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藏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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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草原刮過來的。
六周前，大風卷着17世紀的細膩塵埃；現在，似乎又卷來了消融的終年凍土。
風從門窗的縫隙中鑽了進來，搖得窗戶吱呀作響。
貓咪進門的擋闆被風徑直刮成了水平的。
夜晚，我能感覺到風吹在我的臉上。
狂風中的小屋呼吸急促，溫度透支，吸進來的全是冷風，而呼出去的都是熱氣。
屋外是零下10度，而屋内的溫度計顯示還不到0度，幾乎結冰，冷到我無法工作。
我用舊枕頭堵住了煙囪，又用揉成團的垃圾袋塞住地闆上最大的裂洞。
每個窗戶的縫隙我都貼上了防風封條。
萬般無奈之下，我隻能将打字機搬到了廚房。
貓咪也凍得夠嗆，找到了屋裡最溫暖的地方，蜷縮在一起，很明智地進入了暫時冬眠的狀态。
屋外上演着生與死的較量。
一隻常在甜菜地裡出沒的野兔，被射中了脖子，橫屍在小屋外面的公路上，烏鴉叼走了它的内髒。
成群的歐金鸻從俄羅斯的苔原出發一路向南，逃到了這裡，在農田的上空飛翔，和鳳頭麥雞一起覓食。
歐金鸻性子較急，總是聚在一起，四處猛沖，不知疲倦。
寒風中，雉雞的行走變得很困難，它先得時時調整尾巴的角度，保持與風向一緻，之後才顧得上吵架。
我見過雄雉雞打架，它們面對面地助跑，接着像芭蕾舞者似的騰空一躍，互相啄上幾口，再轉身逃開。
屋裡，我和房東凱特也在吵架。
她從倫敦回來，先是發現車子快沒油了。
接着，她又責備我也不知道給自己準備幾件冬裝，還光着腳在房子裡走來走去。
我沒好氣地回了她一句，誰願意把自己做的手工面包和她的切片白吐司換着吃。
中央暖氣空調關了開，開了關，我們就像雉雞那樣，互不相讓。
48一天，我出門了。
裝修隊的工頭肖恩将一頭死了的麂鹿帶回小屋，挂在豚鼠籠旁邊的蘋果樹上，開膛破肚，一番宰殺，将一塊塊肉塞進了凱特的大冰箱。
後來，我從他口中得知了完整的故事。
那天，他正開着車，突然遇到兩隻麂鹿過馬路，他不小心撞上了一隻，鹿傷得很嚴重。
他心想，馬上就要過聖誕節了，便割斷了鹿的喉嚨，将它拖上貨車。
他把鹿吊了九個小時。
這樣一來，血要麼被放幹（他自己也懂一些生理常識），要麼就流進胸腔，清理内髒時可以一起處理幹淨。
之後，他先砍下了兩條前腿，再依次拆下後腿、肩肉、外脊，剔掉骨頭，最後分裝到塑料袋裡。
他是個壯漢，對當地的事情無所不知，從人們周末的閑談八卦，到當地水系的曆史變遷。
我緊張地問他，怎麼會有這麼好的屠宰手藝。
他說道，他的父親有一個小農場，從11歲起，他就開始宰鴿子、兔子，還會殺雞，慢慢手法就熟練了。
“我們還殺過幾頭豬。
”他小聲補充道。
幸運的是，那隻倒黴的麂鹿并不是清早在我家的草地上散步的那隻。
麂鹿的血凝結成塊，粘在蘋果樹下的草地上久久不褪，直到後來被大雪覆蓋。
法國人用“temps”一詞同時表示時間和天氣，足以說明這兩者之間存在種種微妙的聯系。
在自然界中，時間變化的原因正是天氣。
世間的一切生物都經曆過風吹日曬。
從廣義上講，某些重要的時刻或事件，比如一場風暴，一次遷徙，或是精神崩潰，一定程度上都是環境條件的表達或凝結。
我剛剛學到了一個很有用的外來詞。
此地的人們将惡劣天氣稱為“blonk”。
這個詞似乎完美诠釋了人們在突然遭逢厄運暴擊後的心理感受。
而我内心的惡劣天氣，顯然是從冬天開始爆發的。
我明白，在自然界中，天氣是人類無法掌控的部分，而我該49做的，就是去接受它所有的情緒，就像柯勒律治（Coleridge）那樣。
在緻兒子哈特利（Hartley）的《霜夜》（FrostatMidnight）中，他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于是，四季于你都滿懷濃情密意 不論是盛夏的大地身披 蒼翠蓊郁的外衣…… 還是隆冬的嚴霜，靜悄悄地 挂成無聲的冰淩…… 這裡雖沒有冰淩，寒冷的氣候和陰郁的天空依舊使我心緒低沉。
壞情緒始終陰魂不散，似乎抹殺了我從這片土地上獲得的一切快感和希望。
即便這裡的潮濕帶給我幾分享受，而今我卻無法忍受這種陰暗。
幾年前，也是在這個時候，我熱切地期盼着12月12日的到來。
因為在這一天，這種密不透風的陰暗會出現第一道裂縫。
由于地球圍繞太陽運動的軌道不是對稱的，每天上午和下午的時長分别在逐漸變短。
12月21日冬至來臨後，上午變短的趨勢并不會馬上停止，而是要等到元旦，天亮的時間才會開始提前。
不過，下午變長的情況卻始于12月12日。
我一直很看重這名義上的第一縷光線，總是願意與朋友一起，慶祝它的到來。
然而，今年的12月12日，天光卻分外晦暗濕冷。
我感覺自己仿佛已與世隔絕，長久以來都悶悶不樂。
在陰冷的冬天，出現這種情緒也很正常。
可是，就在三年前我剛剛患病的時候，曾有過一模一樣的感覺，這讓我從心底感到不安。
疾病，是人類與自然交往的陰暗面。
它提醒着我們，不要忘記死亡乃萬物既定的歸宿，個體渺如塵埃，天地不仁，人生無常。
不過，乍看上去，抑郁症還不至于說得如此嚴重。
在抑郁症50的背後，并沒有随機的生理“意外”，也沒有外力從中推動，不涉及乘虛而入的病毒或物種進化的追求。
它似乎與生物學意義上的活着沒有任何關系。
但是，抑郁症對我造成的影響卻是難以置信的。
它否定和扼殺了我所笃信的一切，比如人類與世界之間感性接觸的重要性，感官與智力的微妙聯系，以及自然與文化的不可分割性等等。
在最意想不到的時間點，我得了抑郁症。
若按照傳統心理學理論，當時的我功成名就，正值人生巅峰，理應被幸福緊緊圍繞才對。
當時，我剛剛完成《不列颠植物志》（FloraBritannica）的編寫工作。
這算是我這輩子最難寫的一本書了，好在過程還算順利。
其寫作難點在于英國植物背後的民間傳說，這部分足足有25萬字，創作過程雖叫人精疲力竭，卻也讓人樂在其中。
民間傳說并不能完全反映這本書的實質，這不是一本陳年古董，而是基于鄉野自然的文獻紀實。
先後有近一萬人分享了他們與野生植物的故事，講述了自己如何尋找、命名、品嘗、編織、雕刻、珍藏、夢見植物；展示了在不同節氣的慶祝儀式中、在家庭自制草藥時、孩童們過家家時、期待好運護身時，人們是如何使用植物的；還告訴了我哪些植物可以用于标記領土邊界，或是象征生命的降生、幼年和死亡。
而我則負責穿針引線，将衆人的宏大叙事串聯起來，再融入社會文化背景，補充生态學知識，對故事進行注解，穿插我個人的審美解讀。
在盡可能符合原作者風格的基礎上，我将自己對于植物的點滴了解和體驗都加了進去，還融入了我對大自然的感悟。
思來想去，我似乎已經沒有什麼可以補充的了，倘若我注定要做一名檔案保管員，那麼我的使命已徹底完成。
可以說，當時的我并沒有過多考慮過自然寫作的本質是什麼，也沒有去仔細思考這種邊緣性的工作雖然取材于生活，但究51竟應該怎麼做才能真正彙入現實生活的洪流之中。
那年冬天，當這本書已塵埃落定時，我的心中響起一個小小的聲音：我要做一個真正參與遊戲的人，而不是彙總記錄的人。
不過，總有些事情感覺不對勁。
而今回頭細想，我的确有過一次特别的經曆，當時并未留意，然而實際上卻預示着什麼。
那次，我來到距離老家奇爾特恩丘陵不遠的泰晤士河谷（ThamesValley），去尋找20世紀50年代之前，大片生長在這裡的蛇頭貝母（學名為阿爾泰貝母）花田的遺迹。
曾經，在福特村（Ford）周圍的草地上，到處都長着這種驚豔撩人的花朵。
花兒開得實在太過繁盛，因此每年五月，當地人都會舉辦一次“蛇頭貝母星期天”的活動，隻需往慈善捐款箱裡投上幾便士，便可以在這裡采好幾束花。
此外，五月一日這天，當地的小孩子還會戴上用蛇頭貝母編成的皇冠，擎着花兒制作的手杖，玩起“不給糖果就搗蛋”的遊戲。
20世紀50年代初，這片草地被短視的管理者犁平了，改種成樹木。
但我有種預感，在田野某處潮濕的角落裡，這些植物或許能幸運地存活下來。
四月的一天下午，在一片小草地上，我發現了三株蛇頭貝母花。
這讓我欣喜若狂，揮舞着我的望遠鏡和記事本，從車道大步流星地跑上前去。
我當時的樣子，恐怕誰見了都誤認為我是土地規劃部門的工作人員，正暗中醞釀着一次例行的環境破壞任務。
當地的兩位老人倚着自家大門，頗為禮貌客氣地詢問我要幹什麼。
我略顯尴尬，又有些好奇，便提了些關于植物的偏專業和深奧的問題。
結果他們對答如流。
老人們記得那片草地，還能生動地回憶起盛大的五月貝母花節的種種細節。
幾位村民在草地被夷平之前，悉心保存了貝母花的球莖，一位老人說他的鄰居還将自己保留的25株貝母花繁殖到了250株。
可當我繼續追問這些花是否在他鄰居的花園裡時，卻得到了一個客套而疏離的答複：“不，在别處。
” 52離開的時候，我心裡挺不舒服的（雖然剛開始還好）。
我不知自己身在何處，該何去何從，仿佛沉入大海，不斷下墜，隻能凝望着海面上的一絲光線。
我熱愛寫作，将之視作我人生重要的一部分。
但我越來越覺得，自己漸漸變成了一個旁觀者，躲在一側詭秘地窺探着大自然的變化。
這本書出版後的那個冬天，這種不舒服的感覺一直揮之不去，在我的心裡生根發芽。
自從我開始全職寫作以來，這是我頭一次在完成了一本書之後，腦海中沒有任何新的想法。
那個老生常談的終極問題在我心中時時浮現：是這樣嗎？多少年來，我一直用工作來修補和掩飾生活的不如意、感情的失敗、内心的孤獨（這種孤獨既讓我想堅守，又令我陷入絕望），以及原生家庭根深蒂固的執念與恐懼。
我覺得，寫作者即便不是我人生要扮演的最主要的角色，也是我必須要完成的使命。
我的另一個使命，是在母親因帕金森症生活不能自理時照顧她。
這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
但我心裡明白，這也是我離不開老宅，放不下過往感情的頑固借口。
母親去世之後，我便開始編寫那本巨著。
而今，這兩件事情都成為了過去，再也無法替我掩護了。
在這種心理暗示下，我的身體決定反抗。
我開始出現了一系列心身症狀（psychosomaticsymptoms）。
我的四肢、内髒和膀胱開始疼痛，還出現了心律失常，房性異位導緻心髒早搏。
春天來了。
有一次我胸前綁着一台便攜式心電圖機，咬着牙在田野裡散步。
結果，24小時内，我出現了3500次心律不齊。
大夫告訴我，這真是一場驚人的表演，好在檢查結果是良性的。
他還告訴我，心跳沒有進一步紊亂，說明我的身體還算比較強壯。
在我體驗過每一次的心顫和心悸之後，這樣的安慰多少有些蒼白無力。
53這些病痛早已不算新鮮事了。
我這一輩子，總是容易在失落或失望的時候，感到身體不舒服。
有時，壞天氣就足以引起我的不适，反過來，壞情緒又會浪費好天氣。
在我零星寫下的一些日記中，我因為春日候鳥歸來、秋日天高氣爽而滿懷欣喜，但好心情總是一再被壞情緒打斷。
早春（四月實在是“最難熬的月份”）和初冬往往是壞情緒的重災區。
有時，每年我會在同一時段出現一系列相同症狀，比如天氣反常的“巴肯期”[19]。
在我小時候，身體不舒服時，大人們總覺得我容易“過度緊張”，像是一把心情不好時就會發出哀鳴的豎琴。
我想，那時的我要是去看病，八成會被診斷為：因遺傳和育兒方式等偶發因素導緻的分離焦慮或拒絕敏感。
這些經曆也讓我領教了心身症的威力，它可以分散你的注意力，讓你向所愛的人發脾氣，也可以幫你擺脫不悅，使你獲得安全感；它同時傳達着責備與渴求憐憫（“看看你對我做了什麼”），成年人的心身症狀，不過是童年生悶氣或使性子的翻版，都屬于身體上演的戲碼。
但是這一次，情況有些嚴重了。
已經送走了冬天，可我的症狀并沒有消失，在接下來的一年中，還不斷以新的組合形式出現。
我擔心得越厲害，症狀當然也越嚴重。
一想到未來，我就病态地覺得，自己像個跛子，人生就要崩塌了，這種想法使我越陷越深，逐漸發展成真正的抑郁。
我不再有任何想法，失去了對工作的興趣和渴望。
我不再去田野漫步，生活的主要靈感來源被盡數斬斷。
我接受了治療，但毫無起色。
藥物不起任何作用，談心療法盡管有時很有意思，也能分散一下注意力，可是很快就變成54了喋喋不休地講述原生家庭的缺陷，不是談家庭可能對我産生的影響，就是談酗酒的父親和壓抑的母親。
這種談心可以給人帶來安慰，也能夠成為病人與世界接觸的關鍵點。
但是，大多數患者都承認，讨論或是僅僅通過理解疾病，就能在某種程度上讓病因消失，這種想法不過是一廂情願罷了。
我的狀态越來越差，已經無法做任何事情。
選什麼，不選什麼，都讓我感到深深的焦慮。
生活陷入一種惡性循環，我甚至無法辨别今天和明天有何不同。
我終日躺在床上，為自己深陷焦慮而焦慮。
午飯時，我緩緩步行近百米，來到距離最近的一家酒吧，喝了很多酒。
我翻看着店裡的《泰晤士報》，從頭翻到尾，一個字都沒看進去。
随後，我再緩步回家，繼續躺着。
我懶得接電話，也不想去取信。
要說我在忍受着失去自尊的痛苦（這是關于抑郁症原因和本質的主要理論），可能是對我的情緒過度解讀了。
我唯一關注的，就是我的處境。
我仿佛被困在了數學家提出的莫比烏斯帶（MöbiusStrip）中。
将一根紙帶扭轉後兩端粘在一起，會形成隻有一個曲面的紙帶圈。
焦慮就是我的封閉圈的曲面。
每天，我隻能獲得片刻平靜，就是從淩晨醒來到恐懼來襲之間的幾秒鐘。
這是一個短暫又真切的片刻，就像在開車換擋時，挂了空擋一樣。
它提醒着我，還有一種狀态，叫作“健康”，這是我想要進入的狀态，而不是徹底跳出這種狀态。
對我而言，做一顆藏在門背後的釘子，誰都别想找到我，其實并沒有吸引力。
而當我以借酒澆愁的方式安慰自己時，逃避現實的想法，也會變得異常狂野。
要是錢花光了，我就用自己唯一的生存技能，去樹林裡覓食。
不過55（20）我心裡很清楚，這不過是個荒唐的夢而已。
大部分時間，我隻是躺在床上，保持着飛機上教的“防沖擊姿勢”，恐懼地弓着腰，絕望地祈禱颠簸的氣流快點過去。
為什麼抑郁症會找上我，如今看來，原因一目了然。
當時，我真的是精疲力竭、徹底完蛋、鑽進死胡同裡出不來了。
我沒有經曆過關鍵的成熟階段，一直都“羽翼未豐”。
我巴不得能夠冷靜下來，好好思考一下，為什麼我的神經系統會做出如此怪異、适得其反的反應；對于生存而言，這種反應究竟具有什麼價值。
像抑郁症這種常見又普遍的疾病，一定會在患者行為尚屬“正常”時出現某些征兆，也一定具備某種原始作用和生态影響。
進化心理學家認為，抑郁症源自一種“獵人空手回家的落寞”，這種失落感刺激他将來要變得更加成功。
這聽上去像是男人賭氣時的感受，不像是令人一蹶不振的疾病。
長久以來，主導正統心理學研究的，一直都是男性狩獵的場景，以及面對壓力時“戰鬥或逃跑”的應對模式。
然而，在生物界中，任何麻煩出現時，總是存在着第三種應對方式。
奧利弗·薩克斯[21]将之命名為“植物撤退”（vegetativeretreat）。
當戰鬥和逃跑都不現實、不合适或尚未習得時，生物體會選擇保持不動，例如負鼠會“裝死”，刺猬會縮成球，倉鸮會昏倒。
為了保護自己，它們都進入了接近死亡或睡眠的狀态，沒有任何反應，甚至一動不動。
就連坐巢的小雨燕也會這一招，當然其原因并不相同。
當雨燕父母外出覓食、長時間無法歸巢時，小雨燕就會進入一動不動的靜止狀态。
植物撤退是一種安全防禦策略，是生物的内在保護機制壓制腎上腺素激增的表現。
在巨大威脅面前，生物都會出現自我抑制，這是一種明智的反應。
56（22）對人類來說，長期處于不快樂或失望的狀态，可能會引發抑郁。
從本質上看，這也是一種短期策略，當危險過去了，這種反應就會消失。
但是，我的症狀并沒有消失。
我清楚地知道，某種莫名的危險依然存在。
寄希望于能終結這種惡性循環，我去了醫院。
在那裡，虛弱的我得到了照顧。
待在休閑活動室裡，我看到醫院的操場上，病人們正在進行探索新的興趣愛好的活動。
我尚能分辨出人們在做什麼，這讓我感到些許欣慰。
我還報名參加了職業治療項目，可惜勞動工具和有趣的材料都不讓使用。
于是，我隻得練了幾天書法，短暫享受着教自己好好寫字的愉悅。
出院前，我突然意識到，約翰·克萊爾就是在這家醫院，度過了他生命中的最後23年。
不過，當時的我對克萊爾的病情知之甚少，否則我必會感歎，自己與他的命運是何其相似。
他和我一樣，也曾是“過度緊張”、患有抑郁症的孩子。
無法解釋的病痛，消化功能的紊亂，讓他備受折磨。
随着年齡的增長，克萊爾的痛苦日益增加。
家鄉的圈地運動帶給他的失落和迷茫，生活的貧困，出版商和贊助人的苛刻要求，都加重了他的病情。
克萊爾是家喻戶曉的“農民詩人”，然而他的生活卻是流離失所。
而且，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他還患有躁郁症。
40多歲時，他的精神錯亂和妄想症已十分嚴重。
他住進了艾坪森林（EppingForest）的一家精神病院。
後來，他從那裡逃了出來，徒步走回了家。
再然後，他就住進了北安普頓（Northampton）的這家醫院。
斯克裡姆夏爾醫生（DrSkrimshire）幫他填寫了住院單，并将其病情惡化歸因于“常年沉迷于詩歌散文”。
不過，和我一樣，克萊爾在這裡得到了悉心照顧。
醫生們都很同情他，鼓勵他繼續寫作。
醫院允許克萊爾白天進城。
就這樣，他當上了城裡的詩人，坐在教堂的門廊上給人寫詩。
隻需遞給他一小包煙，他就會為你寫一首57生日歌謠或一封情書。
與此同時，他也在堅持創作嚴肅詩歌。
他的詩有些讀來令人心碎，有些則純屬打油詩。
去世的前幾年，他依然筆耕不辍。
喬納森·貝特深情地為克萊爾譜寫了傳記，記錄了他生活中點點滴滴的狂喜與掙紮。
在形容克萊爾時，貝特用到了“英雄”這個詞。
不過，從克萊爾的詩歌中，其實也能夠察覺到一些變化的端倪。
在他住院的這些年裡，他的抑郁症其實與“植物撤退”并無半點關系。
然而他的詩歌确實是在“不斷撤退”，他中年所作的鮮活、感性、連貫的詩句，被後來更為内省、抽象甚至是形而上學的沉思所取代。
最終，他的詩歌主題變成了詩歌本身、“缪斯”以及落寞詩人的隐喻，而那個曾經與他共度“最好的夏天”、激動人心的真正歌者，早已不複存在。
幾周之後，我出院回家了。
身體感覺好些了，可我的狀态還是同以前一樣。
很快，情況急轉直下，我再次陷入抑郁。
我拉上了卧室的窗簾，一來怕被别人看到會尴尬；二來也怕自己會忍不住向外看，從而聯想到自己失去的一切。
于是，我隻能盯着書架看。
書架上擺放着我二十多年來的藏書，恐怕我再也不會翻開了，就連我自己寫的書也不例外。
從前，我居然寫了這麼多書，如今看來真是難以置信。
失去這一部分的自我，讓我最難接受。
寫作并不是我“活下去的理由”，這樣講太誇張了。
寫作隻是我看待世界的一種方式。
擁有一種經曆，就要把它表達成一句話，寫成一個場景或一個故事。
父親的去世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件大事（那年我20歲）。
剛開始，我隻覺得解脫了，那個冷漠、殘暴的酒鬼終于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了。
然而，在父親的葬禮上，我忽然特别想去彌補，去回憶自己對他的喜愛，至少讓自己沉浸在哀傷之中。
可是，我做不到。
我滿腦子都是寫作的事兒。
從墓地回58到家，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埋頭寫上幾個小時。
我描寫了買東西的行人向靈車脫帽緻敬，墓地泥土散發出的奇怪亮光，多年含辛茹苦的母親幾乎暈倒的瞬間。
當我失去了寫作的天性，就如同失去了向前邁步的本能。
如今，在失去外界刺激之後，我所有的感官都開始轉向它們自己。
我的耳朵曾經受過高音損傷，總是聽到雜音
六周前，大風卷着17世紀的細膩塵埃；現在，似乎又卷來了消融的終年凍土。
風從門窗的縫隙中鑽了進來，搖得窗戶吱呀作響。
貓咪進門的擋闆被風徑直刮成了水平的。
夜晚，我能感覺到風吹在我的臉上。
狂風中的小屋呼吸急促，溫度透支，吸進來的全是冷風，而呼出去的都是熱氣。
屋外是零下10度，而屋内的溫度計顯示還不到0度，幾乎結冰，冷到我無法工作。
我用舊枕頭堵住了煙囪，又用揉成團的垃圾袋塞住地闆上最大的裂洞。
每個窗戶的縫隙我都貼上了防風封條。
萬般無奈之下，我隻能将打字機搬到了廚房。
貓咪也凍得夠嗆，找到了屋裡最溫暖的地方，蜷縮在一起，很明智地進入了暫時冬眠的狀态。
屋外上演着生與死的較量。
一隻常在甜菜地裡出沒的野兔，被射中了脖子，橫屍在小屋外面的公路上，烏鴉叼走了它的内髒。
成群的歐金鸻從俄羅斯的苔原出發一路向南，逃到了這裡，在農田的上空飛翔，和鳳頭麥雞一起覓食。
歐金鸻性子較急，總是聚在一起，四處猛沖，不知疲倦。
寒風中，雉雞的行走變得很困難，它先得時時調整尾巴的角度，保持與風向一緻，之後才顧得上吵架。
我見過雄雉雞打架，它們面對面地助跑，接着像芭蕾舞者似的騰空一躍，互相啄上幾口，再轉身逃開。
屋裡，我和房東凱特也在吵架。
她從倫敦回來，先是發現車子快沒油了。
接着，她又責備我也不知道給自己準備幾件冬裝，還光着腳在房子裡走來走去。
我沒好氣地回了她一句，誰願意把自己做的手工面包和她的切片白吐司換着吃。
中央暖氣空調關了開，開了關，我們就像雉雞那樣，互不相讓。
48一天，我出門了。
裝修隊的工頭肖恩将一頭死了的麂鹿帶回小屋，挂在豚鼠籠旁邊的蘋果樹上，開膛破肚，一番宰殺，将一塊塊肉塞進了凱特的大冰箱。
後來，我從他口中得知了完整的故事。
那天，他正開着車，突然遇到兩隻麂鹿過馬路，他不小心撞上了一隻，鹿傷得很嚴重。
他心想，馬上就要過聖誕節了，便割斷了鹿的喉嚨，将它拖上貨車。
他把鹿吊了九個小時。
這樣一來，血要麼被放幹（他自己也懂一些生理常識），要麼就流進胸腔，清理内髒時可以一起處理幹淨。
之後，他先砍下了兩條前腿，再依次拆下後腿、肩肉、外脊，剔掉骨頭，最後分裝到塑料袋裡。
他是個壯漢，對當地的事情無所不知，從人們周末的閑談八卦，到當地水系的曆史變遷。
我緊張地問他，怎麼會有這麼好的屠宰手藝。
他說道，他的父親有一個小農場，從11歲起，他就開始宰鴿子、兔子，還會殺雞，慢慢手法就熟練了。
“我們還殺過幾頭豬。
”他小聲補充道。
幸運的是，那隻倒黴的麂鹿并不是清早在我家的草地上散步的那隻。
麂鹿的血凝結成塊，粘在蘋果樹下的草地上久久不褪，直到後來被大雪覆蓋。
法國人用“temps”一詞同時表示時間和天氣，足以說明這兩者之間存在種種微妙的聯系。
在自然界中，時間變化的原因正是天氣。
世間的一切生物都經曆過風吹日曬。
從廣義上講，某些重要的時刻或事件，比如一場風暴，一次遷徙，或是精神崩潰，一定程度上都是環境條件的表達或凝結。
我剛剛學到了一個很有用的外來詞。
此地的人們将惡劣天氣稱為“blonk”。
這個詞似乎完美诠釋了人們在突然遭逢厄運暴擊後的心理感受。
而我内心的惡劣天氣，顯然是從冬天開始爆發的。
我明白，在自然界中，天氣是人類無法掌控的部分，而我該49做的，就是去接受它所有的情緒，就像柯勒律治（Coleridge）那樣。
在緻兒子哈特利（Hartley）的《霜夜》（FrostatMidnight）中，他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于是，四季于你都滿懷濃情密意 不論是盛夏的大地身披 蒼翠蓊郁的外衣…… 還是隆冬的嚴霜，靜悄悄地 挂成無聲的冰淩…… 這裡雖沒有冰淩，寒冷的氣候和陰郁的天空依舊使我心緒低沉。
壞情緒始終陰魂不散，似乎抹殺了我從這片土地上獲得的一切快感和希望。
即便這裡的潮濕帶給我幾分享受，而今我卻無法忍受這種陰暗。
幾年前，也是在這個時候，我熱切地期盼着12月12日的到來。
因為在這一天，這種密不透風的陰暗會出現第一道裂縫。
由于地球圍繞太陽運動的軌道不是對稱的，每天上午和下午的時長分别在逐漸變短。
12月21日冬至來臨後，上午變短的趨勢并不會馬上停止，而是要等到元旦，天亮的時間才會開始提前。
不過，下午變長的情況卻始于12月12日。
我一直很看重這名義上的第一縷光線，總是願意與朋友一起，慶祝它的到來。
然而，今年的12月12日，天光卻分外晦暗濕冷。
我感覺自己仿佛已與世隔絕，長久以來都悶悶不樂。
在陰冷的冬天，出現這種情緒也很正常。
可是，就在三年前我剛剛患病的時候，曾有過一模一樣的感覺，這讓我從心底感到不安。
疾病，是人類與自然交往的陰暗面。
它提醒着我們，不要忘記死亡乃萬物既定的歸宿，個體渺如塵埃，天地不仁，人生無常。
不過，乍看上去，抑郁症還不至于說得如此嚴重。
在抑郁症50的背後，并沒有随機的生理“意外”，也沒有外力從中推動，不涉及乘虛而入的病毒或物種進化的追求。
它似乎與生物學意義上的活着沒有任何關系。
但是，抑郁症對我造成的影響卻是難以置信的。
它否定和扼殺了我所笃信的一切，比如人類與世界之間感性接觸的重要性，感官與智力的微妙聯系，以及自然與文化的不可分割性等等。
在最意想不到的時間點，我得了抑郁症。
若按照傳統心理學理論，當時的我功成名就，正值人生巅峰，理應被幸福緊緊圍繞才對。
當時，我剛剛完成《不列颠植物志》（FloraBritannica）的編寫工作。
這算是我這輩子最難寫的一本書了，好在過程還算順利。
其寫作難點在于英國植物背後的民間傳說，這部分足足有25萬字，創作過程雖叫人精疲力竭，卻也讓人樂在其中。
民間傳說并不能完全反映這本書的實質，這不是一本陳年古董，而是基于鄉野自然的文獻紀實。
先後有近一萬人分享了他們與野生植物的故事，講述了自己如何尋找、命名、品嘗、編織、雕刻、珍藏、夢見植物；展示了在不同節氣的慶祝儀式中、在家庭自制草藥時、孩童們過家家時、期待好運護身時，人們是如何使用植物的；還告訴了我哪些植物可以用于标記領土邊界，或是象征生命的降生、幼年和死亡。
而我則負責穿針引線，将衆人的宏大叙事串聯起來，再融入社會文化背景，補充生态學知識，對故事進行注解，穿插我個人的審美解讀。
在盡可能符合原作者風格的基礎上，我将自己對于植物的點滴了解和體驗都加了進去，還融入了我對大自然的感悟。
思來想去，我似乎已經沒有什麼可以補充的了，倘若我注定要做一名檔案保管員，那麼我的使命已徹底完成。
可以說，當時的我并沒有過多考慮過自然寫作的本質是什麼，也沒有去仔細思考這種邊緣性的工作雖然取材于生活，但究51竟應該怎麼做才能真正彙入現實生活的洪流之中。
那年冬天，當這本書已塵埃落定時，我的心中響起一個小小的聲音：我要做一個真正參與遊戲的人，而不是彙總記錄的人。
不過，總有些事情感覺不對勁。
而今回頭細想，我的确有過一次特别的經曆，當時并未留意，然而實際上卻預示着什麼。
那次，我來到距離老家奇爾特恩丘陵不遠的泰晤士河谷（ThamesValley），去尋找20世紀50年代之前，大片生長在這裡的蛇頭貝母（學名為阿爾泰貝母）花田的遺迹。
曾經，在福特村（Ford）周圍的草地上，到處都長着這種驚豔撩人的花朵。
花兒開得實在太過繁盛，因此每年五月，當地人都會舉辦一次“蛇頭貝母星期天”的活動，隻需往慈善捐款箱裡投上幾便士，便可以在這裡采好幾束花。
此外，五月一日這天，當地的小孩子還會戴上用蛇頭貝母編成的皇冠，擎着花兒制作的手杖，玩起“不給糖果就搗蛋”的遊戲。
20世紀50年代初，這片草地被短視的管理者犁平了，改種成樹木。
但我有種預感，在田野某處潮濕的角落裡，這些植物或許能幸運地存活下來。
四月的一天下午，在一片小草地上，我發現了三株蛇頭貝母花。
這讓我欣喜若狂，揮舞着我的望遠鏡和記事本，從車道大步流星地跑上前去。
我當時的樣子，恐怕誰見了都誤認為我是土地規劃部門的工作人員，正暗中醞釀着一次例行的環境破壞任務。
當地的兩位老人倚着自家大門，頗為禮貌客氣地詢問我要幹什麼。
我略顯尴尬，又有些好奇，便提了些關于植物的偏專業和深奧的問題。
結果他們對答如流。
老人們記得那片草地，還能生動地回憶起盛大的五月貝母花節的種種細節。
幾位村民在草地被夷平之前，悉心保存了貝母花的球莖，一位老人說他的鄰居還将自己保留的25株貝母花繁殖到了250株。
可當我繼續追問這些花是否在他鄰居的花園裡時，卻得到了一個客套而疏離的答複：“不，在别處。
” 52離開的時候，我心裡挺不舒服的（雖然剛開始還好）。
我不知自己身在何處，該何去何從，仿佛沉入大海，不斷下墜，隻能凝望着海面上的一絲光線。
我熱愛寫作，将之視作我人生重要的一部分。
但我越來越覺得，自己漸漸變成了一個旁觀者，躲在一側詭秘地窺探着大自然的變化。
這本書出版後的那個冬天，這種不舒服的感覺一直揮之不去，在我的心裡生根發芽。
自從我開始全職寫作以來，這是我頭一次在完成了一本書之後，腦海中沒有任何新的想法。
那個老生常談的終極問題在我心中時時浮現：是這樣嗎？多少年來，我一直用工作來修補和掩飾生活的不如意、感情的失敗、内心的孤獨（這種孤獨既讓我想堅守，又令我陷入絕望），以及原生家庭根深蒂固的執念與恐懼。
我覺得，寫作者即便不是我人生要扮演的最主要的角色，也是我必須要完成的使命。
我的另一個使命，是在母親因帕金森症生活不能自理時照顧她。
這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
但我心裡明白，這也是我離不開老宅，放不下過往感情的頑固借口。
母親去世之後，我便開始編寫那本巨著。
而今，這兩件事情都成為了過去，再也無法替我掩護了。
在這種心理暗示下，我的身體決定反抗。
我開始出現了一系列心身症狀（psychosomaticsymptoms）。
我的四肢、内髒和膀胱開始疼痛，還出現了心律失常，房性異位導緻心髒早搏。
春天來了。
有一次我胸前綁着一台便攜式心電圖機，咬着牙在田野裡散步。
結果，24小時内，我出現了3500次心律不齊。
大夫告訴我，這真是一場驚人的表演，好在檢查結果是良性的。
他還告訴我，心跳沒有進一步紊亂，說明我的身體還算比較強壯。
在我體驗過每一次的心顫和心悸之後，這樣的安慰多少有些蒼白無力。
53這些病痛早已不算新鮮事了。
我這一輩子，總是容易在失落或失望的時候，感到身體不舒服。
有時，壞天氣就足以引起我的不适，反過來，壞情緒又會浪費好天氣。
在我零星寫下的一些日記中，我因為春日候鳥歸來、秋日天高氣爽而滿懷欣喜，但好心情總是一再被壞情緒打斷。
早春（四月實在是“最難熬的月份”）和初冬往往是壞情緒的重災區。
有時，每年我會在同一時段出現一系列相同症狀，比如天氣反常的“巴肯期”[19]。
在我小時候，身體不舒服時，大人們總覺得我容易“過度緊張”，像是一把心情不好時就會發出哀鳴的豎琴。
我想，那時的我要是去看病，八成會被診斷為：因遺傳和育兒方式等偶發因素導緻的分離焦慮或拒絕敏感。
這些經曆也讓我領教了心身症的威力，它可以分散你的注意力，讓你向所愛的人發脾氣，也可以幫你擺脫不悅，使你獲得安全感；它同時傳達着責備與渴求憐憫（“看看你對我做了什麼”），成年人的心身症狀，不過是童年生悶氣或使性子的翻版，都屬于身體上演的戲碼。
但是這一次，情況有些嚴重了。
已經送走了冬天，可我的症狀并沒有消失，在接下來的一年中，還不斷以新的組合形式出現。
我擔心得越厲害，症狀當然也越嚴重。
一想到未來，我就病态地覺得，自己像個跛子，人生就要崩塌了，這種想法使我越陷越深，逐漸發展成真正的抑郁。
我不再有任何想法，失去了對工作的興趣和渴望。
我不再去田野漫步，生活的主要靈感來源被盡數斬斷。
我接受了治療，但毫無起色。
藥物不起任何作用，談心療法盡管有時很有意思，也能分散一下注意力，可是很快就變成54了喋喋不休地講述原生家庭的缺陷，不是談家庭可能對我産生的影響，就是談酗酒的父親和壓抑的母親。
這種談心可以給人帶來安慰，也能夠成為病人與世界接觸的關鍵點。
但是，大多數患者都承認，讨論或是僅僅通過理解疾病，就能在某種程度上讓病因消失，這種想法不過是一廂情願罷了。
我的狀态越來越差，已經無法做任何事情。
選什麼，不選什麼，都讓我感到深深的焦慮。
生活陷入一種惡性循環，我甚至無法辨别今天和明天有何不同。
我終日躺在床上，為自己深陷焦慮而焦慮。
午飯時，我緩緩步行近百米，來到距離最近的一家酒吧，喝了很多酒。
我翻看着店裡的《泰晤士報》，從頭翻到尾，一個字都沒看進去。
随後，我再緩步回家，繼續躺着。
我懶得接電話，也不想去取信。
要說我在忍受着失去自尊的痛苦（這是關于抑郁症原因和本質的主要理論），可能是對我的情緒過度解讀了。
我唯一關注的，就是我的處境。
我仿佛被困在了數學家提出的莫比烏斯帶（MöbiusStrip）中。
将一根紙帶扭轉後兩端粘在一起，會形成隻有一個曲面的紙帶圈。
焦慮就是我的封閉圈的曲面。
每天，我隻能獲得片刻平靜，就是從淩晨醒來到恐懼來襲之間的幾秒鐘。
這是一個短暫又真切的片刻，就像在開車換擋時，挂了空擋一樣。
它提醒着我，還有一種狀态，叫作“健康”，這是我想要進入的狀态，而不是徹底跳出這種狀态。
對我而言，做一顆藏在門背後的釘子，誰都别想找到我，其實并沒有吸引力。
而當我以借酒澆愁的方式安慰自己時，逃避現實的想法，也會變得異常狂野。
要是錢花光了，我就用自己唯一的生存技能，去樹林裡覓食。
不過55（20）我心裡很清楚，這不過是個荒唐的夢而已。
大部分時間，我隻是躺在床上，保持着飛機上教的“防沖擊姿勢”，恐懼地弓着腰，絕望地祈禱颠簸的氣流快點過去。
為什麼抑郁症會找上我，如今看來，原因一目了然。
當時，我真的是精疲力竭、徹底完蛋、鑽進死胡同裡出不來了。
我沒有經曆過關鍵的成熟階段，一直都“羽翼未豐”。
我巴不得能夠冷靜下來，好好思考一下，為什麼我的神經系統會做出如此怪異、适得其反的反應；對于生存而言，這種反應究竟具有什麼價值。
像抑郁症這種常見又普遍的疾病，一定會在患者行為尚屬“正常”時出現某些征兆，也一定具備某種原始作用和生态影響。
進化心理學家認為，抑郁症源自一種“獵人空手回家的落寞”，這種失落感刺激他将來要變得更加成功。
這聽上去像是男人賭氣時的感受，不像是令人一蹶不振的疾病。
長久以來，主導正統心理學研究的，一直都是男性狩獵的場景，以及面對壓力時“戰鬥或逃跑”的應對模式。
然而，在生物界中，任何麻煩出現時，總是存在着第三種應對方式。
奧利弗·薩克斯[21]将之命名為“植物撤退”（vegetativeretreat）。
當戰鬥和逃跑都不現實、不合适或尚未習得時，生物體會選擇保持不動，例如負鼠會“裝死”，刺猬會縮成球，倉鸮會昏倒。
為了保護自己，它們都進入了接近死亡或睡眠的狀态，沒有任何反應，甚至一動不動。
就連坐巢的小雨燕也會這一招，當然其原因并不相同。
當雨燕父母外出覓食、長時間無法歸巢時，小雨燕就會進入一動不動的靜止狀态。
植物撤退是一種安全防禦策略，是生物的内在保護機制壓制腎上腺素激增的表現。
在巨大威脅面前，生物都會出現自我抑制，這是一種明智的反應。
56（22）對人類來說，長期處于不快樂或失望的狀态，可能會引發抑郁。
從本質上看，這也是一種短期策略，當危險過去了，這種反應就會消失。
但是，我的症狀并沒有消失。
我清楚地知道，某種莫名的危險依然存在。
寄希望于能終結這種惡性循環，我去了醫院。
在那裡，虛弱的我得到了照顧。
待在休閑活動室裡，我看到醫院的操場上，病人們正在進行探索新的興趣愛好的活動。
我尚能分辨出人們在做什麼，這讓我感到些許欣慰。
我還報名參加了職業治療項目，可惜勞動工具和有趣的材料都不讓使用。
于是，我隻得練了幾天書法，短暫享受着教自己好好寫字的愉悅。
出院前，我突然意識到，約翰·克萊爾就是在這家醫院，度過了他生命中的最後23年。
不過，當時的我對克萊爾的病情知之甚少，否則我必會感歎，自己與他的命運是何其相似。
他和我一樣，也曾是“過度緊張”、患有抑郁症的孩子。
無法解釋的病痛，消化功能的紊亂，讓他備受折磨。
随着年齡的增長，克萊爾的痛苦日益增加。
家鄉的圈地運動帶給他的失落和迷茫，生活的貧困，出版商和贊助人的苛刻要求，都加重了他的病情。
克萊爾是家喻戶曉的“農民詩人”，然而他的生活卻是流離失所。
而且，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他還患有躁郁症。
40多歲時，他的精神錯亂和妄想症已十分嚴重。
他住進了艾坪森林（EppingForest）的一家精神病院。
後來，他從那裡逃了出來，徒步走回了家。
再然後，他就住進了北安普頓（Northampton）的這家醫院。
斯克裡姆夏爾醫生（DrSkrimshire）幫他填寫了住院單，并将其病情惡化歸因于“常年沉迷于詩歌散文”。
不過，和我一樣，克萊爾在這裡得到了悉心照顧。
醫生們都很同情他，鼓勵他繼續寫作。
醫院允許克萊爾白天進城。
就這樣，他當上了城裡的詩人，坐在教堂的門廊上給人寫詩。
隻需遞給他一小包煙，他就會為你寫一首57生日歌謠或一封情書。
與此同時，他也在堅持創作嚴肅詩歌。
他的詩有些讀來令人心碎，有些則純屬打油詩。
去世的前幾年，他依然筆耕不辍。
喬納森·貝特深情地為克萊爾譜寫了傳記，記錄了他生活中點點滴滴的狂喜與掙紮。
在形容克萊爾時，貝特用到了“英雄”這個詞。
不過，從克萊爾的詩歌中，其實也能夠察覺到一些變化的端倪。
在他住院的這些年裡，他的抑郁症其實與“植物撤退”并無半點關系。
然而他的詩歌确實是在“不斷撤退”，他中年所作的鮮活、感性、連貫的詩句，被後來更為内省、抽象甚至是形而上學的沉思所取代。
最終，他的詩歌主題變成了詩歌本身、“缪斯”以及落寞詩人的隐喻，而那個曾經與他共度“最好的夏天”、激動人心的真正歌者，早已不複存在。
幾周之後，我出院回家了。
身體感覺好些了，可我的狀态還是同以前一樣。
很快，情況急轉直下，我再次陷入抑郁。
我拉上了卧室的窗簾，一來怕被别人看到會尴尬；二來也怕自己會忍不住向外看，從而聯想到自己失去的一切。
于是，我隻能盯着書架看。
書架上擺放着我二十多年來的藏書，恐怕我再也不會翻開了，就連我自己寫的書也不例外。
從前，我居然寫了這麼多書，如今看來真是難以置信。
失去這一部分的自我，讓我最難接受。
寫作并不是我“活下去的理由”，這樣講太誇張了。
寫作隻是我看待世界的一種方式。
擁有一種經曆，就要把它表達成一句話，寫成一個場景或一個故事。
父親的去世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件大事（那年我20歲）。
剛開始，我隻覺得解脫了，那個冷漠、殘暴的酒鬼終于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了。
然而，在父親的葬禮上，我忽然特别想去彌補，去回憶自己對他的喜愛，至少讓自己沉浸在哀傷之中。
可是，我做不到。
我滿腦子都是寫作的事兒。
從墓地回58到家，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埋頭寫上幾個小時。
我描寫了買東西的行人向靈車脫帽緻敬，墓地泥土散發出的奇怪亮光，多年含辛茹苦的母親幾乎暈倒的瞬間。
當我失去了寫作的天性，就如同失去了向前邁步的本能。
如今，在失去外界刺激之後，我所有的感官都開始轉向它們自己。
我的耳朵曾經受過高音損傷，總是聽到雜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