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的話 如何看待李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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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并不限于專家。
”正是這句話，讓我有勇氣開始着手翻譯。
我所憑借的，首先是對書中人物關系的了解，能夠在翻譯時盡量揣摩對話人的語氣、語境，以減少誤譯。
其次便是内心的軸勁兒，肯在譯文上花大量時間反複推敲求證，也因此導緻交稿日期一再拖延。
本書序言《兩場葬禮的故事》的翻譯比較順利，因為有現成的視頻資料可供參照，後半部分又多是依據安德魯·摩根的回憶進行的描述性介紹，所以譯起來沒有難度。
文中提到李小龍首徒傑西·格洛弗的語句，讓我險些落淚。
2011年，我與他在北京有過一面之緣，蒙他在拳術習練和教學方面多番指導和肯定，一直心懷感激。
李小龍去世三年後，他曾專門著書來回憶自己的老師。
本書第二部分，關于李小龍在西雅圖求學和開館授徒的生活經曆，多處引用了他的回憶。
一般來說，“開局越是比較順利的人，日後所遭遇的困難就越多”。
我的經驗再一次印證了這句話的真實性。
序言過後，剛進入第一部分，起初建立起來的信心和親切感便受到了打擊。
馬修用一整章的篇幅，詳細交代了李小龍父母雙方各自的家庭背景，以及兩人赴美巡演和生下李小龍的經過。
其中，馬修對當時香港社會背景的洞察力大大超過了包括我在内的絕大多數内地讀者。
這種洞察力使他能将人物的成長經曆與時代背景緊密聯系起來，從而讓本書更具可讀性，同時也更有代入感。
這也是本書的一大亮點。
我們所理解的李小龍，其實多數是由形象和故事串聯起來的，唯獨缺少對那個特定時代背景的了解，也因此才難以切身體會到李小龍的艱辛與不凡。
在關于時代背景的描述中，涉及多處人物和地點的名稱翻譯問題。
對于本身有中文名稱的，我希望能盡量還原，而不是采用音譯的形式。
由于這些名稱極少在其他類似傳記中出現，因此查證确認耗去不少時間。
譬如李海泉赴美演出的場所MandarinTheatre，檢索英文時發現對應的是“國華戲院”，但國華戲院開在香港，且創辦時間與書中背景不符。
于是多番搜索，終于在魏時煜和羅卡合著的《霞哥傳奇：跨洋電影與女性先鋒》〔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6年版〕一書中查到，舊金山有家著名的戲院名為“大舞台”，建于1924年，主要是用于廣東大戲的演出，平時也放映電影。
戲院距離伍錦霞（霞哥）家不遠，伍錦霞是《金門女》一片的導演，與李海泉交好。
之後，我又搜到當年戲院的外部照片，隐約可見戲院名稱，并且戲院外觀與馬修的描述一緻，由此才确定了“大舞台戲院”的譯名。
馬修在腳注中提到常在紐約演出的三個戲班，最終也在伍榮仲先生所著的《粵劇的興起：二次大戰前省港與海外舞台》〔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版〕中找到了線索。
關于書中提到的西雅圖唐人街的相關地名，我曾專門拜托正在華盛頓大學做交換學者的北京林業大學謝屹教授代為實地查證，以确定當地華人對唐人街地區部分街道的常用叫法。
除此之外，尚有幾位早期嘉禾電影公司武行及導演的姓名，由于所引用資料是英文，我特意與引文的原作者、香港著名電影人龍比意先生取得聯系，一一進行求證。
至于李小龍與黃澤民比武的始作俑者陳大衛的中文姓名，則是在看到2006年第14期《新武俠》雜志的封面後才正式确定下來，他是那一期的封面人物。
正是因為在名稱翻譯時遭遇了挫折，加之本書引文較多，為求在細節的表述上更有把握，我根據書中所列出的參考書目，盡力找來原書逐一比對，并參照上下文弄清語境，如此才勉強将隐藏在字裡行間的意思慢慢咂摸出來。
比如在本書第五章，馬修介紹美國加州華工的曆史境遇時，多處引用張純如女士的《美國華人史》一書的内容。
為此，我購入了該書的中文繁體版，詳細翻看，對美國華人不同時期的發展以及不同行業的華人生存狀況有了一個大緻的了解。
這不單讓我把第五章的文字處理得更順暢，也為我後面的翻譯打下了情感基礎，尤其是譯到李小龍與舊金山傳統武術界發生沖突時，老派人士的保守态度其實與過往華人在美國的遭遇有關。
在具體寫到李小龍與黃澤民的比武經過時，馬修除了親自采訪當事人陳大衛以及參考他人對黃澤民的采訪文章，情景還原的素材主要來自查爾斯·魯索（CharlesRusso）撰寫的StrikingDistance:BruceLeeandtheDawnofMartialArtsinAmeri
”正是這句話，讓我有勇氣開始着手翻譯。
我所憑借的，首先是對書中人物關系的了解，能夠在翻譯時盡量揣摩對話人的語氣、語境，以減少誤譯。
其次便是内心的軸勁兒，肯在譯文上花大量時間反複推敲求證，也因此導緻交稿日期一再拖延。
本書序言《兩場葬禮的故事》的翻譯比較順利，因為有現成的視頻資料可供參照，後半部分又多是依據安德魯·摩根的回憶進行的描述性介紹，所以譯起來沒有難度。
文中提到李小龍首徒傑西·格洛弗的語句，讓我險些落淚。
2011年，我與他在北京有過一面之緣，蒙他在拳術習練和教學方面多番指導和肯定，一直心懷感激。
李小龍去世三年後，他曾專門著書來回憶自己的老師。
本書第二部分，關于李小龍在西雅圖求學和開館授徒的生活經曆，多處引用了他的回憶。
一般來說，“開局越是比較順利的人，日後所遭遇的困難就越多”。
我的經驗再一次印證了這句話的真實性。
序言過後，剛進入第一部分，起初建立起來的信心和親切感便受到了打擊。
馬修用一整章的篇幅，詳細交代了李小龍父母雙方各自的家庭背景，以及兩人赴美巡演和生下李小龍的經過。
其中，馬修對當時香港社會背景的洞察力大大超過了包括我在内的絕大多數内地讀者。
這種洞察力使他能将人物的成長經曆與時代背景緊密聯系起來，從而讓本書更具可讀性，同時也更有代入感。
這也是本書的一大亮點。
我們所理解的李小龍，其實多數是由形象和故事串聯起來的，唯獨缺少對那個特定時代背景的了解，也因此才難以切身體會到李小龍的艱辛與不凡。
在關于時代背景的描述中，涉及多處人物和地點的名稱翻譯問題。
對于本身有中文名稱的，我希望能盡量還原，而不是采用音譯的形式。
由于這些名稱極少在其他類似傳記中出現，因此查證确認耗去不少時間。
譬如李海泉赴美演出的場所MandarinTheatre，檢索英文時發現對應的是“國華戲院”，但國華戲院開在香港，且創辦時間與書中背景不符。
于是多番搜索，終于在魏時煜和羅卡合著的《霞哥傳奇：跨洋電影與女性先鋒》〔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6年版〕一書中查到，舊金山有家著名的戲院名為“大舞台”，建于1924年，主要是用于廣東大戲的演出，平時也放映電影。
戲院距離伍錦霞（霞哥）家不遠，伍錦霞是《金門女》一片的導演，與李海泉交好。
之後，我又搜到當年戲院的外部照片，隐約可見戲院名稱，并且戲院外觀與馬修的描述一緻，由此才确定了“大舞台戲院”的譯名。
馬修在腳注中提到常在紐約演出的三個戲班，最終也在伍榮仲先生所著的《粵劇的興起：二次大戰前省港與海外舞台》〔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版〕中找到了線索。
關于書中提到的西雅圖唐人街的相關地名，我曾專門拜托正在華盛頓大學做交換學者的北京林業大學謝屹教授代為實地查證，以确定當地華人對唐人街地區部分街道的常用叫法。
除此之外，尚有幾位早期嘉禾電影公司武行及導演的姓名，由于所引用資料是英文，我特意與引文的原作者、香港著名電影人龍比意先生取得聯系，一一進行求證。
至于李小龍與黃澤民比武的始作俑者陳大衛的中文姓名，則是在看到2006年第14期《新武俠》雜志的封面後才正式确定下來，他是那一期的封面人物。
正是因為在名稱翻譯時遭遇了挫折，加之本書引文較多，為求在細節的表述上更有把握，我根據書中所列出的參考書目，盡力找來原書逐一比對，并參照上下文弄清語境，如此才勉強将隐藏在字裡行間的意思慢慢咂摸出來。
比如在本書第五章，馬修介紹美國加州華工的曆史境遇時，多處引用張純如女士的《美國華人史》一書的内容。
為此，我購入了該書的中文繁體版，詳細翻看，對美國華人不同時期的發展以及不同行業的華人生存狀況有了一個大緻的了解。
這不單讓我把第五章的文字處理得更順暢，也為我後面的翻譯打下了情感基礎，尤其是譯到李小龍與舊金山傳統武術界發生沖突時，老派人士的保守态度其實與過往華人在美國的遭遇有關。
在具體寫到李小龍與黃澤民的比武經過時，馬修除了親自采訪當事人陳大衛以及參考他人對黃澤民的采訪文章，情景還原的素材主要來自查爾斯·魯索（CharlesRusso）撰寫的StrikingDistance:BruceLeeandtheDawnofMartialArtsinAmer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