
他非常堅持，不希望自己的隐私受到侵犯。
他的意願應該得到尊重。
”當我問戈爾，在2009年初，當喬布斯的健康問題遠比股東們所知曉的情況更嚴重時，董事會是否應該敦促喬布斯更加坦誠一點兒，他回答說：“我們聘請了外部法律顧問，對法律要求和最佳做法開展審查，所有事情都是按規定處理的。
我這麼說聽上去像是在維護他，但外界的批評真的讓我很生氣。
” 有一位董事則持不同意見，他就是克萊斯勒和IBM的前首席财務官傑裡·約克。
雖然沒有公開置評，但他曾在私下裡向《華爾街日報》的記者透露，當得知公司在2008年底隐瞞了喬布斯的健康問題時，他感到“非常氣憤”，“坦率地說，我真希望我當時就辭職了”。
在約克于2010年過世後，《華爾街日報》把他的評論公之于衆。
約克還曾向《财富》提供了不希望被公開的信息，而《财富》卻在2011年喬布斯第三次休病假時，把這些話刊登了出來。
蘋果的一些人根本不相信那些話出自約克之口，因為他當時并沒有正式提出過反對意見。
但比爾·坎貝爾知道這些報道并非捕風捉影。
約克曾在2009年初向他抱怨過：“傑裡在深夜多喝了一點兒白葡萄酒，在淩晨兩三點給我打電話說：‘他媽的，我不相信關于喬布斯健康狀況的那些鬼話，我們非弄清楚不可。
’我第二天早上給他打電話，他又說：‘哦，好的，沒問題。
’所以我敢肯定，他有時晚上喝多了，就會口無遮攔，跟記者說一些不該說的話。
” 孟菲斯 在斯坦福大學醫院癌症中心，喬布斯的腫瘤治療團隊的負責人是喬治·費舍爾（GeorgeFisher），他是胃腸癌和結直腸癌研治領域的領軍人物。
幾個月來，他一直提醒喬布斯，說他可能需要考慮進行肝移植，但喬布斯一直置若罔聞。
勞倫娜很感激費舍爾三番五次地提出這種可能性，因為她知道要想讓喬布斯考慮肝移植，需要對他進行反複勸說、不斷催促。
2009年1月，就在喬布斯聲稱自己的“激素失調”問題不難治療之後，他終于被說服了。
然而這時，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出現了。
他加入了加州肝移植的等候名單，但以他當時的身體狀況，明顯難以支撐到手術：一方面，跟他血型相匹配的捐獻者數量很少；另一方面，根據政策制定機構器官共享聯合網絡的肝移植衡量标準，肝硬化和肝炎患者要比癌症患者的優先權更高。
根據相關法律，任何患者都不得插隊，即使像喬布斯這樣的有錢人也不例外，而他也并沒有插隊。
器官受捐者的先後順序主要取決于兩個指标，一是終末期肝病模型（MELD，ModelforEnd-StageLiverDisease）的評分結果，這個模型會通過實驗室的激素水平測試來确定移植需求的緊迫性，二是患者已經等待的時長。
每一例捐獻都受到嚴格審核，可在公開網站（optn.transplant.hrsa.gov/）上查閱數據，患者也可以随時查看自己在等候名單上的狀态。
勞倫娜成了各大器官捐獻網站的活躍用戶，每天晚上查看等候名單上的人數、每個人的評分和已經等待的時長。
她回憶說：“我自己就可以算出來。
等他在加州排到肝髒，肯定早就過了6月，但醫生認為他的肝髒最多隻能支撐到4月左右。
”于是她開始四處咨詢，發現同一個患者可以同時在兩個不同的州排隊等候器官移植，但隻有約3%的等待移植的患者會這樣做。
這種多重排隊的操作不存在政策限制。
雖然批評者說這種操作更加有利于富人，但具體實施起來也有一定難度。
主要要求有兩個：第一，準備接受移植的患者必須能夠在8小時内到達選定的醫院，喬布斯有私人飛機，所以可以做到；第二，選定醫院的醫生必須親自對患者進行評估，才能最終決定是否把患者列入等候名單。
經常擔任蘋果外部法律顧問的舊金山律師喬治·萊利是田納西人，很有愛心，也很紳士，跟喬布斯關系親近。
萊利的父母都曾是孟菲斯衛理公會大學醫院的醫生，他也是在這家醫院出生的。
喬治·萊利跟醫院移植研究所的負責人詹姆斯·伊森（JamesEason）是好友。
伊森主管的移植研究所是全美最頂尖、患者最多的機構；僅2008年一年，他和團隊就做了121例肝移植手術。
他并不介意在其他州排隊的人在孟菲斯重複排隊。
他說：“這不是在鑽系統的空子，患者可以自由選擇在哪裡接受醫療服務。
有些人會從田納西跑去加州或其他地方接受治療。
現在也有人從加州來到我們這裡接受治療。
”于是，伊森在萊利的安排下飛往帕洛阿爾托，對喬布斯進行了必要的診斷。
2009年2月底，喬布斯被加入田納西的器官移植等候名單（同時繼續在加州排隊），焦急的等待開始了。
3月的第一周，他的病情迅速惡化，而等待時間預計還有21天。
勞倫娜回憶說：“我們當時都特别着急，擔心得要命，眼看着就來不及了。
”每一天都是深深的煎熬。
3月中旬，喬布斯終于在名單中升至第三位，然後是第二，最後終于來到第一位。
但是，日子一天天過去，需要的髒器卻沒有等來。
不過，還有一個說來殘酷的機會：即将到來的聖帕特裡克節和美國大學籃球聯盟錦标賽“瘋狂三月”（孟菲斯隊參加了2009年錦标賽，并成為分賽場）等活動增加了捐獻者出現的可能性，因為喝酒會導緻車禍數量的激增。
2009年3月21日的那個周末，不幸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在車禍中喪生，他的器官将被捐獻。
喬布斯和勞倫娜立即飛往孟菲斯，在淩晨4點前抵達，與伊森會合。
一輛汽車在停機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