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生平與創作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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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薩特的精力主要不在于著述，而在于參加活動，忙于出席集會、發表演講、簽署宣言、出庭作證、遞狀請願、會見記者、上街遊行、叫賣報紙、散發傳單，以及每星期一會見毛分子等。
因參加社會政治活動，曾五次受到控告。
1969年 1月30日，其母芒希夫人以八十七歲高壽去世。
1945年1月15日繼父去世後，時已四十歲的“普盧”（Poulou）與“小媽媽”恢複母子情好，常去母親家坐半天或住一夜。
2月10日，參加一大學生集會，下面遞條子：“薩特，講得清楚些，簡短些。
我們還有别的事要讨論。
”薩特事後說，“我一開始就覺得我在那兒無事可做，他們要讨論的事也跟我無關。
”已是神奇作家死亡的開始？ 11月，與法國著名作家馬爾羅、莫裡亞克一起要求玻利維亞釋放法國記者雷吉斯·德勃雷（RégisDebray）。
抗議蘇聯把索爾仁尼琴開除出作家協會。
1970年 為捷克作家安東甯·黎姆的《三代人》作序，标志着與蘇聯最終決絕。
4月，左派報紙《人民事業報》負責人勒當泰克（Jean-PierreLeDantec）和勒勃裡（MichelLeBris）被捕，薩特自第二十期起接任社長。
——薩特後來還擔任《一切》《我控訴》《革命》等報刊的領導職務，倒并不是出于完全贊同他們的觀點，而是想用自己的聲譽和影響，保護這類激進派出版物免得查封或勒令停刊。
5月25日，在互助大廳主持大會，抗議逮捕勒當泰克和勒勃裡。
6月19日，因《人民事業報》上發表的文章，薩特被指控犯有诽謗罪。
6月20日和26日上街肆意散發報紙（distributionsauvagedujournal），受警方拘禁質詢，随即釋放。
9月，為勒當泰克和勒勃裡案件出庭作證：“假如他們有罪，我比他們更有罪；如果他們是無辜的，我也不比他們更無辜。
” 年内，應邀訪問越南，因在羅素法庭主持正義，受到幾乎國家元首級的禮遇。
1971年 5月《家中的低能兒——居斯塔夫·福樓拜》（L′Idiotdelafamille，GustaveFlaubert）第一二卷出版。
“福樓拜花了我十年功夫，可以說，從《阿爾托納的隐居者》之後，我就緻力于這部著作。
”最後幾年，注意力放在十九世紀，苦心孤詣探索創作現象，對拉康、阿爾杜塞等新學說，引不起他一點反響，既不反對，也不贊成，隻是無言。
對新思潮已是缺席者，外緣人。
4月，因古巴逮捕詩人埃培多·巴第亞（HebertoPadilla），與卡斯特羅決絕。
1972年 出版《家中的低能兒》第三卷，及《處境種種》第八九集。
薩特七歲即讀《包法利夫人》，以後，在高等師範、勒阿弗爾和戰争時期，多次閱讀福樓拜。
認為“福樓拜是我的反面，他的文學觀與我正相反”。
1943年即有意進行研究，1954年作具體計劃，1956年開始執筆，1960年至1970年，不斷撰寫，五易其稿，成書三卷，得二八○二頁，似乎應有個第四卷談《包法利夫人》。
福樓拜是個隔闆孩子（enfant-sandwich），兄妹均極聰敏，而他到七歲還不會看書。
薩特用“精神分析和馬克思主義方法”，通過福樓拜作品和大量書信，探究天才勃發的原因。
“我的理想，是讓讀者能感到、理解和認識福樓拜的品格，既是完全個人的品格，又是其時代代表性的品格。
” 2月14日，去雷諾工廠講話，被持械者趕出工廠。
28日去布洛涅-比揚古，調查年輕毛分子皮埃爾·奧凡奈（PierreOvernez）在廠門口散發傳單被殺事件。
3月4日，參加奧凡奈葬禮。
對地下毛派組織綁架諾格雷特表示贊同。
“毛分子以其反強權的行動，已顯示出是惟一革命的力量。
這種力量雖然還處于初期階段，恰恰是最适合于高度組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鬥争新形式。
”接受毛分子“直接民主的觀念”（conceptiondeladémocratiedirecte）。
1973年 出版《處境劇》一書。
2月，接受西德《明鏡》周刊采訪時，在一定程度上為赤軍派活動辯護。
5、6月份，雙目瀕于失明，無法看書寫字，作為作家已經擱筆，但社會活動并未停止。
5月22日，薩特領導的《解放報》創刊。
夏天，去南方和意大利。
1974年 5月，出版《造反有理》（Onaraisondeserévolter）一書，收錄1972年至1974年間薩特與記者菲利普·加維（PhilippeGavi）和毛派活動分子彼埃爾·維克多（PierreVictor）有關政治問題的談話。
彼埃爾·維克多本名為貝尼·萊維（BennyLévy），1973年秋季起，成為薩特最後一任秘書。
5月21日，因視力和健康原因，辭去《解放報》及其他報刊的領導職務。
夏天，在羅馬開始向西蒙娜·德·波伏瓦作回顧生平的談話，類似《文字生涯》一書的續篇。
11月15日，接受法國電視二台提議，拟作二十世紀曆史講座十講，在德·波伏瓦、加維和維克多協助下積極進行。
12月4日，去西德斯圖加特探視在獄中進行絕食鬥争的赤軍派領導人巴德爾（AndreasBaader），晤談一小時。
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對赤軍派活動不表贊同，但強烈譴責監禁條件惡劣。
西德報界對薩特深表不滿。
薩特後來說，“訪巴德爾是一次失敗的行動。
” 1975年 6月21日，七十生日，《新觀察家》周刊（6月23、30日及7月7日）刊登薩特的《七十歲自畫像》。
由于視力衰竭，行動不便，很少離開寓所，在家接待訪客。
薩特幼時學過鋼琴，尤喜古典音樂，這時用較多時間于音樂欣賞。
9月，中止電視曆史講座的準備，“這實際上掩蓋着一種審查措施”。
1976年 出版《處境種種》第十集。
發表關于自己生平記錄片、《薩特與金錢》、關于福樓拜、《耶路撒冷給我的榮譽》等談話。
與五十名諾貝爾獎獲得者共同籲請蘇聯釋放米哈爾·斯特恩醫生。
1977年 發表的談話錄有：《權利與自由》《薩特與婦女》《薩特與音樂》《權利與自由不是并頭齊進的》等。
1月，與其秘書維克多說：“今天，世人談起我，就像談起一個活死人。
《福樓拜》之後，我已死亡，甚至還要早一點……我寫還在寫，看是沒人看了。
” 7月，勃列日涅夫訪法期間，薩特會見流亡法國的蘇聯持不同政見知識分子。
12月，在《世界報》發表《緻以色列朋友》，号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進行對話。
1978年 2月，由阿萊特·艾凱茵和彼埃爾·約克多陪同去耶路撒冷，會見被占領地區巴勒斯坦知名人士。
6月，出面要求政府撤消不準五月風暴學生領袖柯恩-邦迪居留巴黎的禁令。
1979年 6月26日，與失和多年的高等師範同學雷蒙·阿隆一同去愛麗舍宮見共和國總統，為越南“船民”請願，要求政府救濟難民。
“我們過去為越南做了不少事，現在還有更多的事要做！”這是薩特最後一項重要政治活動。
11月，《晨報》刊登《薩特談左派：絕望和希望》一文，認為“政黨是右派搞的一套，左派應該通過群衆運動搞起來”。
年底，在歐洲一台譴責蘇聯入侵阿富汗。
記者問：“依你看，今天誰家是髒手？”“是蘇聯政府，我認為這是肯定無疑的。
” 1980年 1月，反對蘇聯政府放逐持不同政見的薩哈羅夫院士，号召各國抵制1980年在莫斯科舉行的奧運會。
《新觀察家》周刊（3月16、23、30日）刊登薩特三篇談話錄：《希望，在今天……》《博愛與暴力》《猶太史和排猶主義》。
存在主義在五十年代處于理論探讨階段，六十年代進入行動階段。
薩特的哲學思想随着行動的碰壁和實踐的否定而變易。
他曾說，“戰前，我把自己看作一個個人，完全看不到我個人的存在與我所處的社會之間的關系”。
晚年思想變化更大，進一步否定“失望”“苦悶”等存在主義貨色，“認為希望是人的組成部分”，人類的活動都在追求一個未來的目标。
主張用集體力量來改造社會。
談到自己，他說：“我不相信我個人和我一己的思想能改變世界，但我看到了努力向前的社會力量，我覺得自己是在他們之間的。
”這三篇談話錄，由薩特和萊維共同署名，論者認為薩特秘書把自己思想強加給了薩特，薩特則堅稱完全是自己的思想，“我的思想曆程逸出我那些朋友的想法，逸出所有人的想法，包括‘海狸’（指波伏瓦）……” 3月20日，因肺氣腫住進布魯塞醫院，4月15日晚九時逝世，終年七十五歲。
一生著作五十餘本，合一萬五千頁，被視為像伏爾泰和雨果一樣籠蓋一個世紀的人物。
4月19日出殡，下午兩點從醫院啟程，數萬群衆自發跟随柩車，經過第十四區，經過薩特生前常出入的街道，全程三公裡餘，最後經由他最後的住處埃德加-基内街，送至蒙巴那斯公墓。
世界輿論紛紛表示哀悼。
法國總統德斯坦說，薩特的逝世，“就像我們這個時代隕落了一顆明亮的智慧之星”。
羅新璋編譯 *** [1]法國中學為六年制，最高班為一年級，六年級猶我國初一。
因參加社會政治活動，曾五次受到控告。
1969年 1月30日，其母芒希夫人以八十七歲高壽去世。
1945年1月15日繼父去世後，時已四十歲的“普盧”（Poulou）與“小媽媽”恢複母子情好，常去母親家坐半天或住一夜。
2月10日，參加一大學生集會，下面遞條子：“薩特，講得清楚些，簡短些。
我們還有别的事要讨論。
”薩特事後說，“我一開始就覺得我在那兒無事可做，他們要讨論的事也跟我無關。
”已是神奇作家死亡的開始？ 11月，與法國著名作家馬爾羅、莫裡亞克一起要求玻利維亞釋放法國記者雷吉斯·德勃雷（RégisDebray）。
抗議蘇聯把索爾仁尼琴開除出作家協會。
1970年 為捷克作家安東甯·黎姆的《三代人》作序，标志着與蘇聯最終決絕。
4月，左派報紙《人民事業報》負責人勒當泰克（Jean-PierreLeDantec）和勒勃裡（MichelLeBris）被捕，薩特自第二十期起接任社長。
——薩特後來還擔任《一切》《我控訴》《革命》等報刊的領導職務，倒并不是出于完全贊同他們的觀點，而是想用自己的聲譽和影響，保護這類激進派出版物免得查封或勒令停刊。
5月25日，在互助大廳主持大會，抗議逮捕勒當泰克和勒勃裡。
6月19日，因《人民事業報》上發表的文章，薩特被指控犯有诽謗罪。
6月20日和26日上街肆意散發報紙（distributionsauvagedujournal），受警方拘禁質詢，随即釋放。
9月，為勒當泰克和勒勃裡案件出庭作證：“假如他們有罪，我比他們更有罪；如果他們是無辜的，我也不比他們更無辜。
” 年内，應邀訪問越南，因在羅素法庭主持正義，受到幾乎國家元首級的禮遇。
1971年 5月《家中的低能兒——居斯塔夫·福樓拜》（L′Idiotdelafamille，GustaveFlaubert）第一二卷出版。
“福樓拜花了我十年功夫，可以說，從《阿爾托納的隐居者》之後，我就緻力于這部著作。
”最後幾年，注意力放在十九世紀，苦心孤詣探索創作現象，對拉康、阿爾杜塞等新學說，引不起他一點反響，既不反對，也不贊成，隻是無言。
對新思潮已是缺席者，外緣人。
4月，因古巴逮捕詩人埃培多·巴第亞（HebertoPadilla），與卡斯特羅決絕。
1972年 出版《家中的低能兒》第三卷，及《處境種種》第八九集。
薩特七歲即讀《包法利夫人》，以後，在高等師範、勒阿弗爾和戰争時期，多次閱讀福樓拜。
認為“福樓拜是我的反面，他的文學觀與我正相反”。
1943年即有意進行研究，1954年作具體計劃，1956年開始執筆，1960年至1970年，不斷撰寫，五易其稿，成書三卷，得二八○二頁，似乎應有個第四卷談《包法利夫人》。
福樓拜是個隔闆孩子（enfant-sandwich），兄妹均極聰敏，而他到七歲還不會看書。
薩特用“精神分析和馬克思主義方法”，通過福樓拜作品和大量書信，探究天才勃發的原因。
“我的理想，是讓讀者能感到、理解和認識福樓拜的品格，既是完全個人的品格，又是其時代代表性的品格。
” 2月14日，去雷諾工廠講話，被持械者趕出工廠。
28日去布洛涅-比揚古，調查年輕毛分子皮埃爾·奧凡奈（PierreOvernez）在廠門口散發傳單被殺事件。
3月4日，參加奧凡奈葬禮。
對地下毛派組織綁架諾格雷特表示贊同。
“毛分子以其反強權的行動，已顯示出是惟一革命的力量。
這種力量雖然還處于初期階段，恰恰是最适合于高度組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鬥争新形式。
”接受毛分子“直接民主的觀念”（conceptiondeladémocratiedirecte）。
1973年 出版《處境劇》一書。
2月，接受西德《明鏡》周刊采訪時，在一定程度上為赤軍派活動辯護。
5、6月份，雙目瀕于失明，無法看書寫字，作為作家已經擱筆，但社會活動并未停止。
5月22日，薩特領導的《解放報》創刊。
夏天，去南方和意大利。
1974年 5月，出版《造反有理》（Onaraisondeserévolter）一書，收錄1972年至1974年間薩特與記者菲利普·加維（PhilippeGavi）和毛派活動分子彼埃爾·維克多（PierreVictor）有關政治問題的談話。
彼埃爾·維克多本名為貝尼·萊維（BennyLévy），1973年秋季起，成為薩特最後一任秘書。
5月21日，因視力和健康原因，辭去《解放報》及其他報刊的領導職務。
夏天，在羅馬開始向西蒙娜·德·波伏瓦作回顧生平的談話，類似《文字生涯》一書的續篇。
11月15日，接受法國電視二台提議，拟作二十世紀曆史講座十講，在德·波伏瓦、加維和維克多協助下積極進行。
12月4日，去西德斯圖加特探視在獄中進行絕食鬥争的赤軍派領導人巴德爾（AndreasBaader），晤談一小時。
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對赤軍派活動不表贊同，但強烈譴責監禁條件惡劣。
西德報界對薩特深表不滿。
薩特後來說，“訪巴德爾是一次失敗的行動。
” 1975年 6月21日，七十生日，《新觀察家》周刊（6月23、30日及7月7日）刊登薩特的《七十歲自畫像》。
由于視力衰竭，行動不便，很少離開寓所，在家接待訪客。
薩特幼時學過鋼琴，尤喜古典音樂，這時用較多時間于音樂欣賞。
9月，中止電視曆史講座的準備，“這實際上掩蓋着一種審查措施”。
1976年 出版《處境種種》第十集。
發表關于自己生平記錄片、《薩特與金錢》、關于福樓拜、《耶路撒冷給我的榮譽》等談話。
與五十名諾貝爾獎獲得者共同籲請蘇聯釋放米哈爾·斯特恩醫生。
1977年 發表的談話錄有：《權利與自由》《薩特與婦女》《薩特與音樂》《權利與自由不是并頭齊進的》等。
1月，與其秘書維克多說：“今天，世人談起我，就像談起一個活死人。
《福樓拜》之後，我已死亡，甚至還要早一點……我寫還在寫，看是沒人看了。
” 7月，勃列日涅夫訪法期間，薩特會見流亡法國的蘇聯持不同政見知識分子。
12月，在《世界報》發表《緻以色列朋友》，号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進行對話。
1978年 2月，由阿萊特·艾凱茵和彼埃爾·約克多陪同去耶路撒冷，會見被占領地區巴勒斯坦知名人士。
6月，出面要求政府撤消不準五月風暴學生領袖柯恩-邦迪居留巴黎的禁令。
1979年 6月26日，與失和多年的高等師範同學雷蒙·阿隆一同去愛麗舍宮見共和國總統，為越南“船民”請願，要求政府救濟難民。
“我們過去為越南做了不少事，現在還有更多的事要做！”這是薩特最後一項重要政治活動。
11月，《晨報》刊登《薩特談左派：絕望和希望》一文，認為“政黨是右派搞的一套，左派應該通過群衆運動搞起來”。
年底，在歐洲一台譴責蘇聯入侵阿富汗。
記者問：“依你看，今天誰家是髒手？”“是蘇聯政府，我認為這是肯定無疑的。
” 1980年 1月，反對蘇聯政府放逐持不同政見的薩哈羅夫院士，号召各國抵制1980年在莫斯科舉行的奧運會。
《新觀察家》周刊（3月16、23、30日）刊登薩特三篇談話錄：《希望，在今天……》《博愛與暴力》《猶太史和排猶主義》。
存在主義在五十年代處于理論探讨階段，六十年代進入行動階段。
薩特的哲學思想随着行動的碰壁和實踐的否定而變易。
他曾說，“戰前，我把自己看作一個個人，完全看不到我個人的存在與我所處的社會之間的關系”。
晚年思想變化更大，進一步否定“失望”“苦悶”等存在主義貨色，“認為希望是人的組成部分”，人類的活動都在追求一個未來的目标。
主張用集體力量來改造社會。
談到自己，他說：“我不相信我個人和我一己的思想能改變世界，但我看到了努力向前的社會力量，我覺得自己是在他們之間的。
”這三篇談話錄，由薩特和萊維共同署名，論者認為薩特秘書把自己思想強加給了薩特，薩特則堅稱完全是自己的思想，“我的思想曆程逸出我那些朋友的想法，逸出所有人的想法，包括‘海狸’（指波伏瓦）……” 3月20日，因肺氣腫住進布魯塞醫院，4月15日晚九時逝世，終年七十五歲。
一生著作五十餘本，合一萬五千頁，被視為像伏爾泰和雨果一樣籠蓋一個世紀的人物。
4月19日出殡，下午兩點從醫院啟程，數萬群衆自發跟随柩車，經過第十四區，經過薩特生前常出入的街道，全程三公裡餘，最後經由他最後的住處埃德加-基内街，送至蒙巴那斯公墓。
世界輿論紛紛表示哀悼。
法國總統德斯坦說，薩特的逝世，“就像我們這個時代隕落了一顆明亮的智慧之星”。
羅新璋編譯 *** [1]法國中學為六年制，最高班為一年級，六年級猶我國初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