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公地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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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eLane）的故事再次浮出水面。
牧牛古道如今是一條車道，過去曾是連接公地和綠地的古道之一。
20世紀80年代，有個農民想獨占這塊幾百年來一直作為公用道路的土地，将這裡挖得慘不忍睹。
羅傑發起了激烈的反對活動，抵制這種粗魯的破壞行為，并成功保住了大部分古道。
可就在前不久，這個農民又犁了另一段古道。
現在，當地政府開始重新關注此事，并考慮将整條古道升級為公路。
這樣一來，要求農民将新犁的耕地恢複為公路，就有了政策依據。
而羅傑需要做的，就是搜集更多證據，證明這條古道的曆史淵源。
當地規劃部門安排了簡來到梅利斯村進行實地調查，聽取我們的意見。
因此，幾天後，我便來到了羅傑的農場，參加一個關于實地勘測的短會。
羅傑的客廳布置得像作戰指揮室一樣，桌子上擺100滿了舊地圖和航拍照片，每張圖上都有這條古道，最早可追溯到1783年。
然而，這些都是舊日風光了。
于是，我們帶着簡親自走了一遍古道，去尋找那些至今依然存在的遺迹。
為了讓這段經曆更加生動和深刻，我和羅傑采用莎士比亞喜劇經典的三段式結構來呈現。
羅傑先是展示了這條古道的種種地貌奇觀，着實令人心曠神怡。
接下來我便登場，介紹起沿途各種古老的植物，進一步争取簡。
之後，羅傑巧妙地将曆史的外衣，披在了一條“鋪好”的岔路上，這條岔路穿過一條小溪，一直以來都是土地所有者和市政規劃者感到困惑的地方。
羅傑耐心地解釋道：“此處沒有路面，但實際上是用石頭鋪成，請看水底的鋪路石。
”我們仔細觀察着，很快就找到了三塊幸存的平坦渾圓的礫石。
這石頭一定是從薩福克郡以外的地方運過來的。
不過，這條古道根本不需要我們大張旗鼓地去介紹，它的生态布局本身就自證了它的起源。
整條路都很寬闊，寬到足以放牧，路兩旁常見許多自然形成的小水灣，供牛群駐足休息。
路邊的草地裡，長滿了古老栖息地的植被：報春花、歐洲對開蕨、山靛，甚至還有一株在薩福克郡被稱為臭鐵筷子的鐵筷子屬活的植物标本（是通過病牛皮下的挂繩或“洩液線”傳到此地的）。
古道沿途的樹籬并不是鄉村規劃中常見的、成排的山楂樹，而是東安格利亞古老林地典型的混合植物群：梣樹、楓樹、榛樹，還有一些鵝耳枥和橡樹。
這些樹木雖不是人們有意種植的，但會定期進行修剪。
按照當地的傳統，每隔八至十年，就會将這些樹木從頭到腳修剪一回。
有些樹樁已經在路旁生長了幾個世紀，寬度達到兩米半。
此地的橡樹同樣千奇百怪，每一棵都形态各異。
有的樹冠形狀像棒棒糖或蘑菇頭；有的樹幹彎曲了，有的生着毛刺；有的樹皮很光滑，有的長着疤；有的橡子是圓形的，有的是子彈形的。
正是這種複雜多樣的野生橡樹林，而不是一排排苗圃培植的扡插樹苗，滿足了人們對自然野性的無限遐想。
101牧牛古道曾是一條原始車道，是從野樹林中踏出來的。
林地被砍伐用于耕地之後，這條路作為邊界被保留了下來。
中世紀時，這裡是公地的一條車道，兩側樹籬也依然存在。
不過，根據我的大膽猜測，這條古道的曆史其實比這更早，很可能與周圍的景觀布局一樣，可以追溯到鐵器時代。
倘若果真如此，那麼，這條古道其實比當地的大部分公地和綠地（一開始很可能是作為旅人的過夜地點而形成的）出現得更早，當然也要比沿途的定居點出現得更早。
回到家，我又開始拿着地圖異想天開，想嘗試沿着叢林中的小徑和偏僻古老的小路追溯牧牛古道，看看它究竟會延伸到哪裡。
我順着弗茲路（Furzeway）和麗茲路（Lizzie’sLane）的傾斜角度，向西北偏北的方向追蹤，來到了曾經的雷德格雷夫公地，接着穿過沼澤，來到了布羅德大道（Broadway）。
此地分别連接着加伯爾迪舍姆村（Garboldisham）和哈林教區（Harling）。
繼續向前，是布裡德漢姆大道（HighBridgham）和東安格利亞曆史最悠久的德洛夫古道（Drove）。
這條古道穿過了布雷克蘭昔日的許多羊腸小路，一直延伸到格萊姆斯墓礦。
有朝一日，我一定要試試，在這條古道上騎車是什麼感覺。
幾周之後，我們接到通知，地方議會已經同意為牧牛古道正名。
* * * 那次短暫參與公共事務的經曆讓我的良心得到了慰藉。
我明白，在我投身于農舍周邊隻有少數人能懂的事業中，試圖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條時，我很可能會變得與世俗世界格格不入。
我依然覺得，我的這次“塗鴉”并沒有為世界做出多大貢獻，我渴望能做一些更加堅定、引起人們更多注意的事情，比如畫一幅洞穴壁畫，建造一所牧羊人小屋，拯救這片沼澤等。
通過電視的小小屏幕，我發現河谷外的世界似乎越來越遙不可及，越102來越不真實。
窗外，雨一直在下。
農作物噴霧器在地裡來來回回。
我不知道，王室管家的醜聞、道瓊斯指數的漲跌，跟我究竟有什麼關系。
我内心的滿足感，隻有到了中年才學會烤面包的人能懂。
我覺得自己活通透了，慢慢變成了一個适合在沼澤地區生活的人。
喬納森·貝特對浪漫主義的評價回蕩在我的耳邊：“過度沉迷于探尋事物的精神，其代價是與人類社會的徹底決裂。
泛神主義取代了慈善事業，與自然的交流代替了社會意識。
” 但是，說實話，我完全沒有自鳴得意的意思，也不覺得自己與社會脫節。
搬到東安格利亞還不到半年，我就覺得自己又重新掌控了人生，有一種腳踏實地的感覺。
我在這裡生活，閑暇時聽聽收音機，看看報紙。
我給雜志寫寫文章，回應了兩名動物學愛好者針對《不列颠植物志》提出的尖銳評論。
在情感上，我對自己的支持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波莉給了我陪伴與慰藉，但她還沒有真正成為我的伴侶。
這一點，我别無選擇，隻能堅強。
而且，我還莫名地感受到了自己的愛國熱情，并不是無腦地宣揚民族主義，而是對我的祖國、我的新家園的感情越來越深。
我不認為，在沒有對他人構成敵意的前提下，喜歡自己的家是一種不好的情緒。
這才是真正的自然流露。
而且這也具有生态意義，一切生物都忠于自己腳下的土地，并不代表對他者的不敬。
這片河谷以及栖息在此的生靈都待我不薄，我欽佩這片土地蘊藏的了不起的獨立性和創造力，這種精神不僅在這裡存活了下來，而且變得日益豐滿強健。
所以，我内心固有的無拘無束者與濕地居民的新身份合二為一。
當政客在新聞中大談特談伊拉克戰争時，政治、外交及“自然保護改革派”似乎陷入了一個自我指涉的怪圈，永遠都在對上103一次意識形态冒險的危害進行修複。
在我看來，這就像一種政治上的醫源性疾病，一種因治療不當而引發的慢性病。
在半明半暗的橡樹小屋中，我看着“自然”類節目，尋找安慰。
貓咪小黑似乎很不高興，趴在我腿上，背對着電視。
老虎也是貓科動物，但是貓咪，顯然無法理解自己的大表哥。
貓堅定地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隻有當電視上出現它們熟悉的麻雀或知更鳥時，才會湊近屏幕，目不轉睛。
很快，我就理解了小黑對電視的厭煩。
電視上，食肉動物追逐獵物的鏡頭，以及對大自然複雜性的誇張呈現，似乎在無休無止地循環播放。
鳥兒身上安裝了微型攝像機，以便人類能夠“從它們的角度”觀察世界。
恐龍和穴居人以動畫形象，出演尼采（Nietzsche）和芭芭拉·卡德蘭[23]合編的劇本，在經曆了極度痛苦的家庭情感劇橋段之後，直奔編劇為其預設的歸宿。
所有的節目，不論其初衷多麼高尚，似乎都在貶低自然。
動物要麼被當成玩物或惱人的麻煩，要麼則是用來滿足人們獵奇的私欲。
電視上總是有各類名為《奇怪的動物》（WeirdAnimals）、《極端的動物》（ExtremeAnimals）、《動物殺手》（AnimalKillers）的系列節目。
幾乎各大電視台都有一檔熱門節目是年輕男性主持的動物節目，主持人穿得像利文斯通醫生[24]一樣，西裝革履，卻不停地折磨那些無助的爬行動物，試圖引誘它們反擊。
（他們的着裝方式，仿佛是曆史重現。
維多利亞時代，人們在炫耀戰利品時，也是同樣的打扮。
他們将捕獲的戰利品堆在一起，故意露出獵物的獠牙，以證明它們就該被獵殺。
）畫面的焦點和圖像的速度跟随攝影機不停地變化，全然不考慮這種變化是否合适。
于是，圖像帶給人的感受，已完全脫離了真實的體驗感。
（我記得，在為數不多的關于植物的紀錄片中，有一部就是以這種處理技術為基礎，不出所料，名字叫作《葉子的戰鬥》[TheBattle104oftheLeaves]。
影片利用了誇張的延時攝影，在風吹動之下，葉子仿佛真的在與蜿蜒的藤蔓打架。
這種失真的鏡頭與影片暗中嘲諷的“感傷”觀點一樣，都是在将植物拟人化。
）而等待我們的，是關于這一切的歸謬反證（reductioadabsurdum）。
英國獨立電視台曾制作過一檔《人獸大戰》（ManvsBeast）系列節目，将人們直接帶回了古羅馬鬥獸場。
影片中，大象與44個小矮人比賽拉動一架麥道DC10客機；熊和人比賽吃熱狗；一隻猩猩和一群壯漢比賽拔河。
電視台以為觀衆會喜歡這種節目，可意想不到的是，觀衆卻爆發了抗議的浪潮，直接導緻節目被叫停。
我把台調到了大衛·愛登堡（DavidAttenborough）的紀錄片《哺乳類全傳》（TheLifeofMammals），希望能好一點。
可是，食肉動物的循環依然在上演，而且還明确假定了自然界中等級制度的重要性。
每一集的主角都在不斷進化，體型也越來越直立，循着“存在之鍊”[25]的等級一路攀爬，直至最後一集中介紹的《超級哺乳動物》（SuperMammal）——一種可以制造戰争和電視紀錄片的物種。
不過，在倒數第二集中，有一個故事乍看似乎打破了侵略與競争的一般定式。
這集是關于一群猴子，如何跨越物種屏障，開展交流與合作的故事。
愛登堡講述了，森林中不同等級的不同物種是如何發現危險即将到來，并發出“捕食者來襲專用”的警報讓同類四散逃命的。
他稱之為“世界上最特别的反捕食聯盟之一”（這樣的形容略顯誇張；小黑每次到花園中時，也會引起同樣的騷動），說着他便拖出一隻玩具獵豹，就是直接可以在商場玩具店裡買到的那種，目的是為了哄騙猴子們發出“有豹來襲”的警告聲。
猴子是幽默風趣、善于交際的動物，它們當然會配合。
但據我所知，它們發出的很可能隻是笑聲而已。
105（26）我還是不太相信這段内容，于是重新看了一遍。
愛登堡從正面展現了整個故事，用那種觀衆熟悉的方式娓娓道來。
仿佛早已心領神會，他的視線掠過肩頭望向遠處，接着拉開窗簾，準備給觀衆展示一些好東西。
這時，一隻替代性的玩具豹子映入眼簾。
坦率講，整集節目的策劃目的就是一場動物的怪胎表演。
這與“馬戲之王”費尼爾司·T.巴納姆（PhineasT.Barnum）開創的“地球上最偉大的表演”一脈相承。
巴納姆自己也曾表示，不知這種表演在21世紀會産生何種回響。
我想起來，法國作家科萊特（Colette）曾在20世紀30年代，評論過這種對動物的隐秘剝削行為。
在她一些比較私人化的文章中，她一直在探尋自己與動物的關系。
她寫過蟒蛇的柔軟蜿蜒，聽見過自家小狗的異樣心率，還曾為了自己的貓，與蜥蜴做交易。
在參觀了位于文森（Vincennes）的一所動物園之後，心碎的她表達了這樣的信條： 動物園故意不給豹子喂食，等它餓極了再放出去，山羊為了保護自己的孩子，奮力抗争，被豹子咬斷了喉嚨。
畢竟，被動的受害者并沒有什麼意思，打鬥的場面要激烈一些才好。
面對這樣的情景，我們作為觀衆甚至也并不無辜。
我夢想着，人類可以離這些野生動物遠一些，人離開了動物也能生存，讓動物在它們的出生地不被打擾地繁衍生息。
我們應該忘掉動物的真實樣子。
隻有這樣，人類才能再次迸發出想象力。
而我離不開野生動物。
我推測，人類離開了動物，也将無法生存。
動物與人類的起源、生命的源泉息息相關，動物有着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進化方式和智慧，是人之所以為人的衡量标準的參照物。
如果沒有動物，人類根本無法預測，将會有怎樣的106（27）後果。
讓動物僅僅存在于人的夢想和傳說中，使動物與人徹底隔絕，實在是難以想象。
但是，這并不是在否定科萊特的觀點，人與動物的關系，的确應該通過想象和尊重來維系，而不應該以剝削、控制和管理來實現，即便這種操控隻存在于舞台之上，也不應該。
我很想知道，在這些電視節目的策劃者和制片人心中，我們，或者更确切地說，他們，與大自然之間的關系是什麼。
他們是不是把自己當成了馬戲團的導演，把我們當成了在一旁拍手叫好的觀衆？毋庸置疑的是，在豐富大衆對自然界的印象、激發人們對自然的興趣方面，這些人還是有功勞的。
但是，他們将人類和自然的關系引向了何處？電視本該是最具表現力和靈活性的傳播媒介之一，其從業人員的遠大志向，難道就是傳播這樣的信息嗎？他們對世界的看法，是否同18世紀那些擺弄“珍奇櫃”的收藏家們一樣，不過是将其作為娛樂與消遣的方式，玻璃櫃裡陳列的五花八門的小玩意兒隻是用來滿足人們的獵奇之心？他們是否真的認為，用技術手段去诠釋自然，讓自然在我們眼前變得更慢、更近、更大，真的會有助于人類更好地融入其中？而諷刺的是，那些所謂的“一流”紀錄片的目的，是為了阻止人類侵犯自然，或是表達人類與自然是同一個生物圈的平等主體，然而，事實上，整部商業紀錄片的拍攝過程，其中強烈傳達出的自然界是客體而非主體的觀點，影片對故事情節的操控，及其對人類行為複雜性的刻意辯解，已經是你能想象到的、對大自然最全方位的侵害了。
四百年前，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寫出了令上述制片人奉若圭臬的劇本。
他清楚地呈現了，從有機自然觀，到現代世界的機械主義還原論的轉變過程。
他寫道，自然“必須服務于”人類，并接受科學的改造。
大自然的“探子和間諜”要去107發現她的“陰謀和秘密”，“隻有經曆反複試驗和苦思冥想的藝術（即科學），大自然才能更加充分地展現自己的魅力”。
繼培根之後，人與自然關系的演變，漸漸發展為一個讓人熟悉而又沮喪的故事。
電視所“呈現”的大自然是局限、片面的，相當于古老權力遊戲之下的一個過審版本。
如果從曆史的角度看，絕大多數普通人的一生，都是在對自然的恐懼和驚歎中度過的。
在人類的傳統哲學思想中，從先知摩西到牛頓等科學家，他們都理所當然地一緻認為，人類在自然中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其他一切生靈，皆是為了人類的利益而存在。
在17、18世紀啟蒙運動期間，這種假設表現為人們強烈地渴望，能夠理解并解讀上帝的完美安排。
正如培根所言，科學将成為人類稱霸的新手段，其目的是“拓寬人類帝國的邊界，影響一切可能影響的事物”。
偶爾，像吉爾伯特·懷特那樣，全神貫注地觀察自然界的微小細節，會讓我們對這些生物夥伴産生真正的尊重。
然而大多數人，即便被大自然的美麗與神秘所打動，也依然将自己視作自然的核心，萬物的焦點。
而到了19、20世紀，沉醉于機械論自然觀的人類，也漸漸開始意識到，人與自然之間的關聯性與脆弱性。
不論人類是否願意，人類都隻是錯綜複雜的自然網絡中的一部分。
這種領悟，本該讓人類停下自大的腳步，變得更溫柔、更謹慎、更感激這個星球上紛繁多樣的驚喜和絢麗多彩的創造力。
可惜，陳腐的思想在人類文化中早已根深蒂固，因此沒過多久，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帝國主義和霸道的家長做派的煽動下，這種思想又重新擡頭。
人類将成為大自然的主人，像打理農場那樣去馴服大自然，或者幹脆108（28）對其進行殖民統治。
或許，正如偉大的生物學家劉易斯·托馬斯（LewisThomas）所言，這是唯一現實的觀點： 未來令人絕望。
現在，我們對世間萬物的親緣關系有了新的認識，可我們依然像19世紀的古人一樣，大搖大擺地走在開闊的大自然中，渴望征服自然，馴化自然。
我們無法停止這種控制欲，除非人類徹底消亡。
我們發明了這種方式，并靠這種方式發展壯大。
我們就是這樣的物種。
這是一個令人沮喪的、失敗主義者的結論。
就連托馬斯本人，似乎也為此感到不安。
他設想了一種長期的、廣泛的“解決辦法”，即“人類作為地球的勤雜工，維護人類與地球和諧共生的狀态、儲存信息、做一些美化和裝扮地球的工作……這類事情”。
（我曾經将托馬斯的這種比喻大緻講給了詹姆斯·洛夫洛克，他從“蓋亞假說”的角度，巧妙地換了一種說法：“給地球打工，沒錯，我喜歡這個理論！”） 這是一個比“大自然的主人”更謙遜、更有用的角色，既能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人類的天賦和才能，又尊重了生态環境的自發性和創造性。
不過，盡管洛夫洛克的本意是友善的，但他的觀點依然停留在世俗和功利的角度，忽視了人與自然之間古老而複雜的情感羁絆。
美國環境保護主義學者比爾·麥吉本（BillMcKibben）曾如此寫道，也算是回應托馬斯的觀點：“難道這就是人類的命運？去‘打理’這個世界，‘管理’大自然，‘監護’所有的生靈？為了做好這項工作，我們需要犧牲大自然的神秘，抹殺生命的苦辣酸甜和這個生機勃勃的世界？” 今天，最常用來形容人類角色的詞是“管家”。
我們是星球109家園的管理者，有責任去保護并合理規劃地球資源。
當然，管家是一方的代理人。
可我們并非總能分得清，自己究竟是誰的管家。
最近這些年，我們不再是上帝的管家，而更多的是人類的管家，子孫後代的管家，卻唯獨不是大自然的管家。
（“人類是大自然的管家”這一觀點，多少也帶着一絲人類的傲慢。
畢竟在沒有人類的數十億年間，大自然實則自我管理得很好。
）主流的環保主義，是毫不避諱的功利主義且以人為核心，其基礎是開明的利己主義：我們想要一個健康的、無污染的、物種豐富的生态系統，隻因我們未來的物質來源取決于此。
當然，一切有機體，包括人類，都有權從大自然中獲得利于自身物種生存延續的一塊蛋糕。
“管家論”的根本問題不在于人類獲取自己那塊蛋糕，而在于人類認為，自己也擁有權力或責任，去決定其他物種分得的蛋糕。
這種管理關系從本質上講，是一種“我們”與“它們”的關系。
這實則是在一個整體的生态系統中，根據權力和重要性，對物種進行劃分。
不論這種做法是多麼善意的，都帶有專制獨裁的印記，而專制才是産生人類試圖治愈的生态危機的根本原因。
人類傾向于将大自然視作一個靜态系統，忽略其動态發展過程，比如自然的演替、栖息地的遷移、自然災害、自然的自我修複和自我發展等等。
人類強調的是照顧自然，而非關心自然，并将全面管理自然視為人類“自然工作”的目标，而不是将其作為一種構建人與自然更公平關系的方式。
最重要的恐怕是，這種思路隐晦地将需要被照管的對象塑造為非人類世界，實際上，人類才是應該被照管的對象。
對大自然的“呈現”就屬于這種套路，輕易地對非人類世界做出安排，認為它是固定的、成套的、可知且可消費的。
約翰·克萊爾并不是一個自然的呈現者。
在政治層面，他是110大自然的代言人、代表和管家。
他的作品是将某些“特殊的地點”忠實地寫下來，而不是主觀地添油加醋地描寫；作為其生靈同伴的代言人，他從未表現出膚淺的“認同感”，而是一種與之休戚相關的領悟。
有人擔心寫作或許會切斷他與自然的聯系，他卻以吟遊詩人的身份，再次投進大自然的懷抱，幫助那些被邊緣化的大多數吐露心聲。
在他的作品《劍井的悲歌》（TheLamentofSwordyWell）中，他化身為“一片土地”，被“卑鄙的圈地”和“利益的貪婪之手”瘋狂壓迫和剝削。
在其迷人的長詩《夜莺之巢》（TheNightingale’sNest）中，克萊爾承認，自己與這隻長着普通“赤褐色”羽毛的夜莺有相似之處，并看着它在“蕨葉盤繞蔓生之處/榛樹伸展開的枝杈下”放聲歌唱： ……盛夏裡，最開心的事情 莫過于用幸福的幻想充實她的生活 對我而言，亦是如此 克萊爾和夜莺的關系是否可以代表某種文化共生呢？雙方相通的歡喜是不是他對鳥兒思慕之心的回報？ 優秀的電視紀錄片在觀察大自然時的熱愛和用心程度，堪比克萊爾。
攝影師耐心地守着漫漫長夜，讓人不由得聯想到克萊爾的那句：“噓，輕點兒關門。
”但是，冷靜而客觀的鏡頭呈現，卻很難看出詩人與自然共情的影子，也很難感受到詩人那種對自然的珍視之心而非照顧之情。
電視上的新聞令我煩躁和沮喪，我甚至遲疑了一會兒，不确定節目内容是否真的更換過。
首相大人又在陳述攻打伊拉克的理由。
推心置腹，憂心忡忡，面帶虔誠，是他一貫的風格。
他在斷111案，最終他将找到證據，讓真相大白于天下。
伊拉克人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盡管截至目前，并沒有人真的找到了這些武器。
伊拉克人是國際恐怖主義陰謀的參與者，是首相發誓要讨伐的對象。
相信他的話，他知道得最清楚，沒有他不知道的。
似乎下一秒他就會推出一個薩達姆·侯賽因的模型，來激起英國公衆山呼海嘯般的聲讨和反對。
或許，看大人物們在電視上指點江山，并不是理解人類、理解自然的最佳途徑。
不過，或許從另一個角度看，反倒是可以将這些人看個清楚。
不管怎麼說，這都是一個讓人懊喪的夜晚。
維多利亞時代創造的“存在之鍊”，已越來越像一座大金字塔，而越往下越擁擠。
關于要不要參加2003年2月15日舉行的反戰大遊行，許多人都進行了深思熟慮。
沒有人想讓薩達姆好過，但也沒有人希望事件升級，演變成20世紀70年代那種街頭暴亂。
當年的事情讓許多人對政治活動望而卻步。
但是，整個國家都沉浸在一種顯而易見的憤怒當中。
似乎在重大事件面前，體面和民主都被扔到了一旁。
最終，我們河谷裡的兩百位村民自願來到了泰晤士河畔，加入了兩百萬人的隊伍。
後來，這次集會成為了英國史上最大的抗議活動，而且在整個西方世界，都可能是規模最大的一次。
有九成的抗議者從未參加過任何示威活動，他們的狀态謹慎而有主見，态度十分堅決，而且還遊行出了一種節日的氛圍，因為示威其實也是在慶祝大家共同的信仰和感受。
顯然，将人們從四面八方聚到此地、進行這次大規模街頭遊行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戰争，還出于一種日漸強烈的被剝奪感。
那天，最受歡迎的标語是112“要喝茶，不要打仗”，确實非常應景。
數不清的社會團體和派系，
牧牛古道如今是一條車道，過去曾是連接公地和綠地的古道之一。
20世紀80年代，有個農民想獨占這塊幾百年來一直作為公用道路的土地，将這裡挖得慘不忍睹。
羅傑發起了激烈的反對活動，抵制這種粗魯的破壞行為，并成功保住了大部分古道。
可就在前不久，這個農民又犁了另一段古道。
現在，當地政府開始重新關注此事，并考慮将整條古道升級為公路。
這樣一來，要求農民将新犁的耕地恢複為公路，就有了政策依據。
而羅傑需要做的，就是搜集更多證據，證明這條古道的曆史淵源。
當地規劃部門安排了簡來到梅利斯村進行實地調查，聽取我們的意見。
因此，幾天後，我便來到了羅傑的農場，參加一個關于實地勘測的短會。
羅傑的客廳布置得像作戰指揮室一樣，桌子上擺100滿了舊地圖和航拍照片，每張圖上都有這條古道，最早可追溯到1783年。
然而，這些都是舊日風光了。
于是，我們帶着簡親自走了一遍古道，去尋找那些至今依然存在的遺迹。
為了讓這段經曆更加生動和深刻，我和羅傑采用莎士比亞喜劇經典的三段式結構來呈現。
羅傑先是展示了這條古道的種種地貌奇觀，着實令人心曠神怡。
接下來我便登場，介紹起沿途各種古老的植物，進一步争取簡。
之後，羅傑巧妙地将曆史的外衣，披在了一條“鋪好”的岔路上，這條岔路穿過一條小溪，一直以來都是土地所有者和市政規劃者感到困惑的地方。
羅傑耐心地解釋道：“此處沒有路面，但實際上是用石頭鋪成，請看水底的鋪路石。
”我們仔細觀察着，很快就找到了三塊幸存的平坦渾圓的礫石。
這石頭一定是從薩福克郡以外的地方運過來的。
不過，這條古道根本不需要我們大張旗鼓地去介紹，它的生态布局本身就自證了它的起源。
整條路都很寬闊，寬到足以放牧，路兩旁常見許多自然形成的小水灣，供牛群駐足休息。
路邊的草地裡，長滿了古老栖息地的植被：報春花、歐洲對開蕨、山靛，甚至還有一株在薩福克郡被稱為臭鐵筷子的鐵筷子屬活的植物标本（是通過病牛皮下的挂繩或“洩液線”傳到此地的）。
古道沿途的樹籬并不是鄉村規劃中常見的、成排的山楂樹，而是東安格利亞古老林地典型的混合植物群：梣樹、楓樹、榛樹，還有一些鵝耳枥和橡樹。
這些樹木雖不是人們有意種植的，但會定期進行修剪。
按照當地的傳統，每隔八至十年，就會将這些樹木從頭到腳修剪一回。
有些樹樁已經在路旁生長了幾個世紀，寬度達到兩米半。
此地的橡樹同樣千奇百怪，每一棵都形态各異。
有的樹冠形狀像棒棒糖或蘑菇頭；有的樹幹彎曲了，有的生着毛刺；有的樹皮很光滑，有的長着疤；有的橡子是圓形的，有的是子彈形的。
正是這種複雜多樣的野生橡樹林，而不是一排排苗圃培植的扡插樹苗，滿足了人們對自然野性的無限遐想。
101牧牛古道曾是一條原始車道，是從野樹林中踏出來的。
林地被砍伐用于耕地之後，這條路作為邊界被保留了下來。
中世紀時，這裡是公地的一條車道，兩側樹籬也依然存在。
不過，根據我的大膽猜測，這條古道的曆史其實比這更早，很可能與周圍的景觀布局一樣，可以追溯到鐵器時代。
倘若果真如此，那麼，這條古道其實比當地的大部分公地和綠地（一開始很可能是作為旅人的過夜地點而形成的）出現得更早，當然也要比沿途的定居點出現得更早。
回到家，我又開始拿着地圖異想天開，想嘗試沿着叢林中的小徑和偏僻古老的小路追溯牧牛古道，看看它究竟會延伸到哪裡。
我順着弗茲路（Furzeway）和麗茲路（Lizzie’sLane）的傾斜角度，向西北偏北的方向追蹤，來到了曾經的雷德格雷夫公地，接着穿過沼澤，來到了布羅德大道（Broadway）。
此地分别連接着加伯爾迪舍姆村（Garboldisham）和哈林教區（Harling）。
繼續向前，是布裡德漢姆大道（HighBridgham）和東安格利亞曆史最悠久的德洛夫古道（Drove）。
這條古道穿過了布雷克蘭昔日的許多羊腸小路，一直延伸到格萊姆斯墓礦。
有朝一日，我一定要試試，在這條古道上騎車是什麼感覺。
幾周之後，我們接到通知，地方議會已經同意為牧牛古道正名。
* * * 那次短暫參與公共事務的經曆讓我的良心得到了慰藉。
我明白，在我投身于農舍周邊隻有少數人能懂的事業中，試圖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條時，我很可能會變得與世俗世界格格不入。
我依然覺得，我的這次“塗鴉”并沒有為世界做出多大貢獻，我渴望能做一些更加堅定、引起人們更多注意的事情，比如畫一幅洞穴壁畫，建造一所牧羊人小屋，拯救這片沼澤等。
通過電視的小小屏幕，我發現河谷外的世界似乎越來越遙不可及，越102來越不真實。
窗外，雨一直在下。
農作物噴霧器在地裡來來回回。
我不知道，王室管家的醜聞、道瓊斯指數的漲跌，跟我究竟有什麼關系。
我内心的滿足感，隻有到了中年才學會烤面包的人能懂。
我覺得自己活通透了，慢慢變成了一個适合在沼澤地區生活的人。
喬納森·貝特對浪漫主義的評價回蕩在我的耳邊：“過度沉迷于探尋事物的精神，其代價是與人類社會的徹底決裂。
泛神主義取代了慈善事業，與自然的交流代替了社會意識。
” 但是，說實話，我完全沒有自鳴得意的意思，也不覺得自己與社會脫節。
搬到東安格利亞還不到半年，我就覺得自己又重新掌控了人生，有一種腳踏實地的感覺。
我在這裡生活，閑暇時聽聽收音機，看看報紙。
我給雜志寫寫文章，回應了兩名動物學愛好者針對《不列颠植物志》提出的尖銳評論。
在情感上，我對自己的支持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波莉給了我陪伴與慰藉，但她還沒有真正成為我的伴侶。
這一點，我别無選擇，隻能堅強。
而且，我還莫名地感受到了自己的愛國熱情，并不是無腦地宣揚民族主義，而是對我的祖國、我的新家園的感情越來越深。
我不認為，在沒有對他人構成敵意的前提下，喜歡自己的家是一種不好的情緒。
這才是真正的自然流露。
而且這也具有生态意義，一切生物都忠于自己腳下的土地，并不代表對他者的不敬。
這片河谷以及栖息在此的生靈都待我不薄，我欽佩這片土地蘊藏的了不起的獨立性和創造力，這種精神不僅在這裡存活了下來，而且變得日益豐滿強健。
所以，我内心固有的無拘無束者與濕地居民的新身份合二為一。
當政客在新聞中大談特談伊拉克戰争時，政治、外交及“自然保護改革派”似乎陷入了一個自我指涉的怪圈，永遠都在對上103一次意識形态冒險的危害進行修複。
在我看來，這就像一種政治上的醫源性疾病，一種因治療不當而引發的慢性病。
在半明半暗的橡樹小屋中，我看着“自然”類節目，尋找安慰。
貓咪小黑似乎很不高興，趴在我腿上，背對着電視。
老虎也是貓科動物，但是貓咪，顯然無法理解自己的大表哥。
貓堅定地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隻有當電視上出現它們熟悉的麻雀或知更鳥時，才會湊近屏幕，目不轉睛。
很快，我就理解了小黑對電視的厭煩。
電視上，食肉動物追逐獵物的鏡頭，以及對大自然複雜性的誇張呈現，似乎在無休無止地循環播放。
鳥兒身上安裝了微型攝像機，以便人類能夠“從它們的角度”觀察世界。
恐龍和穴居人以動畫形象，出演尼采（Nietzsche）和芭芭拉·卡德蘭[23]合編的劇本，在經曆了極度痛苦的家庭情感劇橋段之後，直奔編劇為其預設的歸宿。
所有的節目，不論其初衷多麼高尚，似乎都在貶低自然。
動物要麼被當成玩物或惱人的麻煩，要麼則是用來滿足人們獵奇的私欲。
電視上總是有各類名為《奇怪的動物》（WeirdAnimals）、《極端的動物》（ExtremeAnimals）、《動物殺手》（AnimalKillers）的系列節目。
幾乎各大電視台都有一檔熱門節目是年輕男性主持的動物節目，主持人穿得像利文斯通醫生[24]一樣，西裝革履，卻不停地折磨那些無助的爬行動物，試圖引誘它們反擊。
（他們的着裝方式，仿佛是曆史重現。
維多利亞時代，人們在炫耀戰利品時，也是同樣的打扮。
他們将捕獲的戰利品堆在一起，故意露出獵物的獠牙，以證明它們就該被獵殺。
）畫面的焦點和圖像的速度跟随攝影機不停地變化，全然不考慮這種變化是否合适。
于是，圖像帶給人的感受，已完全脫離了真實的體驗感。
（我記得，在為數不多的關于植物的紀錄片中，有一部就是以這種處理技術為基礎，不出所料，名字叫作《葉子的戰鬥》[TheBattle104oftheLeaves]。
影片利用了誇張的延時攝影，在風吹動之下，葉子仿佛真的在與蜿蜒的藤蔓打架。
這種失真的鏡頭與影片暗中嘲諷的“感傷”觀點一樣，都是在将植物拟人化。
）而等待我們的，是關于這一切的歸謬反證（reductioadabsurdum）。
英國獨立電視台曾制作過一檔《人獸大戰》（ManvsBeast）系列節目，将人們直接帶回了古羅馬鬥獸場。
影片中，大象與44個小矮人比賽拉動一架麥道DC10客機；熊和人比賽吃熱狗；一隻猩猩和一群壯漢比賽拔河。
電視台以為觀衆會喜歡這種節目，可意想不到的是，觀衆卻爆發了抗議的浪潮，直接導緻節目被叫停。
我把台調到了大衛·愛登堡（DavidAttenborough）的紀錄片《哺乳類全傳》（TheLifeofMammals），希望能好一點。
可是，食肉動物的循環依然在上演，而且還明确假定了自然界中等級制度的重要性。
每一集的主角都在不斷進化，體型也越來越直立，循着“存在之鍊”[25]的等級一路攀爬，直至最後一集中介紹的《超級哺乳動物》（SuperMammal）——一種可以制造戰争和電視紀錄片的物種。
不過，在倒數第二集中，有一個故事乍看似乎打破了侵略與競争的一般定式。
這集是關于一群猴子，如何跨越物種屏障，開展交流與合作的故事。
愛登堡講述了，森林中不同等級的不同物種是如何發現危險即将到來，并發出“捕食者來襲專用”的警報讓同類四散逃命的。
他稱之為“世界上最特别的反捕食聯盟之一”（這樣的形容略顯誇張；小黑每次到花園中時，也會引起同樣的騷動），說着他便拖出一隻玩具獵豹，就是直接可以在商場玩具店裡買到的那種，目的是為了哄騙猴子們發出“有豹來襲”的警告聲。
猴子是幽默風趣、善于交際的動物，它們當然會配合。
但據我所知，它們發出的很可能隻是笑聲而已。
105（26）我還是不太相信這段内容，于是重新看了一遍。
愛登堡從正面展現了整個故事，用那種觀衆熟悉的方式娓娓道來。
仿佛早已心領神會，他的視線掠過肩頭望向遠處，接着拉開窗簾，準備給觀衆展示一些好東西。
這時，一隻替代性的玩具豹子映入眼簾。
坦率講，整集節目的策劃目的就是一場動物的怪胎表演。
這與“馬戲之王”費尼爾司·T.巴納姆（PhineasT.Barnum）開創的“地球上最偉大的表演”一脈相承。
巴納姆自己也曾表示，不知這種表演在21世紀會産生何種回響。
我想起來，法國作家科萊特（Colette）曾在20世紀30年代，評論過這種對動物的隐秘剝削行為。
在她一些比較私人化的文章中，她一直在探尋自己與動物的關系。
她寫過蟒蛇的柔軟蜿蜒，聽見過自家小狗的異樣心率，還曾為了自己的貓，與蜥蜴做交易。
在參觀了位于文森（Vincennes）的一所動物園之後，心碎的她表達了這樣的信條： 動物園故意不給豹子喂食，等它餓極了再放出去，山羊為了保護自己的孩子，奮力抗争，被豹子咬斷了喉嚨。
畢竟，被動的受害者并沒有什麼意思，打鬥的場面要激烈一些才好。
面對這樣的情景，我們作為觀衆甚至也并不無辜。
我夢想着，人類可以離這些野生動物遠一些，人離開了動物也能生存，讓動物在它們的出生地不被打擾地繁衍生息。
我們應該忘掉動物的真實樣子。
隻有這樣，人類才能再次迸發出想象力。
而我離不開野生動物。
我推測，人類離開了動物，也将無法生存。
動物與人類的起源、生命的源泉息息相關，動物有着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進化方式和智慧，是人之所以為人的衡量标準的參照物。
如果沒有動物，人類根本無法預測，将會有怎樣的106（27）後果。
讓動物僅僅存在于人的夢想和傳說中，使動物與人徹底隔絕，實在是難以想象。
但是，這并不是在否定科萊特的觀點，人與動物的關系，的确應該通過想象和尊重來維系，而不應該以剝削、控制和管理來實現，即便這種操控隻存在于舞台之上，也不應該。
我很想知道，在這些電視節目的策劃者和制片人心中，我們，或者更确切地說，他們，與大自然之間的關系是什麼。
他們是不是把自己當成了馬戲團的導演，把我們當成了在一旁拍手叫好的觀衆？毋庸置疑的是，在豐富大衆對自然界的印象、激發人們對自然的興趣方面，這些人還是有功勞的。
但是，他們将人類和自然的關系引向了何處？電視本該是最具表現力和靈活性的傳播媒介之一，其從業人員的遠大志向，難道就是傳播這樣的信息嗎？他們對世界的看法，是否同18世紀那些擺弄“珍奇櫃”的收藏家們一樣，不過是将其作為娛樂與消遣的方式，玻璃櫃裡陳列的五花八門的小玩意兒隻是用來滿足人們的獵奇之心？他們是否真的認為，用技術手段去诠釋自然，讓自然在我們眼前變得更慢、更近、更大，真的會有助于人類更好地融入其中？而諷刺的是，那些所謂的“一流”紀錄片的目的，是為了阻止人類侵犯自然，或是表達人類與自然是同一個生物圈的平等主體，然而，事實上，整部商業紀錄片的拍攝過程，其中強烈傳達出的自然界是客體而非主體的觀點，影片對故事情節的操控，及其對人類行為複雜性的刻意辯解，已經是你能想象到的、對大自然最全方位的侵害了。
四百年前，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寫出了令上述制片人奉若圭臬的劇本。
他清楚地呈現了，從有機自然觀，到現代世界的機械主義還原論的轉變過程。
他寫道，自然“必須服務于”人類，并接受科學的改造。
大自然的“探子和間諜”要去107發現她的“陰謀和秘密”，“隻有經曆反複試驗和苦思冥想的藝術（即科學），大自然才能更加充分地展現自己的魅力”。
繼培根之後，人與自然關系的演變，漸漸發展為一個讓人熟悉而又沮喪的故事。
電視所“呈現”的大自然是局限、片面的，相當于古老權力遊戲之下的一個過審版本。
如果從曆史的角度看，絕大多數普通人的一生，都是在對自然的恐懼和驚歎中度過的。
在人類的傳統哲學思想中，從先知摩西到牛頓等科學家，他們都理所當然地一緻認為，人類在自然中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其他一切生靈，皆是為了人類的利益而存在。
在17、18世紀啟蒙運動期間，這種假設表現為人們強烈地渴望，能夠理解并解讀上帝的完美安排。
正如培根所言，科學将成為人類稱霸的新手段，其目的是“拓寬人類帝國的邊界，影響一切可能影響的事物”。
偶爾，像吉爾伯特·懷特那樣，全神貫注地觀察自然界的微小細節，會讓我們對這些生物夥伴産生真正的尊重。
然而大多數人，即便被大自然的美麗與神秘所打動，也依然将自己視作自然的核心，萬物的焦點。
而到了19、20世紀，沉醉于機械論自然觀的人類，也漸漸開始意識到，人與自然之間的關聯性與脆弱性。
不論人類是否願意，人類都隻是錯綜複雜的自然網絡中的一部分。
這種領悟，本該讓人類停下自大的腳步，變得更溫柔、更謹慎、更感激這個星球上紛繁多樣的驚喜和絢麗多彩的創造力。
可惜，陳腐的思想在人類文化中早已根深蒂固，因此沒過多久，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帝國主義和霸道的家長做派的煽動下，這種思想又重新擡頭。
人類将成為大自然的主人，像打理農場那樣去馴服大自然，或者幹脆108（28）對其進行殖民統治。
或許，正如偉大的生物學家劉易斯·托馬斯（LewisThomas）所言，這是唯一現實的觀點： 未來令人絕望。
現在，我們對世間萬物的親緣關系有了新的認識，可我們依然像19世紀的古人一樣，大搖大擺地走在開闊的大自然中，渴望征服自然，馴化自然。
我們無法停止這種控制欲，除非人類徹底消亡。
我們發明了這種方式，并靠這種方式發展壯大。
我們就是這樣的物種。
這是一個令人沮喪的、失敗主義者的結論。
就連托馬斯本人，似乎也為此感到不安。
他設想了一種長期的、廣泛的“解決辦法”，即“人類作為地球的勤雜工，維護人類與地球和諧共生的狀态、儲存信息、做一些美化和裝扮地球的工作……這類事情”。
（我曾經将托馬斯的這種比喻大緻講給了詹姆斯·洛夫洛克，他從“蓋亞假說”的角度，巧妙地換了一種說法：“給地球打工，沒錯，我喜歡這個理論！”） 這是一個比“大自然的主人”更謙遜、更有用的角色，既能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人類的天賦和才能，又尊重了生态環境的自發性和創造性。
不過，盡管洛夫洛克的本意是友善的，但他的觀點依然停留在世俗和功利的角度，忽視了人與自然之間古老而複雜的情感羁絆。
美國環境保護主義學者比爾·麥吉本（BillMcKibben）曾如此寫道，也算是回應托馬斯的觀點：“難道這就是人類的命運？去‘打理’這個世界，‘管理’大自然，‘監護’所有的生靈？為了做好這項工作，我們需要犧牲大自然的神秘，抹殺生命的苦辣酸甜和這個生機勃勃的世界？” 今天，最常用來形容人類角色的詞是“管家”。
我們是星球109家園的管理者，有責任去保護并合理規劃地球資源。
當然，管家是一方的代理人。
可我們并非總能分得清，自己究竟是誰的管家。
最近這些年，我們不再是上帝的管家，而更多的是人類的管家，子孫後代的管家，卻唯獨不是大自然的管家。
（“人類是大自然的管家”這一觀點，多少也帶着一絲人類的傲慢。
畢竟在沒有人類的數十億年間，大自然實則自我管理得很好。
）主流的環保主義，是毫不避諱的功利主義且以人為核心，其基礎是開明的利己主義：我們想要一個健康的、無污染的、物種豐富的生态系統，隻因我們未來的物質來源取決于此。
當然，一切有機體，包括人類，都有權從大自然中獲得利于自身物種生存延續的一塊蛋糕。
“管家論”的根本問題不在于人類獲取自己那塊蛋糕，而在于人類認為，自己也擁有權力或責任，去決定其他物種分得的蛋糕。
這種管理關系從本質上講，是一種“我們”與“它們”的關系。
這實則是在一個整體的生态系統中，根據權力和重要性，對物種進行劃分。
不論這種做法是多麼善意的，都帶有專制獨裁的印記，而專制才是産生人類試圖治愈的生态危機的根本原因。
人類傾向于将大自然視作一個靜态系統，忽略其動态發展過程，比如自然的演替、栖息地的遷移、自然災害、自然的自我修複和自我發展等等。
人類強調的是照顧自然，而非關心自然，并将全面管理自然視為人類“自然工作”的目标，而不是将其作為一種構建人與自然更公平關系的方式。
最重要的恐怕是，這種思路隐晦地将需要被照管的對象塑造為非人類世界，實際上，人類才是應該被照管的對象。
對大自然的“呈現”就屬于這種套路，輕易地對非人類世界做出安排，認為它是固定的、成套的、可知且可消費的。
約翰·克萊爾并不是一個自然的呈現者。
在政治層面，他是110大自然的代言人、代表和管家。
他的作品是将某些“特殊的地點”忠實地寫下來，而不是主觀地添油加醋地描寫；作為其生靈同伴的代言人，他從未表現出膚淺的“認同感”，而是一種與之休戚相關的領悟。
有人擔心寫作或許會切斷他與自然的聯系，他卻以吟遊詩人的身份，再次投進大自然的懷抱，幫助那些被邊緣化的大多數吐露心聲。
在他的作品《劍井的悲歌》（TheLamentofSwordyWell）中，他化身為“一片土地”，被“卑鄙的圈地”和“利益的貪婪之手”瘋狂壓迫和剝削。
在其迷人的長詩《夜莺之巢》（TheNightingale’sNest）中，克萊爾承認，自己與這隻長着普通“赤褐色”羽毛的夜莺有相似之處，并看着它在“蕨葉盤繞蔓生之處/榛樹伸展開的枝杈下”放聲歌唱： ……盛夏裡，最開心的事情 莫過于用幸福的幻想充實她的生活 對我而言，亦是如此 克萊爾和夜莺的關系是否可以代表某種文化共生呢？雙方相通的歡喜是不是他對鳥兒思慕之心的回報？ 優秀的電視紀錄片在觀察大自然時的熱愛和用心程度，堪比克萊爾。
攝影師耐心地守着漫漫長夜，讓人不由得聯想到克萊爾的那句：“噓，輕點兒關門。
”但是，冷靜而客觀的鏡頭呈現，卻很難看出詩人與自然共情的影子，也很難感受到詩人那種對自然的珍視之心而非照顧之情。
電視上的新聞令我煩躁和沮喪，我甚至遲疑了一會兒，不确定節目内容是否真的更換過。
首相大人又在陳述攻打伊拉克的理由。
推心置腹，憂心忡忡，面帶虔誠，是他一貫的風格。
他在斷111案，最終他将找到證據，讓真相大白于天下。
伊拉克人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盡管截至目前，并沒有人真的找到了這些武器。
伊拉克人是國際恐怖主義陰謀的參與者，是首相發誓要讨伐的對象。
相信他的話，他知道得最清楚，沒有他不知道的。
似乎下一秒他就會推出一個薩達姆·侯賽因的模型，來激起英國公衆山呼海嘯般的聲讨和反對。
或許，看大人物們在電視上指點江山，并不是理解人類、理解自然的最佳途徑。
不過，或許從另一個角度看，反倒是可以将這些人看個清楚。
不管怎麼說，這都是一個讓人懊喪的夜晚。
維多利亞時代創造的“存在之鍊”，已越來越像一座大金字塔，而越往下越擁擠。
關于要不要參加2003年2月15日舉行的反戰大遊行，許多人都進行了深思熟慮。
沒有人想讓薩達姆好過，但也沒有人希望事件升級，演變成20世紀70年代那種街頭暴亂。
當年的事情讓許多人對政治活動望而卻步。
但是，整個國家都沉浸在一種顯而易見的憤怒當中。
似乎在重大事件面前，體面和民主都被扔到了一旁。
最終，我們河谷裡的兩百位村民自願來到了泰晤士河畔，加入了兩百萬人的隊伍。
後來，這次集會成為了英國史上最大的抗議活動，而且在整個西方世界，都可能是規模最大的一次。
有九成的抗議者從未參加過任何示威活動，他們的狀态謹慎而有主見，态度十分堅決，而且還遊行出了一種節日的氛圍，因為示威其實也是在慶祝大家共同的信仰和感受。
顯然，将人們從四面八方聚到此地、進行這次大規模街頭遊行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戰争，還出于一種日漸強烈的被剝奪感。
那天，最受歡迎的标語是112“要喝茶，不要打仗”，确實非常應景。
數不清的社會團體和派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