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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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事務，并試圖理清一團亂麻似的對外關系。
他在霍爾面前斬釘截鐵地表明自已不主張加入戰争，也毫不遮掩地承認饑餓的西班牙人民急需援助，而且竭盡全力通過訂立各種合同和協議來減輕人民的苦難。
事實上，從一開始他的個性就讓這位新大使覺得有些特别，甚至是古怪。
他的感性、文化素養、行為方式和嘲諷的語氣，跟馬德裡當時的嚴酷氛圍，還有他位高權重的身份毫不相符。
在霍爾的眼中，貝格貝爾因為德國人的氣勢洶洶、長槍黨人的嚣張氣焰、政府的專橫跋扈，還有首都人民的悲慘生活而憂心忡忡。
也許正因為這樣，正因為貝格貝爾在這個瘋狂的世界中顯得格格不入，所以霍爾覺得，他是一個如此和藹的人，用在非洲養成的好脾氣來化解各種怨恨，舔舐心中因為其他同僚的攻擊而留下的累累傷痕。
當然，他們也有不一緻的地方，有一些意見分歧，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外交事件，或者是要求與抱怨，還有很多期待共同解決的危機。
比如西班牙軍隊在六月份大舉侵入丹吉爾，一下子終結了它的國際城市地位。
比如西班牙政府授權德國軍隊在聖塞巴斯蒂安大街上舉行閱兵。
比如在那個混亂而倉促的年代裡關系緊張的時刻。
雖然這一切都無法避免，但貝格貝爾和霍爾卻日益親密，對這位新任大使來說，在動蕩的馬德裡，面對那些像雜草一樣不停冒出來的麻煩，這份友誼成了他唯一的慰藉。
随着霍爾逐漸融入這個國家，他也開始明白德國人的勢力在西班牙的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幾乎滲入了公共事業的每個角落。
企業家、高級管理人員、商業代表、電影導演……這些人從事的工作雖然各有不同，但都和西班牙的管理部門有着良好的人脈關系，而且都成為了納粹的代理人。
很快他也知道了這裡對新聞媒體的管制有多麼嚴格。
德國大使館的新聞辦公室，在塞拉諾•蘇聶爾的完全授權下，可以決定西班牙的所有報紙每天如何報道關于第三帝國的消息，如何發布、使用什麼樣的字眼兒，并随心所欲地在西班牙報紙中插入對納粹的宣傳和鼓吹。
而更無恥更令人憤慨的是，在那個物資匮乏的年代，《萬歲》日報，也就是長槍黨的宣傳機構，壟斷了用于報紙印刷的絕大部分紙張。
針對英國人的輿論攻擊接連不斷且十分殘酷，充滿了謊言、辱罵和陰謀操縱。
丘吉爾的形象是那些最惡毒的漫畫的靈感來源，而大英帝國，則是他們一貫嘲笑的對象。
随便哪個西班牙省份發生的工廠事故，或者是郵政火車的事故，都被毫無廉恥地歸咎于背信棄義的英國人的破壞。
面對這一切踐踏和欺辱，英國大使館的抗議都毫無例外地石沉大海。
正當塞缪爾先生無可奈何地适應了他的新工作時，西班牙内政部和外交部之間的敵對狀态也日益明顯。
塞拉諾站在權傾朝野的位置上，設計組織了一場戰略性的戰役：散布關于貝格貝爾的惡毒謠言，并借此宣傳隻有他才能挽救大局的觀念。
除了我們這位昔日的總督、如今人微言輕的外交部長，佛朗哥與塞拉諾，塞拉諾與佛朗哥，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都不了解什麼是國際政治，也從來沒有真正見識過外面的世界。
就像兩隻井底之蛙一樣，坐在帕爾多皇宮裡，一邊喝着熱巧克力，一邊吃着煎面包片，并就着點心桌子肩并肩地設計出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因為無知和狂妄而表現出令人驚愕的大膽。
貝格貝爾終于爆發了。
他們想要把他趕走，他對這一切早就心知肚明。
他們将會把他趕出内閣，狠狠地踹他一腳，把他踢到街上去，因為光榮的聖戰已經不再需要他。
他們把他從摩洛哥的幸福歲月中連根拔起，放到一個人人渴求的位置上，就為了捆住他的手腳，給他的嘴裡塞上塊破抹布。
他們幾乎從來沒有重視過他的看法，或者說，事實上從來沒有征求過他的意見。
他從來沒有能實施什麼動議或設立什麼标準。
他們隻不過是想用他的名字來填補一個部長職位，想讓他成為一個溫順、怯懦又沉默的附庸者。
但就算是這樣，就算對當前的形勢心懷不滿，他也盡忠職守，為了擔負起責任孜孜不倦地工作，默默地忍受着塞拉諾在這幾個月内對他發起的一系列攻擊。
開始的時候隻是踩一腳、推一下，你讓開，讓我來。
但是很快推推搡搡就變成了淩辱的勒頸繩，最初的踢打也最終變成了對準要害的砍殺。
當貝格貝爾猜想接下來要發生的就是踩住他的腦袋時，他爆發了。
他已經很疲憊了，厭倦了塞拉諾的傲慢與不可一世，也厭倦了佛朗哥的閃爍其詞和不明朗的态度，厭倦了獨自逆流而上，跟周圍的一切格格不入，也厭倦了駕駛一艘從起航開始就已經走錯了方向的大船。
因此，他似乎要再次模仿他親愛的穆斯林朋友，像一個沖動的摩洛哥人一樣掀掉頭巾。
是時候把他與霍爾那始終小心翼翼的友誼公之于世了，他們的交往将不再局限于平素常常見面的官邸、辦公室和各種沙龍。
抱着這樣的理念，他們的友情赤裸裸毫無遮掩地暴露在大庭廣衆之下，暴露在空氣中，暴露在夏日那隐藏不下一絲陰暗的炙熱陽光下。
他們幾乎每天都在最知名的餐廳裡、最醒目的桌子上一起進餐。
然後，就像兩個穿梭在得土安摩爾人社區狹窄巷子裡的摩爾人一樣，貝格貝爾挽着這位大使先生的胳膊，稱他為“塞缪爾兄弟”，故意在馬德裡的大街上招搖。
貝格貝爾變得挑釁、咄咄逼人，甚至有些堂吉诃德式的瘋狂。
日複一日，他與那位來自敵國的使者親密交談，驕傲地表明自己對德國人，以及親日耳曼派不屑一顧的态度。
他們一起大搖大擺地走過阿爾卡拉大街上的革命總指揮部，走過《萬歲》報社，走過卡斯特亞納大街上的德國大使館，還走過皇宮和麗茲酒店的大門口。
那裡正是納粹的老巢。
他們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佛朗哥的外交部長和那個惡棍國家的大使是如何親厚有加0而這時候的塞拉諾緊張到瀕臨崩潰，焦躁不安地在辦公室裡來回踱步，揪着自己的頭發大聲問這個神經錯亂的貝格貝爾做出這麼瘋狂的舉動到底想幹什麼。
雖然羅薩琳達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喚起了他對英國的好感，但這位外交部長還沒有沖動到那樣的程度，可以隻因為個人感情就不顧一切地一頭紮進他國的懷抱中，就像每天晚上投入情人的懷抱一樣。
因為羅薩琳達，他英國有一些主觀上的偏好，這是事實。
但是他把全部的籌碼都壓在霍爾身上，為了他切斷了自己的所有後路，這其中另有原因。
也許因為他是一個烏托邦主義者，因看到新西班牙的運轉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樣而灰心喪氣。
也許因為這是他唯一能找到的用來公開表示反對西班牙介入戰争、反對西班牙站在軸心國一邊的方法。
也可能這是他所受到的侮辱和傷害的一種回應，而那些用盡手段侮辱他的人，他本以為可以跟他們一起為重建廢墟般的祖國并肩戰鬥，而且他也曾經熱情洋溢地參與到拆毀那個舊國家的行動中去。
也有可能，他接近霍爾主要是因為孤獨，在那樣一個苦澀而充滿敵意的環境裡感受到的極端孤獨。
這一切都不是我親身經曆的，而是羅薩琳達在那漫長的一年中一直堅持給我寫信，讓我知曉的。
在得土安讀到這些信時，我都像久旱逢甘霖一樣如饑似渴。
雖然她的社交活動仍然很頻繁，但病情的惡化讓她不得不長時間卧床靜養，于是她用這些時間來給朋友們寫信，或者閱讀朋友們的來信。
就這樣，我們形成了通信的習慣，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信件都像一條看不見的線把我們聯接在一起。
一九四o年八月末，她在最後幾封信中，向我提起馬德裡的報紙已經開始叫嚣讓外交部部長立即辭職。
但是貝格貝爾真正下野還在一段時間之後，大約是六個或七個星期。
在這幾個星期裡，再次發生了一些事情,永遠地改變了我人生的航向。
他在霍爾面前斬釘截鐵地表明自已不主張加入戰争，也毫不遮掩地承認饑餓的西班牙人民急需援助，而且竭盡全力通過訂立各種合同和協議來減輕人民的苦難。
事實上，從一開始他的個性就讓這位新大使覺得有些特别，甚至是古怪。
他的感性、文化素養、行為方式和嘲諷的語氣，跟馬德裡當時的嚴酷氛圍，還有他位高權重的身份毫不相符。
在霍爾的眼中，貝格貝爾因為德國人的氣勢洶洶、長槍黨人的嚣張氣焰、政府的專橫跋扈，還有首都人民的悲慘生活而憂心忡忡。
也許正因為這樣，正因為貝格貝爾在這個瘋狂的世界中顯得格格不入，所以霍爾覺得，他是一個如此和藹的人，用在非洲養成的好脾氣來化解各種怨恨，舔舐心中因為其他同僚的攻擊而留下的累累傷痕。
當然，他們也有不一緻的地方，有一些意見分歧，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外交事件，或者是要求與抱怨，還有很多期待共同解決的危機。
比如西班牙軍隊在六月份大舉侵入丹吉爾，一下子終結了它的國際城市地位。
比如西班牙政府授權德國軍隊在聖塞巴斯蒂安大街上舉行閱兵。
比如在那個混亂而倉促的年代裡關系緊張的時刻。
雖然這一切都無法避免，但貝格貝爾和霍爾卻日益親密，對這位新任大使來說，在動蕩的馬德裡，面對那些像雜草一樣不停冒出來的麻煩，這份友誼成了他唯一的慰藉。
随着霍爾逐漸融入這個國家，他也開始明白德國人的勢力在西班牙的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幾乎滲入了公共事業的每個角落。
企業家、高級管理人員、商業代表、電影導演……這些人從事的工作雖然各有不同，但都和西班牙的管理部門有着良好的人脈關系，而且都成為了納粹的代理人。
很快他也知道了這裡對新聞媒體的管制有多麼嚴格。
德國大使館的新聞辦公室，在塞拉諾•蘇聶爾的完全授權下，可以決定西班牙的所有報紙每天如何報道關于第三帝國的消息，如何發布、使用什麼樣的字眼兒，并随心所欲地在西班牙報紙中插入對納粹的宣傳和鼓吹。
而更無恥更令人憤慨的是，在那個物資匮乏的年代，《萬歲》日報，也就是長槍黨的宣傳機構，壟斷了用于報紙印刷的絕大部分紙張。
針對英國人的輿論攻擊接連不斷且十分殘酷，充滿了謊言、辱罵和陰謀操縱。
丘吉爾的形象是那些最惡毒的漫畫的靈感來源，而大英帝國，則是他們一貫嘲笑的對象。
随便哪個西班牙省份發生的工廠事故，或者是郵政火車的事故，都被毫無廉恥地歸咎于背信棄義的英國人的破壞。
面對這一切踐踏和欺辱，英國大使館的抗議都毫無例外地石沉大海。
正當塞缪爾先生無可奈何地适應了他的新工作時，西班牙内政部和外交部之間的敵對狀态也日益明顯。
塞拉諾站在權傾朝野的位置上，設計組織了一場戰略性的戰役：散布關于貝格貝爾的惡毒謠言，并借此宣傳隻有他才能挽救大局的觀念。
除了我們這位昔日的總督、如今人微言輕的外交部長，佛朗哥與塞拉諾，塞拉諾與佛朗哥，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都不了解什麼是國際政治，也從來沒有真正見識過外面的世界。
就像兩隻井底之蛙一樣，坐在帕爾多皇宮裡，一邊喝着熱巧克力，一邊吃着煎面包片，并就着點心桌子肩并肩地設計出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因為無知和狂妄而表現出令人驚愕的大膽。
貝格貝爾終于爆發了。
他們想要把他趕走，他對這一切早就心知肚明。
他們将會把他趕出内閣，狠狠地踹他一腳，把他踢到街上去，因為光榮的聖戰已經不再需要他。
他們把他從摩洛哥的幸福歲月中連根拔起，放到一個人人渴求的位置上，就為了捆住他的手腳，給他的嘴裡塞上塊破抹布。
他們幾乎從來沒有重視過他的看法，或者說，事實上從來沒有征求過他的意見。
他從來沒有能實施什麼動議或設立什麼标準。
他們隻不過是想用他的名字來填補一個部長職位，想讓他成為一個溫順、怯懦又沉默的附庸者。
但就算是這樣，就算對當前的形勢心懷不滿，他也盡忠職守，為了擔負起責任孜孜不倦地工作，默默地忍受着塞拉諾在這幾個月内對他發起的一系列攻擊。
開始的時候隻是踩一腳、推一下，你讓開，讓我來。
但是很快推推搡搡就變成了淩辱的勒頸繩，最初的踢打也最終變成了對準要害的砍殺。
當貝格貝爾猜想接下來要發生的就是踩住他的腦袋時，他爆發了。
他已經很疲憊了，厭倦了塞拉諾的傲慢與不可一世，也厭倦了佛朗哥的閃爍其詞和不明朗的态度，厭倦了獨自逆流而上，跟周圍的一切格格不入，也厭倦了駕駛一艘從起航開始就已經走錯了方向的大船。
因此，他似乎要再次模仿他親愛的穆斯林朋友，像一個沖動的摩洛哥人一樣掀掉頭巾。
是時候把他與霍爾那始終小心翼翼的友誼公之于世了，他們的交往将不再局限于平素常常見面的官邸、辦公室和各種沙龍。
抱着這樣的理念，他們的友情赤裸裸毫無遮掩地暴露在大庭廣衆之下，暴露在空氣中，暴露在夏日那隐藏不下一絲陰暗的炙熱陽光下。
他們幾乎每天都在最知名的餐廳裡、最醒目的桌子上一起進餐。
然後，就像兩個穿梭在得土安摩爾人社區狹窄巷子裡的摩爾人一樣，貝格貝爾挽着這位大使先生的胳膊，稱他為“塞缪爾兄弟”，故意在馬德裡的大街上招搖。
貝格貝爾變得挑釁、咄咄逼人，甚至有些堂吉诃德式的瘋狂。
日複一日，他與那位來自敵國的使者親密交談，驕傲地表明自己對德國人，以及親日耳曼派不屑一顧的态度。
他們一起大搖大擺地走過阿爾卡拉大街上的革命總指揮部，走過《萬歲》報社，走過卡斯特亞納大街上的德國大使館，還走過皇宮和麗茲酒店的大門口。
那裡正是納粹的老巢。
他們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佛朗哥的外交部長和那個惡棍國家的大使是如何親厚有加0而這時候的塞拉諾緊張到瀕臨崩潰，焦躁不安地在辦公室裡來回踱步，揪着自己的頭發大聲問這個神經錯亂的貝格貝爾做出這麼瘋狂的舉動到底想幹什麼。
雖然羅薩琳達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喚起了他對英國的好感，但這位外交部長還沒有沖動到那樣的程度，可以隻因為個人感情就不顧一切地一頭紮進他國的懷抱中，就像每天晚上投入情人的懷抱一樣。
因為羅薩琳達，他英國有一些主觀上的偏好，這是事實。
但是他把全部的籌碼都壓在霍爾身上，為了他切斷了自己的所有後路，這其中另有原因。
也許因為他是一個烏托邦主義者，因看到新西班牙的運轉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樣而灰心喪氣。
也許因為這是他唯一能找到的用來公開表示反對西班牙介入戰争、反對西班牙站在軸心國一邊的方法。
也可能這是他所受到的侮辱和傷害的一種回應，而那些用盡手段侮辱他的人，他本以為可以跟他們一起為重建廢墟般的祖國并肩戰鬥，而且他也曾經熱情洋溢地參與到拆毀那個舊國家的行動中去。
也有可能，他接近霍爾主要是因為孤獨，在那樣一個苦澀而充滿敵意的環境裡感受到的極端孤獨。
這一切都不是我親身經曆的，而是羅薩琳達在那漫長的一年中一直堅持給我寫信，讓我知曉的。
在得土安讀到這些信時，我都像久旱逢甘霖一樣如饑似渴。
雖然她的社交活動仍然很頻繁，但病情的惡化讓她不得不長時間卧床靜養，于是她用這些時間來給朋友們寫信，或者閱讀朋友們的來信。
就這樣，我們形成了通信的習慣，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信件都像一條看不見的線把我們聯接在一起。
一九四o年八月末，她在最後幾封信中，向我提起馬德裡的報紙已經開始叫嚣讓外交部部長立即辭職。
但是貝格貝爾真正下野還在一段時間之後，大約是六個或七個星期。
在這幾個星期裡，再次發生了一些事情,永遠地改變了我人生的航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