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理亂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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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号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銥不足以威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人。
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人，則人君無以自定也。
] 【譯文】 什麼是“四危”呢？ 管仲又說：“國家的危險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公卿和相國得不到群衆的擁護；二是大臣們不能同心協力；三是統帥軍隊的元帥不足以引起敵人的畏懼；四是人民不關心生産。
這就是識别天下大亂或天下大治的标準。
“凡是作為最高領導者的，法策、法規嚴明，賞罰必定兌現的，雖然不用多少宣傳口号，大勢所趨，國家自然能達到大治；法令、策略不明，賞罰又不兌現的，即使天天發号召，也必然要大亂。
” [管仲說：“治國有三種武器，亂國有六種隐患。
英明的國王如果能戰勝這六種隐患，掌握這三種武器，國家必然會得到治理。
昏君不能戰勝六種隐患，掌握三種武器，所以緻使國家動亂。
三種武器是什麼呢？一是号令，二是刑罰，三是俸祿和賞賜。
什麼是六種隐患呢？一是親信，二是賓師（沒有官職而被國王敬重的人），三是行賄的人，四是女色，五是善于鑽營的小人，六是陪你玩賞的人。
三種武器有什麼功用呢？沒有号令不能驅使臣民；沒有刑罰不能在群衆中産生威攝力量；沒有賞祿不能鼓舞人效命。
六種隐患為什麼會導緻敗亡呢？這六種人雖然不服從法令也可以安然無羔，雖然犯了法也可以逃避法網，雖然沒有功也可以發财緻富。
一個國家，有了不守法也安全的人，就不能讓下邊的人服從号令；有違法不究的人，法律就沒有了尊嚴；有無功受祿的人，獎賞和薪水就不起作用。
這樣一來，當國王就失去了坐穩江山的武器。
] 是故勢理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勤之不治。
堯舜拱己無為而有餘，勢理也；胡亥、王莽馳骛而不足，勢亂也。
[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為治之本也。
一免走而百人逐之，非以免可分以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
夫賣兔者滿市，盜不敢取，由名分之定也。
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
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
故勢治者，不可亂也；勢亂者，不可治也。
夫勢亂而欲治之，愈亂矣；勢治而治之，則治矣。
故聖人治治不治亂也。
聖人為人作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智偏能之。
故聖人立天下而天下無刑死者，非可刑殺而不刑殺也，萬人皆知所以辟禍就福而皆自治也。
明主因治而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 故曰：善者求之于勢，不責于人。
是故明主審法度而布教令，則天下治矣。
[《左傳》曰：“國将亡必多制。
”杜預雲：“數變法也。
”] 【譯文】 因此可以說，體制、風尚構成了治理的格局，體制合理，順其自然，國家就不會發生動亂。
相反，即使手忙腳亂，也不會治理好。
堯舜垂拱，無為而治，都顯得雍容有餘，因為其體制是治理的格局；胡亥、王莽奔馳忙碌，都制止不住天下大亂，因為其體制就是緻亂的格局。
商鞅說：“政策法令，是人民的生命，國家的根本。
上百個人追捕一隻野兔，不是因為一隻兔子可以變成一百個，而是由于兔子的所有權還沒有确定。
賣兔子的人市場上到處都有，但是盜賊不敢随便拿，因為歸誰所有已經明确。
由此可以知道，确定名分（解決所有權），是治國的基本原則。
名分不确定，所有權不明确，勢必要發生混亂。
如果體制是治理的體制，想亂也亂不了。
體制是混亂的體制，想治也治不了。
是混亂的體制，越治越亂。
是治理的體制，治理就很容易了。
所以聖人隻治理具備治理體制的國家，不治理其體制就是動亂根源的國家。
聖人為人民群衆制定法律，一定要讓老百姓對法律明白易知，通俗易懂，人人都能做到。
所以在聖人建立的國家裡，沒有因犯法而被殺的。
倒不是該殺不殺，而是因為人人守法，人人避禍就福，人人自我教育。
英明的君主以根本體制為基礎治國，所以才會出現天下大治的盛世。
”] 因此，我們說，善于治理國家的人，是在改造國家體制上下功夫，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某一個人身上。
所以英明的國家領導人反複研究審視法律制度，而後頒布命令，天下就會實現大治。
[《左傳）說：“一個國家快要滅亡的時候，必然會有許多政策制度出台。
” 杜預解釋說：“這裡的意思是變法頻繁。
”] 論曰：夫能匡世輔政之臣，必先明于盛衰之道，通于成敗之數，審于治亂之勢，達子用舍之宜，然後臨機而不惑，見疑而能斷，為王者之佐，未有不由斯者矣。
【譯文】 結論：能夠匡扶世道人心、輔佐國家大政的權臣，務必要首先明白盛衰的道理，精通成敗的奧秘，研究造成大治或大亂的體制根源，通曉各級領導的任用和罷兔的規矩，再加上面臨紛繁複雜的時局而不迷惑，遇到疑難、棘手的問題能斷決——做為君王的輔相，古住今來，沒有不首先從這裡做起的。
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人，則人君無以自定也。
] 【譯文】 什麼是“四危”呢？ 管仲又說：“國家的危險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公卿和相國得不到群衆的擁護；二是大臣們不能同心協力；三是統帥軍隊的元帥不足以引起敵人的畏懼；四是人民不關心生産。
這就是識别天下大亂或天下大治的标準。
“凡是作為最高領導者的，法策、法規嚴明，賞罰必定兌現的，雖然不用多少宣傳口号，大勢所趨，國家自然能達到大治；法令、策略不明，賞罰又不兌現的，即使天天發号召，也必然要大亂。
” [管仲說：“治國有三種武器，亂國有六種隐患。
英明的國王如果能戰勝這六種隐患，掌握這三種武器，國家必然會得到治理。
昏君不能戰勝六種隐患，掌握三種武器，所以緻使國家動亂。
三種武器是什麼呢？一是号令，二是刑罰，三是俸祿和賞賜。
什麼是六種隐患呢？一是親信，二是賓師（沒有官職而被國王敬重的人），三是行賄的人，四是女色，五是善于鑽營的小人，六是陪你玩賞的人。
三種武器有什麼功用呢？沒有号令不能驅使臣民；沒有刑罰不能在群衆中産生威攝力量；沒有賞祿不能鼓舞人效命。
六種隐患為什麼會導緻敗亡呢？這六種人雖然不服從法令也可以安然無羔，雖然犯了法也可以逃避法網，雖然沒有功也可以發财緻富。
一個國家，有了不守法也安全的人，就不能讓下邊的人服從号令；有違法不究的人，法律就沒有了尊嚴；有無功受祿的人，獎賞和薪水就不起作用。
這樣一來，當國王就失去了坐穩江山的武器。
] 是故勢理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勤之不治。
堯舜拱己無為而有餘，勢理也；胡亥、王莽馳骛而不足，勢亂也。
[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為治之本也。
一免走而百人逐之，非以免可分以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
夫賣兔者滿市，盜不敢取，由名分之定也。
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
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
故勢治者，不可亂也；勢亂者，不可治也。
夫勢亂而欲治之，愈亂矣；勢治而治之，則治矣。
故聖人治治不治亂也。
聖人為人作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智偏能之。
故聖人立天下而天下無刑死者，非可刑殺而不刑殺也，萬人皆知所以辟禍就福而皆自治也。
明主因治而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 故曰：善者求之于勢，不責于人。
是故明主審法度而布教令，則天下治矣。
[《左傳》曰：“國将亡必多制。
”杜預雲：“數變法也。
”] 【譯文】 因此可以說，體制、風尚構成了治理的格局，體制合理，順其自然，國家就不會發生動亂。
相反，即使手忙腳亂，也不會治理好。
堯舜垂拱，無為而治，都顯得雍容有餘，因為其體制是治理的格局；胡亥、王莽奔馳忙碌，都制止不住天下大亂，因為其體制就是緻亂的格局。
商鞅說：“政策法令，是人民的生命，國家的根本。
上百個人追捕一隻野兔，不是因為一隻兔子可以變成一百個，而是由于兔子的所有權還沒有确定。
賣兔子的人市場上到處都有，但是盜賊不敢随便拿，因為歸誰所有已經明确。
由此可以知道，确定名分（解決所有權），是治國的基本原則。
名分不确定，所有權不明确，勢必要發生混亂。
如果體制是治理的體制，想亂也亂不了。
體制是混亂的體制，想治也治不了。
是混亂的體制，越治越亂。
是治理的體制，治理就很容易了。
所以聖人隻治理具備治理體制的國家，不治理其體制就是動亂根源的國家。
聖人為人民群衆制定法律，一定要讓老百姓對法律明白易知，通俗易懂，人人都能做到。
所以在聖人建立的國家裡，沒有因犯法而被殺的。
倒不是該殺不殺，而是因為人人守法，人人避禍就福，人人自我教育。
英明的君主以根本體制為基礎治國，所以才會出現天下大治的盛世。
”] 因此，我們說，善于治理國家的人，是在改造國家體制上下功夫，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某一個人身上。
所以英明的國家領導人反複研究審視法律制度，而後頒布命令，天下就會實現大治。
[《左傳）說：“一個國家快要滅亡的時候，必然會有許多政策制度出台。
” 杜預解釋說：“這裡的意思是變法頻繁。
”] 論曰：夫能匡世輔政之臣，必先明于盛衰之道，通于成敗之數，審于治亂之勢，達子用舍之宜，然後臨機而不惑，見疑而能斷，為王者之佐，未有不由斯者矣。
【譯文】 結論：能夠匡扶世道人心、輔佐國家大政的權臣，務必要首先明白盛衰的道理，精通成敗的奧秘，研究造成大治或大亂的體制根源，通曉各級領導的任用和罷兔的規矩，再加上面臨紛繁複雜的時局而不迷惑，遇到疑難、棘手的問題能斷決——做為君王的輔相，古住今來，沒有不首先從這裡做起的。