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傳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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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地獄中出來，在一年中他觸到了情欲，虛榮與人類痛苦底底蘊——一八五五年十一月，托爾斯泰周旋于聖彼得堡底文人中間，他對于他們感着一種憎惡與輕蔑。
他們的一切于他都顯得是卑劣的，謊騙的。
從遠處看，這些人似乎是在藝術底光威中的人物—即如屠克涅夫，他所佩服而最近把他的《伐木》題贈給他的，近看卻使他悲苦地失望了。
一八五六年時代底一幅肖像，正是他處于這個團體中時的留影：屠克涅夫（Tourgueniev），龔卻洛夫（Gontcharov），奧斯特洛夫斯基（Ostrovsky），葛利高洛維區（Grigorovitch），特羅奚甯（Droujinine）。
在别人那種一任自然的态度旁邊，他的禁欲的，嚴峻的神情，骨骼嶙露的頭，深凹的面頰，僵直地交叉着的手臂，顯得非常觸目。
穿着軍服，立在這些文學家後面，正如舒亞萊所寫的：“他不似參與這集團，更像是看守這些人物：竟可說他準備着把他們押送到監獄中去的樣子。
” 可是大家都恭維這初來的年輕的同道，他是擁有雙重的光榮：作家兼塞白斯多堡底英雄。
屠克涅夫在讀着塞白斯多堡底各幕時哭着喊Hourra的，此時親密地向他伸着手，但兩人不能諒解。
他們固然具有同樣清晰的目光，他們在視覺中卻灌注入兩個敵對的靈魂底色彩：一個是幽默的，顫動的，多情的，幻滅的，迷戀美的；另一個是強項的，驕傲的，為着道德思想而苦悶的，孕育着一個尚在隐蔽之中的神道的。
托爾斯泰所尤其不能原諒這些文學家的，是他們自信為一種優秀階級，自命為人類底首領。
在對于他們的反感中，他仿佛如一個貴族，一個軍官對于放浪的中産階級與文人那般驕傲。
還有一項亦是他的天性的特征，他自己亦承認，——便是“本能地反對大家所承認的一切判斷”。
對于人群表示猜疑，對于人類理性，含藏着幽密的輕蔑，這種性情使他到處發覺自己與他人的欺罔及謊騙。
“他永遠不相信别人底真誠。
一切道德的躍動于他顯得是虛僞的。
他對于一個為他覺得沒有說出實話的人，慣用他非常深入的目光逼視着他……” “他怎樣的聽着！他用深陷在眼眶裡的灰色的眼睛怎樣的直視着他的對手！他的口唇抿緊着，用着何等的譏諷的神氣！” “屠克涅夫說，他從沒有感得比他這副尖銳的目光，加上二三個會令人暴跳起來的惡毒的詞句，更難堪的了。
” 托爾斯泰與屠克涅夫第一次會見時即發生了劇烈的沖突。
遠離之後，他們都鎮靜下來努力要互相表示公道。
但時間隻使托爾斯泰和他的文學團體分隔得更遠。
他不能寬恕這些藝術家一方面過着堕落的生活，一方面又宣揚什麼道德。
“我相信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是不道德的，惡的，沒有品性的，比我在軍隊流浪生活中所遇到的人要低下得多。
而他們竟對自己很肯定，快活，好似完全健全的人一樣。
他們使我憎厭。
” 他和他們分離了。
但他在若幹時期内還保存着如他們一樣的對于藝術的功利觀念。
他的驕傲在其中獲得了滿足。
這是一種酬報豐富的宗教；它能為你掙得“女人，金錢，榮譽……” “我曾是這個宗教中的要人之一。
我享有舒服而極有利益的地位……” 為要完全獻身給它，他辭去了軍隊中的職務（一八五六年十一月）。
但像他那種性格的人不能長久閉上眼睛的。
他相信，願相信進步。
他覺得“這個名辭有些意義”。
到外國旅行了一次——一八五七年正月二十九日起至七月三十日止，法國，瑞士，德國——這個信念亦為之動搖了。
一八五七年四月六日，在巴黎看到執行死刑的一幕，指示出他“對于進步底迷信亦是空虛的……” “當我看到頭從人身上分離了滾到籃中去的時候，在我生命底全力上，我懂得現有的維持公共治安的理論，沒有一條足以證明這種行為底合理。
如果全世界的人，依據着若幹理論，認為這是必需的，我，我總認為這是不應該的，因為可以決定善或惡的，不是一般人所說的和所做的，而是我的心。
” 一八五七年七月七日，在呂賽納（Lucerne）看見寓居Schweizerhof的英國富翁不願對一個流浪的歌者施舍，這幕情景使他在《奈克呂杜夫親王日記》上寫出他對于一切自由主義者底幻想，和那些“在善與惡底領域中唱着幻想的高調的人”底輕蔑。
“為他們，文明是善；野蠻是惡；自由是善；奴隸是惡。
這些幻想的認識卻毀滅了本能的，原始的最好的需要。
而誰将和我确言何謂自由，何謂奴隸，何謂文明，何謂野蠻？哪裡善與惡才不互存并立呢？我們隻有一個可靠的指引者，便是鼓勵我們互相親近的普在的神靈。
” 回到俄羅斯，到他的本鄉伊阿斯拿耶，他重新留意農人運動。
這并非是他對于民衆已沒有什麼幻想。
他寫道： “民衆底宣道者徒然那麼說，民衆或許确是一般好人底集團；然而他們，隻在庸俗，可鄙的
他們的一切于他都顯得是卑劣的，謊騙的。
從遠處看，這些人似乎是在藝術底光威中的人物—即如屠克涅夫，他所佩服而最近把他的《伐木》題贈給他的，近看卻使他悲苦地失望了。
一八五六年時代底一幅肖像，正是他處于這個團體中時的留影：屠克涅夫（Tourgueniev），龔卻洛夫（Gontcharov），奧斯特洛夫斯基（Ostrovsky），葛利高洛維區（Grigorovitch），特羅奚甯（Droujinine）。
在别人那種一任自然的态度旁邊，他的禁欲的，嚴峻的神情，骨骼嶙露的頭，深凹的面頰，僵直地交叉着的手臂，顯得非常觸目。
穿着軍服，立在這些文學家後面，正如舒亞萊所寫的：“他不似參與這集團，更像是看守這些人物：竟可說他準備着把他們押送到監獄中去的樣子。
” 可是大家都恭維這初來的年輕的同道，他是擁有雙重的光榮：作家兼塞白斯多堡底英雄。
屠克涅夫在讀着塞白斯多堡底各幕時哭着喊Hourra的，此時親密地向他伸着手，但兩人不能諒解。
他們固然具有同樣清晰的目光，他們在視覺中卻灌注入兩個敵對的靈魂底色彩：一個是幽默的，顫動的，多情的，幻滅的，迷戀美的；另一個是強項的，驕傲的，為着道德思想而苦悶的，孕育着一個尚在隐蔽之中的神道的。
托爾斯泰所尤其不能原諒這些文學家的，是他們自信為一種優秀階級，自命為人類底首領。
在對于他們的反感中，他仿佛如一個貴族，一個軍官對于放浪的中産階級與文人那般驕傲。
還有一項亦是他的天性的特征，他自己亦承認，——便是“本能地反對大家所承認的一切判斷”。
對于人群表示猜疑，對于人類理性，含藏着幽密的輕蔑，這種性情使他到處發覺自己與他人的欺罔及謊騙。
“他永遠不相信别人底真誠。
一切道德的躍動于他顯得是虛僞的。
他對于一個為他覺得沒有說出實話的人，慣用他非常深入的目光逼視着他……” “他怎樣的聽着！他用深陷在眼眶裡的灰色的眼睛怎樣的直視着他的對手！他的口唇抿緊着，用着何等的譏諷的神氣！” “屠克涅夫說，他從沒有感得比他這副尖銳的目光，加上二三個會令人暴跳起來的惡毒的詞句，更難堪的了。
” 托爾斯泰與屠克涅夫第一次會見時即發生了劇烈的沖突。
遠離之後，他們都鎮靜下來努力要互相表示公道。
但時間隻使托爾斯泰和他的文學團體分隔得更遠。
他不能寬恕這些藝術家一方面過着堕落的生活，一方面又宣揚什麼道德。
“我相信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是不道德的，惡的，沒有品性的，比我在軍隊流浪生活中所遇到的人要低下得多。
而他們竟對自己很肯定，快活，好似完全健全的人一樣。
他們使我憎厭。
” 他和他們分離了。
但他在若幹時期内還保存着如他們一樣的對于藝術的功利觀念。
他的驕傲在其中獲得了滿足。
這是一種酬報豐富的宗教；它能為你掙得“女人，金錢，榮譽……” “我曾是這個宗教中的要人之一。
我享有舒服而極有利益的地位……” 為要完全獻身給它，他辭去了軍隊中的職務（一八五六年十一月）。
但像他那種性格的人不能長久閉上眼睛的。
他相信，願相信進步。
他覺得“這個名辭有些意義”。
到外國旅行了一次——一八五七年正月二十九日起至七月三十日止，法國，瑞士，德國——這個信念亦為之動搖了。
一八五七年四月六日，在巴黎看到執行死刑的一幕，指示出他“對于進步底迷信亦是空虛的……” “當我看到頭從人身上分離了滾到籃中去的時候，在我生命底全力上，我懂得現有的維持公共治安的理論，沒有一條足以證明這種行為底合理。
如果全世界的人，依據着若幹理論，認為這是必需的，我，我總認為這是不應該的，因為可以決定善或惡的，不是一般人所說的和所做的，而是我的心。
” 一八五七年七月七日，在呂賽納（Lucerne）看見寓居Schweizerhof的英國富翁不願對一個流浪的歌者施舍，這幕情景使他在《奈克呂杜夫親王日記》上寫出他對于一切自由主義者底幻想，和那些“在善與惡底領域中唱着幻想的高調的人”底輕蔑。
“為他們，文明是善；野蠻是惡；自由是善；奴隸是惡。
這些幻想的認識卻毀滅了本能的，原始的最好的需要。
而誰将和我确言何謂自由，何謂奴隸，何謂文明，何謂野蠻？哪裡善與惡才不互存并立呢？我們隻有一個可靠的指引者，便是鼓勵我們互相親近的普在的神靈。
” 回到俄羅斯，到他的本鄉伊阿斯拿耶，他重新留意農人運動。
這并非是他對于民衆已沒有什麼幻想。
他寫道： “民衆底宣道者徒然那麼說，民衆或許确是一般好人底集團；然而他們，隻在庸俗，可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