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适變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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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在變，所以治國方針也要變。
即使在不同的曆史階段，其治國方略也得适應當時社會發展的變化。
昔先王當時而立法度，臨務而制事，法宜其時則理，事适其務故有功。
今時移而法不變，務易而事以古，是則法與時詭，而事與務易，是以法立而時益亂，務無而事益廢。
此聖人之理國也，不法古，不修今，當時而立功，在難而能免。
[秦孝公用衛鞅。
鞅欲變法，孝公恐天下議己，疑之。
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
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于世；有獨智之慮者，必見教于人，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見于未萌。
人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
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人，不循其禮。
”孝公曰：“善。
”甘龍曰：“不然。
聖人不易人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
因人而教，不勞而功成。
緣法而理，吏習而人安。
”衛鞅曰： “龍之所言，世俗之言。
常人安于習俗，學者溺于所聞。
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與論于法之外也。
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
智者作法，愚者制焉。
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杜贽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
法古無過，修禮無邪。
”衛鞅又曰：“治代不一道，便國不法故。
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
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
”孝公曰：“善。
”遂變法也。
] 由是言之，故知若人者，各固其時而建功立德焉。
[孟子曰：“雖有磁基，不如遇時；雖有智慧，不如逢代。
”範蠡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
”《語》曰：“聖人修備以待時也。
”] 何以知其然耶？桓子曰：“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義，五伯用權智。
”[說曰：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無刑罰謂之義；賞善誅惡，朝諸候，朝事，謂之王；興兵衆，立約盟，以信義矯代謂之伯。
文子曰：“帝者，貴其德也；王者，尚其義也；霸者，迫于理也。
道狹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
”議曰：夫建國立功，其政不同也如此。
] 五帝以上久遠，經傳無事，唯王霸二盛之類，以定古今之理焉。
[秦漢居帝王之位，所行者霸事也。
故以為德之次。
] 【譯文】 從前先王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建立政治制度，根據當時的任務制定政策，制度和政策與當時的實際情況和任務相符合，國家才能治理好，事業才會有成績。
形勢和任務變了，制度和政策還要死搬已經過時的那一套，使制度與時代、任務與政策脫節，這樣一來，即使有好的制度和法規，也是勞而無功，徒增混亂。
所以聖人治國，一不法古，二不貪圖一時之宜。
因時變法，隻求實效。
這樣，遇到煩難也容易解決。
[秦孝公既用衛鞅，想要變法，又怕天下議論自己。
衛鞅說：“疑惑不決的行為沒有名聲，疑惑不決的事情沒有功績。
且有高于常人的行為，本容易為俗世所反對。
有獨特見識的計謀，必為人民所低毀。
愚笨的人，仍不明已完成的事情；聰明的人，卻能預見未來的事情。
行事的開始，不可與人民共謀，而隻可與他們共享事業成功的快樂。
能談論至德要道的人，不與世俗合流；能建立偉大功業的人，不與衆人共謀。
因此聖人隻要可以使國家強盛，就不必效法舊制度；隻要可以便利人民，就不必遵循古禮教。
”孝公說：“很好！”甘龍說：“不對！聖人是不改變民俗來教化的，聰明的人是不改變舊法來治國的。
能依照民俗來教化的，不費力就能成功；能依照舊法來統治的，官吏習慣而人民安适。
”衛鞅說：“甘龍所說的，是世俗之言。
常人苟安于舊世俗，學者拘泥于舊見聞。
以這兩種人來做官和守法都還可以，但卻不可以用以議論舊法以外的新事物了。
三代不同禮教，而各治天下，五霸不同法律，而各成霸業。
聰明的人能制作新法，愚笨的人卻受制于舊法。
聰明的人能變更禮教，不聰明的人就要被禮教拘束。
”杜摯說：“新法利益不及舊法百倍就不變法，新器功用不及舊器十倍就不換器。
”衛鞅說：“治世不是隻用一種方法，利國不必效法古制度，所以商渴、周武不遵循古制度而能統治天下，夏桀、商纣不革新禮教而亡國。
反對古制度不一定應該受非議，遵循古禮教也不值得多誇獎。
孝公說：“鞅說得很好！”于是決定了變法。
] 由此可見，象商鞅這些人，都明白要想建功立業，富國強兵，必須順應時代，跟上時代。
否則隻能被時代淘汰。
[孟子說：“既使有肥沃的土地，也不如按季節種莊稼；既使有智慧，也不如趕上好時代。
”範蠡說：“節令不到，就不能強迫禾苗生長；事情不經過研究，不能強求成功。
”《論語》說： “聖人平時就把一切都準備好，隻等待時機的到來。
”] 怎麼知道這樣做才是正确的呢？桓範說：“三皇（神農、女娲、伏羲） 時代的特征是以道治理天下，五帝（黃帝、颛顼、帝喾、帝堯、帝舜）是用德化育天下，三王（大禹、後稷、文王）用仁義教導人民，春秋五霸卻用權術和智謀制服别的國家。
”[不用制度法令和刑罰就能統治的是三皇；有制度法令而沒有刑罰的是五帝；賞善誅惡，分封諸候協助天子管理國事，定期到朝廷讨論國家大事，是三王；發動戰争，訂立盟約，用信義來使天下人服從指揮，取代天子稱霸天下的就是五霸。
文子說：“三皇最可貴的是在于天然地有道德；三王崇尚的是仁義；而霸者卻不得不用理論、法則進行統治。
大道淡薄後，統治者隻好動用智謀；缺乏德行後，就隻好加強法制；情況不明的統治者就隻能動用間諜偵探了。
”建立統治一個國家，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差别就是如此之大。
] 五帝以前的事已太久遠，經傳上也沒有記載，唯有“王道”和“霸道” 盛傳于今，隻好用它們的利弊得失作為我們讨論古往今來治國的經驗教訓了。
[秦漢兩朝的帝王所推行的是“霸道”，所以不能把他們的仁德放在主要的地位上來讨論。
] 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
[論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匹婦蠶之，年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百畝之田，數口之家，耕稼修理，可以無饑矣。
雞豚狗彘之畜，不失其時，老者可以食肉矣。
夫上無貪欲之求，下無奢淫之人，藉稅省少而徭役不繁，其仕者，食祿而已不與人争利焉。
是以産業均而貧富不能相懸也。
”] 然後教以禮儀。
[故明王審已正統，慎乃在位。
官室輿服不逾禮制，九女正序于内，三公分職于外。
制井田以齊之，設諸候以牧之，使饒不溢侈，少不匮乏，然後申以辟雍之化，示以揖讓之容，是以和氣四塞，禍亂不生，此聖王之教也。
] 而威以刑誅，使知好惡去就。
[虞帝先命禹平水土，後稷播植百谷，契班五教，臯陶修刑，故天下太平也。
] 是故大化四湊，天下安樂，此王者之術。
[王者，父天母地，調和陰陽，順四時而理五行，養黎元而育群生，故王之為言往也。
蓋言其惠澤，優遊善養潤天下，天下歸往之，故日王也。
] 【譯文】 王道的統治，是先鏟除禍害人民的社會惡勢力，讓人民豐衣足食。
[《論語》說：“五畝大小的宅第，種上桑樹，養上蠶，一個女子養蠶，就可以供五十人穿衣了。
數口之家耕種百畝之田，就不會挨餓了。
飼養六畜，老人也可以吃到肉了。
上層的官吏不貪求，下層的民衆不奢侈，苛捐雜稅少，徭役也不繁重，當官的隻不過是拿薪水罷了，不要去與老百姓争奪利益。
這樣一來，各行各業收入均衡，貧富也就不會差距太大了。
” 經濟狀況得到保證後，就應該進行文明禮貌。
倫理道德的教育了。
[因此英明的國王經常反省自己是否堅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線，謹慎地鞏固統治地位。
宮室輿服不超過規定，三宮六院主内，三公主外。
按井田制統籌農事，讓諸候來協助管理民衆，豐收時不驕奢，欠收時也不感到匮乏，然後設立學校推行教育，為人民大衆做出謙恭禮讓的榜樣，這就可以使得
即使在不同的曆史階段，其治國方略也得适應當時社會發展的變化。
昔先王當時而立法度，臨務而制事，法宜其時則理，事适其務故有功。
今時移而法不變，務易而事以古，是則法與時詭，而事與務易，是以法立而時益亂，務無而事益廢。
此聖人之理國也，不法古，不修今，當時而立功，在難而能免。
[秦孝公用衛鞅。
鞅欲變法，孝公恐天下議己，疑之。
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
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于世；有獨智之慮者，必見教于人，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見于未萌。
人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
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人，不循其禮。
”孝公曰：“善。
”甘龍曰：“不然。
聖人不易人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
因人而教，不勞而功成。
緣法而理，吏習而人安。
”衛鞅曰： “龍之所言，世俗之言。
常人安于習俗，學者溺于所聞。
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與論于法之外也。
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
智者作法，愚者制焉。
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杜贽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
法古無過，修禮無邪。
”衛鞅又曰：“治代不一道，便國不法故。
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
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
”孝公曰：“善。
”遂變法也。
] 由是言之，故知若人者，各固其時而建功立德焉。
[孟子曰：“雖有磁基，不如遇時；雖有智慧，不如逢代。
”範蠡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
”《語》曰：“聖人修備以待時也。
”] 何以知其然耶？桓子曰：“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義，五伯用權智。
”[說曰：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無刑罰謂之義；賞善誅惡，朝諸候，朝事，謂之王；興兵衆，立約盟，以信義矯代謂之伯。
文子曰：“帝者，貴其德也；王者，尚其義也；霸者，迫于理也。
道狹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
”議曰：夫建國立功，其政不同也如此。
] 五帝以上久遠，經傳無事，唯王霸二盛之類，以定古今之理焉。
[秦漢居帝王之位，所行者霸事也。
故以為德之次。
] 【譯文】 從前先王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建立政治制度，根據當時的任務制定政策，制度和政策與當時的實際情況和任務相符合，國家才能治理好，事業才會有成績。
形勢和任務變了，制度和政策還要死搬已經過時的那一套，使制度與時代、任務與政策脫節，這樣一來，即使有好的制度和法規，也是勞而無功，徒增混亂。
所以聖人治國，一不法古，二不貪圖一時之宜。
因時變法，隻求實效。
這樣，遇到煩難也容易解決。
[秦孝公既用衛鞅，想要變法，又怕天下議論自己。
衛鞅說：“疑惑不決的行為沒有名聲，疑惑不決的事情沒有功績。
且有高于常人的行為，本容易為俗世所反對。
有獨特見識的計謀，必為人民所低毀。
愚笨的人，仍不明已完成的事情；聰明的人，卻能預見未來的事情。
行事的開始，不可與人民共謀，而隻可與他們共享事業成功的快樂。
能談論至德要道的人，不與世俗合流；能建立偉大功業的人，不與衆人共謀。
因此聖人隻要可以使國家強盛，就不必效法舊制度；隻要可以便利人民，就不必遵循古禮教。
”孝公說：“很好！”甘龍說：“不對！聖人是不改變民俗來教化的，聰明的人是不改變舊法來治國的。
能依照民俗來教化的，不費力就能成功；能依照舊法來統治的，官吏習慣而人民安适。
”衛鞅說：“甘龍所說的，是世俗之言。
常人苟安于舊世俗，學者拘泥于舊見聞。
以這兩種人來做官和守法都還可以，但卻不可以用以議論舊法以外的新事物了。
三代不同禮教，而各治天下，五霸不同法律，而各成霸業。
聰明的人能制作新法，愚笨的人卻受制于舊法。
聰明的人能變更禮教，不聰明的人就要被禮教拘束。
”杜摯說：“新法利益不及舊法百倍就不變法，新器功用不及舊器十倍就不換器。
”衛鞅說：“治世不是隻用一種方法，利國不必效法古制度，所以商渴、周武不遵循古制度而能統治天下，夏桀、商纣不革新禮教而亡國。
反對古制度不一定應該受非議，遵循古禮教也不值得多誇獎。
孝公說：“鞅說得很好！”于是決定了變法。
] 由此可見，象商鞅這些人，都明白要想建功立業，富國強兵，必須順應時代，跟上時代。
否則隻能被時代淘汰。
[孟子說：“既使有肥沃的土地，也不如按季節種莊稼；既使有智慧，也不如趕上好時代。
”範蠡說：“節令不到，就不能強迫禾苗生長；事情不經過研究，不能強求成功。
”《論語》說： “聖人平時就把一切都準備好，隻等待時機的到來。
”] 怎麼知道這樣做才是正确的呢？桓範說：“三皇（神農、女娲、伏羲） 時代的特征是以道治理天下，五帝（黃帝、颛顼、帝喾、帝堯、帝舜）是用德化育天下，三王（大禹、後稷、文王）用仁義教導人民，春秋五霸卻用權術和智謀制服别的國家。
”[不用制度法令和刑罰就能統治的是三皇；有制度法令而沒有刑罰的是五帝；賞善誅惡，分封諸候協助天子管理國事，定期到朝廷讨論國家大事，是三王；發動戰争，訂立盟約，用信義來使天下人服從指揮，取代天子稱霸天下的就是五霸。
文子說：“三皇最可貴的是在于天然地有道德；三王崇尚的是仁義；而霸者卻不得不用理論、法則進行統治。
大道淡薄後，統治者隻好動用智謀；缺乏德行後，就隻好加強法制；情況不明的統治者就隻能動用間諜偵探了。
”建立統治一個國家，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差别就是如此之大。
] 五帝以前的事已太久遠，經傳上也沒有記載，唯有“王道”和“霸道” 盛傳于今，隻好用它們的利弊得失作為我們讨論古往今來治國的經驗教訓了。
[秦漢兩朝的帝王所推行的是“霸道”，所以不能把他們的仁德放在主要的地位上來讨論。
] 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
[論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匹婦蠶之，年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百畝之田，數口之家，耕稼修理，可以無饑矣。
雞豚狗彘之畜，不失其時，老者可以食肉矣。
夫上無貪欲之求，下無奢淫之人，藉稅省少而徭役不繁，其仕者，食祿而已不與人争利焉。
是以産業均而貧富不能相懸也。
”] 然後教以禮儀。
[故明王審已正統，慎乃在位。
官室輿服不逾禮制，九女正序于内，三公分職于外。
制井田以齊之，設諸候以牧之，使饒不溢侈，少不匮乏，然後申以辟雍之化，示以揖讓之容，是以和氣四塞，禍亂不生，此聖王之教也。
] 而威以刑誅，使知好惡去就。
[虞帝先命禹平水土，後稷播植百谷，契班五教，臯陶修刑，故天下太平也。
] 是故大化四湊，天下安樂，此王者之術。
[王者，父天母地，調和陰陽，順四時而理五行，養黎元而育群生，故王之為言往也。
蓋言其惠澤，優遊善養潤天下，天下歸往之，故日王也。
] 【譯文】 王道的統治，是先鏟除禍害人民的社會惡勢力，讓人民豐衣足食。
[《論語》說：“五畝大小的宅第，種上桑樹，養上蠶，一個女子養蠶，就可以供五十人穿衣了。
數口之家耕種百畝之田，就不會挨餓了。
飼養六畜，老人也可以吃到肉了。
上層的官吏不貪求，下層的民衆不奢侈，苛捐雜稅少，徭役也不繁重，當官的隻不過是拿薪水罷了，不要去與老百姓争奪利益。
這樣一來，各行各業收入均衡，貧富也就不會差距太大了。
” 經濟狀況得到保證後，就應該進行文明禮貌。
倫理道德的教育了。
[因此英明的國王經常反省自己是否堅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線，謹慎地鞏固統治地位。
宮室輿服不超過規定，三宮六院主内，三公主外。
按井田制統籌農事，讓諸候來協助管理民衆，豐收時不驕奢，欠收時也不感到匮乏，然後設立學校推行教育，為人民大衆做出謙恭禮讓的榜樣，這就可以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