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公地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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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着為了我們的旗号，策劃着一系列有預謀的暴力活動，這些似乎與遙不可及的政府智囊團，為伊拉克制造武器的、不負責任的跨國石油公司和軍火集團，以及所有龐大笨重、脫離群衆的國家機器脫不了幹系。
在我心裡，還有一團火在燃燒。
那就是返回歐洲的夏季候鳥——燕子、斑鸠和布谷鳥，它們從非洲出發，途經底格裡斯河、幼發拉底河流域和伊拉克中部，沿着東部路線，一路向北。
如今，在它們每年必經的從南向北、從貧窮到富饒的這條狹窄歸途上，它們需要對抗的是英美轟炸機和薩達姆的噴氣式飛機。
* * * 接下來一個月，我回了趟奇爾特恩老家。
我不知道，自己這樣做是否明智。
人們常說，你應該和過去一刀兩斷，不要回頭看。
但是，奇爾特恩有我過去的人生，是我的根，不管怎麼說，都是它造就了今天的我。
那裡塑造了我全身的骨骼，給我支撐，有我浪漫的初體驗，也是我寫作的源泉。
我要回去一趟，哪怕隻為搞清楚，老家山坡上的那片樹林在我心裡是否依然存在，還是已經和那些陰郁的幽靈一道，徹底消失了。
我覺得自己是想念它們的，但我也說不清楚。
在我生病時，心理醫生總是勸我去那片山林走走。
有一次，我去山裡看赤鸢，他剛巧遇到了我；我猜，那次他看出了我曾經的樣子，也明白了這些鳥兒對我的意義。
他曾提出，想帶我回去看看；還說會幫我解決午餐，再帶我回來。
113即便如此，我也不敢接受。
我之所以退縮，是害怕自己可能會變得完全冷漠，害怕自己發覺（就我當時的感受而言）已經忘卻了曾經讓我感動至深的那些記憶。
高高的奇爾特恩丘陵和那裡自由飛翔的鸢，是我的試金石。
我必須鼓起勇氣，看看自己能否失而複得。
奇爾特恩鸢的故事十分溫馨。
在英格蘭，這種鳥曾經很常見。
然而在19世紀，在捕獵者的圍剿下，它們近乎絕迹，因為鸢以捕食雛雉雞為食，還會叼走人們晾曬的衣物，裝飾自己的鳥巢。
在《冬天的故事》（TheWinter’sTale）中，本身就愛偷些小東西的奧托呂科斯[29]警告道：“鸢築巢時，看好自己的麻布衣。
”在威爾士中部地區，錫爾迪金郡（Ceredigion）的城堡附近，捕獵者相對較少。
隻有在這裡，鸢作為一種野生動物，才得以幸存。
它們緩慢而穩定地繁殖，活動範圍逐漸擴張，但要想跨越英格蘭和威爾士的邊界奧法堤（Offa’sDyke），還差得遠。
于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自然保護委員會決定向鳥兒伸出援助之手，将幾對西班牙出生的鸢帶到了英格蘭，并在石油大亨約翰·保羅·蓋蒂（JohnPaulGetty）位于奇爾特恩的莊園裡放生。
這裡距離伊布斯通村（Ibstone）不遠，環境與鸢在歐洲丘陵地帶的稀樹草原栖息地十分接近。
鸢似乎很喜歡這裡，也願意留在此地繁殖。
1990年，我在M40公路上，偶然邂逅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隻鸢。
曾幾何時，鸢是我可望而不可即的追求，是東南地區野性荒原的象征。
當我的思緒天馬行空時，我還常常把鸢視作凱爾特人祖先的象征。
于是，三月的某天午後，我開車南下，去完成自己未了的心願。
其中有一段路，是我從前每半個月去看一次心理醫生的必經之路。
沿途的風景，是剛剛送走冬天的山林，荒涼、蕪雜又蠢蠢欲動。
天氣涼爽，有風，不知道這一路會不會看見鸢。
我走114（30）的還是那條老路。
沿着山腳的小路開車，途經金斯頓布朗特村（KingstonBlount），然後道路突然轉向東邊，進入了山谷地帶。
看，鸢出現了！灰色天空中，遠遠望去，每一隻滑翔的大鳥都像是鸢。
瞧，它們向高空飛去，盤旋着，翺翔着，猶如兩把彎弓，射向山上的樹林。
它們朝我這邊飛來，徐徐地，乘着風，滑過氣流的漩渦。
距離越來越近，我能清楚地看到，它們的軀幹和尾部掀起的赤褐色羽毛。
它們啼鳴着，嘯叫着，聲音在風中飄散，離我越來越遠。
我開車繼續向南，進入了高原地帶。
這裡的天空，到處都是鸢的身影。
它們在村莊上空飛翔嬉戲，乘風破浪，掠過農舍上空，降落到鳥舍的高度。
中途，我在一家餐廳吃午飯。
透過窗戶，我看到鸢飛過樹籬，在空中劃出一道長長的弧線。
我來到室外，想近距離地觀察。
一隻鸢掉轉方向，順着風飛走了。
它輕松地張開翅膀，讓空氣托住身軀，像舞者擡起雙臂，像船帆随風鼓動，似乎與風合為一體。
它的動作是那麼輕盈，不費吹灰之力。
我能感到，自己的肩膀正情不自禁地随之張弛。
天光漸暗。
我選了一條近道開車回家。
沿着小路，穿過粗犷的牧場，突然，天邊飛來一大群鸢，好似一張變幻莫測的大網，直連天際。
我猜，這是鸢的一次盛大聚會。
對于許多物種而言，類似的聚會屬于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不過，究竟是什麼并不重要。
這是鸢對風的一種回味，任性而無端。
所有猛禽都喜歡風。
隻有在起風時，它們才是真正的猛禽，才能領悟到某種真谛。
然而，鸢的這種令人歎為觀止的集體飛行場面，卻不是一種日常行為。
鸢是一種頗具膽色的鳥，它們的追求是，将自己的飛行技巧發揮到極緻。
我停在原地。
頭頂上的鸢多到數不清。
我的前方足有三四十隻。
回頭一看，我發現身後也同樣有好幾十隻。
它們得意揚揚，像遊隼般從天而降，掠過原野，側着身，螺旋下降，逐漸減速。
115（31）它們利用分叉的尾巴調整平衡，輕松極了，好似在風中表演雜技。
眼看着鸢向上或向下翺翔，我感到自己的身體也在随之上下飛舞，深深吸入着原野的氣息。
我并不想飛，也不想和它們一同上天，可它們仿佛将我變回到六歲的時候，回到那個張開雙臂、從山頂向下俯沖的孩子，甚至比那時還要更小。
這是怎麼回事呢？如此多的鸢在追逐嬉戲，卻并不是一場大規模求愛表演，也不是在奇爾特恩常見的鳥群齊聚覓食的場面，當地人出于最善良的願望，将牛排放在自家的鳥舍中，供鸢享用（結果卻無意間将鳥兒的消化系統置于危險之中）。
此情此景是一個族群聯絡感情的紐帶，是當一天結束時，所有鳥兒聚在一起的狂歡。
它們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增進了彼此之間的信任，就像在過去，人們之間常常舉辦的鬥舞一樣。
暮色降臨，鳥兒的身影逐漸消失在叢林深處。
我跟在它們後面，經過了蓋蒂的豪華闆球場。
這座球場位于茂密的榉樹林中，像一座華美的島嶼。
我聽到了山雀穿梭覓食的細微聲響。
接着，就在我頭頂上方，一隻鸢發出了叫聲。
那是一隻落單的鸢，驚鴻一瞥，旋即劃過枝頭，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們隻打了個照面。
在蒼茫的暮色中，鸢宛如一件遮天蔽日的鬥篷，俯沖下來，令人窒息；那一瞬間，它已經不再是舞者，而是一隻猛禽，回歸了它的天性。
* * * 故地重遊那片屬于我的林地，更讓我心情沉重，絲毫沒有歡欣鼓舞的感覺。
這塊林地馬上就要被賣了。
迫在眉睫的改變，讓我的内心泛起痛苦的波瀾。
村子裡也在忙着買賣土地。
本地和外地的大地主們的支票簿翻得沙沙作響。
這裡有可能變回狩獵區，或是彩彈射擊遊樂場，也可能變成賽馬訓練場。
我的好友弗朗西斯卡·格林諾克和約翰·基爾帕特裡克，從一開始就是這片林地116的護林員，我的好幫手，也是這片林地生存延續不可或缺的堅實支柱，而且為了幫我賣林地，他們還迅速成立了一個本地基金。
然而，對于我的大意疏忽，以及面對當下的緊急情況事先沒有一點兒準備，他們心裡其實也很氣惱，但是并沒有說出來。
至于我是如何看自己的，我也說不清楚。
在我沒回來之前，我一直不敢去想這個問題。
我一心想回歸正常生活，這種需求讓我除了眼前的事情，别的全都顧不得了。
那是一個三月裡的周末，出現了一些不好的迹象。
在林地入口的山毛榉樹上，挂了一個“此地出售”的牌子。
早在二十年前，也是在這棵山毛榉樹上，同一家中介公司也曾挂過相同的牌子。
這一幕讓我渾身戰栗，就像神明在祈禱者面前顯靈了一樣。
還有，一輛福特車撞在了旁邊的梣樹上。
冬天路滑，快樂的自駕者在過S彎道時，很容易将車甩出去。
但這輛車不一樣，現場的情形透露出故事才不過講了一半。
這是一輛油漆工的貨車，裡面裝滿了油漆用具。
撞車的時候，油漆桶飛到了車子前面，灰白色的油漆灑得到處都是，很像某種爬行動物的血。
這車看起來似乎本身就是個馬路殺手，既可憐又可恨。
“瞧瞧你都幹了什麼！你看沒看路！瞎開什麼！” 我必須提醒自己，我從未打算将林地變成我的私人财産或物品。
我曾寫過，我之所以成為這裡的主人，隻為有一天“失去”它，将它還給應該得到它的居民們。
然而，看着中介公司挂出的那張清晰的牌子（像極了1853年村子因圈地而封鎖道路時的告示）。
我還記得上次的情形。
上次我是潛在買家，而非賣家。
當時，我躲在樹叢中，暗中觀察我的競争者戴着寬檐帽，拿着記事闆，遊覽考察這片林地，目睹了他們擔心自己可能買不到而苦惱。
難道這些年來，我一直都是虛情假意，披着環境利他主義的外衣，來掩蓋自己的自負之旅？我曾經想在這裡建立一處供人們117放松玩耍的場所，做一次社會實驗，看看這群21世紀的村民是否願意“回到森林”，幫人們修複因過度商業化的職業而造成的身心創傷，到這裡來獲得歡樂和享受。
我也希望此地能夠成為某種工作場所，盡管我永遠都不會像我的朋友托尼·埃文斯那樣，好意思去向當地稅務局開口，要求将自己的森林莊園（他的“戶外工作室”）的所有成本費用記為合法經營支出。
可是，我不是也一直想找一個工作室，既能體現我個人的理念，又能展示這裡的風景嗎？我不是也想偏安一隅，來彌補過去一直漂泊輾轉的錯誤嗎？在老家的村莊，有我的朋友們，有青蛙、雀鷹、獾、蘭花、麂鹿和流浪的蝙蝠，他們都在這裡生機勃勃地工作和生活着。
林地的上一任主人種了些不适宜此地的植物，比如用來制作火柴的楊樹。
我們清理了這些植物，讓陽光能夠照射進來，為林地提供了更好的再生條件，并留出了一些簡單的道路，大部分路線都是依據動物之前踏出的小徑。
我們還嘗試組織了現場民主決議，讨論林中空地應該規劃在哪裡，還為我們生産的木柴制定了一個大緻的以工代赈的方案。
可是每當我忏悔時，我都會不自覺地回想起，我們所做的事情中，有多少是由我本人來發起或提出設想的，什麼時間、在哪裡開展工作，哪些區域應該劃為植被保護的重點地塊，200棵山毛榉樹該賣多少錢等等。
我常常會在簡單參與和微妙控制之間搖擺，就像走鋼絲一般。
但隻有這次，牽扯的人不止我一個，還有許多其他人。
而我，并沒有為他們的未來做打算，沒有考慮到他們在林地的利益。
我是不是害怕面對自己終有一死的命運？這片林地原本是一個持久存在的、豐饒肥沃的地方，我是不是把它當作了自己對命運的某種反擊？ 但是，三月的林地依舊對我張開了慷慨的懷抱，大自然通常如此。
我從窘境中脫身了。
弗朗西斯卡和約翰也一樣，他們的118基金進展順利，即将得到遺産彩票基金的贊助，正準備為林地争取一個長久的未來。
他們曾經看見過赤鸢在林地的山毛榉樹上駐足。
這些鳥兒的大本營在距離這裡30多公裡的南方地區。
之所以飛到這裡，或許是打算未來在這裡安家。
頭一天刮了大風，此時的林地看上去煥然一新。
藍鈴花的嫩芽已經長到15厘米高，再過幾個星期就該開花了。
我曾在花叢中裡裡外外仔細搜尋，找到了17種顔色的藍鈴花變種，從純白色，到帶白色條紋的粉藍色，再到最深的靛藍色，應有盡有。
還有一天下午，我驚奇地發現，一隻純白的雄鹿正在藍色的花海中小憩。
我像看見一頭獨角獸一樣，驚喜萬分。
我還愛看孩子們在花叢中睡覺，孩子是我們信仰的守護者。
他們并不在意世俗的常規與準則，而是懷揣着最美好、最純真的萬物有靈論。
我見過孩子們全神貫注地與樹交談，一本正經地送青蛙回到池塘裡的家，“萬一青蛙被樹枝擋住，過不去了呢”。
看着自己留下的足迹，看着山毛榉樹幹上泛着灰色的光澤，枝葉稀疏處抽出的一簇簇新枝，我想，自己在稱贊濕地的新家的生機勃勃時，是不是有些言過其實了？ 我意識到，出于對一個地方的某種責任感，我會格外關注當地的發展演變。
當年，我每周會出門徒步兩三次，就算是最細微的變化，也逃不過我的雙眼。
我知道梣樹的幼苗何時又長高了兩三厘米，地上的樹枝是從哪棵樹上被風刮落的，林生野豌豆的準确占地面積有多大，暴發的山洪會沿着怎樣的軌迹奔流，前一晚獾都在哪些地方出沒。
而現在，二十年來不斷勾起的記憶突然又清晰可見了，仿佛特意從腦海中提取出來似的。
我們清理了上一任主人種的楊樹之後，曾規劃出一塊林間空地。
而今，空地上又自然生長出了一片小樹林，而且都長得很高了。
三年前，小樹林還沒有我高。
我們當初并沒有在這裡種下一棵樹，現在卻有近119十種樹木自發地破土而出了。
樹下還長滿了持續繁殖的月桂瑞香和鱗毛蕨。
我來到了林地的最高處，從前我經常一個人在這裡忙活，趁樹木處于休眠期，剝掉不适宜在此地生長的楊樹的樹皮。
這樣做至少對山雀和啄木鳥是有好處的。
如今，楊樹已漸漸枯萎，下方的小橡樹不畏阻擋，從枯枝之間頑強地萌發出來，大約有三畝地都是這番景象，與真正的森林一模一樣。
還有更有趣的觸動人心的事情。
1982年，我從伊夫舍姆谷（ValeofEvesham）一個破敗的果園中救出了槲寄生的果實，将它嫁接在林地中唯一一株沙果的樹皮裡。
現在，它已經長到10厘米了。
那棵被我們特地搭建了保護棚的梣樹苗長得又小又矮，隻有一旁自然生長的梣樹的四分之一高。
1994年秋天的大橡果本該在次年生根發芽，長成茂盛的橡樹林，可惜卻沒能實現，因為橡果都被從橡樹上空降的毛毛蟲吃光了。
林地也有古老而調皮的自身發展規律。
我們曾煞費苦心創造的一處景觀，看樣子會在林地中永存，不會消失了。
當初，為了行車方便，我們在植被複雜的坡面上開了一條路。
開路時，我心裡其實很忐忑，不知道這算不算是人類自以為是地對自然橫加幹涉，是否與我們的追求背道而馳。
其實，大可不必為此而擔心。
這條路很快就成為了社區的一道風景，或者可以說是公地的一處景觀。
修這條道路是我的主意。
村裡的孩子們将修路清理出來的蕨類植物和各種野花帶回家過冬，降低了修路的影響。
開挖掘機的司機師傅給這條小路增添了一些曲線，使其變得蜿蜒多姿，讓我們做夢都想不到的是，這麼一改，春天的陽光剛好能夠照射進來。
還有很多潛移默化的因素，使這條路日漸成熟。
對于植物而言，這條路隻是一個很小的地質變化，毫不妨礙它們恣意生長，因此沒過多久，小路上便生出了紛亂的雜草。
最繁茂的是白垩岩藻，其次是藍鈴花，還有一團團120像老人胡須的鐵線蓮，珍稀的帶條紋的林生野豌豆。
在它們面前，我們根本不是對手。
如今，植物開始了自己的計劃。
坡面逐漸變得陰暗，長滿了青苔。
野豌豆向有光的地方偏移了近20米的距離。
不過，這條路依然是我們為林地增添的一個美妙音符，而且更讓我感動的是，連我這個已經棄船而逃的船長，都在這裡留下了一處小小的痕迹。
但是，奇爾特恩老家在我心中的痕迹依然難以磨滅，才是最令我欣慰的事情。
這次回去，我沒有因為離開故鄉而感到懊惱，也沒有勾起我對過去走投無路的瀕死感的可怕回憶。
這裡的風景似乎已經完全與嬌縱、疾病和退縮毫無關系了。
這裡隻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且永遠都是。
常聽人們說，奇爾特恩的丘陵和溝壑就像一個握緊的拳頭，這裡的地形倒也符合這種描述：這裡的一切我都了如指掌，尤其是哈丁斯林地，就像我自己的手背。
現在，我很清楚，自己随時都可以回來，為愛歸來，與束縛無關。
* * * 又到了黃昏時分。
我試圖回憶在我的“公地空間”發生過的趣事，卻一件也想不起來。
一個人自己的房間（吉爾伯特·懷特将他的房間稱作“冬眠之穴”[hybernaculum]），往往是所有空間中，最鮮于分享的。
（對于其他物種而言亦是如此。
隻有當天氣過于寒冷時，大部分物種才願意在休息時，稍稍放棄對獨立空間的渴望。
）然而，推及相近的概念，空間和土地是個人私産的想法實則有些弱化：“隻屬于一個英國人的城堡，違背了英國人民與生俱來的權利。
”這些完全相悖的觀點，随處都是，屢見不鮮，認為土地屬于公有遺産的觀念根深蒂固，或自生命誕生之初，就本能地存在着。
121在我小時候，花園的盡頭就是公地，中間隻隔了一道帶刺的鐵絲網。
連接居民住宅區和地方議會新區的是一條小路，從一座廢棄的莊園遺址上通過。
往昔曾是本地景觀的華美莊園，變成了無人認領的荒地。
荒地面積大約有六七百畝，廢棄之後，肉眼可見地迅速恢複了野生風貌，從前莊園裡富有異國情調的雪松和銀杉，正受到潮水般的荊棘和雜草的猛烈圍攻。
這裡是我們的後花園，也是我們的大草原。
那個年代，孩子們總是野性十足，很快就把這裡當作自己的自然野地和生态樂園。
我們簡單地稱其為“原野”，不是因為這裡的風景原始，而是因為我們隻有這一片曠野，也需要這一片曠野。
其實，這片荒地是有主人的，主人正是給我們修建房子的人。
他偶爾會來這裡犁一犁雜草，或者牽幾頭牛過來吃草。
不過，看到周圍的老少鄰居們都把這裡當成是公地，他似乎也挺樂意。
于我而言，最妙趣橫生的是，在完全沒有任何人指導的情況下，我們這幫孩子在這片草地上，竟然規劃出了一個公平的版圖和殖民模式，既不影響主人種地的愛好，也滿足了家長的功利需求（這裡是從家通往車站的近路）。
沒有人自诩是這裡的首領，也沒有人倚仗年齡大或身體強壯而自稱擁有高于他人的特權。
于是，不知不覺間，我們這群孩子在這裡規劃出了道路網、集會地、露營地、禁區和舉行儀式的舞台。
我們還發展了一種小農經濟模式：從廢棄莊園的瓦礫中回收磚塊，從沿途的觀賞植物上采集核桃、栗子和杏仁。
我們用桦樹樹枝當柴，生火煮土豆；還學會了把自行車倒過來，将奶油罐子挂在車輪上旋轉，來制作黃油。
我們對萬物的全情投入與關注，近乎萬物有靈論：探尋哪種質地的木頭能當柴火，想象樹幹上一個個人臉幻影，将打火石賦予英雄主義色彩，感受草地的柔軟可親，122（32）想象人們在草地上活動時給小草造成的痛苦與折磨，品嘗樹葉的味道，還有我們用來躲避父母搜尋、“進行秘密活動”的地洞。
一到暑假，我們便整日在那裡玩耍，隻有吃飯睡覺時才會回家。
作為一塊栖息地，這裡隻有一條真正的規矩：此地屬于我們這個部落，是我們這幫人的領地，沒有其他人的份兒。
草地的北側，是議會區子弟的地盤。
要是他們膽敢擅闖這裡，我們就對他們不客氣，簡單又粗暴。
小鎮真正的公地其實在山上，看上去并沒有什麼特别。
于我而言，那裡是陌生又充滿敵意的地方。
天氣潮濕，不能打橄榄球時，我們就得去那裡長跑。
我之所以不喜歡那裡，是因為它讓我聯想到孤獨、乏味與寒冷肅殺的冬天。
這種孩子氣的厭惡，鎮上的人們并不認同。
公地是為數不多的、各個階層都能達成一緻的事情。
1866年，小鎮居民通過一次聲勢浩大的直接行動，将伯克姆斯特德公地從自私的非法圈地中解放了出來，鎮上的人們不會忘記這段曆史。
雖然自古以來，這塊長滿蕨類植物和灌木叢的土地就是公地，但小鎮人民的法定權利卻并不完整。
20世紀20年代，此地的領主布朗洛家族（Brownlows）賣掉這裡時，公地一半賣給了國家信托基金，另一半則賣給了當地的高爾夫俱樂部。
幾年之後，依照《大都會公地法案》（MetropolitanCommonsAct），俱樂部總算将公地的“呼吸空氣和運動”的權利讓與了民衆。
但是，土地所有者和公地居民之間的關系仍舊相當緊張，正如我在《故土》（HomeCountry）一書中寫道： 當地的拾荒者經常在帚石南灌木中穿梭，尋找有錢人遺落的高爾夫球。
去公地散步而不打高爾夫球的人，冒着挨罵和被球擊中的風險，快速從球道上經過。
他們并不是在主張自己的合法權利，而是認為公地是一個123（33）屬于大家的地方，是一處避難所，也是保佑小鎮的一塊“寶地”。
有一天，天氣悶熱，我聽到商業街上的一個屠夫對顧客說，他總是把肉店的後門敞開，好讓“公地那邊的新鮮空氣可以吹進來”。
後來，我也學會了愛上這裡。
不過，我所說的愛，更多是作為一名學術研究者對此地的仰慕之情，而不是作為一名公地居民的愛。
（我心中的公地一直都是，也永遠将是20世紀50年代我們一群孩子嬉戲的那片蕪雜的原野。
）從書中，我讀到了在公地運作過程中，人們敏銳而周全的考慮和當地習俗中的生态智慧，了解了何時應為禁止砍伐蕨類植物和金雀花的封禁期，對鈎鐮尺寸的嚴格規定，以及專門為60歲以上的老人和14歲以下的青少年制定的關照措施。
我讀了維諾格拉多夫[34]的巨作《英格蘭的維蘭制》（VilleinageinEngland）。
書中分析了在全盛時期，公地擁有平衡、封閉循環的能源體系。
秋天，動物在公地上排洩的糞便，正好成為第二年公地牧草的養料。
在現代的達特穆爾高地（Dartmoor），就有着類似這種古老的生态平衡體系，其中一項激烈的争論是關于蜜蜂。
蜜蜂作為野生覓食者的代表，究竟該不該被視作一種公地動物呢？如果“地球之友”組織的口号是“保護本地，着眼全球”，那麼公地的口号就是“保護本地，着眼本地”。
現在看來，這種思想可能有些狹隘了，但是它鼓勵人們養成獨立、節儉的習慣，增進了人與人、人與其他物種之間的親密關系。
法國曆史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Bourdieu）發明了“慣習”（habitus）一詞，用來描述這種共有居住地的狀态：“在這種生活環境中，既有各種實踐活動，又有期望的傳承，還有各類制度規則，比如關于用途和公開程序的限制，以及關于法律和輿論壓力的相關規範及處罰等。
” * * * 124回想起東安格利亞的帚石南坡地，我覺得這也是它的原始狀态。
從小屋的窗戶向外極目遠眺，我幾乎能夠望見1500畝坡地最遠處的邊界。
地處韋弗尼河的沖積平原，這片坡地和當地的濕地一樣，曾經完全被泥炭覆蓋。
但是，到了19世紀40年代，人們開始挖掘泥炭，暴露出了一大片較純的沙地。
由于沙土太過貧瘠，即便是在二戰時期“為勝利而挖”[35]的運動中，也未能開發成耕地。
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坡地一直處于半用半荒的矛盾狀态。
羅伊·波特和他的家人祖祖輩輩都在坡地上生活。
白天他是專業的建築工人，晚上則是搖滾複興樂隊的電吉他手。
他對戰後的歲月一直記憶猶
在我心裡，還有一團火在燃燒。
那就是返回歐洲的夏季候鳥——燕子、斑鸠和布谷鳥，它們從非洲出發，途經底格裡斯河、幼發拉底河流域和伊拉克中部，沿着東部路線，一路向北。
如今，在它們每年必經的從南向北、從貧窮到富饒的這條狹窄歸途上，它們需要對抗的是英美轟炸機和薩達姆的噴氣式飛機。
* * * 接下來一個月，我回了趟奇爾特恩老家。
我不知道，自己這樣做是否明智。
人們常說，你應該和過去一刀兩斷，不要回頭看。
但是，奇爾特恩有我過去的人生，是我的根，不管怎麼說，都是它造就了今天的我。
那裡塑造了我全身的骨骼，給我支撐，有我浪漫的初體驗，也是我寫作的源泉。
我要回去一趟，哪怕隻為搞清楚，老家山坡上的那片樹林在我心裡是否依然存在，還是已經和那些陰郁的幽靈一道，徹底消失了。
我覺得自己是想念它們的，但我也說不清楚。
在我生病時，心理醫生總是勸我去那片山林走走。
有一次，我去山裡看赤鸢，他剛巧遇到了我；我猜，那次他看出了我曾經的樣子，也明白了這些鳥兒對我的意義。
他曾提出，想帶我回去看看；還說會幫我解決午餐，再帶我回來。
113即便如此，我也不敢接受。
我之所以退縮，是害怕自己可能會變得完全冷漠，害怕自己發覺（就我當時的感受而言）已經忘卻了曾經讓我感動至深的那些記憶。
高高的奇爾特恩丘陵和那裡自由飛翔的鸢，是我的試金石。
我必須鼓起勇氣，看看自己能否失而複得。
奇爾特恩鸢的故事十分溫馨。
在英格蘭，這種鳥曾經很常見。
然而在19世紀，在捕獵者的圍剿下，它們近乎絕迹，因為鸢以捕食雛雉雞為食，還會叼走人們晾曬的衣物，裝飾自己的鳥巢。
在《冬天的故事》（TheWinter’sTale）中，本身就愛偷些小東西的奧托呂科斯[29]警告道：“鸢築巢時，看好自己的麻布衣。
”在威爾士中部地區，錫爾迪金郡（Ceredigion）的城堡附近，捕獵者相對較少。
隻有在這裡，鸢作為一種野生動物，才得以幸存。
它們緩慢而穩定地繁殖，活動範圍逐漸擴張，但要想跨越英格蘭和威爾士的邊界奧法堤（Offa’sDyke），還差得遠。
于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自然保護委員會決定向鳥兒伸出援助之手，将幾對西班牙出生的鸢帶到了英格蘭，并在石油大亨約翰·保羅·蓋蒂（JohnPaulGetty）位于奇爾特恩的莊園裡放生。
這裡距離伊布斯通村（Ibstone）不遠，環境與鸢在歐洲丘陵地帶的稀樹草原栖息地十分接近。
鸢似乎很喜歡這裡，也願意留在此地繁殖。
1990年，我在M40公路上，偶然邂逅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隻鸢。
曾幾何時，鸢是我可望而不可即的追求，是東南地區野性荒原的象征。
當我的思緒天馬行空時，我還常常把鸢視作凱爾特人祖先的象征。
于是，三月的某天午後，我開車南下，去完成自己未了的心願。
其中有一段路，是我從前每半個月去看一次心理醫生的必經之路。
沿途的風景，是剛剛送走冬天的山林，荒涼、蕪雜又蠢蠢欲動。
天氣涼爽，有風，不知道這一路會不會看見鸢。
我走114（30）的還是那條老路。
沿着山腳的小路開車，途經金斯頓布朗特村（KingstonBlount），然後道路突然轉向東邊，進入了山谷地帶。
看，鸢出現了！灰色天空中，遠遠望去，每一隻滑翔的大鳥都像是鸢。
瞧，它們向高空飛去，盤旋着，翺翔着，猶如兩把彎弓，射向山上的樹林。
它們朝我這邊飛來，徐徐地，乘着風，滑過氣流的漩渦。
距離越來越近，我能清楚地看到，它們的軀幹和尾部掀起的赤褐色羽毛。
它們啼鳴着，嘯叫着，聲音在風中飄散，離我越來越遠。
我開車繼續向南，進入了高原地帶。
這裡的天空，到處都是鸢的身影。
它們在村莊上空飛翔嬉戲，乘風破浪，掠過農舍上空，降落到鳥舍的高度。
中途，我在一家餐廳吃午飯。
透過窗戶，我看到鸢飛過樹籬，在空中劃出一道長長的弧線。
我來到室外，想近距離地觀察。
一隻鸢掉轉方向，順着風飛走了。
它輕松地張開翅膀，讓空氣托住身軀，像舞者擡起雙臂，像船帆随風鼓動，似乎與風合為一體。
它的動作是那麼輕盈，不費吹灰之力。
我能感到，自己的肩膀正情不自禁地随之張弛。
天光漸暗。
我選了一條近道開車回家。
沿着小路，穿過粗犷的牧場，突然，天邊飛來一大群鸢，好似一張變幻莫測的大網，直連天際。
我猜，這是鸢的一次盛大聚會。
對于許多物種而言，類似的聚會屬于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不過，究竟是什麼并不重要。
這是鸢對風的一種回味，任性而無端。
所有猛禽都喜歡風。
隻有在起風時，它們才是真正的猛禽，才能領悟到某種真谛。
然而，鸢的這種令人歎為觀止的集體飛行場面，卻不是一種日常行為。
鸢是一種頗具膽色的鳥，它們的追求是，将自己的飛行技巧發揮到極緻。
我停在原地。
頭頂上的鸢多到數不清。
我的前方足有三四十隻。
回頭一看，我發現身後也同樣有好幾十隻。
它們得意揚揚，像遊隼般從天而降，掠過原野，側着身，螺旋下降，逐漸減速。
115（31）它們利用分叉的尾巴調整平衡，輕松極了，好似在風中表演雜技。
眼看着鸢向上或向下翺翔，我感到自己的身體也在随之上下飛舞，深深吸入着原野的氣息。
我并不想飛，也不想和它們一同上天，可它們仿佛将我變回到六歲的時候，回到那個張開雙臂、從山頂向下俯沖的孩子，甚至比那時還要更小。
這是怎麼回事呢？如此多的鸢在追逐嬉戲，卻并不是一場大規模求愛表演，也不是在奇爾特恩常見的鳥群齊聚覓食的場面，當地人出于最善良的願望，将牛排放在自家的鳥舍中，供鸢享用（結果卻無意間将鳥兒的消化系統置于危險之中）。
此情此景是一個族群聯絡感情的紐帶，是當一天結束時，所有鳥兒聚在一起的狂歡。
它們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增進了彼此之間的信任，就像在過去，人們之間常常舉辦的鬥舞一樣。
暮色降臨，鳥兒的身影逐漸消失在叢林深處。
我跟在它們後面，經過了蓋蒂的豪華闆球場。
這座球場位于茂密的榉樹林中，像一座華美的島嶼。
我聽到了山雀穿梭覓食的細微聲響。
接着，就在我頭頂上方，一隻鸢發出了叫聲。
那是一隻落單的鸢，驚鴻一瞥，旋即劃過枝頭，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們隻打了個照面。
在蒼茫的暮色中，鸢宛如一件遮天蔽日的鬥篷，俯沖下來，令人窒息；那一瞬間，它已經不再是舞者，而是一隻猛禽，回歸了它的天性。
* * * 故地重遊那片屬于我的林地，更讓我心情沉重，絲毫沒有歡欣鼓舞的感覺。
這塊林地馬上就要被賣了。
迫在眉睫的改變，讓我的内心泛起痛苦的波瀾。
村子裡也在忙着買賣土地。
本地和外地的大地主們的支票簿翻得沙沙作響。
這裡有可能變回狩獵區，或是彩彈射擊遊樂場，也可能變成賽馬訓練場。
我的好友弗朗西斯卡·格林諾克和約翰·基爾帕特裡克，從一開始就是這片林地116的護林員，我的好幫手，也是這片林地生存延續不可或缺的堅實支柱，而且為了幫我賣林地，他們還迅速成立了一個本地基金。
然而，對于我的大意疏忽，以及面對當下的緊急情況事先沒有一點兒準備，他們心裡其實也很氣惱，但是并沒有說出來。
至于我是如何看自己的，我也說不清楚。
在我沒回來之前，我一直不敢去想這個問題。
我一心想回歸正常生活，這種需求讓我除了眼前的事情，别的全都顧不得了。
那是一個三月裡的周末，出現了一些不好的迹象。
在林地入口的山毛榉樹上，挂了一個“此地出售”的牌子。
早在二十年前，也是在這棵山毛榉樹上，同一家中介公司也曾挂過相同的牌子。
這一幕讓我渾身戰栗，就像神明在祈禱者面前顯靈了一樣。
還有，一輛福特車撞在了旁邊的梣樹上。
冬天路滑，快樂的自駕者在過S彎道時，很容易将車甩出去。
但這輛車不一樣，現場的情形透露出故事才不過講了一半。
這是一輛油漆工的貨車，裡面裝滿了油漆用具。
撞車的時候，油漆桶飛到了車子前面，灰白色的油漆灑得到處都是，很像某種爬行動物的血。
這車看起來似乎本身就是個馬路殺手，既可憐又可恨。
“瞧瞧你都幹了什麼！你看沒看路！瞎開什麼！” 我必須提醒自己，我從未打算将林地變成我的私人财産或物品。
我曾寫過，我之所以成為這裡的主人，隻為有一天“失去”它，将它還給應該得到它的居民們。
然而，看着中介公司挂出的那張清晰的牌子（像極了1853年村子因圈地而封鎖道路時的告示）。
我還記得上次的情形。
上次我是潛在買家，而非賣家。
當時，我躲在樹叢中，暗中觀察我的競争者戴着寬檐帽，拿着記事闆，遊覽考察這片林地，目睹了他們擔心自己可能買不到而苦惱。
難道這些年來，我一直都是虛情假意，披着環境利他主義的外衣，來掩蓋自己的自負之旅？我曾經想在這裡建立一處供人們117放松玩耍的場所，做一次社會實驗，看看這群21世紀的村民是否願意“回到森林”，幫人們修複因過度商業化的職業而造成的身心創傷，到這裡來獲得歡樂和享受。
我也希望此地能夠成為某種工作場所，盡管我永遠都不會像我的朋友托尼·埃文斯那樣，好意思去向當地稅務局開口，要求将自己的森林莊園（他的“戶外工作室”）的所有成本費用記為合法經營支出。
可是，我不是也一直想找一個工作室，既能體現我個人的理念，又能展示這裡的風景嗎？我不是也想偏安一隅，來彌補過去一直漂泊輾轉的錯誤嗎？在老家的村莊，有我的朋友們，有青蛙、雀鷹、獾、蘭花、麂鹿和流浪的蝙蝠，他們都在這裡生機勃勃地工作和生活着。
林地的上一任主人種了些不适宜此地的植物，比如用來制作火柴的楊樹。
我們清理了這些植物，讓陽光能夠照射進來，為林地提供了更好的再生條件，并留出了一些簡單的道路，大部分路線都是依據動物之前踏出的小徑。
我們還嘗試組織了現場民主決議，讨論林中空地應該規劃在哪裡，還為我們生産的木柴制定了一個大緻的以工代赈的方案。
可是每當我忏悔時，我都會不自覺地回想起，我們所做的事情中，有多少是由我本人來發起或提出設想的，什麼時間、在哪裡開展工作，哪些區域應該劃為植被保護的重點地塊，200棵山毛榉樹該賣多少錢等等。
我常常會在簡單參與和微妙控制之間搖擺，就像走鋼絲一般。
但隻有這次，牽扯的人不止我一個，還有許多其他人。
而我，并沒有為他們的未來做打算，沒有考慮到他們在林地的利益。
我是不是害怕面對自己終有一死的命運？這片林地原本是一個持久存在的、豐饒肥沃的地方，我是不是把它當作了自己對命運的某種反擊？ 但是，三月的林地依舊對我張開了慷慨的懷抱，大自然通常如此。
我從窘境中脫身了。
弗朗西斯卡和約翰也一樣，他們的118基金進展順利，即将得到遺産彩票基金的贊助，正準備為林地争取一個長久的未來。
他們曾經看見過赤鸢在林地的山毛榉樹上駐足。
這些鳥兒的大本營在距離這裡30多公裡的南方地區。
之所以飛到這裡，或許是打算未來在這裡安家。
頭一天刮了大風，此時的林地看上去煥然一新。
藍鈴花的嫩芽已經長到15厘米高，再過幾個星期就該開花了。
我曾在花叢中裡裡外外仔細搜尋，找到了17種顔色的藍鈴花變種，從純白色，到帶白色條紋的粉藍色，再到最深的靛藍色，應有盡有。
還有一天下午，我驚奇地發現，一隻純白的雄鹿正在藍色的花海中小憩。
我像看見一頭獨角獸一樣，驚喜萬分。
我還愛看孩子們在花叢中睡覺，孩子是我們信仰的守護者。
他們并不在意世俗的常規與準則，而是懷揣着最美好、最純真的萬物有靈論。
我見過孩子們全神貫注地與樹交談，一本正經地送青蛙回到池塘裡的家，“萬一青蛙被樹枝擋住，過不去了呢”。
看着自己留下的足迹，看着山毛榉樹幹上泛着灰色的光澤，枝葉稀疏處抽出的一簇簇新枝，我想，自己在稱贊濕地的新家的生機勃勃時，是不是有些言過其實了？ 我意識到，出于對一個地方的某種責任感，我會格外關注當地的發展演變。
當年，我每周會出門徒步兩三次，就算是最細微的變化，也逃不過我的雙眼。
我知道梣樹的幼苗何時又長高了兩三厘米，地上的樹枝是從哪棵樹上被風刮落的，林生野豌豆的準确占地面積有多大，暴發的山洪會沿着怎樣的軌迹奔流，前一晚獾都在哪些地方出沒。
而現在，二十年來不斷勾起的記憶突然又清晰可見了，仿佛特意從腦海中提取出來似的。
我們清理了上一任主人種的楊樹之後，曾規劃出一塊林間空地。
而今，空地上又自然生長出了一片小樹林，而且都長得很高了。
三年前，小樹林還沒有我高。
我們當初并沒有在這裡種下一棵樹，現在卻有近119十種樹木自發地破土而出了。
樹下還長滿了持續繁殖的月桂瑞香和鱗毛蕨。
我來到了林地的最高處，從前我經常一個人在這裡忙活，趁樹木處于休眠期，剝掉不适宜在此地生長的楊樹的樹皮。
這樣做至少對山雀和啄木鳥是有好處的。
如今，楊樹已漸漸枯萎，下方的小橡樹不畏阻擋，從枯枝之間頑強地萌發出來，大約有三畝地都是這番景象，與真正的森林一模一樣。
還有更有趣的觸動人心的事情。
1982年，我從伊夫舍姆谷（ValeofEvesham）一個破敗的果園中救出了槲寄生的果實，将它嫁接在林地中唯一一株沙果的樹皮裡。
現在，它已經長到10厘米了。
那棵被我們特地搭建了保護棚的梣樹苗長得又小又矮，隻有一旁自然生長的梣樹的四分之一高。
1994年秋天的大橡果本該在次年生根發芽，長成茂盛的橡樹林，可惜卻沒能實現，因為橡果都被從橡樹上空降的毛毛蟲吃光了。
林地也有古老而調皮的自身發展規律。
我們曾煞費苦心創造的一處景觀，看樣子會在林地中永存，不會消失了。
當初，為了行車方便，我們在植被複雜的坡面上開了一條路。
開路時，我心裡其實很忐忑，不知道這算不算是人類自以為是地對自然橫加幹涉，是否與我們的追求背道而馳。
其實，大可不必為此而擔心。
這條路很快就成為了社區的一道風景，或者可以說是公地的一處景觀。
修這條道路是我的主意。
村裡的孩子們将修路清理出來的蕨類植物和各種野花帶回家過冬，降低了修路的影響。
開挖掘機的司機師傅給這條小路增添了一些曲線，使其變得蜿蜒多姿，讓我們做夢都想不到的是，這麼一改，春天的陽光剛好能夠照射進來。
還有很多潛移默化的因素，使這條路日漸成熟。
對于植物而言，這條路隻是一個很小的地質變化，毫不妨礙它們恣意生長，因此沒過多久，小路上便生出了紛亂的雜草。
最繁茂的是白垩岩藻，其次是藍鈴花，還有一團團120像老人胡須的鐵線蓮，珍稀的帶條紋的林生野豌豆。
在它們面前，我們根本不是對手。
如今，植物開始了自己的計劃。
坡面逐漸變得陰暗，長滿了青苔。
野豌豆向有光的地方偏移了近20米的距離。
不過，這條路依然是我們為林地增添的一個美妙音符，而且更讓我感動的是，連我這個已經棄船而逃的船長，都在這裡留下了一處小小的痕迹。
但是，奇爾特恩老家在我心中的痕迹依然難以磨滅，才是最令我欣慰的事情。
這次回去，我沒有因為離開故鄉而感到懊惱，也沒有勾起我對過去走投無路的瀕死感的可怕回憶。
這裡的風景似乎已經完全與嬌縱、疾病和退縮毫無關系了。
這裡隻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且永遠都是。
常聽人們說，奇爾特恩的丘陵和溝壑就像一個握緊的拳頭，這裡的地形倒也符合這種描述：這裡的一切我都了如指掌，尤其是哈丁斯林地，就像我自己的手背。
現在，我很清楚，自己随時都可以回來，為愛歸來，與束縛無關。
* * * 又到了黃昏時分。
我試圖回憶在我的“公地空間”發生過的趣事，卻一件也想不起來。
一個人自己的房間（吉爾伯特·懷特将他的房間稱作“冬眠之穴”[hybernaculum]），往往是所有空間中，最鮮于分享的。
（對于其他物種而言亦是如此。
隻有當天氣過于寒冷時，大部分物種才願意在休息時，稍稍放棄對獨立空間的渴望。
）然而，推及相近的概念，空間和土地是個人私産的想法實則有些弱化：“隻屬于一個英國人的城堡，違背了英國人民與生俱來的權利。
”這些完全相悖的觀點，随處都是，屢見不鮮，認為土地屬于公有遺産的觀念根深蒂固，或自生命誕生之初，就本能地存在着。
121在我小時候，花園的盡頭就是公地，中間隻隔了一道帶刺的鐵絲網。
連接居民住宅區和地方議會新區的是一條小路，從一座廢棄的莊園遺址上通過。
往昔曾是本地景觀的華美莊園，變成了無人認領的荒地。
荒地面積大約有六七百畝，廢棄之後，肉眼可見地迅速恢複了野生風貌，從前莊園裡富有異國情調的雪松和銀杉，正受到潮水般的荊棘和雜草的猛烈圍攻。
這裡是我們的後花園，也是我們的大草原。
那個年代，孩子們總是野性十足，很快就把這裡當作自己的自然野地和生态樂園。
我們簡單地稱其為“原野”，不是因為這裡的風景原始，而是因為我們隻有這一片曠野，也需要這一片曠野。
其實，這片荒地是有主人的，主人正是給我們修建房子的人。
他偶爾會來這裡犁一犁雜草，或者牽幾頭牛過來吃草。
不過，看到周圍的老少鄰居們都把這裡當成是公地，他似乎也挺樂意。
于我而言，最妙趣橫生的是，在完全沒有任何人指導的情況下，我們這幫孩子在這片草地上，竟然規劃出了一個公平的版圖和殖民模式，既不影響主人種地的愛好，也滿足了家長的功利需求（這裡是從家通往車站的近路）。
沒有人自诩是這裡的首領，也沒有人倚仗年齡大或身體強壯而自稱擁有高于他人的特權。
于是，不知不覺間，我們這群孩子在這裡規劃出了道路網、集會地、露營地、禁區和舉行儀式的舞台。
我們還發展了一種小農經濟模式：從廢棄莊園的瓦礫中回收磚塊，從沿途的觀賞植物上采集核桃、栗子和杏仁。
我們用桦樹樹枝當柴，生火煮土豆；還學會了把自行車倒過來，将奶油罐子挂在車輪上旋轉，來制作黃油。
我們對萬物的全情投入與關注，近乎萬物有靈論：探尋哪種質地的木頭能當柴火，想象樹幹上一個個人臉幻影，将打火石賦予英雄主義色彩，感受草地的柔軟可親，122（32）想象人們在草地上活動時給小草造成的痛苦與折磨，品嘗樹葉的味道，還有我們用來躲避父母搜尋、“進行秘密活動”的地洞。
一到暑假，我們便整日在那裡玩耍，隻有吃飯睡覺時才會回家。
作為一塊栖息地，這裡隻有一條真正的規矩：此地屬于我們這個部落，是我們這幫人的領地，沒有其他人的份兒。
草地的北側，是議會區子弟的地盤。
要是他們膽敢擅闖這裡，我們就對他們不客氣，簡單又粗暴。
小鎮真正的公地其實在山上，看上去并沒有什麼特别。
于我而言，那裡是陌生又充滿敵意的地方。
天氣潮濕，不能打橄榄球時，我們就得去那裡長跑。
我之所以不喜歡那裡，是因為它讓我聯想到孤獨、乏味與寒冷肅殺的冬天。
這種孩子氣的厭惡，鎮上的人們并不認同。
公地是為數不多的、各個階層都能達成一緻的事情。
1866年，小鎮居民通過一次聲勢浩大的直接行動，将伯克姆斯特德公地從自私的非法圈地中解放了出來，鎮上的人們不會忘記這段曆史。
雖然自古以來，這塊長滿蕨類植物和灌木叢的土地就是公地，但小鎮人民的法定權利卻并不完整。
20世紀20年代，此地的領主布朗洛家族（Brownlows）賣掉這裡時，公地一半賣給了國家信托基金，另一半則賣給了當地的高爾夫俱樂部。
幾年之後，依照《大都會公地法案》（MetropolitanCommonsAct），俱樂部總算将公地的“呼吸空氣和運動”的權利讓與了民衆。
但是，土地所有者和公地居民之間的關系仍舊相當緊張，正如我在《故土》（HomeCountry）一書中寫道： 當地的拾荒者經常在帚石南灌木中穿梭，尋找有錢人遺落的高爾夫球。
去公地散步而不打高爾夫球的人，冒着挨罵和被球擊中的風險，快速從球道上經過。
他們并不是在主張自己的合法權利，而是認為公地是一個123（33）屬于大家的地方，是一處避難所，也是保佑小鎮的一塊“寶地”。
有一天，天氣悶熱，我聽到商業街上的一個屠夫對顧客說，他總是把肉店的後門敞開，好讓“公地那邊的新鮮空氣可以吹進來”。
後來，我也學會了愛上這裡。
不過，我所說的愛，更多是作為一名學術研究者對此地的仰慕之情，而不是作為一名公地居民的愛。
（我心中的公地一直都是，也永遠将是20世紀50年代我們一群孩子嬉戲的那片蕪雜的原野。
）從書中，我讀到了在公地運作過程中，人們敏銳而周全的考慮和當地習俗中的生态智慧，了解了何時應為禁止砍伐蕨類植物和金雀花的封禁期，對鈎鐮尺寸的嚴格規定，以及專門為60歲以上的老人和14歲以下的青少年制定的關照措施。
我讀了維諾格拉多夫[34]的巨作《英格蘭的維蘭制》（VilleinageinEngland）。
書中分析了在全盛時期，公地擁有平衡、封閉循環的能源體系。
秋天，動物在公地上排洩的糞便，正好成為第二年公地牧草的養料。
在現代的達特穆爾高地（Dartmoor），就有着類似這種古老的生态平衡體系，其中一項激烈的争論是關于蜜蜂。
蜜蜂作為野生覓食者的代表，究竟該不該被視作一種公地動物呢？如果“地球之友”組織的口号是“保護本地，着眼全球”，那麼公地的口号就是“保護本地，着眼本地”。
現在看來，這種思想可能有些狹隘了，但是它鼓勵人們養成獨立、節儉的習慣，增進了人與人、人與其他物種之間的親密關系。
法國曆史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Bourdieu）發明了“慣習”（habitus）一詞，用來描述這種共有居住地的狀态：“在這種生活環境中，既有各種實踐活動，又有期望的傳承，還有各類制度規則，比如關于用途和公開程序的限制，以及關于法律和輿論壓力的相關規範及處罰等。
” * * * 124回想起東安格利亞的帚石南坡地，我覺得這也是它的原始狀态。
從小屋的窗戶向外極目遠眺，我幾乎能夠望見1500畝坡地最遠處的邊界。
地處韋弗尼河的沖積平原，這片坡地和當地的濕地一樣，曾經完全被泥炭覆蓋。
但是，到了19世紀40年代，人們開始挖掘泥炭，暴露出了一大片較純的沙地。
由于沙土太過貧瘠，即便是在二戰時期“為勝利而挖”[35]的運動中，也未能開發成耕地。
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坡地一直處于半用半荒的矛盾狀态。
羅伊·波特和他的家人祖祖輩輩都在坡地上生活。
白天他是專業的建築工人，晚上則是搖滾複興樂隊的電吉他手。
他對戰後的歲月一直記憶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