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藏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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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更是信馬由缰了。
我聽到了自己大腦的聲音，聽得非常清晰。
這不是幻覺，我很清楚，這聲音隻存在于我的腦子裡。
左耳聽到的是四重奏，演奏的是人們常說的“輕音樂”。
而右耳聽到的，是俄羅斯東正教會的低音樂曲，音域寬廣，給人一種力量感。
我可以随意切換左耳演奏的曲目，盡管調皮的左耳似乎對《花之舞曲》（TheFloraDance）情有獨鐘，而右耳的俄羅斯樂曲依舊演奏得狂野華麗，且無法切換。
後來，一天早上，我一覺醒來，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
屋裡所有書的封面都變成了血紅色，閃耀着邪惡的光芒。
醫生可能是想顯得幽默些，他向我解釋說，視網膜在清晨會充血，越是着急找什麼，就越會把什麼看成紅色。
我被自己的血吓到這件事讓我着實震驚，因為我從沒有忘記，紅色是自然界中的萬能警報。
後面發生的事情就不言而喻了，可想而知，是人在瀕臨崩潰時的狀态。
未查看的賬單堆積成山，讨債的人找上門來。
我徹底自暴自棄，不再好好照顧自己。
與我在老宅共度大半生的姐姐發現實在難以與我共事和交流，便堅持要把老宅賣掉。
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
我接受了紅色警報的提醒，将自己的種種瑣事交給一些老朋友幫忙處理，随後拿出最後一點積蓄，又住了幾天院。
我59（23）感覺自己被掏空了，于是盡可能多的将各種各樣的藥吃進肚裡。
與以往不同，這次，醫生和我新雇用的代理人都不同意我出院後直接回家。
他們要求我去收容所，可這會讓我發瘋的。
好在他們也同意我與幾位可靠的朋友同住，而朋友們也都聽說了我的病情。
（這多虧了迪·布賴爾利，在我最難過的一天來探望我，并理智地查看了我的通訊簿。
） 于是我收拾完行李，辦理了出院後，便直奔諾福克郡的北部海岸。
還記得20世紀60年代，我頭一次離開家的庇護獨自遠行時，去的就是這裡。
當年，我剛踏上這片沼澤地，與麥克和普·柯蒂斯兩兄妹就成為了好朋友。
此刻，他們牽着我的手，仿佛牽着一個棄兒。
我稱了體重，換上一條新褲子以适應我發福的身軀（毫無疑問，穿上還不如脫掉），接着就開始幹活了。
我晾完衣服，摘了些蔬菜，又去村裡買了東西。
這些活計對我來說已很不習慣，累得我隻好找個地方坐下來歇會兒。
普·柯蒂斯送給我一個記事本，我萬一想到了什麼，就可以随時記下來。
然而，我的腦袋空空，什麼都沒想到。
倘若我的抑郁症是“植物撤退”策略，那麼這裡的生活就是“植物前進”，一種朝着自我平衡，緩慢、煎熬且無意識的回歸過程。
我剛到此地不過一周的時間，他們就嘗試帶我去了鹽沼，那裡曾是我滿懷熱忱讴歌過的地方。
“鹽沼的邊緣是流動的，彼此卻緊密相連，這算得上是諾福克郡充滿吸引力的秘密之一……在我潛意識中浮現出一個願望，我希望像浪花般随波逐流，張弛自如，無拘無束，不論沖到哪兒，都能随遇而安。
流沙的世界似乎充滿着各種可能性。
”可如今，這種流動性卻成了我最為恐懼之物。
他們帶我去淺灘拾鳥蛤，摘海蓬子。
從前，我從這些活動中60會獲得極大的滿足感和成就感，在齊踝深的泥水裡跋涉，掐着鮮美多汁的嫩尖兒，像獵人一樣滿載而歸。
可現在，我蹲不到20秒，就會感到腰酸背痛，膝蓋難以承受。
就在幾年前，我還能赤着腳在灘塗沙地上奔跑，每一步該踩在哪兒都了如指掌。
然而現在，我的腳踝因長時間沒有承載身體的重量，已變得十分僵硬，但凡走上個四五百米，我就隻能掙紮着一瘸一拐。
記得我頭一回正兒八經地出遠門時，剛走了大概1200米，就累得上氣不接下氣。
我們乘着麥克嗡嗡作響的小船，穿過布萊克尼（Blakeney）的港口。
我巴不得趕緊回去，爬到床上，面朝牆躺着，什麼都不做。
海浪在我身旁拍打着，離我的座位不過毫厘，我吓得一動都不敢動，更不敢在船上爬進爬出。
我任性而虛僞地否認，自己曾經對大海感到親切。
普·柯蒂斯搖着頭，隻說了句：“你既然要來諾福克郡，就必須得學會跟水打交道。
”她當時不知道，這簡直一語成谶。
不過，通過日複一日的努力，我慢慢有了進步。
體重下降了，呼吸也恢複了正常。
我開始給朋友寄明信片，也能嗅到蠶豆的清香。
我扮演着一個健康人的角色，假裝自己也擁有未來，似乎使我的生活在一點一滴地發生着變化。
這種表演逐漸變成了一個空殼，一種外在表現。
而憋在心裡的情緒，随時都可能被召喚出來，或許這與手表的工作原理有些相似，隻要擰上幾圈發條，手表就能被喚醒激活。
就這樣，幾周過去了。
朋友們一個接一個地輪流照顧我，沿着諾福克郡北部海岸，先是去了賈斯汀那兒，在我十幾歲時，是他第一次帶我來到諾福克郡，現在他幫我打理着财務的事；之後，我來到中部地區的羅傑家；接着又南下去了迪·布賴爾利家，是他最先通知和召集了我的朋友們；随後，我大膽地回到了我安甯的故鄉（盡管我的病情尚未安甯）住了一段時間，其間弗朗西斯卡和約翰一直伴我左右，他們是我從前在哈丁斯林地的同事；最後我回到了諾福克郡北部地區。
我曾一度悲觀地認為，自己是61一個無助無望的零餘者，因此我尤其珍惜這種無微不至的照顧和無憂無慮的生活。
我已完全不去考慮，幾周之後，我即将失去自己的家。
八年前，在諾福克郡的一次晚宴上，我遇見了波莉。
好心的主人安排我和她坐在一起，他覺得，我們同樣熱愛植物，一定會有的聊。
事實也的确如此。
波莉當時正忙着在諾裡奇市（Norwich）中心打造一個類似于本笃會植物園的百草園，她很願意傾聽我關于此事的見解。
她滿懷好奇，又極為專注，這讓我興緻盎然，也被她的魅力深深吸引。
波莉出生于諾福克郡的一個醫生家庭，從小在布羅茲濕地長大。
她的童年也是徜徉在大自然中，和我在奇爾特恩老家的童年一樣狂野随性。
她現在的工作是兒童研究方向的講師。
她還利用業餘時間，獲得了藝術史學位。
我倆的确有很多共同話題，聊了整整三個小時，幾乎沒有與旁人講話。
具體聊了些什麼，我現在已記不太清了，可我們的交談方式，仍舊曆曆在目。
記得我們在分享驚訝、興奮和懷疑時，那種誇張的面部表情：嘴巴張合幅度很大，就像剛剛學會說話的小孩子，嘴巴動得很用力。
我們越聊越深，漸漸看到了彼此心中那個純真未泯的孩童。
可惜的是，她已經結婚了，有了丈夫和小孩。
那晚過後，我便将此事放下。
盡管我心裡很無奈，但也隻能把這當作是又一次遺憾的“倘若能早點遇見”的邂逅。
在諾福克郡期間，我時常能見到波莉。
每次見面，都同第一次見她時一樣愉快，也一樣無奈。
現在，我又回到了北方海岸，怎奈已時過境遷。
不知道她過得好不好，我們還能否互相問候。
當我聽說她過得并不如意，便立刻說服房東，幫我邀請她來家裡62做客。
幾天後，她就登門了。
在衆人的陪同下，我們一起去田間賞花。
我們仔細地觀察着花朵，偶爾四目相對，我與她都略顯緊張。
沒過兩天，她又回請我去參觀她的百草園。
這次，我們的談話多了些許暧昧，小心翼翼地做着冒險的試探。
四周是不起眼的多年生秋季植物，可我竟然嗅到了這個季節不該有的鈴蘭香氣。
“是我身上的味道。
”她脫口而出。
我們偷偷接吻了。
是的，明知故犯。
幾天後，我去梅利斯村（Mellis）的羅傑家小住。
我對她的思念難以自抑，便詢問她願不願意來這裡看我。
我站在酒吧外的公共草坪上等她。
她坐車來的，半個身子都探出車外，像女王一樣，朝我揮手緻意。
我們原地相擁，伫立良久，感歎着命運的捉弄，直到路人沖着我倆大聲地開下流玩笑。
那天午後，陽光純粹而熾烈，在豐收的田野上，我們一邊漫步，一邊忏悔，向彼此袒露出心底的傷疤。
她向我講述了她糟糕的婚姻和哥哥的去世，至今她仍未從悲恸中走出來。
我對她訴說了我的病情，母親因病常年卧床，我的青春一去不返的怅惘。
我們狠狠地哭泣，滴落的眼淚讓我們如釋重負。
天空分外地藍。
我們幕天席地，躺在麥田上，耳畔是老鼠窸窸窣窣的響動。
我們意外地發現，原來麥田裡的圓圈圖案是身體壓出來的，而我們最終留下的傑作竟是一個四不像的形狀，令人忍俊不禁。
離開麥田時，地上的那片麥茬就像一塊傷疤。
我們心裡都明白，生活再也回不去了。
如今，我的病情好多了，應該能經受得住回一趟奇爾特恩，去完成老宅的交接了。
我的錢也快花光了。
我給波莉寫了一封自怨自憐的信，抱怨着不知道自己的下一頓飯在哪裡。
她給我寄了一個牛皮紙氣泡信封，裡面塞滿了瑞士甜菜葉，還直言不諱地告訴我，她不會像媽媽那樣照顧我，而且她的直覺告訴她，究竟怎樣才能真正幫到我，怎樣才能讓我開懷大笑。
我猜，這世上再沒有人能夠明了，那一刻，那一包甜菜葉對我來說意味着什麼。
對63了，我差點沒發現，菜葉裡還藏着一個小信封，裡面是一張鈔票。
這錢不是用來買食物的，而是用來買去倫敦的火車票的。
皇家藝術學院将要舉行一場展覽，我們倆溜了出來，相約在那裡見面。
參觀展覽的幾個小時裡，波莉的藝術觀讓我深深為之折服。
她認為，藝術不僅僅是一種終端産品，更是一種創作行為，是一出展示藝術家生活瞬間的戲劇，其中包含着的情緒、情誼、天氣、賬單和想象，都不過是戲劇的情節。
夏天快要結束時，波莉要去比利牛斯山脈參加一次騎行度假活動，一個似乎遙遠到無法想象的地方。
沒想到我倆的戀情才剛剛開始，就要面臨痛苦的離别。
但是，波莉這次表現得很成熟。
她要我趁她不在時寫寫日記，這樣，她就能知道我做了什麼，想了什麼。
她的這次突發奇想對我的治療多麼有幫助，我當時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不過我欣然接受了她的提議，并認真地去做了。
兩年來，我第一次提筆寫字，寫除了我的名字和地址以外的字。
我寫了花園裡的瑣事，寫了天上的飛鳥，寫了我的樹林，寫了我與朋友去鄉村酒吧看公共假日的搖滾音樂節，寫了我在那裡遇到一個六歲的孩子，他的卡津舞跳得和真正的卡津人一樣好。
我嘗試着寫了一些我未曾提及的過去，在牛津大學讀書的歲月，在全職寫作之前做過的工作。
我寫得越多，我的生活就與我扮演的那個被邊緣化的窺探者離得越遠。
我去過許多地方，交過許多朋友，我都想起來了，這實在是可喜可賀。
寫作不僅是一種解脫，一種身份的重生，更是一把開啟回憶的鑰匙，解鎖了我蟄伏多年的破碎記憶。
生平第一次，我在紙上寫下了難以啟齒的男歡女愛。
怕有人誤以為這是他人所作，我還特地補充了一份完整而詳實的立場自白書，其中不僅包含了幾年前就該寫的、我關于大自然的人生信條，還有一張我收藏多年的和平運動時期政府所在64地的地圖（我把它藏在了衣櫥的火柴盒裡）。
三十年前，在我家的花園中，一棵山毛榉樹破土而出。
此刻，我正坐在它的樹蔭之下，文字越寫越長，對老宅感興趣的買家在草坪上來來往往。
他們大多都表現得禮貌客氣，但似乎透着一絲緊張，擔心這房子我不賣了，要留着自己住。
然而，他們不知道的是，我确實又變回了從前住在這裡的那個作家。
波莉的假期結束時，我意識到，自己其實寫完了一本小書。
我找回了屬于自己的生活。
我的朋友們，無垠的大海，辛勤的工作，那棵象征着撫慰的山毛榉樹，以及最重要的，波莉對我的關懷，共同幫助我沖破了疾病的牢籠。
但是，我與外在世界以想象力聯結的關系得以恢複，才是真正治愈我的“自然療法”。
當我收起行囊奔向東安格利亞，去追尋愛和好運時，它也将伴我左右。
* * * 謝天謝地，這次我的病情沒有複發。
冬至來了又走。
過了這個微妙的、黑暗與光明交界的時間點，天氣也恰好開始轉暖。
冬小麥已經長到五六厘米高了。
冰箱裡的麂鹿肉已凍成了尴尬的石頭。
凱特開始着手準備聖誕節，她慷慨地邀請我與她的家人一起慶祝，這讓我很感動。
去年和前年的聖誕節，我過得就像斯克魯奇[24]一樣“歡樂”；自打我12歲以來，每年陪我一起過聖誕節的，幾乎不超過三個人。
作為回報，我主動提出幫她布置聖誕節裝飾。
鑒于我先前的經驗十分有限，對于這項傳統節日的規模，心裡其實并沒有概念。
我面前放着一個個盒子，不一會兒工夫，所有的台面上，擺滿了三代人積攢下來的節日小裝飾：滿滿一盒鐵燕和瓷燕工藝品，在我看來（細枝末節立刻勾起了我的興趣），65它們的體态有着金腰燕（Hirundodaurica）的明顯特征，和家燕（H.rustica）倒不是很像；一整盒鴨子擺件，具體品種不詳，大部分都被三個一組分裝了起來；一些作為結婚禮物的盤子；各種各樣的森林精靈；一袋袋裝飾聖誕樹的金絲拉花；還有至少四卷燈線，都要先試一下，看看是否還亮。
燈線不僅要挂在傳統的雲杉聖誕樹上，還要裝飾在啄木鳥築巢的梨樹上。
我不想隻當一個暈頭轉向的搬運工，便自告奮勇，申請布置聖誕馬槽。
這可是聖誕節的重頭戲，曆史悠久，意義重大。
馬槽的各種材料都裝在一個大紙箱裡，箱子上還印着“鳕魚片”的字迹，裡面放着一堆稻草，還有用陶土制作的各種動物和陶人。
我猜，這些沒準兒是從20世紀50年代流傳至今的學生陶藝作品，讓我想起了自己的母校（年份差不多）。
我在衆多陶塊中，分辨着哪個是牧羊人，哪個是綿羊，哪個是象征着耶稣的聖嬰。
為了好玩兒，我故意把智者擺在紙箱裡靠後的位置，把動物都擺在了前面。
可我又覺得，這種對大自然的諷刺，怕是不适合在聖誕節出現（盡管開創聖誕馬槽傳統的不是别人，正是亞西西的方濟各，他還在馬槽的旁邊安排了真牛和真驢）。
平安夜當晚，客人們陸續到達。
這是一個親屬關系複雜的大家族，孩子成群，還有孩子們的伴侶、姐妹、叔叔、侄子侄女，人數衆多。
我得畫一張家譜，才能分得清誰是誰。
每個人都很友善，可我還是不安地意識到，無論怎麼往好的方面想，我畢竟都是個外人。
我就像是在18世紀的高雅聚會上，作為背景點綴的隐士。
鑒于我古怪的社會經曆，我很感激他們能把房子租給我這個工作不穩定、過去也不靠譜的單身漢。
聖誕節當天，第一件事就是喝香槟慶祝。
接着，衆人來到剛剛粉刷好的餐廳，坐在餐桌旁的長凳上，閑聊起家庭聚會和冬天66（25）節日的重要性，以此來抵抗冬季的蕭條。
外面陽光燦爛，小飛蟲在窗外飛來飛去。
屋裡，衆人開始了第一項例行的節日活動。
艾倫是聚會的氣氛擔當，他帶着大家玩起了棋盤猜謎遊戲。
所有人以餐桌為界，自動分成兩隊。
剛剛好，一隊處于光線中，一隊處于陰影中，結構鮮明的對立。
我的思緒開始神遊，幻想着化身為異教徒，用光之神力去對抗邪惡的黑暗魔力，燃燒着的灌木包圍着凋零肅殺的果園。
“再來一局！”艾倫大聲提議。
看來，現在離午飯時間還早得很。
* * * 17年前的聖誕節，一位田野生物學家正坐在落雪的山坡上，他是來自佛蒙特大學（UniversityofVermont）的伯恩德·海因裡希教授（BerndHeinrich）。
在他的面前，是兩隻被狼咬死的羊，是他特意從附近農場拖到這裡的。
此刻，這位野外生物學家想起，在一年前的秋天，自己親眼目睹的一幕：他與15隻烏鴉分享了一頭鹿。
（他覺得“最快樂的事情，莫過于坐在雲杉樹下一邊吃着烤鹿肉，一邊觀察着烏鴉”。
）就在這時，他發現了一個“悖論”。
烏鴉聚在一起平靜地享用午餐，并用一種他從未聽過的“叫聲”，召喚更多的鳥兒來這裡吃肉。
他承認，那一刻他感到肅然起敬。
他将烏鴉的這種分享行為命名為“左翼合作”（left-wingco-operation）。
這種超越血緣的分享，似乎違背了他多年來習得的基本生物學常識，也違背了自私基因理論的神聖法力。
在之後的五年中，海因裡希教授迷上了烏鴉。
帶着愛意與絕望，他一直堅持在野外實地研究。
他的日記《冬天的烏鴉》（RavensinWinter）成為了一本經典著作。
書中記錄了他在寒冷的冬季研究烏鴉的經曆，介紹了烏鴉的生活習慣，生物學家的例行工作，以及科學與熱愛之間的長期鬥争。
在海因裡希的故事中，這種思想鬥争可謂根深蒂固。
未解的謎團一直困擾着他。
鳥67類會自願分享食物嗎？烏鴉是有意識地召喚其他鳥兒來共享食物嗎？如果是，那麼從進化的角度來看，其目的可能是什麼？他檢驗理論，同時也檢驗自己，到了幾近崩潰的地步。
他連睡覺時都和死羊、死貓待在一起，因為這些是吸引烏鴉的誘餌。
他将30多斤的豬内髒拖到結冰的山坡上。
有時，他住的小木屋裡實在太冷了，連鐘表的指針都走得慢了，影響了他精密的觀察時間。
對于烏鴉而言，他就像一位薩滿巫師，通過龐大的聲音體系，為烏鴉演奏着複雜的召喚曲目。
很快，他總結出了9種假設：建立了類似“囚徒困境”的深奧的社會生物學模型；不斷推出更合理的新理論，比如烏鴉是為了躲避捕食者，通過增加鳥群的數量，尋求自身安全；或者反過來，它們發出的鳴叫是為了吸引捕食者前來，幫它們挖出更多埋在地下的腐爛或結冰的動物屍體。
與此同時，烏鴉還經常做出一些滑稽的動作，既充滿魔力又令人費解，讓海因裡希更加無法自拔。
“烏鴉是多麼自由自在，吃飽後就會像快樂的小狗一樣，在雪地裡仰面打滾，或是在雪裡撲騰，用翅膀拍打着積雪；它們還會用腳推着身體向前，胸脯着地，滑行玩耍；或者幹脆在雪中洗個澡……” 烏鴉和觀察者開始不分彼此。
海因裡希教授回到佛蒙特大學的校園，把學生助手們召集在一起，在一座名為“籠飼”（CageRaising）的建築中舉行了一場慶祝活動，衆人一起大啖烤羊肉，大口喝着鹿頭牌啤酒，彈着民謠吉他，放聲歌唱。
該建築依照阿米什人的風格建造，是一座巨型的烏鴉飼養籠。
教授可以在裡面随時研究烏鴉行為的細節與奧秘。
（“我不禁想了解，烏鴉會如何理解和看待人類的風俗習慣。
”教授在日記中流露出神往之情。
） 經過五年的潛心研究，海因裡希教授投入了自己的一腔熱忱，也進行了誠摯的反思。
隻因他曾說過，“我讨厭不确定性。
我希望所有研究結果都是一緻的。
”而你會希望，教授能夠抛開固有的觀念體系，隻跟随自己的直覺、勇氣和異常敏銳的同理心去68做研究。
最終，他列出了53條線索和假設，又有些勉為其難地（要知道科學家本不該這麼做），接受了顯而易見的解釋。
那些在進食時鳴叫的烏鴉，全部都是未成年的烏鴉。
它們做了一切年輕生物在享受大餐時都會做的事情：為了結交朋友、彰顯地位、物色配偶和尋歡作樂而去拉幫結派。
教授花費如此多的周折，得出了這個結論，我們都應該對他心存感激。
* * * 我們的房子外面，延伸着一大片帚石南灌木叢。
草坪上，孩子們的步伐分外輕快。
午飯過後，更多的保留遊戲在等着我們，還有各種社交活動。
每個慶祝聖誕的家庭都一樣，最重要的就是把往年做過的事情全部再做一遍，而且順序必須正确。
首先進行的是一場激烈的舞蹈比賽，隻可惜我眼花缭亂，一點兒也看不懂；接着是尋寶大賽，看着年輕人在房子裡四處飛奔，我完全跟不上。
我開始覺得，自己不僅是個外人，還是個廢人。
我還有一種準到可怕的預感，這次慶祝活動的高潮，必将發生在我布置的馬槽周圍，馬槽早已為迎接這一刻的到來而收拾妥當。
這裡将再現耶稣誕生的場景，我所扮演的角色是牧羊人。
通常而言，牧羊人有固定的行頭，可以用壁挂毯當作長袍，再把毛巾纏在頭上。
年紀最小的堂弟扮演剛出生的耶稣。
我穿上了民族服裝，盡力去打扮，可是西班牙單肩包搭配紫羅蘭色大方巾，讓我看起來好似20世紀70年代精品店櫥窗裡的模特。
衆人擺好造型，拍了一張大合照。
這張照片一定會與往年的聖誕全家福放在一起，去年的，前年的，一直追溯到這家剛買相機那一年的。
評論家休·賽克斯·戴維斯（HughSykesDavies）發明了69“ecolect”（家庭方言）一詞，用來代指一個小家庭或一小群朋友之間特有的語言和習慣。
家庭方言可以凝聚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使個體相信，所有的事
我聽到了自己大腦的聲音，聽得非常清晰。
這不是幻覺，我很清楚，這聲音隻存在于我的腦子裡。
左耳聽到的是四重奏，演奏的是人們常說的“輕音樂”。
而右耳聽到的，是俄羅斯東正教會的低音樂曲，音域寬廣，給人一種力量感。
我可以随意切換左耳演奏的曲目，盡管調皮的左耳似乎對《花之舞曲》（TheFloraDance）情有獨鐘，而右耳的俄羅斯樂曲依舊演奏得狂野華麗，且無法切換。
後來，一天早上，我一覺醒來，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
屋裡所有書的封面都變成了血紅色，閃耀着邪惡的光芒。
醫生可能是想顯得幽默些，他向我解釋說，視網膜在清晨會充血，越是着急找什麼，就越會把什麼看成紅色。
我被自己的血吓到這件事讓我着實震驚，因為我從沒有忘記，紅色是自然界中的萬能警報。
後面發生的事情就不言而喻了，可想而知，是人在瀕臨崩潰時的狀态。
未查看的賬單堆積成山，讨債的人找上門來。
我徹底自暴自棄，不再好好照顧自己。
與我在老宅共度大半生的姐姐發現實在難以與我共事和交流，便堅持要把老宅賣掉。
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
我接受了紅色警報的提醒，将自己的種種瑣事交給一些老朋友幫忙處理，随後拿出最後一點積蓄，又住了幾天院。
我59（23）感覺自己被掏空了，于是盡可能多的将各種各樣的藥吃進肚裡。
與以往不同，這次，醫生和我新雇用的代理人都不同意我出院後直接回家。
他們要求我去收容所，可這會讓我發瘋的。
好在他們也同意我與幾位可靠的朋友同住，而朋友們也都聽說了我的病情。
（這多虧了迪·布賴爾利，在我最難過的一天來探望我，并理智地查看了我的通訊簿。
） 于是我收拾完行李，辦理了出院後，便直奔諾福克郡的北部海岸。
還記得20世紀60年代，我頭一次離開家的庇護獨自遠行時，去的就是這裡。
當年，我剛踏上這片沼澤地，與麥克和普·柯蒂斯兩兄妹就成為了好朋友。
此刻，他們牽着我的手，仿佛牽着一個棄兒。
我稱了體重，換上一條新褲子以适應我發福的身軀（毫無疑問，穿上還不如脫掉），接着就開始幹活了。
我晾完衣服，摘了些蔬菜，又去村裡買了東西。
這些活計對我來說已很不習慣，累得我隻好找個地方坐下來歇會兒。
普·柯蒂斯送給我一個記事本，我萬一想到了什麼，就可以随時記下來。
然而，我的腦袋空空，什麼都沒想到。
倘若我的抑郁症是“植物撤退”策略，那麼這裡的生活就是“植物前進”，一種朝着自我平衡，緩慢、煎熬且無意識的回歸過程。
我剛到此地不過一周的時間，他們就嘗試帶我去了鹽沼，那裡曾是我滿懷熱忱讴歌過的地方。
“鹽沼的邊緣是流動的，彼此卻緊密相連，這算得上是諾福克郡充滿吸引力的秘密之一……在我潛意識中浮現出一個願望，我希望像浪花般随波逐流，張弛自如，無拘無束，不論沖到哪兒，都能随遇而安。
流沙的世界似乎充滿着各種可能性。
”可如今，這種流動性卻成了我最為恐懼之物。
他們帶我去淺灘拾鳥蛤，摘海蓬子。
從前，我從這些活動中60會獲得極大的滿足感和成就感，在齊踝深的泥水裡跋涉，掐着鮮美多汁的嫩尖兒，像獵人一樣滿載而歸。
可現在，我蹲不到20秒，就會感到腰酸背痛，膝蓋難以承受。
就在幾年前，我還能赤着腳在灘塗沙地上奔跑，每一步該踩在哪兒都了如指掌。
然而現在，我的腳踝因長時間沒有承載身體的重量，已變得十分僵硬，但凡走上個四五百米，我就隻能掙紮着一瘸一拐。
記得我頭一回正兒八經地出遠門時，剛走了大概1200米，就累得上氣不接下氣。
我們乘着麥克嗡嗡作響的小船，穿過布萊克尼（Blakeney）的港口。
我巴不得趕緊回去，爬到床上，面朝牆躺着，什麼都不做。
海浪在我身旁拍打着，離我的座位不過毫厘，我吓得一動都不敢動，更不敢在船上爬進爬出。
我任性而虛僞地否認，自己曾經對大海感到親切。
普·柯蒂斯搖着頭，隻說了句：“你既然要來諾福克郡，就必須得學會跟水打交道。
”她當時不知道，這簡直一語成谶。
不過，通過日複一日的努力，我慢慢有了進步。
體重下降了，呼吸也恢複了正常。
我開始給朋友寄明信片，也能嗅到蠶豆的清香。
我扮演着一個健康人的角色，假裝自己也擁有未來，似乎使我的生活在一點一滴地發生着變化。
這種表演逐漸變成了一個空殼，一種外在表現。
而憋在心裡的情緒，随時都可能被召喚出來，或許這與手表的工作原理有些相似，隻要擰上幾圈發條，手表就能被喚醒激活。
就這樣，幾周過去了。
朋友們一個接一個地輪流照顧我，沿着諾福克郡北部海岸，先是去了賈斯汀那兒，在我十幾歲時，是他第一次帶我來到諾福克郡，現在他幫我打理着财務的事；之後，我來到中部地區的羅傑家；接着又南下去了迪·布賴爾利家，是他最先通知和召集了我的朋友們；随後，我大膽地回到了我安甯的故鄉（盡管我的病情尚未安甯）住了一段時間，其間弗朗西斯卡和約翰一直伴我左右，他們是我從前在哈丁斯林地的同事；最後我回到了諾福克郡北部地區。
我曾一度悲觀地認為，自己是61一個無助無望的零餘者，因此我尤其珍惜這種無微不至的照顧和無憂無慮的生活。
我已完全不去考慮，幾周之後，我即将失去自己的家。
八年前，在諾福克郡的一次晚宴上，我遇見了波莉。
好心的主人安排我和她坐在一起，他覺得，我們同樣熱愛植物，一定會有的聊。
事實也的确如此。
波莉當時正忙着在諾裡奇市（Norwich）中心打造一個類似于本笃會植物園的百草園，她很願意傾聽我關于此事的見解。
她滿懷好奇，又極為專注，這讓我興緻盎然，也被她的魅力深深吸引。
波莉出生于諾福克郡的一個醫生家庭，從小在布羅茲濕地長大。
她的童年也是徜徉在大自然中，和我在奇爾特恩老家的童年一樣狂野随性。
她現在的工作是兒童研究方向的講師。
她還利用業餘時間，獲得了藝術史學位。
我倆的确有很多共同話題，聊了整整三個小時，幾乎沒有與旁人講話。
具體聊了些什麼，我現在已記不太清了，可我們的交談方式，仍舊曆曆在目。
記得我們在分享驚訝、興奮和懷疑時，那種誇張的面部表情：嘴巴張合幅度很大，就像剛剛學會說話的小孩子，嘴巴動得很用力。
我們越聊越深，漸漸看到了彼此心中那個純真未泯的孩童。
可惜的是，她已經結婚了，有了丈夫和小孩。
那晚過後，我便将此事放下。
盡管我心裡很無奈，但也隻能把這當作是又一次遺憾的“倘若能早點遇見”的邂逅。
在諾福克郡期間，我時常能見到波莉。
每次見面，都同第一次見她時一樣愉快，也一樣無奈。
現在，我又回到了北方海岸，怎奈已時過境遷。
不知道她過得好不好，我們還能否互相問候。
當我聽說她過得并不如意，便立刻說服房東，幫我邀請她來家裡62做客。
幾天後，她就登門了。
在衆人的陪同下，我們一起去田間賞花。
我們仔細地觀察着花朵，偶爾四目相對，我與她都略顯緊張。
沒過兩天，她又回請我去參觀她的百草園。
這次，我們的談話多了些許暧昧，小心翼翼地做着冒險的試探。
四周是不起眼的多年生秋季植物，可我竟然嗅到了這個季節不該有的鈴蘭香氣。
“是我身上的味道。
”她脫口而出。
我們偷偷接吻了。
是的，明知故犯。
幾天後，我去梅利斯村（Mellis）的羅傑家小住。
我對她的思念難以自抑，便詢問她願不願意來這裡看我。
我站在酒吧外的公共草坪上等她。
她坐車來的，半個身子都探出車外，像女王一樣，朝我揮手緻意。
我們原地相擁，伫立良久，感歎着命運的捉弄，直到路人沖着我倆大聲地開下流玩笑。
那天午後，陽光純粹而熾烈，在豐收的田野上，我們一邊漫步，一邊忏悔，向彼此袒露出心底的傷疤。
她向我講述了她糟糕的婚姻和哥哥的去世，至今她仍未從悲恸中走出來。
我對她訴說了我的病情，母親因病常年卧床，我的青春一去不返的怅惘。
我們狠狠地哭泣，滴落的眼淚讓我們如釋重負。
天空分外地藍。
我們幕天席地，躺在麥田上，耳畔是老鼠窸窸窣窣的響動。
我們意外地發現，原來麥田裡的圓圈圖案是身體壓出來的，而我們最終留下的傑作竟是一個四不像的形狀，令人忍俊不禁。
離開麥田時，地上的那片麥茬就像一塊傷疤。
我們心裡都明白，生活再也回不去了。
如今，我的病情好多了，應該能經受得住回一趟奇爾特恩，去完成老宅的交接了。
我的錢也快花光了。
我給波莉寫了一封自怨自憐的信，抱怨着不知道自己的下一頓飯在哪裡。
她給我寄了一個牛皮紙氣泡信封，裡面塞滿了瑞士甜菜葉，還直言不諱地告訴我，她不會像媽媽那樣照顧我，而且她的直覺告訴她，究竟怎樣才能真正幫到我，怎樣才能讓我開懷大笑。
我猜，這世上再沒有人能夠明了，那一刻，那一包甜菜葉對我來說意味着什麼。
對63了，我差點沒發現，菜葉裡還藏着一個小信封，裡面是一張鈔票。
這錢不是用來買食物的，而是用來買去倫敦的火車票的。
皇家藝術學院将要舉行一場展覽，我們倆溜了出來，相約在那裡見面。
參觀展覽的幾個小時裡，波莉的藝術觀讓我深深為之折服。
她認為，藝術不僅僅是一種終端産品，更是一種創作行為，是一出展示藝術家生活瞬間的戲劇，其中包含着的情緒、情誼、天氣、賬單和想象，都不過是戲劇的情節。
夏天快要結束時，波莉要去比利牛斯山脈參加一次騎行度假活動，一個似乎遙遠到無法想象的地方。
沒想到我倆的戀情才剛剛開始，就要面臨痛苦的離别。
但是，波莉這次表現得很成熟。
她要我趁她不在時寫寫日記，這樣，她就能知道我做了什麼，想了什麼。
她的這次突發奇想對我的治療多麼有幫助，我當時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不過我欣然接受了她的提議，并認真地去做了。
兩年來，我第一次提筆寫字，寫除了我的名字和地址以外的字。
我寫了花園裡的瑣事，寫了天上的飛鳥，寫了我的樹林，寫了我與朋友去鄉村酒吧看公共假日的搖滾音樂節，寫了我在那裡遇到一個六歲的孩子，他的卡津舞跳得和真正的卡津人一樣好。
我嘗試着寫了一些我未曾提及的過去，在牛津大學讀書的歲月，在全職寫作之前做過的工作。
我寫得越多，我的生活就與我扮演的那個被邊緣化的窺探者離得越遠。
我去過許多地方，交過許多朋友，我都想起來了，這實在是可喜可賀。
寫作不僅是一種解脫，一種身份的重生，更是一把開啟回憶的鑰匙，解鎖了我蟄伏多年的破碎記憶。
生平第一次，我在紙上寫下了難以啟齒的男歡女愛。
怕有人誤以為這是他人所作，我還特地補充了一份完整而詳實的立場自白書，其中不僅包含了幾年前就該寫的、我關于大自然的人生信條，還有一張我收藏多年的和平運動時期政府所在64地的地圖（我把它藏在了衣櫥的火柴盒裡）。
三十年前，在我家的花園中，一棵山毛榉樹破土而出。
此刻，我正坐在它的樹蔭之下，文字越寫越長，對老宅感興趣的買家在草坪上來來往往。
他們大多都表現得禮貌客氣，但似乎透着一絲緊張，擔心這房子我不賣了，要留着自己住。
然而，他們不知道的是，我确實又變回了從前住在這裡的那個作家。
波莉的假期結束時，我意識到，自己其實寫完了一本小書。
我找回了屬于自己的生活。
我的朋友們，無垠的大海，辛勤的工作，那棵象征着撫慰的山毛榉樹，以及最重要的，波莉對我的關懷，共同幫助我沖破了疾病的牢籠。
但是，我與外在世界以想象力聯結的關系得以恢複，才是真正治愈我的“自然療法”。
當我收起行囊奔向東安格利亞，去追尋愛和好運時，它也将伴我左右。
* * * 謝天謝地，這次我的病情沒有複發。
冬至來了又走。
過了這個微妙的、黑暗與光明交界的時間點，天氣也恰好開始轉暖。
冬小麥已經長到五六厘米高了。
冰箱裡的麂鹿肉已凍成了尴尬的石頭。
凱特開始着手準備聖誕節，她慷慨地邀請我與她的家人一起慶祝，這讓我很感動。
去年和前年的聖誕節，我過得就像斯克魯奇[24]一樣“歡樂”；自打我12歲以來，每年陪我一起過聖誕節的，幾乎不超過三個人。
作為回報，我主動提出幫她布置聖誕節裝飾。
鑒于我先前的經驗十分有限，對于這項傳統節日的規模，心裡其實并沒有概念。
我面前放着一個個盒子，不一會兒工夫，所有的台面上，擺滿了三代人積攢下來的節日小裝飾：滿滿一盒鐵燕和瓷燕工藝品，在我看來（細枝末節立刻勾起了我的興趣），65它們的體态有着金腰燕（Hirundodaurica）的明顯特征，和家燕（H.rustica）倒不是很像；一整盒鴨子擺件，具體品種不詳，大部分都被三個一組分裝了起來；一些作為結婚禮物的盤子；各種各樣的森林精靈；一袋袋裝飾聖誕樹的金絲拉花；還有至少四卷燈線，都要先試一下，看看是否還亮。
燈線不僅要挂在傳統的雲杉聖誕樹上，還要裝飾在啄木鳥築巢的梨樹上。
我不想隻當一個暈頭轉向的搬運工，便自告奮勇，申請布置聖誕馬槽。
這可是聖誕節的重頭戲，曆史悠久，意義重大。
馬槽的各種材料都裝在一個大紙箱裡，箱子上還印着“鳕魚片”的字迹，裡面放着一堆稻草，還有用陶土制作的各種動物和陶人。
我猜，這些沒準兒是從20世紀50年代流傳至今的學生陶藝作品，讓我想起了自己的母校（年份差不多）。
我在衆多陶塊中，分辨着哪個是牧羊人，哪個是綿羊，哪個是象征着耶稣的聖嬰。
為了好玩兒，我故意把智者擺在紙箱裡靠後的位置，把動物都擺在了前面。
可我又覺得，這種對大自然的諷刺，怕是不适合在聖誕節出現（盡管開創聖誕馬槽傳統的不是别人，正是亞西西的方濟各，他還在馬槽的旁邊安排了真牛和真驢）。
平安夜當晚，客人們陸續到達。
這是一個親屬關系複雜的大家族，孩子成群，還有孩子們的伴侶、姐妹、叔叔、侄子侄女，人數衆多。
我得畫一張家譜，才能分得清誰是誰。
每個人都很友善，可我還是不安地意識到，無論怎麼往好的方面想，我畢竟都是個外人。
我就像是在18世紀的高雅聚會上，作為背景點綴的隐士。
鑒于我古怪的社會經曆，我很感激他們能把房子租給我這個工作不穩定、過去也不靠譜的單身漢。
聖誕節當天，第一件事就是喝香槟慶祝。
接着，衆人來到剛剛粉刷好的餐廳，坐在餐桌旁的長凳上，閑聊起家庭聚會和冬天66（25）節日的重要性，以此來抵抗冬季的蕭條。
外面陽光燦爛，小飛蟲在窗外飛來飛去。
屋裡，衆人開始了第一項例行的節日活動。
艾倫是聚會的氣氛擔當，他帶着大家玩起了棋盤猜謎遊戲。
所有人以餐桌為界，自動分成兩隊。
剛剛好，一隊處于光線中，一隊處于陰影中，結構鮮明的對立。
我的思緒開始神遊，幻想着化身為異教徒，用光之神力去對抗邪惡的黑暗魔力，燃燒着的灌木包圍着凋零肅殺的果園。
“再來一局！”艾倫大聲提議。
看來，現在離午飯時間還早得很。
* * * 17年前的聖誕節，一位田野生物學家正坐在落雪的山坡上，他是來自佛蒙特大學（UniversityofVermont）的伯恩德·海因裡希教授（BerndHeinrich）。
在他的面前，是兩隻被狼咬死的羊，是他特意從附近農場拖到這裡的。
此刻，這位野外生物學家想起，在一年前的秋天，自己親眼目睹的一幕：他與15隻烏鴉分享了一頭鹿。
（他覺得“最快樂的事情，莫過于坐在雲杉樹下一邊吃着烤鹿肉，一邊觀察着烏鴉”。
）就在這時，他發現了一個“悖論”。
烏鴉聚在一起平靜地享用午餐，并用一種他從未聽過的“叫聲”，召喚更多的鳥兒來這裡吃肉。
他承認，那一刻他感到肅然起敬。
他将烏鴉的這種分享行為命名為“左翼合作”（left-wingco-operation）。
這種超越血緣的分享，似乎違背了他多年來習得的基本生物學常識，也違背了自私基因理論的神聖法力。
在之後的五年中，海因裡希教授迷上了烏鴉。
帶着愛意與絕望，他一直堅持在野外實地研究。
他的日記《冬天的烏鴉》（RavensinWinter）成為了一本經典著作。
書中記錄了他在寒冷的冬季研究烏鴉的經曆，介紹了烏鴉的生活習慣，生物學家的例行工作，以及科學與熱愛之間的長期鬥争。
在海因裡希的故事中，這種思想鬥争可謂根深蒂固。
未解的謎團一直困擾着他。
鳥67類會自願分享食物嗎？烏鴉是有意識地召喚其他鳥兒來共享食物嗎？如果是，那麼從進化的角度來看，其目的可能是什麼？他檢驗理論，同時也檢驗自己，到了幾近崩潰的地步。
他連睡覺時都和死羊、死貓待在一起，因為這些是吸引烏鴉的誘餌。
他将30多斤的豬内髒拖到結冰的山坡上。
有時，他住的小木屋裡實在太冷了，連鐘表的指針都走得慢了，影響了他精密的觀察時間。
對于烏鴉而言，他就像一位薩滿巫師，通過龐大的聲音體系，為烏鴉演奏着複雜的召喚曲目。
很快，他總結出了9種假設：建立了類似“囚徒困境”的深奧的社會生物學模型；不斷推出更合理的新理論，比如烏鴉是為了躲避捕食者，通過增加鳥群的數量，尋求自身安全；或者反過來，它們發出的鳴叫是為了吸引捕食者前來，幫它們挖出更多埋在地下的腐爛或結冰的動物屍體。
與此同時，烏鴉還經常做出一些滑稽的動作，既充滿魔力又令人費解，讓海因裡希更加無法自拔。
“烏鴉是多麼自由自在，吃飽後就會像快樂的小狗一樣，在雪地裡仰面打滾，或是在雪裡撲騰，用翅膀拍打着積雪；它們還會用腳推着身體向前，胸脯着地，滑行玩耍；或者幹脆在雪中洗個澡……” 烏鴉和觀察者開始不分彼此。
海因裡希教授回到佛蒙特大學的校園，把學生助手們召集在一起，在一座名為“籠飼”（CageRaising）的建築中舉行了一場慶祝活動，衆人一起大啖烤羊肉，大口喝着鹿頭牌啤酒，彈着民謠吉他，放聲歌唱。
該建築依照阿米什人的風格建造，是一座巨型的烏鴉飼養籠。
教授可以在裡面随時研究烏鴉行為的細節與奧秘。
（“我不禁想了解，烏鴉會如何理解和看待人類的風俗習慣。
”教授在日記中流露出神往之情。
） 經過五年的潛心研究，海因裡希教授投入了自己的一腔熱忱，也進行了誠摯的反思。
隻因他曾說過，“我讨厭不确定性。
我希望所有研究結果都是一緻的。
”而你會希望，教授能夠抛開固有的觀念體系，隻跟随自己的直覺、勇氣和異常敏銳的同理心去68做研究。
最終，他列出了53條線索和假設，又有些勉為其難地（要知道科學家本不該這麼做），接受了顯而易見的解釋。
那些在進食時鳴叫的烏鴉，全部都是未成年的烏鴉。
它們做了一切年輕生物在享受大餐時都會做的事情：為了結交朋友、彰顯地位、物色配偶和尋歡作樂而去拉幫結派。
教授花費如此多的周折，得出了這個結論，我們都應該對他心存感激。
* * * 我們的房子外面，延伸着一大片帚石南灌木叢。
草坪上，孩子們的步伐分外輕快。
午飯過後，更多的保留遊戲在等着我們，還有各種社交活動。
每個慶祝聖誕的家庭都一樣，最重要的就是把往年做過的事情全部再做一遍，而且順序必須正确。
首先進行的是一場激烈的舞蹈比賽，隻可惜我眼花缭亂，一點兒也看不懂；接着是尋寶大賽，看着年輕人在房子裡四處飛奔，我完全跟不上。
我開始覺得，自己不僅是個外人，還是個廢人。
我還有一種準到可怕的預感，這次慶祝活動的高潮，必将發生在我布置的馬槽周圍，馬槽早已為迎接這一刻的到來而收拾妥當。
這裡将再現耶稣誕生的場景，我所扮演的角色是牧羊人。
通常而言，牧羊人有固定的行頭，可以用壁挂毯當作長袍，再把毛巾纏在頭上。
年紀最小的堂弟扮演剛出生的耶稣。
我穿上了民族服裝，盡力去打扮，可是西班牙單肩包搭配紫羅蘭色大方巾，讓我看起來好似20世紀70年代精品店櫥窗裡的模特。
衆人擺好造型，拍了一張大合照。
這張照片一定會與往年的聖誕全家福放在一起，去年的，前年的，一直追溯到這家剛買相機那一年的。
評論家休·賽克斯·戴維斯（HughSykesDavies）發明了69“ecolect”（家庭方言）一詞，用來代指一個小家庭或一小群朋友之間特有的語言和習慣。
家庭方言可以凝聚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使個體相信，所有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