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生平與創作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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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阿爾托納的隐居者》（LesSéquestrésd′Altona）首演，獲巨大成功。
這第九個，也即最後一個劇本，有論者認為是最深刻最抓人的薩特劇作。
1960年 1960年，是薩特生涯裡關鍵的一年。
作家的形象慢慢淡出，鬥士的姿态漸漸加重。
頻頻出訪，古巴見卡斯特羅，莫斯科谒赫魯曉夫，南斯拉夫晤鐵托，巴西利亞會庫皮契總統。
多的是照片，少的是作品。
在傳媒的渲染下，成為新的公衆形象：法國知識分子的象征。
國内因阿爾及利亞戰争而社會關系趨于緊張：薩特對一些人是替罪羊，對另一些人是正義後盾。
5月，《辯證理性批判》出版。
該書寫于1957年底至1960年初，厚達七百五十五頁。
評論者認為，從書中可看出，當時薩特依然“徘徊于蘇聯式的馬克思主義與極左派之間”。
1月4日，加缪荒謬地死于車禍，薩特在7日的《法蘭西觀察家》周刊上撰文稱：“我跟他早已吵翻：吵翻，也無所謂——哪怕彼此不再見面——還是生活在一起，不過是另一種方式而已，在我們這個狹小的世界上，彼此并沒從視線裡消失。
”加缪雖死，但他的文學事業将以其獨創性長存下去。
2月22日至3月20日古巴之行，與卡斯特羅建立私人友誼。
回國後，以《糖的風暴》為題，在《法蘭西晚報》發表十六篇報導，熱情頌贊剛取得勝利的古巴革命。
5月，應南作家協會之邀，去南斯拉夫訪問，受到鐵托元帥接見。
薩特著作都不加删節譯出，同時上演《隔離審訊》和《阿爾托納的隐居者》；這次出訪，被戲稱為“薩特作品的售後服務”。
應亞馬多之邀，于8月15日至11月1日訪問巴西。
2月23日，尚松聯絡網成員被警方逮捕。
8月，薩特在《一二一人宣言》上簽名，支持士兵在阿爾及利亞戰争中可以不服從命令。
9月，聯絡網成員的審訊工作進入高潮，正在巴西旅行的薩特忽然“寄來”一信，站在阿爾及利亞抵抗運動一邊，支持聯絡網活動，當時反響強烈。
10月，法國右翼分子為維護殖民利益，在愛麗舍大街遊行時大叫“槍斃薩特！”11月，薩特從巴西歸來，并未因“一二一人”事件受到控告。
據傳戴高樂曾說，“那些知識分子，讓他們愛怎麼搞就怎麼搞……我們不要去捉伏爾泰。
” ——薩特“來信”的秘密，在他死後已揭開：信由兩個熟悉薩特文筆的人所拟，打字稿上的簽名為漫畫家希奈（Siné）所摹仿。
薩特接受既成事實，走上積極鬥争的道路，為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奔走，直至1962年阿爾及利亞獨立。
1961年 5月4日，梅勞-龐蒂去世，薩特撰文，題為《遺憾，悔恨，怨尤》。
因反對秘密軍隊組織（l′Organisationdel′ArméeSecrète）和阿爾及利亞戰争，7月19日住處被炸。
9月，為弗朗茲·法農（FrantzFanon）《全世界受苦的人》一書作序，指出：“殖民地人民要治好被殖民官能症，隻有拿起武器來，把殖民主義者趕走。
” 1962年 1月7日，寓所再次被秘密軍隊組織炸毀，損失嚴重。
6月1日至24日，與西蒙娜·德·波伏瓦再度去蘇聯，遇西蒙諾夫、費定、沃茲涅先斯基、愛倫堡，受到赫魯曉夫接見。
從1962年6月至1966年9月，曾去蘇聯九次。
跟翻譯列娜·卓妮娜建立友誼，後來《文字生涯》一書即題贈給“Z.夫人”，此題贈對法國讀者意義不大，而對蘇聯人意義又太清楚了。
據說，薩特每訪一國，都結下一段情緣（trouverunamour-passiondanschaquepaysqu′ilvisitait）。
7月9日至14日，再次赴莫斯科參加世界和平和普遍裁軍大會，以《文化的非軍事化》為題發表講話。
1963年 年前12月28日至1月13日在莫斯科，籌建國際作家聯盟。
最後成立的是歐洲作家聯盟，于8、9月間在列甯格勒開會，薩特在會上作關于小說問題的講話。
會後遊克裡米亞、格魯吉亞和亞美尼亞。
11月12日至14日去捷克，結識捷克作家安東甯·黎姆（AntoninLiehm）。
1964年 1月，出版以随筆形式寫成的童年自傳《文字生涯》（LesMots），半年之内，此書一直居所有暢銷書的首位。
出版《處境種種》第四、五、六集。
6月1日至7月10日，去蘇聯基輔、烏克蘭、莫斯科、立陶宛、列甯格勒等地。
8月，著文悼念意共總書記陶裡亞蒂，薩特與陶裡亞蒂長期來一直保持良好友誼。
10月14日，從報上得悉自己有可能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曾緻函婉謝，“希望自己名字不列入獲獎者之列”；此信寄往“諾貝爾基金會”，工作人員未拆開即轉瑞典科學院秘書長，而秘書長恰恰到外地作冬季運動去了。
瑞典皇家學院于22日正式頒布授獎決定，薩特當晚即宣布拒絕接受：“我的拒絕并不是什麼倉促的突然行動，我一向謝絕一切來自官方的榮譽。
”客觀方面的原因是：“目前文化戰線上存在的惟一鬥争，是為東西方兩種文化和平共處而奮鬥……這種……交流可在人員與人員、文化與文化之間進行，而不必假手什麼機構……我知道諾貝爾獎金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團的獎金，但現在人為的成了這樣一種獎金……客觀上成為一種保留給西方作家和東方叛逆的榮譽。
”後來又說：“如果我接受了諾貝爾獎，或許就給收買了。
” 12月16日，法國作家在巴黎互助大廳就文學的作用與作家的任務為題進行辯論。
薩特一出現，就全場歡呼，掌聲雷動，但他的講話，諸如文學是為鬥争服務的，作家的任務就是運用各種文學形式來表達自己的哲學思想和個人感受雲雲，都是些老生常談，令人失望，而對六十年代湧現的拉康學說、形式主義、結構主義等則很陌生。
薩特已顯得是過時人物，萊維-施特勞斯、羅蘭·巴爾特、拉康、福柯、阿爾杜塞等學術界新秀已呼之欲出。
1965年 是年安德烈·畢依格（AndréPuig）取代克洛德·符成為薩特秘書。
出版《處境種種》第七集。
3月10日，根據歐裡庇得斯悲劇改編的《特洛亞婦女》（LesTroyennes）首次公演。
特洛亞喻第三世界，敵人指歐洲。
“我這劇本的主題，總體上是譴責戰争，特殊意義上是譴責殖民戰争。
” 阿萊特·艾凱茵（ArletteElKam），薩特1956年認識的一位研究存在主義哲學的大學生，于3月18日正式過繼為養女。
3月，為抗議美國侵越，“不到敵人那裡去”，拒絕去美國康奈爾大學講學。
7月，去蘇聯小住，其間于13日至14日赴赫爾辛基參加世界和平大會。
10月，去羅馬參加歐洲作家聯盟代表會議，被選為聯盟副主席。
1966年 5月2日至6月6日去蘇，訪雅爾塔、敖得薩、利沃夫等地。
談話中表示不同意蘇審判持不同政見作家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
7月，接受羅素邀請，參加“戰犯審判法庭”，調查美國侵越罪行。
9月18日至10月16日，應人文學院和慶應大學之邀去日本旅行講學。
薩特著作已全部譯成日文，大學設有專題研究，并對野間宏、大江健三郎、中野重治等作家有較大影響。
飛抵東京機場，萬頭攢動，閃光燈亮成一片，薩特笑謂：生平尚未受到過這麼多攝影機照相機的襲擊。
1967年 2月25日至3月17日，去埃及訪問，受納賽爾接見，長談三個多小時；接着去以色列，到3月30日結束。
薩特捍衛以色列作為一個國家應有其存在權利，和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園的權利。
4月13日緻函戴高樂總統請求允準羅素國際法庭在巴黎開庭，19日戴高樂複函婉拒。
羅素法庭遂于5月2日至10日在瑞典斯德哥爾摩開庭，薩特任執行庭長。
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丹麥羅斯基勒第二次開庭，薩特親自撰寫結論部分，譴責美國總統等人為戰争罪犯，并發表《種族滅絕者》（Legnocide）一文。
5月末，拒絕參加蘇聯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對莫斯科公審持不同政見作家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表示抗議。
1968年 1月患動脈炎，未去哈瓦那參加文化會議。
3、4月，承友人曆史學家弗拉迪米爾·德迪耶夫款待，去南斯拉夫小住。
5月，爆發學生運動。
5月6日，薩特即表明态度，全力支持學生運動，出入大學校園及工廠，反對軍警彈壓。
5月11日，在盧森堡電台宣布：“大學生跟大學，隻有一種關系，就是把大學砸了。
要砸，惟一的解決辦法，就是上街。
”5月20日對巴黎大學造反學生講話，譴責法共，認為不但不革命，“甚至連改良主義也談不上”。
并同學生領袖柯恩-邦迪（Cohn-Bendit）談話。
6月，總結學生運動的意義，撰《雷蒙·阿隆的巴士底獄》和《五月的新思想》兩文，與雷蒙·阿隆發生激烈争辯。
7月，在接受西德《明鏡》周刊采訪時，指責法共出賣五月革命，宣布支持共産黨之外的革命運動。
蘇聯出兵侵捷之後，8月24日，正在羅馬休養的薩特即宣稱：“我認為這是十足的侵略，就是國際法條款中定為戰争罪行的那類侵略”。
11月28日至12月1日，去捷克參加《蒼蠅》和《髒手》首演。
1968年
9月24日，《阿爾托納的隐居者》（LesSéquestrésd′Altona）首演，獲巨大成功。
這第九個，也即最後一個劇本，有論者認為是最深刻最抓人的薩特劇作。
1960年 1960年，是薩特生涯裡關鍵的一年。
作家的形象慢慢淡出，鬥士的姿态漸漸加重。
頻頻出訪，古巴見卡斯特羅，莫斯科谒赫魯曉夫，南斯拉夫晤鐵托，巴西利亞會庫皮契總統。
多的是照片，少的是作品。
在傳媒的渲染下，成為新的公衆形象：法國知識分子的象征。
國内因阿爾及利亞戰争而社會關系趨于緊張：薩特對一些人是替罪羊，對另一些人是正義後盾。
5月，《辯證理性批判》出版。
該書寫于1957年底至1960年初，厚達七百五十五頁。
評論者認為，從書中可看出，當時薩特依然“徘徊于蘇聯式的馬克思主義與極左派之間”。
1月4日，加缪荒謬地死于車禍，薩特在7日的《法蘭西觀察家》周刊上撰文稱：“我跟他早已吵翻：吵翻，也無所謂——哪怕彼此不再見面——還是生活在一起，不過是另一種方式而已，在我們這個狹小的世界上，彼此并沒從視線裡消失。
”加缪雖死，但他的文學事業将以其獨創性長存下去。
2月22日至3月20日古巴之行，與卡斯特羅建立私人友誼。
回國後，以《糖的風暴》為題，在《法蘭西晚報》發表十六篇報導，熱情頌贊剛取得勝利的古巴革命。
5月，應南作家協會之邀，去南斯拉夫訪問，受到鐵托元帥接見。
薩特著作都不加删節譯出，同時上演《隔離審訊》和《阿爾托納的隐居者》；這次出訪，被戲稱為“薩特作品的售後服務”。
應亞馬多之邀，于8月15日至11月1日訪問巴西。
2月23日，尚松聯絡網成員被警方逮捕。
8月，薩特在《一二一人宣言》上簽名，支持士兵在阿爾及利亞戰争中可以不服從命令。
9月，聯絡網成員的審訊工作進入高潮，正在巴西旅行的薩特忽然“寄來”一信，站在阿爾及利亞抵抗運動一邊，支持聯絡網活動，當時反響強烈。
10月，法國右翼分子為維護殖民利益，在愛麗舍大街遊行時大叫“槍斃薩特！”11月，薩特從巴西歸來，并未因“一二一人”事件受到控告。
據傳戴高樂曾說，“那些知識分子，讓他們愛怎麼搞就怎麼搞……我們不要去捉伏爾泰。
” ——薩特“來信”的秘密，在他死後已揭開：信由兩個熟悉薩特文筆的人所拟，打字稿上的簽名為漫畫家希奈（Siné）所摹仿。
薩特接受既成事實，走上積極鬥争的道路，為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奔走，直至1962年阿爾及利亞獨立。
1961年 5月4日，梅勞-龐蒂去世，薩特撰文，題為《遺憾，悔恨，怨尤》。
因反對秘密軍隊組織（l′Organisationdel′ArméeSecrète）和阿爾及利亞戰争，7月19日住處被炸。
9月，為弗朗茲·法農（FrantzFanon）《全世界受苦的人》一書作序，指出：“殖民地人民要治好被殖民官能症，隻有拿起武器來，把殖民主義者趕走。
” 1962年 1月7日，寓所再次被秘密軍隊組織炸毀，損失嚴重。
6月1日至24日，與西蒙娜·德·波伏瓦再度去蘇聯，遇西蒙諾夫、費定、沃茲涅先斯基、愛倫堡，受到赫魯曉夫接見。
從1962年6月至1966年9月，曾去蘇聯九次。
跟翻譯列娜·卓妮娜建立友誼，後來《文字生涯》一書即題贈給“Z.夫人”，此題贈對法國讀者意義不大，而對蘇聯人意義又太清楚了。
據說，薩特每訪一國，都結下一段情緣（trouverunamour-passiondanschaquepaysqu′ilvisitait）。
7月9日至14日，再次赴莫斯科參加世界和平和普遍裁軍大會，以《文化的非軍事化》為題發表講話。
1963年 年前12月28日至1月13日在莫斯科，籌建國際作家聯盟。
最後成立的是歐洲作家聯盟，于8、9月間在列甯格勒開會，薩特在會上作關于小說問題的講話。
會後遊克裡米亞、格魯吉亞和亞美尼亞。
11月12日至14日去捷克，結識捷克作家安東甯·黎姆（AntoninLiehm）。
1964年 1月，出版以随筆形式寫成的童年自傳《文字生涯》（LesMots），半年之内，此書一直居所有暢銷書的首位。
出版《處境種種》第四、五、六集。
6月1日至7月10日，去蘇聯基輔、烏克蘭、莫斯科、立陶宛、列甯格勒等地。
8月，著文悼念意共總書記陶裡亞蒂，薩特與陶裡亞蒂長期來一直保持良好友誼。
10月14日，從報上得悉自己有可能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曾緻函婉謝，“希望自己名字不列入獲獎者之列”；此信寄往“諾貝爾基金會”，工作人員未拆開即轉瑞典科學院秘書長，而秘書長恰恰到外地作冬季運動去了。
瑞典皇家學院于22日正式頒布授獎決定，薩特當晚即宣布拒絕接受：“我的拒絕并不是什麼倉促的突然行動，我一向謝絕一切來自官方的榮譽。
”客觀方面的原因是：“目前文化戰線上存在的惟一鬥争，是為東西方兩種文化和平共處而奮鬥……這種……交流可在人員與人員、文化與文化之間進行，而不必假手什麼機構……我知道諾貝爾獎金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團的獎金，但現在人為的成了這樣一種獎金……客觀上成為一種保留給西方作家和東方叛逆的榮譽。
”後來又說：“如果我接受了諾貝爾獎，或許就給收買了。
” 12月16日，法國作家在巴黎互助大廳就文學的作用與作家的任務為題進行辯論。
薩特一出現，就全場歡呼，掌聲雷動，但他的講話，諸如文學是為鬥争服務的，作家的任務就是運用各種文學形式來表達自己的哲學思想和個人感受雲雲，都是些老生常談，令人失望，而對六十年代湧現的拉康學說、形式主義、結構主義等則很陌生。
薩特已顯得是過時人物，萊維-施特勞斯、羅蘭·巴爾特、拉康、福柯、阿爾杜塞等學術界新秀已呼之欲出。
1965年 是年安德烈·畢依格（AndréPuig）取代克洛德·符成為薩特秘書。
出版《處境種種》第七集。
3月10日，根據歐裡庇得斯悲劇改編的《特洛亞婦女》（LesTroyennes）首次公演。
特洛亞喻第三世界，敵人指歐洲。
“我這劇本的主題，總體上是譴責戰争，特殊意義上是譴責殖民戰争。
” 阿萊特·艾凱茵（ArletteElKam），薩特1956年認識的一位研究存在主義哲學的大學生，于3月18日正式過繼為養女。
3月，為抗議美國侵越，“不到敵人那裡去”，拒絕去美國康奈爾大學講學。
7月，去蘇聯小住，其間于13日至14日赴赫爾辛基參加世界和平大會。
10月，去羅馬參加歐洲作家聯盟代表會議，被選為聯盟副主席。
1966年 5月2日至6月6日去蘇，訪雅爾塔、敖得薩、利沃夫等地。
談話中表示不同意蘇審判持不同政見作家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
7月，接受羅素邀請，參加“戰犯審判法庭”，調查美國侵越罪行。
9月18日至10月16日，應人文學院和慶應大學之邀去日本旅行講學。
薩特著作已全部譯成日文，大學設有專題研究，并對野間宏、大江健三郎、中野重治等作家有較大影響。
飛抵東京機場，萬頭攢動，閃光燈亮成一片，薩特笑謂：生平尚未受到過這麼多攝影機照相機的襲擊。
1967年 2月25日至3月17日，去埃及訪問，受納賽爾接見，長談三個多小時；接着去以色列，到3月30日結束。
薩特捍衛以色列作為一個國家應有其存在權利，和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園的權利。
4月13日緻函戴高樂總統請求允準羅素國際法庭在巴黎開庭，19日戴高樂複函婉拒。
羅素法庭遂于5月2日至10日在瑞典斯德哥爾摩開庭，薩特任執行庭長。
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丹麥羅斯基勒第二次開庭，薩特親自撰寫結論部分，譴責美國總統等人為戰争罪犯，并發表《種族滅絕者》（Legnocide）一文。
5月末，拒絕參加蘇聯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對莫斯科公審持不同政見作家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表示抗議。
1968年 1月患動脈炎，未去哈瓦那參加文化會議。
3、4月，承友人曆史學家弗拉迪米爾·德迪耶夫款待，去南斯拉夫小住。
5月，爆發學生運動。
5月6日，薩特即表明态度，全力支持學生運動，出入大學校園及工廠，反對軍警彈壓。
5月11日，在盧森堡電台宣布：“大學生跟大學，隻有一種關系，就是把大學砸了。
要砸，惟一的解決辦法，就是上街。
”5月20日對巴黎大學造反學生講話，譴責法共，認為不但不革命，“甚至連改良主義也談不上”。
并同學生領袖柯恩-邦迪（Cohn-Bendit）談話。
6月，總結學生運動的意義，撰《雷蒙·阿隆的巴士底獄》和《五月的新思想》兩文，與雷蒙·阿隆發生激烈争辯。
7月，在接受西德《明鏡》周刊采訪時，指責法共出賣五月革命，宣布支持共産黨之外的革命運動。
蘇聯出兵侵捷之後，8月24日，正在羅馬休養的薩特即宣稱：“我認為這是十足的侵略，就是國際法條款中定為戰争罪行的那類侵略”。
11月28日至12月1日，去捷克參加《蒼蠅》和《髒手》首演。
196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