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藏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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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IR：
1.可數名詞，動物睡覺的地方。
2.形容土地休養生息的狀态。
——《牛津英語詞典》 25我這一輩子，大部分時間都在躲藏。
大概六歲時，我就開始在花園裡挖坑，挖得很大，像藏寶箱一樣。
挖好了，自己再蜷縮着藏進去。
幾年後，我又開始挖樹洞。
隻要不怕被刮傷，且挖得足夠深，在縱橫交錯的樹根枝丫中，總能挖出靜谧的大樹洞。
有一次，一棵甜栗樹被風刮倒了。
我們一幫小孩子便在它的樹根裡挖出了一個大洞。
裡面的空間十分寬敞，彌漫着一股泥土的潮濕味道，樹根斷裂處還散發着辛烈的香氣。
一天，在衆人的慫恿下，我們的小夥伴安鑽了進去。
我們拿着冬青枝條，緊張地戳她的胸部，想讓她懷孕。
家裡的長輩就是這樣哄我的。
他們覺得我還太小，不該打聽這些異教徒幹的事情。
而當真正的性愛來臨之時，這種躲藏就變得更有必要了。
從伯克姆斯特德小鎮到波特恩德村（PottenEnd）的小路上，會經過巴爾博格林地（Bulbeggar’sWood），林地中有一個泥灰坑洞。
這是我最喜歡的秘密基地，我曾躲在其中嘗試過各種私密體驗。
之所以膽子這麼大，是因為從這裡到大路，盡是茂密豐滿的樹叢。
很快，我和初戀女友就在小鎮中心路旁的一處昏暗而隐蔽的掩體中，有了一次驚險的遭遇。
當她媽媽發現我們時，還在喊她“鎮花”。
大學畢業後，我在倫敦生活了一年。
我沒辦法擁有26一個屬于自己的體面房間，隻得在一位朋友的雜物間裡湊合了三個月。
即使到了三十多歲，我擁有了一整片私有林地可以盡情玩耍時，我依然在冬青樹和藍鈴花海中，尋找着往日可以藏身的“聖地”。
究竟在躲避什麼，我自己也說不清楚；我隻知道，那種躲藏的、未知的、無迹可尋的感覺，實在讓人興奮不已。
種種藏身之所，從天然洞穴到建築物的回廊，它們之間有什麼共同點呢？我認為，這些地方一眼便可看出，是集安全性和冒險性于一身，既能向外眺望，又能躲避其中，特别适合自我休整、幽會或短暫休息。
從景觀藝術理論的角度來看，這叫作景觀的“瞭望與庇護”特征。
不過，有個地方尚不算作藏身之所，因為那裡隻有庇護，全無瞭望。
它就是我的奇爾特恩老家。
那裡是孕育我的搖籃，是我的隐居之所，是我用來逃避外面世界風浪的港灣。
而從老家出走，擁抱成長，則是我遲遲未能完成的重要任務。
不過，在了解動物的藏身行為之後，我對自己的躲藏習慣也就釋然了。
藝術家大衛·納什（DavidNash）曾畫過“羊群空間”（sheepspaces）系列作品，畫的皆是羊群在休憩或藏匿時的栖身之所，比如樹根下，或亂石邊的一些隐蔽角落。
早春時節，雄鹪鹩也有類似的躲藏行為。
在求偶大戲上演之前，雄鹪鹩會先制作五六個精緻的遊戲巢。
它們以精湛的技巧，樂此不疲地穿插、編織着苔藓和羽毛，隻留一個小孔作為出入口，約翰·克萊爾将其比喻為“酒桶上的木塞孔”。
不過這都是些單身漢的活計，雄鳥做這麼多巢，隻是為了練習、找樂子和相互炫耀而已。
* * * 我此次東行的目的地，多少也算是一處藏身之所，是我偶然覓得的短暫隐居之地。
當下我的境況尚不足以構建一個正兒八27經、完完整整的家。
我需要的，隻是個方便的、能湊合住的地方，隐蔽點兒就更好了。
我與女房東凱特在談租房條件時，也全是出于這種考慮。
我不會一直租住在這裡，沒有帶大件行李，也沒有任何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包袱。
我們甚至連租房合同都沒簽，因為那樣有點太正式了，甚至帶着些許殖民色彩。
大緻情況就是這樣。
當凱特去倫敦出差時，我要幫忙照顧她的三隻貓，還要關照立刻躍上我心頭的、樹林裡的一大堆無助的小動物。
我還得擔起照看房子、收快遞、接待水管工等一應雜事。
有空時，我得去看看周圍的野生動物，院子和沼澤地裡的大黃蜂，時常在閣樓上安家的長耳蝙蝠和雨燕，以及經常光顧喂食器的成群的鳥兒。
起初，我幾乎無暇關注周圍的環境。
這個農場的位置比較偏僻，常年潮濕，因生長着成片的帚石南和荊豆而得名。
最初幾天，我眼中的景象，可以用房地産經紀人的行話來完美概括：17世紀農舍、溫馨宜居、半木質結構、原始風、木地闆、九間房、作家和隐士的不二居所。
我尚未走出最初的文化沖擊，不過，我隻關心自己在一樓的那間小屋，以及如何在短短兩天之内，重拾我四十年來養成的生活習慣。
走進我的小屋，仿佛走進了一片小森林。
小屋的周圍和兩側全是石化的橡樹林，光秃秃的，泛着陳年白骨的色澤。
屋内的地闆用15厘米寬的橡木鋪成，中間放着一張橡木桌。
可以說，小屋裡的橡木比外面的還要多。
北面的窗戶上有窗棂，是橡木做的，窗外是一大片坡地，綿延至韋弗尼河畔的柳樹林和赤楊林。
南面有一塊甜菜地，坡度緩緩向上，直至山脊上的莊園樹林。
在28（1）樹林與我的窗戶之間，是一個帶圍牆的院子，裡面種着一棵梨樹，還有幾株愛爾蘭紫杉。
鳥兒讓整個院子活了起來，生命的氣息從窗外撲面而來。
雉雞正在草坪上悠閑地散步。
喂食器散落在草坪四處，還有的挂在梨樹上，引得不少大斑啄木鳥徑直飛來大啖堅果。
一對紅腹灰雀忽然從薔薇花叢中現身，臀部的白毛格外惹眼，不時發出柔柔的叫聲。
我已經有六年沒有見過紅腹灰雀了。
這間小屋風景絕佳，對生存能力要求也很高，便是我将要入住的新居了。
站在屋裡，我回想起了拉斯金[2]對紅腹灰雀巢的誇獎。
他曾欣賞過一個完全用鐵線蓮枝條編織的紅腹灰雀巢，枯萎的花朵全部露在雀巢的外側，像一個花紋複雜的哥特式圓盤，看起來十分雅緻，透着古意，顯然是為了美觀而特意為之。
拉斯金的評價是“難以置信”。
紅腹灰雀築巢，不是“在神經纖維受到了生物電流的刺激之後，将收集來的鐵線蓮枝條進行簡單機械地排列組合”。
紅腹灰雀并不是什麼建築家，但它卻“擁有獲得幸福所必備的細膩情感、築巢技術和藝術表現力”。
抛開築巢不談，這些能力聽起來也都是過好日子的前提條件。
沉浸在橡木小屋的質樸氣息中，我試着去感受其精巧的構思。
可以說，小屋的“花朵”也暴露在外側，清晰可見。
這相當于什麼級别的巢穴，又是為什麼物種準備的？屋裡最引人注目的，當數橫跨牆角的6根斜梁，形狀像伸展開的樹枝。
每根斜梁的中段，都呈現10度左右的彎曲。
我突然想到，這幾根梁很可能來自于同一棵彎曲的橡樹。
伐木工在附近的橡樹林裡選中這棵樹時，應該就已經想好将來要做房梁了。
在距離彎曲處30厘米的地方，至少有三根斜梁上都有一個橢圓形的節疤，活像一張等高線地形圖，又像是開了殼的牡蛎。
斜梁是順着木材的紋理切29（3）割的，因此看不出生長年輪，隻有漩渦狀的縱向紋路。
越靠近木梁的邊緣，紋路就越緻密，說明這棵橡樹是在幹燥的環境中長成的。
我把木屋想象成一枚氣候化石，或許在400年前，理性時代[4]方興未艾之時，河谷的橡樹林曾經曆過一次大旱。
在當今這個缺乏定論的時代，想象力依然能夠幫助我們去理解這個世界。
而我很慶幸，能夠覓得這樣一處栖身之所。
我開始在這間古樸的小木屋中歸置我的書、畫，以及整理一堆五顔六色的電線。
就在這時，我卻遲疑了。
何必要去裝飾它呢？為什麼我不能像上一位主人那樣，放一張床、一把椅子和一張幹淨的桌子便足矣呢？我盡力思索着，還有什麼現代的物件能與之相稱，比如極簡風格的日式家具或是精緻小巧的擺設等等。
然而，我唯一能想到的真正答案，與前房主的陳設并無二緻。
可是，我得在這裡生活，得過日子。
我需要看書，需要溫暖，需要光線，具體來說，我需要好幾盞燈。
屋子的天花闆很低，木質結構又不透光，隻在屋子中間裝一盞燈是不現實的。
于是，我計劃打造一套低碳照明生态系統，将燈安置在我需要的地方：亮度高的留着晚上碼字用；光線柔和的就放在扶手椅旁，小憩讀書時用；還需要一盞可以随時移動的，用來找書，找黑暗角落裡的收音機、傳真機。
當三盞燈一同開時，木屋像極了聖誕洞穴。
不過，在一番努力的理性思考過後，我甯願将其想象成一個森林光線系統，時而斑駁，時而明亮。
愛德華·威爾遜曾經這樣描述亞馬孫地區森林中的光線： 太陽又出來了，從外向裡，将整座森林切割成一個個光影斑駁的壁龛。
頂部的樹葉在強光的耀灼下熠熠生輝，光灑向樹皮上一道道仿若微型峽谷的縱向裂紋，照30亮其間兩三厘米深的“溝壑”。
光線像穿透海面，從樹梢過濾下來，散落在強勁的樹根上。
随着太陽的東升西落，壁龛裡的光線忽明忽暗，時而将蠹蟲、甲蟲、蜘蛛、樹虱以及其他小動物從洞穴裡召喚出來，時而又将它們驅趕回去。
我幻想着，自己在如壁龛般光線明亮的房中穿行，擡手将碟片放進CD機裡，再窩回柔和燈光下的扶手椅，好似昆蟲返回它們的巢穴。
傍晚，我常常坐在自己這座“小森林”中，凝望着日落之前的最後一刻。
一天晚上，木屋被一圈朦胧的橘色光暈籠罩着，所有的電線、地闆、窗棂和畫框忽然間開始變得模糊，伊麗莎白·布萊克德爾[5]的那幅實物大小的《飄帶兜蘭》（Paphiopedilumsanderianum）突然從房梁上長了出來。
這幅畫是我随手挂在那兒的。
兜蘭的根莖和葉片曼妙地攀上了木梁，花瓣幽垂，如飄帶般懸在書架上方，俨然變成了氣生植物的模樣，原來在兜蘭和木梁之間，存在着一種夥伴關系。
我突然釋懷了，想起我家那些舊家具，如今看來，院子裡的大黃蜂其實是把朽木啃咬成了異域風情的木雕。
我希望我們也可以像這樣，化腐朽為神奇。
* * * 對了，這家還有幾隻貓牽動着我的心思。
此前它們在貓咪寄養所待了四個月，回來之後便蒙上了一層迷惘與沮喪的情緒。
布蘭科和莉莉，一隻是生着金碧色眼睛的白色卷毛公貓，一隻是中年玳瑁母貓，它們倆警惕性很高，總是蜷縮在空房間的床底下，一動不動。
隻有小黑與衆不同。
她是一隻黑白相間的母貓，長得跟那隻小有名氣的埃塞克斯貓有些神似。
小黑總是在我面前晃悠，擡起頭看着我，像是要和我說話，每每看着她的小臉兒，我的心都要融化了。
我也曾用盡各種辦法，想把另外31（6）兩隻貓咪引出來，可它們卻以堅決的态度表明，還在為被送去寄養的事情而生氣。
根據一本靠譜的養貓手冊的建議，我應該先将貓咪關在它們的貓屋裡，至少關上一個月，然後才能放出來，讓它們感受如迷宮般的其他房間和廣袤的戶外鄉村。
但這怎麼可能辦到呢？一天早上，趁着又是刮風又是修門、工人們進進出出的工夫，小黑和布蘭科溜了出去。
我在小屋裡裡外外都找不見它們的蹤影。
我先是憂心忡忡地，從谷倉和儲物棚開始找，逐漸心急如焚，一直找到沼澤邊，到最後沿着林間小徑一路尋找，我的心已沉到了谷底。
我必須羞愧地承認，當時的我，除了擔心這兩隻貓，還同樣憂慮着自己的命運；腦海裡一直在想，我的租約怕是徹底毀了，鏟屎官的日子也到頭了。
不必說，當天晚上它倆就回來了，像往常一樣蜷縮在自己的貓屋裡，還在地毯上煞有介事地放了一隻鼩鼱的屍體。
我到底有什麼好擔心的？家貓的馴化史才不過四千年，它們絲毫沒有喪失祖先野外生存的獨立性和劃地盤的能力。
有了第一次探險經曆之後，貓咪們開始在家裡頻繁出入，時而溜進煙囪管道裡，時而把自己關進卧室的衣櫥裡。
我徹底沒招了，隻能提前兩周還其自由。
貓咪們擁有了“通行證”，就像當初我為是否該換一種生活而過度焦慮時，房東凱特指引我上了樓梯，從此打開了我的新世界。
跟随着貓咪的腳步，我也開始探尋房子裡各個隐蔽的角落。
夜晚，就算離我最近的鄰居，也住在四百米開外，我可以肆無忌憚地做任何想做的事。
我關了燈，将音樂聲調大，試着四肢着地，爬過狹窄的過道，看看自己能否僅憑觸摸找到方向。
淩晨時分，這間取材自橡木林、生長在橡木林的小屋，似乎出現了些許32遊離。
毫無疑問，小屋一直是活的，絲毫不似表面看上去那般僵硬平直。
随着氣溫下降，小屋的橫梁和榫卯處開始收縮，整個空間的形狀都随之發生了改變。
桌子上的擺設、杯子和電話滑到了邊緣。
房門不時開合，透出一絲神秘詭谲的氣息。
月圓之夜，月光透過窗棂，在地闆上映出鮮明的分叉。
一天夜裡，我拿着手電筒上了閣樓。
這裡從前是仆人睡覺的地方，房中支着一頂搖搖欲墜的帳篷。
帳篷是用羊圈的舊栅欄搭起來的，中間還鋪了些茅草。
閣樓的東北角布滿了蜘蛛網，雨燕曾在這裡用雜草和羽毛築巢。
再過兩三個月，我的圖騰候鳥或許就将歸來了，在我衣櫃上方二三十厘米的牆角安家，安甯祥和地依偎在一起。
這麼快我就産生了家的意識，并且開始享受這種感覺，這是我萬萬沒有料到的。
我怡然自得地沉浸在打理和歸置小家的事務中：給舊衣服染色，制作小工具，冒着搞砸的風險，在廚房裡用罕薩（Hunza）産的杏子和小米面粉做實驗。
至于自己用的物件，我也開始變得講究。
不論是預備工作之前，還是完成工作之後，甚至在工作的過程中，我都把它們收拾得幹淨而整齊。
我告訴自己，這麼做就是圖個方便。
在一個缺乏秩序、未成體統的地方，我是不可能好好生活和工作的。
我很清楚，我的各種零零碎碎，尤其是工具和書，皆是我的珍愛之物。
它們不僅承載着我對過去的回憶，也關系着我當下生活的安全感。
冬眠之前，動物都會先找好地方，藏好糧食，收拾停當，靜待春天的到來。
而我的行為也是同樣的道理。
這片小天地提高了我的寫作效率，讓我多少有點沾沾自喜。
小屋是隐秘樹林中的隐秘之所，經過我的改裝，它變得像20世紀20年代雙翼飛機駕駛艙那樣緊湊而舒适。
生病時，我會和電腦鬧别扭，倒算不上敵我沖突，我隻是很反感電腦上的每一步操作都引出一堆眼花缭亂的選項，實在是太麻煩了。
于是，我幹脆在兩張小桌子上，從左到右依次擺放了所有東西：兩台打字機33（7）（電動的那台用于複印），一台傳真機，幾部電話機，帶标簽的卡片收納盒，一台光線穩定的高亮度照明燈，還有一個雙筒望遠鏡。
為了保險起見，我還放了一根非常精确的體溫計。
生病難受的時候，我可以用它量一下自己發燒多少度了。
或許有人會問，當一名全職作家、靠寫作謀生，需要付出什麼代價。
坦白講，答案隻有一個，那就是得忍受在室内長時間獨處，就像攀岩卻不借助登山繩那樣，全憑自己的毅力堅持下去。
不過，倘若能像一隻被圈禁的小貓，将這片小天地打理得舒适而溫馨，自然就不那麼難挨了。
我發現，有些能夠轉移注意力、增添生活樂趣的小巧思當真很管用。
在清理打字機時，我用上了手頭最接近醫用酒精的東西，一瓶美體小鋪的佛手柑古龍水。
于是乎，我便擁有了整個東安格利亞氣味最芬芳清甜的打字機。
多少次，當我心煩意亂，或打字太快累得手指酸痛時，我就會換上電動打字機，望着一串串自動冒出的系統聯想詞組發呆，感覺它們就是從字符洪流中自然而然蹦出來的。
需要拿書時，我得從小屋的中央出發，向着正北方，完成一次小型的“遠征”。
這是我在屋裡跋涉的最遠路程了。
這個時候，窗外的風景會從南邊的庭院和菜地，變成北邊更為野性的草地和沼澤。
安妮·迪拉德（AnnieDillard）在創作她精彩的作品《聽客溪的朝聖》（PilgrimatTinkerCreek）時，不過是在霍林斯大學圖書館二樓的一個小隔間裡，窗外的景象，隻有鋪着瀝青和沙礫的屋頂。
她寫道：“有些人喜歡沒有風景的房間，因為唯有這樣，想象力與記憶才能夠在黑暗中相逢。
”她關上了百葉窗，在上面粘了一幅畫，假裝是窗外的風景，“假如我有高超的畫技，我會在合起的百葉窗上直接畫出一幅牆壁錯視畫，畫出窗頁所遮擋的一切。
可惜我沒那本事，隻能将它寫出來。
” * * * 34夜幕降臨時，我的小屋也沒了風景。
躺椅上，我自在地讀着書，一兩隻小貓相伴左右。
我收藏了一大堆書，思緒随書中的思想和人物一同遨遊，随便一處有趣的内容都能将我引向九霄雲外。
我重溫了沼澤中鬼火的曆史，探究了諾福克郡有史以來曆代作家的放蕩生活，找到了關于動物意識的新理論，還梳理了當地蘭科掌裂蘭屬（Dactylorhiza）多到令人驚歎的花色和種類，解開了它們最初被人發現到最後走向消亡的謎團。
在沼澤地區，濕地、樹林和水塘的布局雜亂無章，加上蘭花家族生性富有創造力，造就了當地野生蘭花的一段繁盛時期。
在離小屋不遠的羅伊登（Roydon）沼澤中，J.E.勞茲利[8]發現了古代沼澤蘭花淡黃色變種（ochroleuca）的第一株英國标本。
而今，這種蘭花以及此地曾出現過的其他野生蘭花早已因幹旱而絕迹，隻能在書本裡見到了。
黑夜從窗外滲透進來（舊窗戶上沒挂窗簾）。
我感到有些奇怪，在如此靜谧的夜晚，作為自然作家的我，居然會宅在家中碼字，這會不會有些名不副實？我難道不該去嗅探狐狸夜行的蹤迹，去漆黑的田野裡窺察鹿的身影嗎？為何要忙于從事這些人為的深思和研究呢？與文字打交道的生活，不正是自然生活的對立面？曾經，每當我想為自己的社會身份辯護時，我就會說，自然寫作與種地一樣，是一項真正意義上值得尊重的鄉村工作。
其成果取決于天氣、季節等多種因素，有時還需要一點點運氣；你的雙腳丈量過多少土地，進行了多少次思考，決定着你能寫出多少字的作品，這和種地的收成是一個道理。
我恨不得把英國個人所得稅的條款搬出來，證明連國内稅務署都為“農民和文學或文藝工作者”制定了一項專屬優惠，允許這部分人按照豐年和災年，以個人所得平均值進行報稅。
由此可見，作家和農民是多麼相似。
不過，這尚不足以構成一條有力的論據。
在大部分人的理解中，作家的終端産品無非是些個人和社會記憶的古怪結合，舊時35（9）神話和當代隐喻的古今結合，再加上零星一知半解的科學觀點。
人們或許承認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講述當地曆史的價值，而口述曆史者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工作之一。
但是，談及作家創作和撰寫文字，他們就會覺得匪夷所思，其中的神秘程度不亞于共濟會。
“那你靠什麼來賺錢呢？”這是不從事文字創作職業的人常脫口而出的問題，就好像作家進行的虛無的文字表達隻是玩玩而已，從來都不能算是正經事。
這樣的困惑，我其實也常有。
從某種意義上就事論事地說，寫作以及一切想象力的活動都不過是遊戲，對于真正的生存來說，隻是可有可無的點綴。
人們很容易認為，寫作是人類所做的最不自然的事情。
然而，徜徉在這間被野性自然懷抱着的小木屋裡，我忽然覺得，萬事萬物似乎都變得更原始，聯系也更緊密了，我得以更貼近人類早期依靠嗅覺去狩獵和采集的生存方式，而不是秩序井然的農耕與畜牧。
我找到了一本書，名字很吸引人，叫《欣賞飛蛾》（EnjoyingMoths）。
在書中，羅伊·萊弗頓（RoyLeverton）提到，維多利亞時代，昆蟲學家發明了“夜行”（dusking）一詞，用來描述在夜間進行的野外考察。
黃昏時分，他們會提着燈籠，帶着糖網出發，将幽靈般的飛蛾引誘到網中。
抛開倒黴的飛蛾不談，讓我中意的，是“夜行”這個詞，它也恰如其分地描繪出了我在夜裡的逡巡漫遊。
我時常會碰到一系列難以解釋的問題，幾個世紀以來，人類對這些問題也一直難有定論。
這時，我就會趁着夜色出發，親自去大自然中尋找答案。
思考、想象和寫作的魔力，是無法完全脫離大自然的。
支持這一觀點的人中，也不乏一些名人志士。
亨利·梭羅（HenryThoreau）在下面這段描寫中，展現出了他一貫的戲劇張力： 他要成為一個詩人，一個讓清風和小溪都甘願為他效勞、替他說話的詩人；他緊扣每個字帶給人的原始感覺，就像農民在春天将木樁紮進土地……他說的話仿佛詩句，36（10）謄到紙上，就像新鮮嫁接的枝條，根部還帶着泥；他的詩句是那麼真實、鮮活，
2.形容土地休養生息的狀态。
——《牛津英語詞典》 25我這一輩子，大部分時間都在躲藏。
大概六歲時，我就開始在花園裡挖坑，挖得很大，像藏寶箱一樣。
挖好了，自己再蜷縮着藏進去。
幾年後，我又開始挖樹洞。
隻要不怕被刮傷，且挖得足夠深，在縱橫交錯的樹根枝丫中，總能挖出靜谧的大樹洞。
有一次，一棵甜栗樹被風刮倒了。
我們一幫小孩子便在它的樹根裡挖出了一個大洞。
裡面的空間十分寬敞，彌漫着一股泥土的潮濕味道，樹根斷裂處還散發着辛烈的香氣。
一天，在衆人的慫恿下，我們的小夥伴安鑽了進去。
我們拿着冬青枝條，緊張地戳她的胸部，想讓她懷孕。
家裡的長輩就是這樣哄我的。
他們覺得我還太小，不該打聽這些異教徒幹的事情。
而當真正的性愛來臨之時，這種躲藏就變得更有必要了。
從伯克姆斯特德小鎮到波特恩德村（PottenEnd）的小路上，會經過巴爾博格林地（Bulbeggar’sWood），林地中有一個泥灰坑洞。
這是我最喜歡的秘密基地，我曾躲在其中嘗試過各種私密體驗。
之所以膽子這麼大，是因為從這裡到大路，盡是茂密豐滿的樹叢。
很快，我和初戀女友就在小鎮中心路旁的一處昏暗而隐蔽的掩體中，有了一次驚險的遭遇。
當她媽媽發現我們時，還在喊她“鎮花”。
大學畢業後，我在倫敦生活了一年。
我沒辦法擁有26一個屬于自己的體面房間，隻得在一位朋友的雜物間裡湊合了三個月。
即使到了三十多歲，我擁有了一整片私有林地可以盡情玩耍時，我依然在冬青樹和藍鈴花海中，尋找着往日可以藏身的“聖地”。
究竟在躲避什麼，我自己也說不清楚；我隻知道，那種躲藏的、未知的、無迹可尋的感覺，實在讓人興奮不已。
種種藏身之所，從天然洞穴到建築物的回廊，它們之間有什麼共同點呢？我認為，這些地方一眼便可看出，是集安全性和冒險性于一身，既能向外眺望，又能躲避其中，特别适合自我休整、幽會或短暫休息。
從景觀藝術理論的角度來看，這叫作景觀的“瞭望與庇護”特征。
不過，有個地方尚不算作藏身之所，因為那裡隻有庇護，全無瞭望。
它就是我的奇爾特恩老家。
那裡是孕育我的搖籃，是我的隐居之所，是我用來逃避外面世界風浪的港灣。
而從老家出走，擁抱成長，則是我遲遲未能完成的重要任務。
不過，在了解動物的藏身行為之後，我對自己的躲藏習慣也就釋然了。
藝術家大衛·納什（DavidNash）曾畫過“羊群空間”（sheepspaces）系列作品，畫的皆是羊群在休憩或藏匿時的栖身之所，比如樹根下，或亂石邊的一些隐蔽角落。
早春時節，雄鹪鹩也有類似的躲藏行為。
在求偶大戲上演之前，雄鹪鹩會先制作五六個精緻的遊戲巢。
它們以精湛的技巧，樂此不疲地穿插、編織着苔藓和羽毛，隻留一個小孔作為出入口，約翰·克萊爾将其比喻為“酒桶上的木塞孔”。
不過這都是些單身漢的活計，雄鳥做這麼多巢，隻是為了練習、找樂子和相互炫耀而已。
* * * 我此次東行的目的地，多少也算是一處藏身之所，是我偶然覓得的短暫隐居之地。
當下我的境況尚不足以構建一個正兒八27經、完完整整的家。
我需要的，隻是個方便的、能湊合住的地方，隐蔽點兒就更好了。
我與女房東凱特在談租房條件時，也全是出于這種考慮。
我不會一直租住在這裡，沒有帶大件行李，也沒有任何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包袱。
我們甚至連租房合同都沒簽，因為那樣有點太正式了，甚至帶着些許殖民色彩。
大緻情況就是這樣。
當凱特去倫敦出差時，我要幫忙照顧她的三隻貓，還要關照立刻躍上我心頭的、樹林裡的一大堆無助的小動物。
我還得擔起照看房子、收快遞、接待水管工等一應雜事。
有空時，我得去看看周圍的野生動物，院子和沼澤地裡的大黃蜂，時常在閣樓上安家的長耳蝙蝠和雨燕，以及經常光顧喂食器的成群的鳥兒。
起初，我幾乎無暇關注周圍的環境。
這個農場的位置比較偏僻，常年潮濕，因生長着成片的帚石南和荊豆而得名。
最初幾天，我眼中的景象，可以用房地産經紀人的行話來完美概括：17世紀農舍、溫馨宜居、半木質結構、原始風、木地闆、九間房、作家和隐士的不二居所。
我尚未走出最初的文化沖擊，不過，我隻關心自己在一樓的那間小屋，以及如何在短短兩天之内，重拾我四十年來養成的生活習慣。
走進我的小屋，仿佛走進了一片小森林。
小屋的周圍和兩側全是石化的橡樹林，光秃秃的，泛着陳年白骨的色澤。
屋内的地闆用15厘米寬的橡木鋪成，中間放着一張橡木桌。
可以說，小屋裡的橡木比外面的還要多。
北面的窗戶上有窗棂，是橡木做的，窗外是一大片坡地，綿延至韋弗尼河畔的柳樹林和赤楊林。
南面有一塊甜菜地，坡度緩緩向上，直至山脊上的莊園樹林。
在28（1）樹林與我的窗戶之間，是一個帶圍牆的院子，裡面種着一棵梨樹，還有幾株愛爾蘭紫杉。
鳥兒讓整個院子活了起來，生命的氣息從窗外撲面而來。
雉雞正在草坪上悠閑地散步。
喂食器散落在草坪四處，還有的挂在梨樹上，引得不少大斑啄木鳥徑直飛來大啖堅果。
一對紅腹灰雀忽然從薔薇花叢中現身，臀部的白毛格外惹眼，不時發出柔柔的叫聲。
我已經有六年沒有見過紅腹灰雀了。
這間小屋風景絕佳，對生存能力要求也很高，便是我将要入住的新居了。
站在屋裡，我回想起了拉斯金[2]對紅腹灰雀巢的誇獎。
他曾欣賞過一個完全用鐵線蓮枝條編織的紅腹灰雀巢，枯萎的花朵全部露在雀巢的外側，像一個花紋複雜的哥特式圓盤，看起來十分雅緻，透着古意，顯然是為了美觀而特意為之。
拉斯金的評價是“難以置信”。
紅腹灰雀築巢，不是“在神經纖維受到了生物電流的刺激之後，将收集來的鐵線蓮枝條進行簡單機械地排列組合”。
紅腹灰雀并不是什麼建築家，但它卻“擁有獲得幸福所必備的細膩情感、築巢技術和藝術表現力”。
抛開築巢不談，這些能力聽起來也都是過好日子的前提條件。
沉浸在橡木小屋的質樸氣息中，我試着去感受其精巧的構思。
可以說，小屋的“花朵”也暴露在外側，清晰可見。
這相當于什麼級别的巢穴，又是為什麼物種準備的？屋裡最引人注目的，當數橫跨牆角的6根斜梁，形狀像伸展開的樹枝。
每根斜梁的中段，都呈現10度左右的彎曲。
我突然想到，這幾根梁很可能來自于同一棵彎曲的橡樹。
伐木工在附近的橡樹林裡選中這棵樹時，應該就已經想好将來要做房梁了。
在距離彎曲處30厘米的地方，至少有三根斜梁上都有一個橢圓形的節疤，活像一張等高線地形圖，又像是開了殼的牡蛎。
斜梁是順着木材的紋理切29（3）割的，因此看不出生長年輪，隻有漩渦狀的縱向紋路。
越靠近木梁的邊緣，紋路就越緻密，說明這棵橡樹是在幹燥的環境中長成的。
我把木屋想象成一枚氣候化石，或許在400年前，理性時代[4]方興未艾之時，河谷的橡樹林曾經曆過一次大旱。
在當今這個缺乏定論的時代，想象力依然能夠幫助我們去理解這個世界。
而我很慶幸，能夠覓得這樣一處栖身之所。
我開始在這間古樸的小木屋中歸置我的書、畫，以及整理一堆五顔六色的電線。
就在這時，我卻遲疑了。
何必要去裝飾它呢？為什麼我不能像上一位主人那樣，放一張床、一把椅子和一張幹淨的桌子便足矣呢？我盡力思索着，還有什麼現代的物件能與之相稱，比如極簡風格的日式家具或是精緻小巧的擺設等等。
然而，我唯一能想到的真正答案，與前房主的陳設并無二緻。
可是，我得在這裡生活，得過日子。
我需要看書，需要溫暖，需要光線，具體來說，我需要好幾盞燈。
屋子的天花闆很低，木質結構又不透光，隻在屋子中間裝一盞燈是不現實的。
于是，我計劃打造一套低碳照明生态系統，将燈安置在我需要的地方：亮度高的留着晚上碼字用；光線柔和的就放在扶手椅旁，小憩讀書時用；還需要一盞可以随時移動的，用來找書，找黑暗角落裡的收音機、傳真機。
當三盞燈一同開時，木屋像極了聖誕洞穴。
不過，在一番努力的理性思考過後，我甯願将其想象成一個森林光線系統，時而斑駁，時而明亮。
愛德華·威爾遜曾經這樣描述亞馬孫地區森林中的光線： 太陽又出來了，從外向裡，将整座森林切割成一個個光影斑駁的壁龛。
頂部的樹葉在強光的耀灼下熠熠生輝，光灑向樹皮上一道道仿若微型峽谷的縱向裂紋，照30亮其間兩三厘米深的“溝壑”。
光線像穿透海面，從樹梢過濾下來，散落在強勁的樹根上。
随着太陽的東升西落，壁龛裡的光線忽明忽暗，時而将蠹蟲、甲蟲、蜘蛛、樹虱以及其他小動物從洞穴裡召喚出來，時而又将它們驅趕回去。
我幻想着，自己在如壁龛般光線明亮的房中穿行，擡手将碟片放進CD機裡，再窩回柔和燈光下的扶手椅，好似昆蟲返回它們的巢穴。
傍晚，我常常坐在自己這座“小森林”中，凝望着日落之前的最後一刻。
一天晚上，木屋被一圈朦胧的橘色光暈籠罩着，所有的電線、地闆、窗棂和畫框忽然間開始變得模糊，伊麗莎白·布萊克德爾[5]的那幅實物大小的《飄帶兜蘭》（Paphiopedilumsanderianum）突然從房梁上長了出來。
這幅畫是我随手挂在那兒的。
兜蘭的根莖和葉片曼妙地攀上了木梁，花瓣幽垂，如飄帶般懸在書架上方，俨然變成了氣生植物的模樣，原來在兜蘭和木梁之間，存在着一種夥伴關系。
我突然釋懷了，想起我家那些舊家具，如今看來，院子裡的大黃蜂其實是把朽木啃咬成了異域風情的木雕。
我希望我們也可以像這樣，化腐朽為神奇。
* * * 對了，這家還有幾隻貓牽動着我的心思。
此前它們在貓咪寄養所待了四個月，回來之後便蒙上了一層迷惘與沮喪的情緒。
布蘭科和莉莉，一隻是生着金碧色眼睛的白色卷毛公貓，一隻是中年玳瑁母貓，它們倆警惕性很高，總是蜷縮在空房間的床底下，一動不動。
隻有小黑與衆不同。
她是一隻黑白相間的母貓，長得跟那隻小有名氣的埃塞克斯貓有些神似。
小黑總是在我面前晃悠，擡起頭看着我，像是要和我說話，每每看着她的小臉兒，我的心都要融化了。
我也曾用盡各種辦法，想把另外31（6）兩隻貓咪引出來，可它們卻以堅決的态度表明，還在為被送去寄養的事情而生氣。
根據一本靠譜的養貓手冊的建議，我應該先将貓咪關在它們的貓屋裡，至少關上一個月，然後才能放出來，讓它們感受如迷宮般的其他房間和廣袤的戶外鄉村。
但這怎麼可能辦到呢？一天早上，趁着又是刮風又是修門、工人們進進出出的工夫，小黑和布蘭科溜了出去。
我在小屋裡裡外外都找不見它們的蹤影。
我先是憂心忡忡地，從谷倉和儲物棚開始找，逐漸心急如焚，一直找到沼澤邊，到最後沿着林間小徑一路尋找，我的心已沉到了谷底。
我必須羞愧地承認，當時的我，除了擔心這兩隻貓，還同樣憂慮着自己的命運；腦海裡一直在想，我的租約怕是徹底毀了，鏟屎官的日子也到頭了。
不必說，當天晚上它倆就回來了，像往常一樣蜷縮在自己的貓屋裡，還在地毯上煞有介事地放了一隻鼩鼱的屍體。
我到底有什麼好擔心的？家貓的馴化史才不過四千年，它們絲毫沒有喪失祖先野外生存的獨立性和劃地盤的能力。
有了第一次探險經曆之後，貓咪們開始在家裡頻繁出入，時而溜進煙囪管道裡，時而把自己關進卧室的衣櫥裡。
我徹底沒招了，隻能提前兩周還其自由。
貓咪們擁有了“通行證”，就像當初我為是否該換一種生活而過度焦慮時，房東凱特指引我上了樓梯，從此打開了我的新世界。
跟随着貓咪的腳步，我也開始探尋房子裡各個隐蔽的角落。
夜晚，就算離我最近的鄰居，也住在四百米開外，我可以肆無忌憚地做任何想做的事。
我關了燈，将音樂聲調大，試着四肢着地，爬過狹窄的過道，看看自己能否僅憑觸摸找到方向。
淩晨時分，這間取材自橡木林、生長在橡木林的小屋，似乎出現了些許32遊離。
毫無疑問，小屋一直是活的，絲毫不似表面看上去那般僵硬平直。
随着氣溫下降，小屋的橫梁和榫卯處開始收縮，整個空間的形狀都随之發生了改變。
桌子上的擺設、杯子和電話滑到了邊緣。
房門不時開合，透出一絲神秘詭谲的氣息。
月圓之夜，月光透過窗棂，在地闆上映出鮮明的分叉。
一天夜裡，我拿着手電筒上了閣樓。
這裡從前是仆人睡覺的地方，房中支着一頂搖搖欲墜的帳篷。
帳篷是用羊圈的舊栅欄搭起來的，中間還鋪了些茅草。
閣樓的東北角布滿了蜘蛛網，雨燕曾在這裡用雜草和羽毛築巢。
再過兩三個月，我的圖騰候鳥或許就将歸來了，在我衣櫃上方二三十厘米的牆角安家，安甯祥和地依偎在一起。
這麼快我就産生了家的意識，并且開始享受這種感覺，這是我萬萬沒有料到的。
我怡然自得地沉浸在打理和歸置小家的事務中：給舊衣服染色，制作小工具，冒着搞砸的風險，在廚房裡用罕薩（Hunza）産的杏子和小米面粉做實驗。
至于自己用的物件，我也開始變得講究。
不論是預備工作之前，還是完成工作之後，甚至在工作的過程中，我都把它們收拾得幹淨而整齊。
我告訴自己，這麼做就是圖個方便。
在一個缺乏秩序、未成體統的地方，我是不可能好好生活和工作的。
我很清楚，我的各種零零碎碎，尤其是工具和書，皆是我的珍愛之物。
它們不僅承載着我對過去的回憶，也關系着我當下生活的安全感。
冬眠之前，動物都會先找好地方，藏好糧食，收拾停當，靜待春天的到來。
而我的行為也是同樣的道理。
這片小天地提高了我的寫作效率，讓我多少有點沾沾自喜。
小屋是隐秘樹林中的隐秘之所，經過我的改裝，它變得像20世紀20年代雙翼飛機駕駛艙那樣緊湊而舒适。
生病時，我會和電腦鬧别扭，倒算不上敵我沖突，我隻是很反感電腦上的每一步操作都引出一堆眼花缭亂的選項，實在是太麻煩了。
于是，我幹脆在兩張小桌子上，從左到右依次擺放了所有東西：兩台打字機33（7）（電動的那台用于複印），一台傳真機，幾部電話機，帶标簽的卡片收納盒，一台光線穩定的高亮度照明燈，還有一個雙筒望遠鏡。
為了保險起見，我還放了一根非常精确的體溫計。
生病難受的時候，我可以用它量一下自己發燒多少度了。
或許有人會問，當一名全職作家、靠寫作謀生，需要付出什麼代價。
坦白講，答案隻有一個，那就是得忍受在室内長時間獨處，就像攀岩卻不借助登山繩那樣，全憑自己的毅力堅持下去。
不過，倘若能像一隻被圈禁的小貓，将這片小天地打理得舒适而溫馨，自然就不那麼難挨了。
我發現，有些能夠轉移注意力、增添生活樂趣的小巧思當真很管用。
在清理打字機時，我用上了手頭最接近醫用酒精的東西，一瓶美體小鋪的佛手柑古龍水。
于是乎，我便擁有了整個東安格利亞氣味最芬芳清甜的打字機。
多少次，當我心煩意亂，或打字太快累得手指酸痛時，我就會換上電動打字機，望着一串串自動冒出的系統聯想詞組發呆，感覺它們就是從字符洪流中自然而然蹦出來的。
需要拿書時，我得從小屋的中央出發，向着正北方，完成一次小型的“遠征”。
這是我在屋裡跋涉的最遠路程了。
這個時候，窗外的風景會從南邊的庭院和菜地，變成北邊更為野性的草地和沼澤。
安妮·迪拉德（AnnieDillard）在創作她精彩的作品《聽客溪的朝聖》（PilgrimatTinkerCreek）時，不過是在霍林斯大學圖書館二樓的一個小隔間裡，窗外的景象，隻有鋪着瀝青和沙礫的屋頂。
她寫道：“有些人喜歡沒有風景的房間，因為唯有這樣，想象力與記憶才能夠在黑暗中相逢。
”她關上了百葉窗，在上面粘了一幅畫，假裝是窗外的風景，“假如我有高超的畫技，我會在合起的百葉窗上直接畫出一幅牆壁錯視畫，畫出窗頁所遮擋的一切。
可惜我沒那本事，隻能将它寫出來。
” * * * 34夜幕降臨時，我的小屋也沒了風景。
躺椅上，我自在地讀着書，一兩隻小貓相伴左右。
我收藏了一大堆書，思緒随書中的思想和人物一同遨遊，随便一處有趣的内容都能将我引向九霄雲外。
我重溫了沼澤中鬼火的曆史，探究了諾福克郡有史以來曆代作家的放蕩生活，找到了關于動物意識的新理論，還梳理了當地蘭科掌裂蘭屬（Dactylorhiza）多到令人驚歎的花色和種類，解開了它們最初被人發現到最後走向消亡的謎團。
在沼澤地區，濕地、樹林和水塘的布局雜亂無章，加上蘭花家族生性富有創造力，造就了當地野生蘭花的一段繁盛時期。
在離小屋不遠的羅伊登（Roydon）沼澤中，J.E.勞茲利[8]發現了古代沼澤蘭花淡黃色變種（ochroleuca）的第一株英國标本。
而今，這種蘭花以及此地曾出現過的其他野生蘭花早已因幹旱而絕迹，隻能在書本裡見到了。
黑夜從窗外滲透進來（舊窗戶上沒挂窗簾）。
我感到有些奇怪，在如此靜谧的夜晚，作為自然作家的我，居然會宅在家中碼字，這會不會有些名不副實？我難道不該去嗅探狐狸夜行的蹤迹，去漆黑的田野裡窺察鹿的身影嗎？為何要忙于從事這些人為的深思和研究呢？與文字打交道的生活，不正是自然生活的對立面？曾經，每當我想為自己的社會身份辯護時，我就會說，自然寫作與種地一樣，是一項真正意義上值得尊重的鄉村工作。
其成果取決于天氣、季節等多種因素，有時還需要一點點運氣；你的雙腳丈量過多少土地，進行了多少次思考，決定着你能寫出多少字的作品，這和種地的收成是一個道理。
我恨不得把英國個人所得稅的條款搬出來，證明連國内稅務署都為“農民和文學或文藝工作者”制定了一項專屬優惠，允許這部分人按照豐年和災年，以個人所得平均值進行報稅。
由此可見，作家和農民是多麼相似。
不過，這尚不足以構成一條有力的論據。
在大部分人的理解中，作家的終端産品無非是些個人和社會記憶的古怪結合，舊時35（9）神話和當代隐喻的古今結合，再加上零星一知半解的科學觀點。
人們或許承認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講述當地曆史的價值，而口述曆史者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工作之一。
但是，談及作家創作和撰寫文字，他們就會覺得匪夷所思，其中的神秘程度不亞于共濟會。
“那你靠什麼來賺錢呢？”這是不從事文字創作職業的人常脫口而出的問題，就好像作家進行的虛無的文字表達隻是玩玩而已，從來都不能算是正經事。
這樣的困惑，我其實也常有。
從某種意義上就事論事地說，寫作以及一切想象力的活動都不過是遊戲，對于真正的生存來說，隻是可有可無的點綴。
人們很容易認為，寫作是人類所做的最不自然的事情。
然而，徜徉在這間被野性自然懷抱着的小木屋裡，我忽然覺得，萬事萬物似乎都變得更原始，聯系也更緊密了，我得以更貼近人類早期依靠嗅覺去狩獵和采集的生存方式，而不是秩序井然的農耕與畜牧。
我找到了一本書，名字很吸引人，叫《欣賞飛蛾》（EnjoyingMoths）。
在書中，羅伊·萊弗頓（RoyLeverton）提到，維多利亞時代，昆蟲學家發明了“夜行”（dusking）一詞，用來描述在夜間進行的野外考察。
黃昏時分，他們會提着燈籠，帶着糖網出發，将幽靈般的飛蛾引誘到網中。
抛開倒黴的飛蛾不談，讓我中意的，是“夜行”這個詞，它也恰如其分地描繪出了我在夜裡的逡巡漫遊。
我時常會碰到一系列難以解釋的問題，幾個世紀以來，人類對這些問題也一直難有定論。
這時，我就會趁着夜色出發，親自去大自然中尋找答案。
思考、想象和寫作的魔力，是無法完全脫離大自然的。
支持這一觀點的人中，也不乏一些名人志士。
亨利·梭羅（HenryThoreau）在下面這段描寫中，展現出了他一貫的戲劇張力： 他要成為一個詩人，一個讓清風和小溪都甘願為他效勞、替他說話的詩人；他緊扣每個字帶給人的原始感覺，就像農民在春天将木樁紮進土地……他說的話仿佛詩句，36（10）謄到紙上，就像新鮮嫁接的枝條，根部還帶着泥；他的詩句是那麼真實、鮮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