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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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着成績與财富的終點，很多人都半途而廢了。
不能持之以恒、性格軟弱、粗心大意、愚昧無知的是那些隻相信運氣的人，他們不知道真正的成功隻有通過努力學習、堅韌不拔的精神和良好的心态才能取得。
每個人都能選擇自己人生的髙度，現在就決定吧！” 那天下午我去找母親。
她煮了一大鍋咖啡，當我們在又瞎又啞的外公身邊坐下來喝咖啡的時候，我請她加人我們的計劃，并且建議她，一待我們在非洲安頓下來，她就去跟我們會合。
但是正如我預料的那樣，她對計劃毫無興趣，也不同意我們一起去非洲。
“你不需要完全遵從你父親的建議，也不用完全相信他說的話。
他生意上有問題并不意味着我們也會有問題。
我越想越覺得他太誇張了。
”“如果他那麼恐懼，那一定是有什麼事情發生，他不會無中生有……”“他害怕是因為他已經習慣了頤指氣使，誰也不敢指責他，而現在他第一次看到工人們開始大聲說話，開始要求權利，就感到不知所措。
事實上這段時間我一直在問自己，接受那一大筆錢、尤其是那些珠寶，是不是太瘋狂了。
” 不管是不是太瘋狂，事實是，從那時候開始，我和拉米羅已經很自然地把那些錢、珠寶以及創業計劃當作生活的一部分，絲毫不覺得有什麼不協調。
這些事情一直萦繞在腦海中，成為兩人之間最常談起的話題。
我們約好，拉米羅負責開辦公司需要的一切手續，而我隻需要在他給我的那些文件上簽字就行。
從此我又回歸了這之前的生活，充滿激情、縱情享樂、被愛蒙蔽、天真而單純。
跟父親見面使我和母親之間的緊張關系有所緩和，但我們人生的航向仍然無可挽回地分道揚镳。
多洛雷斯還是一貧如洗，靠從馬努埃拉女士家帶回的一些零活勉強維持生計,偶爾為鄰居們做些針線活，大部分時候無事可做。
而我則生活在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沒有樣闆、襯布，幾乎找不到過去那個小栽縫的影子。
去摩洛哥尚需時日，這些日子裡，拉米羅與我同進同出，歡笑、抽煙、縱欲狂歡，夜夜熱舞到黎明。
在我們周圍，政治環境依然充滿了火藥味。
罷工、勞工沖突和街頭暴力成了家常便飯。
二月份左翼聯盟的人民陣線赢得了競選，而作為反擊，長槍黨的行為更加猖狂。
在政治鬥争中，手槍與拳頭取代了語言，局勢緊張到一觸即發。
然而，這又有什麼影響呢？我們馬上就要掀開人生的新篇章了。
一九三六年三月底我們離開了馬德裡。
有一天早上我出去買長筒襪,回家時發現家裡一片狼藉，拉米羅身邊堆滿了行李箱。
“我們今天下午就走。
” “皮特曼公司回複了嗎？”我心裡咯噔一下，緊張地問。
他一邊飛速在衣櫃裡收拾衣物，一邊頭也不擡地回答： “沒有直接回複，但是我已經得到消息，他們正在非常認真地研究這個方案，因此我認為現在是時候遠走高飛了。
” “那你的工作呢？” “我辭職了，就在今天。
我已經煩透了，他們也知道我早晚都會走。
所以，永别了，好利獲得。
親愛的，另一個世界在等着我們，勇敢的人才能獲得财富，所以你趕緊收拾，準備出發。
” 我沒有回答。
我的沉默讓他不得不停下手中瘋狂的舉動，轉過來看着我。
發現我的茫然和恍惚時，他笑了，走到我身邊，摟住我的腰，隻一個吻就把我的恐懼趕到了九霄雲外，并為我注入了無限能量，幾乎可以馬上飛到摩洛哥去。
行程如此倉促，我隻有短短幾分鐘時間去跟母親告别，無非是站在門n的一個擁抱和簡單的一句保重。
不過我慶幸沒有更多的告别時間，因為那對我們而言都是一種痛苦和折磨。
我一路小跑着下樓梯的時候，都沒敢再回頭看一眼。
雖然她強忍着，但我知道她的眼淚也馬上要決堤，而現在不是宣洩感情的時候。
在潛意識中我總覺得我們不會分開太久，好像非洲和這裡隻不過隔着幾條街道而已，我們的出行也是暫時的，不過幾個星期時間。
我們在初春一個大風天的中午登陸丹吉爾，把一個混亂灰暗的馬德裡留在了身後，開始定居在一個充滿了各種顔色、對比強烈、讓人目不暇接的奇怪城市裡。
穿着長袍裹着纏頭布的摩爾人深色的臉龐，跟歐洲人的容貌混雜在一起，這些歐洲人有的定居在這裡，有的剛從噩夢般的過去逃離，取道這裡逃往各種目的地，他們的行李永遠是打包好的，随時準備再次出發，連夢中都充滿了驚惶不定。
丹吉爾，這裡有海，有十二面各國旗幟，有郁郁蔥蔥的棕榈樹和藍桉樹，有摩爾人的小胡同和新建的大街上飛馳而過挂着外交牌照的豪車。
丹吉爾，這裡有敞篷車裡的外國美女，清真寺的宣禮塔和各國的領事館、銀行間彌漫着各種香料的味道，高級煙草的味道，免稅的巴黎香水的味道。
我們在港口溫泉酒店的露台上，在海風中飒飒作響的遮陽棚下，遠眺着馬拉巴塔海角和西班牙的海岸線。
歐洲人穿着淺色的輕薄服裝，戴着太陽鏡和折疊帽，慵懶地架着二郎腿，一邊看報紙，一邊喝開胃酒。
他們中有生意人，有官員，似乎都過着表面平靜的悠閑生活。
因為動蕩緊張的氣氛已經蔓延開來，誰也無法預測明天究竟會發生什麼事。
在等待皮特曼學院确認期間，我們暫住在大陸酒店。
這家酒店就在港口上方，另一側毗鄰摩爾人居住區。
拉米羅給阿根廷方面發海底電報告知我們的地址變更，而我則負責每天詢問門房有沒有回複的電報，因為這标志着未來的開始。
一旦收到回信，我們就可以決定是留在丹吉爾還是去西班牙保護區定居。
在遲遲得不到答複的等待中，我們開始同一些處境相似、同樣漂泊在外的人交往。
這群人背景不一，魚龍混雜，但面對不可預知的未來，所有人都全身心地投人到聊天、喝酒、跳舞、去塞萬提斯劇場看演出和打牌中去，誰也無法知道等待着自己的是輝煌的前途，還是目前仍無迹可循的陷阱，或者地獄。
我們很快就被他們同化了，生活裡充滿了喧嚣。
我們在大陸酒店的房間裡做愛，白色窗簾在海風吹拂下翻飛起伏，風扇單調的嗡嗡聲伴着激情中的氣喘籲籲，帶着鹹味的汗水滑落皮膚，皺巴巴的床單鋪散在地闆上。
我們也常常出去消遣，整日整夜地在街頭流連。
起初就我們兩個人，誰都不認識。
風不大的話，我們就去“外交森林”海灘，傍晚在剛剛建成的布勒瓦德散步，或者在弗洛裡達或卡比多爾電影院看場美國電影，在小市場的随便哪個咖啡店裡坐坐，看着市中心的摩爾人和歐洲人和平共處。
沒過幾個星期我們就不再孤單了。
丹吉爾很小，拉米羅又善于交際，再加上在那種處境中人們仿佛都迫切地想跟其他人交往。
很快，我們就有了一批熟面孔，開始相互問候，到哪裡都能觸入人群。
我們常在布雷塔基、羅馬公園或者布拉塞列餐廳吃飯，晚上去盧梭酒吧，或是恰丹、法國廣場的德确伊特和中央酒吧觀看匈牙利舞娘的表演，或者在馬薩拉赫音樂廳宏偉的玻璃大廳中看演出，那裡坐滿了法國人、英國人、西班牙人、摩洛哥人、德國人、俄羅斯人，還有來自不同國家的猶太人，演出之後在管弦樂隊的伴奏下跳舞喝酒，用各種語言混雜在一起談論國際時事。
有時我們從酒吧出來就去哈發，在海邊的帳篷裡一直待到天亮。
帳篷的地上鋪着厚厚的毯子，富有的摩爾人、有錢的歐洲人，不管是出身豪門還是一夜暴富，都斜靠在墊子上，一邊喝茶一邊抽大麻。
在那段混亂的日子，我們很少在黎明之前睡覺，一邊眼巴巴盼着阿根廷那邊的回音，一邊因為遲遲沒有消息無所事事。
我們開始習慣在新建的歐洲區轉悠，也習慣了穿越摩爾人的小胡同，習慣了來自世界各地背井離鄉的人們與當地人混雜的局面，習慣了蜜色皮膚的太太們戴着用珍珠裝飾的寬邊草帽招搖過市，膚色黝黑的理發師用古老的理發工具設下露天攤點，賣胭脂花粉的小商販在大街小巷中穿梭，以及外交人員一絲不苟的衣着，大批的羊群，還有穆斯林女人穿着長袍蒙着面紗轉瞬即逝的影子，幾乎沒有面容。
不能持之以恒、性格軟弱、粗心大意、愚昧無知的是那些隻相信運氣的人，他們不知道真正的成功隻有通過努力學習、堅韌不拔的精神和良好的心态才能取得。
每個人都能選擇自己人生的髙度，現在就決定吧！” 那天下午我去找母親。
她煮了一大鍋咖啡，當我們在又瞎又啞的外公身邊坐下來喝咖啡的時候，我請她加人我們的計劃，并且建議她，一待我們在非洲安頓下來，她就去跟我們會合。
但是正如我預料的那樣，她對計劃毫無興趣，也不同意我們一起去非洲。
“你不需要完全遵從你父親的建議，也不用完全相信他說的話。
他生意上有問題并不意味着我們也會有問題。
我越想越覺得他太誇張了。
”“如果他那麼恐懼，那一定是有什麼事情發生，他不會無中生有……”“他害怕是因為他已經習慣了頤指氣使，誰也不敢指責他，而現在他第一次看到工人們開始大聲說話，開始要求權利，就感到不知所措。
事實上這段時間我一直在問自己，接受那一大筆錢、尤其是那些珠寶，是不是太瘋狂了。
” 不管是不是太瘋狂，事實是，從那時候開始，我和拉米羅已經很自然地把那些錢、珠寶以及創業計劃當作生活的一部分，絲毫不覺得有什麼不協調。
這些事情一直萦繞在腦海中，成為兩人之間最常談起的話題。
我們約好，拉米羅負責開辦公司需要的一切手續，而我隻需要在他給我的那些文件上簽字就行。
從此我又回歸了這之前的生活，充滿激情、縱情享樂、被愛蒙蔽、天真而單純。
跟父親見面使我和母親之間的緊張關系有所緩和，但我們人生的航向仍然無可挽回地分道揚镳。
多洛雷斯還是一貧如洗，靠從馬努埃拉女士家帶回的一些零活勉強維持生計,偶爾為鄰居們做些針線活，大部分時候無事可做。
而我則生活在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沒有樣闆、襯布，幾乎找不到過去那個小栽縫的影子。
去摩洛哥尚需時日，這些日子裡，拉米羅與我同進同出，歡笑、抽煙、縱欲狂歡，夜夜熱舞到黎明。
在我們周圍，政治環境依然充滿了火藥味。
罷工、勞工沖突和街頭暴力成了家常便飯。
二月份左翼聯盟的人民陣線赢得了競選，而作為反擊，長槍黨的行為更加猖狂。
在政治鬥争中，手槍與拳頭取代了語言，局勢緊張到一觸即發。
然而，這又有什麼影響呢？我們馬上就要掀開人生的新篇章了。
一九三六年三月底我們離開了馬德裡。
有一天早上我出去買長筒襪,回家時發現家裡一片狼藉，拉米羅身邊堆滿了行李箱。
“我們今天下午就走。
” “皮特曼公司回複了嗎？”我心裡咯噔一下，緊張地問。
他一邊飛速在衣櫃裡收拾衣物，一邊頭也不擡地回答： “沒有直接回複，但是我已經得到消息，他們正在非常認真地研究這個方案，因此我認為現在是時候遠走高飛了。
” “那你的工作呢？” “我辭職了，就在今天。
我已經煩透了，他們也知道我早晚都會走。
所以，永别了，好利獲得。
親愛的，另一個世界在等着我們，勇敢的人才能獲得财富，所以你趕緊收拾，準備出發。
” 我沒有回答。
我的沉默讓他不得不停下手中瘋狂的舉動，轉過來看着我。
發現我的茫然和恍惚時，他笑了，走到我身邊，摟住我的腰，隻一個吻就把我的恐懼趕到了九霄雲外，并為我注入了無限能量，幾乎可以馬上飛到摩洛哥去。
行程如此倉促，我隻有短短幾分鐘時間去跟母親告别，無非是站在門n的一個擁抱和簡單的一句保重。
不過我慶幸沒有更多的告别時間，因為那對我們而言都是一種痛苦和折磨。
我一路小跑着下樓梯的時候，都沒敢再回頭看一眼。
雖然她強忍着，但我知道她的眼淚也馬上要決堤，而現在不是宣洩感情的時候。
在潛意識中我總覺得我們不會分開太久，好像非洲和這裡隻不過隔着幾條街道而已，我們的出行也是暫時的，不過幾個星期時間。
我們在初春一個大風天的中午登陸丹吉爾，把一個混亂灰暗的馬德裡留在了身後，開始定居在一個充滿了各種顔色、對比強烈、讓人目不暇接的奇怪城市裡。
穿着長袍裹着纏頭布的摩爾人深色的臉龐，跟歐洲人的容貌混雜在一起，這些歐洲人有的定居在這裡，有的剛從噩夢般的過去逃離，取道這裡逃往各種目的地，他們的行李永遠是打包好的，随時準備再次出發，連夢中都充滿了驚惶不定。
丹吉爾，這裡有海，有十二面各國旗幟，有郁郁蔥蔥的棕榈樹和藍桉樹，有摩爾人的小胡同和新建的大街上飛馳而過挂着外交牌照的豪車。
丹吉爾，這裡有敞篷車裡的外國美女，清真寺的宣禮塔和各國的領事館、銀行間彌漫着各種香料的味道，高級煙草的味道，免稅的巴黎香水的味道。
我們在港口溫泉酒店的露台上，在海風中飒飒作響的遮陽棚下，遠眺着馬拉巴塔海角和西班牙的海岸線。
歐洲人穿着淺色的輕薄服裝，戴着太陽鏡和折疊帽，慵懶地架着二郎腿，一邊看報紙，一邊喝開胃酒。
他們中有生意人，有官員，似乎都過着表面平靜的悠閑生活。
因為動蕩緊張的氣氛已經蔓延開來，誰也無法預測明天究竟會發生什麼事。
在等待皮特曼學院确認期間，我們暫住在大陸酒店。
這家酒店就在港口上方，另一側毗鄰摩爾人居住區。
拉米羅給阿根廷方面發海底電報告知我們的地址變更，而我則負責每天詢問門房有沒有回複的電報，因為這标志着未來的開始。
一旦收到回信，我們就可以決定是留在丹吉爾還是去西班牙保護區定居。
在遲遲得不到答複的等待中，我們開始同一些處境相似、同樣漂泊在外的人交往。
這群人背景不一，魚龍混雜，但面對不可預知的未來，所有人都全身心地投人到聊天、喝酒、跳舞、去塞萬提斯劇場看演出和打牌中去，誰也無法知道等待着自己的是輝煌的前途，還是目前仍無迹可循的陷阱，或者地獄。
我們很快就被他們同化了，生活裡充滿了喧嚣。
我們在大陸酒店的房間裡做愛，白色窗簾在海風吹拂下翻飛起伏，風扇單調的嗡嗡聲伴着激情中的氣喘籲籲，帶着鹹味的汗水滑落皮膚，皺巴巴的床單鋪散在地闆上。
我們也常常出去消遣，整日整夜地在街頭流連。
起初就我們兩個人，誰都不認識。
風不大的話，我們就去“外交森林”海灘，傍晚在剛剛建成的布勒瓦德散步，或者在弗洛裡達或卡比多爾電影院看場美國電影，在小市場的随便哪個咖啡店裡坐坐，看着市中心的摩爾人和歐洲人和平共處。
沒過幾個星期我們就不再孤單了。
丹吉爾很小，拉米羅又善于交際，再加上在那種處境中人們仿佛都迫切地想跟其他人交往。
很快，我們就有了一批熟面孔，開始相互問候，到哪裡都能觸入人群。
我們常在布雷塔基、羅馬公園或者布拉塞列餐廳吃飯，晚上去盧梭酒吧，或是恰丹、法國廣場的德确伊特和中央酒吧觀看匈牙利舞娘的表演，或者在馬薩拉赫音樂廳宏偉的玻璃大廳中看演出，那裡坐滿了法國人、英國人、西班牙人、摩洛哥人、德國人、俄羅斯人，還有來自不同國家的猶太人，演出之後在管弦樂隊的伴奏下跳舞喝酒，用各種語言混雜在一起談論國際時事。
有時我們從酒吧出來就去哈發，在海邊的帳篷裡一直待到天亮。
帳篷的地上鋪着厚厚的毯子，富有的摩爾人、有錢的歐洲人，不管是出身豪門還是一夜暴富，都斜靠在墊子上，一邊喝茶一邊抽大麻。
在那段混亂的日子，我們很少在黎明之前睡覺，一邊眼巴巴盼着阿根廷那邊的回音，一邊因為遲遲沒有消息無所事事。
我們開始習慣在新建的歐洲區轉悠，也習慣了穿越摩爾人的小胡同，習慣了來自世界各地背井離鄉的人們與當地人混雜的局面，習慣了蜜色皮膚的太太們戴着用珍珠裝飾的寬邊草帽招搖過市，膚色黝黑的理發師用古老的理發工具設下露天攤點，賣胭脂花粉的小商販在大街小巷中穿梭，以及外交人員一絲不苟的衣着，大批的羊群，還有穆斯林女人穿着長袍蒙着面紗轉瞬即逝的影子，幾乎沒有面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