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傳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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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互相團結，隻表示出人類天性中的弱點與殘忍。
” 因此他所要啟示的對象并非是群衆，而是每人底個人意識，而是民衆底每個兒童底意識。
因為這裡才是光明之所在。
他創辦學校，可不知道教授什麼。
為學習起見，自一八六○年七月三日至一八六一年四月二十三日第二次旅行歐洲。
他研究各種不同的教育論。
不必說他把這些學說一齊摒斥了。
在馬賽的兩次逗留使他明白真正的民衆教育是在學校以外完成的，——學校于他顯得是可笑的——如報紙，博物院，圖書館，街道，生活，一切為他稱為“無意識的”或“自然的”學校。
強迫的學校是他認為不祥的，愚蠢的；故當他回到伊阿斯拿耶o波裡阿那時，他要創立而試驗的即是自然的學校。
自由是他的原則。
他不答應一般特殊階級，“享有特權的自由社會，”把他的學問和錯誤，強使他所全不了解的民衆學習。
他沒有這種權利。
這種強迫教育底方法，在大學裡，從來不能産生“人類所需要的人，而産生了堕落社會所需要的人：官吏，官吏式的教授，官吏式的文學家，還有若幹毫無目的地從舊環境中驅逐出來的人—少年時代已經驕傲慣了，此刻在社會上亦找不到他的地位，隻能變成病态的，驕縱的自由主義者。
”應當由民衆來說出他們的需要！如果他們不在乎“一般知識分子強令他們學習的讀與寫底藝術”，他們也自有他們的理由：他有較此更迫切更合理的精神的需要。
試着去了解他們，幫助他們滿足這些需求！ 這是一個革命主義者的保守家底理論，托爾斯泰試着要在伊阿斯拿耶作一番實驗，他在那裡不像是他的學生們底老師而更似他們的同學。
同時，他努力在農業墾殖中引入更為人間的精神。
一八六一年被任為Krapivan區域底地方仲裁人，他在田主與政府濫施威權之下成為民衆保護人。
但不應當相信這社會活動已使他滿足而占據了他整個的身心。
他繼續受着種種敵對的情欲支配。
雖然他竭力接近民衆，他仍愛，永遠愛社交，他有這種需求。
有時，享樂底欲望侵擾他；有時，一種好動底性情刺激他。
他不惜冒了生命之險去獵熊。
他以大宗的金錢去賭博。
甚至他會受他瞧不起的聖彼得堡文壇底影響。
從這些歧途中出來，他為了厭惡，陷于精神狂亂。
這時期底作品便不幸地具有藝術上與精神上的猶疑不定的痕迹。
《兩個輕騎兵》（一八五六年）傾向于典雅，誇大，浮華的表現，在托爾斯泰底全體作品中不相稱的。
一八五七年在法國第雄寫的《亞爾培》，是疲弱的，古怪的，缺少他所慣有的深刻與确切。
《記數人日記》（一八五六年）動人，更早熟，似乎表白托爾斯泰對于自己底憎惡。
他的化身，奈克呂杜夫親王，在一個下流的區處自殺了： “他有一切：财富，聲望，思想，高超的感應；他沒有犯過什麼罪，但他做了更糟的事情：他毒害了他的心，他的青春；他迷失了，可并非為了什麼劇烈的情欲，隻是為了缺乏意志。
” 死已臨頭也不能使他改變： “同樣奇特的矛盾，同樣的猶豫，同樣的思想上底輕佻……” 死……這時代，它開始纏繞着托爾斯泰底心魂。
在《三個死者》（一八五八至一八五九）中，已可預見《伊萬o伊列區之死》一書中對于死底陰沉的分析，死者底孤獨，對于生人底怨恨，他的絕望的問句：“為什麼？”《三個死者》——富婦，痨病的老禦者，斫斷的桦樹——确有他們的偉大；肖像刻劃得頗為逼真，形象也相當動人，雖然這作品底結構很松懈，而桦樹之死亦缺少加增托爾斯泰寫景底美點的确切的詩意。
在大體上，我們不知他究竟是緻力于為藝術的藝術抑是具有道德用意的藝術。
托爾斯泰自己亦不知道。
一八五九年二月十四日，在莫斯科底俄羅斯文學鑒賞人協會底招待席上，他的演辭是主張為藝術而藝術；倒是該會會長戈米阿谷夫（Khomiakov），在向“這個純藝術的文學底代表”緻敬之後，提出社會的與道德的藝術和他抗辯。
一年之後，一八六○年九月十九日，他親愛的哥哥，尼古拉，在伊哀爾（Hyères）地方患肺病死了，這噩耗使托爾斯泰大為震驚，以至“搖動了他在善與一切方面的信念”，使他唾棄藝術： “真理是殘酷的……無疑的，隻要存在着要知道真理而說出真理的欲願，人們便努力要知道而說出。
這是我道德概念中所留存的唯一的東西。
這是我将實行的唯一的事物，可不是用你的藝術。
藝術，是謊言，而我不能愛美麗的謊言。
” 然而，不到六個月之後，他在《波裡哥區加》（Polikouchka）一書當中重複回到“美麗的謊言”，這或竟是，除了他對于金錢和金錢底萬惡能力的詛咒外，道德用意最少的作品，純粹為着藝術而寫的作品；且亦是一部傑作，我們所能責備它的，隻有它過于富麗的觀察，足以寫一部長篇小說的太豐盛的材料，和诙諧的開端與太嚴肅的轉紐間的過于強烈，微嫌殘酷的對照。
” 因此他所要啟示的對象并非是群衆，而是每人底個人意識，而是民衆底每個兒童底意識。
因為這裡才是光明之所在。
他創辦學校，可不知道教授什麼。
為學習起見，自一八六○年七月三日至一八六一年四月二十三日第二次旅行歐洲。
他研究各種不同的教育論。
不必說他把這些學說一齊摒斥了。
在馬賽的兩次逗留使他明白真正的民衆教育是在學校以外完成的，——學校于他顯得是可笑的——如報紙，博物院，圖書館，街道，生活，一切為他稱為“無意識的”或“自然的”學校。
強迫的學校是他認為不祥的，愚蠢的；故當他回到伊阿斯拿耶o波裡阿那時，他要創立而試驗的即是自然的學校。
自由是他的原則。
他不答應一般特殊階級，“享有特權的自由社會，”把他的學問和錯誤，強使他所全不了解的民衆學習。
他沒有這種權利。
這種強迫教育底方法，在大學裡，從來不能産生“人類所需要的人，而産生了堕落社會所需要的人：官吏，官吏式的教授，官吏式的文學家，還有若幹毫無目的地從舊環境中驅逐出來的人—少年時代已經驕傲慣了，此刻在社會上亦找不到他的地位，隻能變成病态的，驕縱的自由主義者。
”應當由民衆來說出他們的需要！如果他們不在乎“一般知識分子強令他們學習的讀與寫底藝術”，他們也自有他們的理由：他有較此更迫切更合理的精神的需要。
試着去了解他們，幫助他們滿足這些需求！ 這是一個革命主義者的保守家底理論，托爾斯泰試着要在伊阿斯拿耶作一番實驗，他在那裡不像是他的學生們底老師而更似他們的同學。
同時，他努力在農業墾殖中引入更為人間的精神。
一八六一年被任為Krapivan區域底地方仲裁人，他在田主與政府濫施威權之下成為民衆保護人。
但不應當相信這社會活動已使他滿足而占據了他整個的身心。
他繼續受着種種敵對的情欲支配。
雖然他竭力接近民衆，他仍愛，永遠愛社交，他有這種需求。
有時，享樂底欲望侵擾他；有時，一種好動底性情刺激他。
他不惜冒了生命之險去獵熊。
他以大宗的金錢去賭博。
甚至他會受他瞧不起的聖彼得堡文壇底影響。
從這些歧途中出來，他為了厭惡，陷于精神狂亂。
這時期底作品便不幸地具有藝術上與精神上的猶疑不定的痕迹。
《兩個輕騎兵》（一八五六年）傾向于典雅，誇大，浮華的表現，在托爾斯泰底全體作品中不相稱的。
一八五七年在法國第雄寫的《亞爾培》，是疲弱的，古怪的，缺少他所慣有的深刻與确切。
《記數人日記》（一八五六年）動人，更早熟，似乎表白托爾斯泰對于自己底憎惡。
他的化身，奈克呂杜夫親王，在一個下流的區處自殺了： “他有一切：财富，聲望，思想，高超的感應；他沒有犯過什麼罪，但他做了更糟的事情：他毒害了他的心，他的青春；他迷失了，可并非為了什麼劇烈的情欲，隻是為了缺乏意志。
” 死已臨頭也不能使他改變： “同樣奇特的矛盾，同樣的猶豫，同樣的思想上底輕佻……” 死……這時代，它開始纏繞着托爾斯泰底心魂。
在《三個死者》（一八五八至一八五九）中，已可預見《伊萬o伊列區之死》一書中對于死底陰沉的分析，死者底孤獨，對于生人底怨恨，他的絕望的問句：“為什麼？”《三個死者》——富婦，痨病的老禦者，斫斷的桦樹——确有他們的偉大；肖像刻劃得頗為逼真，形象也相當動人，雖然這作品底結構很松懈，而桦樹之死亦缺少加增托爾斯泰寫景底美點的确切的詩意。
在大體上，我們不知他究竟是緻力于為藝術的藝術抑是具有道德用意的藝術。
托爾斯泰自己亦不知道。
一八五九年二月十四日，在莫斯科底俄羅斯文學鑒賞人協會底招待席上，他的演辭是主張為藝術而藝術；倒是該會會長戈米阿谷夫（Khomiakov），在向“這個純藝術的文學底代表”緻敬之後，提出社會的與道德的藝術和他抗辯。
一年之後，一八六○年九月十九日，他親愛的哥哥，尼古拉，在伊哀爾（Hyères）地方患肺病死了，這噩耗使托爾斯泰大為震驚，以至“搖動了他在善與一切方面的信念”，使他唾棄藝術： “真理是殘酷的……無疑的，隻要存在着要知道真理而說出真理的欲願，人們便努力要知道而說出。
這是我道德概念中所留存的唯一的東西。
這是我将實行的唯一的事物，可不是用你的藝術。
藝術，是謊言，而我不能愛美麗的謊言。
” 然而，不到六個月之後，他在《波裡哥區加》（Polikouchka）一書當中重複回到“美麗的謊言”，這或竟是，除了他對于金錢和金錢底萬惡能力的詛咒外，道德用意最少的作品，純粹為着藝術而寫的作品；且亦是一部傑作，我們所能責備它的，隻有它過于富麗的觀察，足以寫一部長篇小說的太豐盛的材料，和诙諧的開端與太嚴肅的轉紐間的過于強烈，微嫌殘酷的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