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生平與創作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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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引起公憤的劇作家，第三勢力的政客——這就是薩特先生經曆中的幾個階段。
”蘇聯當局把此劇視為反蘇宣傳。
11月紐約要改編上演，薩特提出抗議。
夏天，去阿爾及利亞度假。
10月30日，梵蒂岡教廷把薩特著作列為禁書。
1949年 出版長篇小說《自由之路》第三部《痛心疾首》（LaMortdansl′me），《處境種種》第三集，《政治談話錄》（Entretienssurlapolitique）。
1946年至1949這四年，為薩特一生著述最多的年份，重要著作都出在這幾年。
1、2月份，在《戰鬥報》與盧卡契展開筆戰，五月與莫裡亞克（FrancoisMauriac）進行辯論。
夏天，與陶樂赫絲漫遊墨西哥、危地馬拉、海地和古巴。
在古巴，與海明威再次相見。
兩位大作家主要讨論版權、版稅、國外銷售，很少談到文學和存在主義。
海明威夫人記起8月27日的晚宴，薩特及其女友欣賞的是酒菜，與海明威的談話也未能滿足她的期望：“本希望他們對存在主義文學作個回顧和分析，哪知兩個作家談得像兩個商人。
” 革命民主聯盟發起維護印度支那和平局面的請願運動，組織反獨裁反戰争國際日等活動。
聯盟隻在知識界内略有影響，但面臨冷戰局勢，夾峙在傾美與傾蘇力量之間難以存身，薩特于10月15日辭去聯盟内職務，整個組織也于年底解體。
薩特寫道：“沉重的打擊。
有了新近這次經曆，終于學會應采取現實态度。
運動不能人為制造。
”參加革命民主聯盟前後十八個月，可謂哲學家深入現實政治活動的嘗試，結果并不美妙。
1950年 為路易·達爾馬《南斯拉夫共産主義》一書作序，公開站在鐵托一邊，宣揚南斯拉夫經驗。
注意力轉向曆史和經濟學方面，重新閱讀馬克思著作。
1月，與梅勞-龐蒂一起揭發蘇聯設置勞改營，表示反對。
春天，去撒哈拉、黑非洲和摩洛哥旅行。
5月，與陶樂赫絲中止交往；波伏瓦稱，“這是惟一使我害怕的女人。
” 6月，朝鮮戰争爆發，對局勢看法上，與梅勞-龐蒂發生重大分歧。
薩特在政治上無所适從。
德·波伏瓦寫道：“美國方面寡廉鮮恥，共産黨又那麼偏執狂熱，不知世界上還給我們留下什麼容身之地。
” 1951年 6月7日，《魔鬼與上帝》（LeDiableetleBonDieu）首次公演，獲極大成功。
在解決知識分子與行動這一矛盾上，“我使自己筆下的格茨，做了我所做不到的事”。
年内曾去挪威、冰島、愛爾蘭遊曆。
1952年 《聖熱内，演員和殉道者》（SaintGenet，comédienetmartyr），原為熱内作品寫的一篇序，寫着寫着，膨脹成一本六百九十頁的厚書。
熱内為一很有文采的竊賊，幾次被捕，薩特曾聲援過。
“《聖熱内》可以算是把我所理解的‘自由’一詞的含義，解釋得最清楚的一本書。
” 共産黨員亨利·馬丁因反對在印度支那進行殖民戰争，拒絕服役，被捕并判刑五年。
薩特1月份向當時總統遞呈函件，請求給予特赦；因參加要求釋放亨利·馬丁的運動，與法共關系密切，對此，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勢所必然》一書中有所記述：“我說過，他之所以沒有加入共産黨，完全是由于主觀的原因……我怕他接近共産黨反而會遠離他自己尋找的真理。
”薩特把自己1952年7月至1956年11月這段時期與法共的關系，稱作是共産黨人的“同路人”；他說過，“同路人也者，我認為就是站在黨外來思索何為真理，希望對黨有所補益的人。
” 薩特在反對冷戰的鬥争中，站在共産黨一邊，認為“共産黨是工人階級意識确切而必要的體現”，加缪等與馬克思主義保持距離的朋友因而感到不快。
加缪說薩特，“你總是把自己的座椅放在順乎曆史前進的方向”；薩特在8月份《答阿爾貝·加缪》一文中，比較彼此的異同，在肯定加缪文學道路中積極方面的同時，指出他也是“一個資産者”，一個自由派思想家。
多年的友誼至此中斷，彼此永不見面。
11月，邀畢加索、卓别林一起去米雪爾·維昂（MichelleVian）家吃飯，薩特自1949年以來與她私人交誼甚為密切。
薩特有什麼會見，米雪爾均在場，有時擔任英語口譯。
12月12日至19日，參加維也納世界和平會議，在開幕式上發言，視為西歐的代表人物。
認為生平給他希望的三件大事是：1936年的人民陣線，1944年的巴黎解放和1952年的這次維也納會議。
1953年 出版《亨利·馬丁事件》（L′AffaireHenriMartin）一書，由薩特抄錄有關文章并加以評論。
“這本書，是一個資産階級分子與其本階級決裂的行為。
” 1月15日，梅勞-龐蒂在法蘭西公學首次講課，薩特前去列席旁聽。
5月，因政見不合，梅勞-龐蒂辭去《現代》雜志編委職務。
7月，去羅馬小住，根據大仲馬原著改編《凱恩》（Kean）一劇；以後幾乎每年夏季都去羅馬度假。
結識作家莫拉維亞、畫家枯圖索等，還跟陶裡亞蒂共進午餐，一邊讨論理論問題。
1954年 劇本《凱恩》出版。
2月，去比利時克諾克參加東西方作家會議，遇布萊希特。
5、6月間，為法國攝影家卡蒂埃-布勒松的攝影畫冊《從一個中國到另一個中國》作序；抗議政府在奠邊府戰役失敗後禁止蘇聯芭蕾舞劇團來巴黎演出；與雷諾工廠工人談伏契克的《絞索架下的報告》。
5月24日至25日，去柏林出席世界和平理事會。
5月26日至6月23日，應西蒙諾夫之邀，第一次去蘇聯訪問，跟1945年訪美一樣，跑遍蘇聯全境，稱“在那裡，我看到了新型的人”，“特權是不存在的”，“批評自由在蘇聯是全面的”，等等。
由于以前的積勞和宴席上飲酒過量，訪問期間高血壓發作，在莫斯科住院十天。
歸來後，在《解放》周刊發表五篇熱情洋溢的觀感。
12月，被選為法蘇友協副主席。
1955年 6月8日，《涅克拉索夫》（Nekrassov）首演。
6月28日，參加赫爾辛基世界和平運動大會，遇盧卡契。
關于這次會見，薩特說，“兩個哲學家的讨論，幾乎永遠隻達到他們的最低水平……如果你對某種哲學思想感興趣，那麼應該求諸其書，而不要求諸其人。
” 6月，梅勞-龐蒂在《辯證法的冒險》一文中，指責薩特奉行“極端布爾什維克主義”。
9月至11月，偕西蒙娜·德·波伏瓦來華訪問四十五天，受到陳毅元帥接見。
11月2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我對新中國的觀感》，文章盛贊“在中國，直接的現實是未來”，“一個偉大的民族在為建立一種更人道更公正的社會制度而努力”。
回國後，在12月1日與8日這兩期《法蘭西觀察家》周刊上發表《我們所見到的中國》一文。
中國之行，是日後“第三世界的薩特”的第一次覺醒。
波伏瓦回國後寫了一本題為《長征》的書。
其中說道：“薩特和我的名字，除了兩三位法國文學專家，對一般人都很陌生。
報上提到薩特剛出了一本《涅克拉索夫傳》，談話者對這本書表示一種有禮貌的興趣，接着就談中國與法國的烹調。
這種相互的不識，比政治上的歧見，更妨礙彼此的談話。
” 1956年 劇本《涅克拉索夫》出版。
反對本國政府的殘民政策，參加各種支持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運動的活動。
“我們惟一能夠而且應當做的是——而且在今天是最重要的，——就是站在阿爾及利亞人民一邊，把阿爾及利亞人和法國人從殖民主義的暴政下解脫出來。
” 10月末發生匈牙利事件。
11月9日接受《快報》采訪時，薩特指責蘇聯出兵，說：“法國共産黨支持入侵匈牙利，我就同他們分道揚镳了”。
并辭去法蘇友協職務。
《現代》雜志從11月号起，以三期連載薩特長文《斯大林的幽靈》（LeFantmedeStaline），宣稱“将設法幫助法國黨進行非斯大林化運動”。
1957年 1月，去波蘭參加《蒼蠅》首演，在波雜志發表《存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L′ExistentialismeetleMarxisme）——後來出單行本時叫《方法論若幹問題》（Questionsdeméthode），并冠于《辯證理性批判》（Critiquedelaraisondialectique）一書之前。
薩特認為十七至二十世紀，共有以笛卡兒-洛克、康德-黑格爾和馬克思為标志的三個哲學時代，在相應的曆史階段終結之前，那種哲學思想就是不可超越的。
他的存在主義是“在馬克思主義旁邊發展起來的，并非反對馬克思主義的”。
“等到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把人的因素（即存在的設想）當作人類知識的基礎之日，存在主義就無複存在的理由了。
” 夏季，克洛德·符（ClaudeFaux）取代約翰·考擔任薩特的秘書。
多次抗議政府進行阿爾及利亞戰争，使用酷刑，侵犯人權。
1958年 5月30日，上街遊行，反對戴高樂重新上台；對大選結果，深感失望。
1959年 5月，接受弗朗西·尚松（FrancisJeanson）采訪，表示贊同尚松領導的支持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地下聯絡網活動
”蘇聯當局把此劇視為反蘇宣傳。
11月紐約要改編上演，薩特提出抗議。
夏天，去阿爾及利亞度假。
10月30日，梵蒂岡教廷把薩特著作列為禁書。
1949年 出版長篇小說《自由之路》第三部《痛心疾首》（LaMortdansl′me），《處境種種》第三集，《政治談話錄》（Entretienssurlapolitique）。
1946年至1949這四年，為薩特一生著述最多的年份，重要著作都出在這幾年。
1、2月份，在《戰鬥報》與盧卡契展開筆戰，五月與莫裡亞克（FrancoisMauriac）進行辯論。
夏天，與陶樂赫絲漫遊墨西哥、危地馬拉、海地和古巴。
在古巴，與海明威再次相見。
兩位大作家主要讨論版權、版稅、國外銷售，很少談到文學和存在主義。
海明威夫人記起8月27日的晚宴，薩特及其女友欣賞的是酒菜，與海明威的談話也未能滿足她的期望：“本希望他們對存在主義文學作個回顧和分析，哪知兩個作家談得像兩個商人。
” 革命民主聯盟發起維護印度支那和平局面的請願運動，組織反獨裁反戰争國際日等活動。
聯盟隻在知識界内略有影響，但面臨冷戰局勢，夾峙在傾美與傾蘇力量之間難以存身，薩特于10月15日辭去聯盟内職務，整個組織也于年底解體。
薩特寫道：“沉重的打擊。
有了新近這次經曆，終于學會應采取現實态度。
運動不能人為制造。
”參加革命民主聯盟前後十八個月，可謂哲學家深入現實政治活動的嘗試，結果并不美妙。
1950年 為路易·達爾馬《南斯拉夫共産主義》一書作序，公開站在鐵托一邊，宣揚南斯拉夫經驗。
注意力轉向曆史和經濟學方面，重新閱讀馬克思著作。
1月，與梅勞-龐蒂一起揭發蘇聯設置勞改營，表示反對。
春天，去撒哈拉、黑非洲和摩洛哥旅行。
5月，與陶樂赫絲中止交往；波伏瓦稱，“這是惟一使我害怕的女人。
” 6月，朝鮮戰争爆發，對局勢看法上，與梅勞-龐蒂發生重大分歧。
薩特在政治上無所适從。
德·波伏瓦寫道：“美國方面寡廉鮮恥，共産黨又那麼偏執狂熱，不知世界上還給我們留下什麼容身之地。
” 1951年 6月7日，《魔鬼與上帝》（LeDiableetleBonDieu）首次公演，獲極大成功。
在解決知識分子與行動這一矛盾上，“我使自己筆下的格茨，做了我所做不到的事”。
年内曾去挪威、冰島、愛爾蘭遊曆。
1952年 《聖熱内，演員和殉道者》（SaintGenet，comédienetmartyr），原為熱内作品寫的一篇序，寫着寫着，膨脹成一本六百九十頁的厚書。
熱内為一很有文采的竊賊，幾次被捕，薩特曾聲援過。
“《聖熱内》可以算是把我所理解的‘自由’一詞的含義，解釋得最清楚的一本書。
” 共産黨員亨利·馬丁因反對在印度支那進行殖民戰争，拒絕服役，被捕并判刑五年。
薩特1月份向當時總統遞呈函件，請求給予特赦；因參加要求釋放亨利·馬丁的運動，與法共關系密切，對此，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勢所必然》一書中有所記述：“我說過，他之所以沒有加入共産黨，完全是由于主觀的原因……我怕他接近共産黨反而會遠離他自己尋找的真理。
”薩特把自己1952年7月至1956年11月這段時期與法共的關系，稱作是共産黨人的“同路人”；他說過，“同路人也者，我認為就是站在黨外來思索何為真理，希望對黨有所補益的人。
” 薩特在反對冷戰的鬥争中，站在共産黨一邊，認為“共産黨是工人階級意識确切而必要的體現”，加缪等與馬克思主義保持距離的朋友因而感到不快。
加缪說薩特，“你總是把自己的座椅放在順乎曆史前進的方向”；薩特在8月份《答阿爾貝·加缪》一文中，比較彼此的異同，在肯定加缪文學道路中積極方面的同時，指出他也是“一個資産者”，一個自由派思想家。
多年的友誼至此中斷，彼此永不見面。
11月，邀畢加索、卓别林一起去米雪爾·維昂（MichelleVian）家吃飯，薩特自1949年以來與她私人交誼甚為密切。
薩特有什麼會見，米雪爾均在場，有時擔任英語口譯。
12月12日至19日，參加維也納世界和平會議，在開幕式上發言，視為西歐的代表人物。
認為生平給他希望的三件大事是：1936年的人民陣線，1944年的巴黎解放和1952年的這次維也納會議。
1953年 出版《亨利·馬丁事件》（L′AffaireHenriMartin）一書，由薩特抄錄有關文章并加以評論。
“這本書，是一個資産階級分子與其本階級決裂的行為。
” 1月15日，梅勞-龐蒂在法蘭西公學首次講課，薩特前去列席旁聽。
5月，因政見不合，梅勞-龐蒂辭去《現代》雜志編委職務。
7月，去羅馬小住，根據大仲馬原著改編《凱恩》（Kean）一劇；以後幾乎每年夏季都去羅馬度假。
結識作家莫拉維亞、畫家枯圖索等，還跟陶裡亞蒂共進午餐，一邊讨論理論問題。
1954年 劇本《凱恩》出版。
2月，去比利時克諾克參加東西方作家會議，遇布萊希特。
5、6月間，為法國攝影家卡蒂埃-布勒松的攝影畫冊《從一個中國到另一個中國》作序；抗議政府在奠邊府戰役失敗後禁止蘇聯芭蕾舞劇團來巴黎演出；與雷諾工廠工人談伏契克的《絞索架下的報告》。
5月24日至25日，去柏林出席世界和平理事會。
5月26日至6月23日，應西蒙諾夫之邀，第一次去蘇聯訪問，跟1945年訪美一樣，跑遍蘇聯全境，稱“在那裡，我看到了新型的人”，“特權是不存在的”，“批評自由在蘇聯是全面的”，等等。
由于以前的積勞和宴席上飲酒過量，訪問期間高血壓發作，在莫斯科住院十天。
歸來後，在《解放》周刊發表五篇熱情洋溢的觀感。
12月，被選為法蘇友協副主席。
1955年 6月8日，《涅克拉索夫》（Nekrassov）首演。
6月28日，參加赫爾辛基世界和平運動大會，遇盧卡契。
關于這次會見，薩特說，“兩個哲學家的讨論，幾乎永遠隻達到他們的最低水平……如果你對某種哲學思想感興趣，那麼應該求諸其書，而不要求諸其人。
” 6月，梅勞-龐蒂在《辯證法的冒險》一文中，指責薩特奉行“極端布爾什維克主義”。
9月至11月，偕西蒙娜·德·波伏瓦來華訪問四十五天，受到陳毅元帥接見。
11月2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我對新中國的觀感》，文章盛贊“在中國，直接的現實是未來”，“一個偉大的民族在為建立一種更人道更公正的社會制度而努力”。
回國後，在12月1日與8日這兩期《法蘭西觀察家》周刊上發表《我們所見到的中國》一文。
中國之行，是日後“第三世界的薩特”的第一次覺醒。
波伏瓦回國後寫了一本題為《長征》的書。
其中說道：“薩特和我的名字，除了兩三位法國文學專家，對一般人都很陌生。
報上提到薩特剛出了一本《涅克拉索夫傳》，談話者對這本書表示一種有禮貌的興趣，接着就談中國與法國的烹調。
這種相互的不識，比政治上的歧見，更妨礙彼此的談話。
” 1956年 劇本《涅克拉索夫》出版。
反對本國政府的殘民政策，參加各種支持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運動的活動。
“我們惟一能夠而且應當做的是——而且在今天是最重要的，——就是站在阿爾及利亞人民一邊，把阿爾及利亞人和法國人從殖民主義的暴政下解脫出來。
” 10月末發生匈牙利事件。
11月9日接受《快報》采訪時，薩特指責蘇聯出兵，說：“法國共産黨支持入侵匈牙利，我就同他們分道揚镳了”。
并辭去法蘇友協職務。
《現代》雜志從11月号起，以三期連載薩特長文《斯大林的幽靈》（LeFantmedeStaline），宣稱“将設法幫助法國黨進行非斯大林化運動”。
1957年 1月，去波蘭參加《蒼蠅》首演，在波雜志發表《存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L′ExistentialismeetleMarxisme）——後來出單行本時叫《方法論若幹問題》（Questionsdeméthode），并冠于《辯證理性批判》（Critiquedelaraisondialectique）一書之前。
薩特認為十七至二十世紀，共有以笛卡兒-洛克、康德-黑格爾和馬克思為标志的三個哲學時代，在相應的曆史階段終結之前，那種哲學思想就是不可超越的。
他的存在主義是“在馬克思主義旁邊發展起來的，并非反對馬克思主義的”。
“等到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把人的因素（即存在的設想）當作人類知識的基礎之日，存在主義就無複存在的理由了。
” 夏季，克洛德·符（ClaudeFaux）取代約翰·考擔任薩特的秘書。
多次抗議政府進行阿爾及利亞戰争，使用酷刑，侵犯人權。
1958年 5月30日，上街遊行，反對戴高樂重新上台；對大選結果，深感失望。
1959年 5月，接受弗朗西·尚松（FrancisJeanson）采訪，表示贊同尚松領導的支持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地下聯絡網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